艱難的流浪

我一直在艱難地流浪，

我以為你知道的。

我一直在艱難地流浪，

離開家鄉(xiāng)，走在路上……

我曾被扔進一間硬石監(jiān)獄，

我以為你知道的。

我曾在外晃蕩九十天，

沿著那道路一直向前。

那可恨的老法官對我說：

你這是九十天的流浪。

老天，我一直在艱難地流浪。

——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

艾德·保爾森（Ed Paulsen）

1926年，他十四歲。從那時候起，他就開始在各個州晃蕩——“搭上貨車”穿越各地?！拔铱偸菚氐侥线_科他的家。我的姐姐和姐夫有一塊很小的農場。那是讓我放松休息的地方。我曾在那里打過半職業(yè)的棒球賽。你知道我的對手是誰？薩切爾·佩奇。他為俾斯麥隊效力。我放過牛，一個月十塊錢。待在那里我總是心有不甘，老想著要去洛杉磯或者舊金山這些地方闖一闖?！?/p>

“所有人都在談論1929年的股災。不過這里是西部小鎮(zhèn)，我們并不知道發(fā)生了股災。股市對我們而言意味著什么？啥都不是！在蒙大拿州的卡特班克，誰的手上會有股票這種玩意兒？如果將當時的時局比作一場艱苦異常的乒乓球比賽，農民就是那顆球。”

“1930年，我讀完高中，走出校門，過上了這樣的生活……”他在華盛頓摘過蘋果，在洛杉磯“兜售床單”，在沿海地區(qū)做過養(yǎng)路工。“日子越來越難過。我們不知道怎么在城里挨下去。大家都很害怕。施粥處排滿了長龍。我們不知道要怎么站到領粥的隊伍里去。我說的我們包括我的兩個兄弟和我自己。我們沒法想象自己變成那樣。我們有著中產階級的想法，只是我們的收入算不上中產?！保ㄐΓ?/p>

“1931年，這種生活在舊金山告一段落。我打算在碼頭上謀一份差事。我有著運動員的塊頭，強壯結實，不過這沒啥用。那個時候，如果想在標準加油站（Standard Oil Service Station）找份工作，你得有大學文憑。當時的行情就是那樣……”

我早上五點起床，趕到碼頭區(qū)。在史倍克糖廠（Speckles Sugar Refinery）的外頭，門外擠了上千人。每一個人都很清楚這里只招三四個人。負責人帶著兩個保安出來說：“我需要兩個小工，另外兩個下到坑里干活。”上千個人會像一群阿拉斯加犬一樣去搶這幾根肉骨頭。最后只有四個人能得到工作。我只是一個啥也不會的小屁孩兒。

于是，你一路晃到貧民區(qū)。那里有幾千號人。有人站在筐子上，發(fā)表一些跟經濟有關的奇談怪論，大話連篇，不知所云。十一點半左右，真正的頭兒會取而代之。他們會說：好啦，我們現(xiàn)在要去市政廳。市長安吉洛·羅西是個衣冠楚楚的小個子，穿著昂貴的靴子和緊身背心。我們在樓梯上吵吵嚷嚷。最后，市長會出來露一面，但啥也不說。

我還記得人們提出來的要求：我們要工作，我們要家人有棲身之地，我們要食物、雜貨，諸如此類……在那里提要求的有一半是黑人。當時，舊金山黑人并不多，但他們都相當謹慎。那些頭兒們總是讓隊伍中有白人也有黑人。

對于還是個孩子的我來說，這實在是勇氣可嘉。因為你很清楚這個社會根本就不會滿足那些要求。他們要求那些空置的房屋敞開大門，讓他們的家人有個體面的住處。但你也知道社會不會屈從。一切都會落空。

這個隊伍有四個街區(qū)那么長，塞滿了整個路面。大家身上一分錢都沒有。居然有人在街角向這些身無分文的人兜售蘋果。（笑）

這些家伙開始大聲嚷嚷，幾匹馬踱了過來。當時馬上都坐著警察。接下來，有人開始打斗，最后出現(xiàn)了傷亡。那天死了三個人，還有人受傷。場面變得混亂起來，這些家伙隨身帶了大理石子兒，他們把石頭扔到街面上。馬兒腳下趔趄，四處打滑。這讓警察很惱火，態(tài)度也強硬起來。

當時就是這種沒用的抗爭，不知道為什么你自己也壓根覺得不會贏。我們天生覺得自己會輸。那群人就是這么想的。許多人會回到救世軍那里。當時是一點鐘，大家都很餓。我們的脾氣都很溫和。很多人都有孩子，80%吧。他們之前有過工作，并不想把這個社會搞亂。他們只是想工作，他們只是不能理解。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你看報紙，聽小道消息，聽說有人準備蓋棟樓。

于是，第二天早上，你五點起床，趕到那邊。你之前聽到了招工的消息。那里有三千個人，木匠、水泥工，還有懂機械和其他各種東西的人。這些人一直相信工作會越來越多。事實卻是越來越多的人在搶越來越少的工作崗位。舊金山正在慢慢停擺。一點兒變化都沒有。

我們一直想出海，不過手頭沒票。哦，我都去過那個碼頭一千次了。那里曾經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老客輪，它們要開往夏威夷。你可以聽到樂隊在演奏《再見》，站在那里的所有人都在流淚。好像你在跟出遠門的人道別，其實船上的人你一個都不認識。（笑）

社會并不會讓我們覺得不安。我們只是有些不明白，但并不生氣，也不會覺得上當受騙。我們不會說到造反，只會談論工作。

我們只是在小鎮(zhèn)上讀過高中。在媒體看來，這可算不上知識分子。世道艱難，你的生活環(huán)境就是這樣。1934年，我去了洛杉磯，遇到了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直到那時，我才開始感覺到一股激情。如果問我是什么時候開始問：“這他媽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在我無意闖進厄普頓·辛克萊演講集會的那次。那是1933年或1934年的冬天。就是這個小個子、穿著粉白衣服的人就站在那兒演講，他可能是你見過最不像激進分子的家伙。你原本覺得他會戴著夾鼻眼鏡，頭發(fā)蓬亂。他的聽眾主要都是些普通的小職員。

他說成堆的橘子和木頭閑置在一邊……他們把橘子和蘋果堆成一垛，澆上汽油，放火燒掉。蔬菜和其他東西都被毀掉了。后來，聯(lián)邦政府宰殺銷毀豬崽，大家都哭得很厲害。它們本應該看看當時加利福尼亞的樣子。這一切都是為了不讓價錢掉下來。

辛克萊的主張是把沒使用的資源分給失業(yè)的人。這對我的震動很大。讓挨餓的人有東西吃，這很有道理。我得到了一份工作，在他的競選活動中和四重唱組合一起唱歌。

如果在這段時間里，有誰一直與我們?yōu)閿?，那就是退伍軍人協(xié)會。其成員主要是本地人。對于到處流浪、不顧后果、饑腸轆轆的人來說，這些人就是他們最險惡的敵人。在我去過的每一個地方，“胡佛村”都遭遇了突襲。這伙人戴著那種該死的帽子。他們拿著棒球棍，將這些可憐的人從鐵路貨場附近的樹叢中趕出來。即便在我生活的小鎮(zhèn)上，也是一樣。我讀高中的時候就和他們干過一仗。這幫人一直以來就在禍害我的生活。

他們是那種保守、狹隘的家伙，一直過得不錯，像是商人、店主、地主?，F(xiàn)在，他們陷入困境。這些人對這個小個子的州長候選人很不友善。他們拿著棒球棒和棍子跑到他的會場，把人群驅散。有一次，我們在圣費爾南多谷唱歌，這些人襲擊了我們，把我們打得夠嗆，差點就不能活著離開那里。

在辛克萊競選期間，我經常跑去圖書館，拿起之前從未讀過、從未聽說過的書。每天早上要去找工作，十一點的時候無功而返，就一頭扎進圖書館。如果說我受過真正的教育，就是在那里。

那個時候，羅斯福是總統(tǒng)。還有什么全國復興總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簡稱“NRA”）……當時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讓我們根本摸不著頭腦。人們談論的是限價等話題。一個非常奇怪的世界，但對我們來說都無所謂。我們兄弟三個，找到一列貨車，一路搭到波特蘭。他倆找到一份工作，修邦納維爾水壩（Bonneville Dam）。沿河的風光非常漂亮。天氣好的時候，坐在貨車頂上，就可以看到很美的景色。

我們到了無業(yè)游民的集結地。因為那晚要到十一點鐘才有火車，我們就在一家廉價的小飯館里待著。這時走進來一個西班牙妓女和一個黑人妓女。她們每人點了一份漢堡。老板說：“我不賣給黑鬼，滾出去?！蹦莻€西班牙姑娘又返回來點了兩個漢堡。老板一邊嘟囔一邊熱了兩個漢堡。那個黑人姑娘走了進來。老板俯身到柜臺下，拿起一件黑色夾克。他把衣服沖黑人姑娘甩過去，正打中她的頭，嘡的一聲響。老天！我以為那個姑娘被打死了。她呻吟著，搖搖晃晃地從凳子上摔下去。老板飛快地繞過柜臺沖出來。我伸出腳絆了他一下，他摔了個狗吃屎。兩個姑娘趁機跑了出去。不然，他會殺了那個黑人姑娘的。我們也離開了那家店。我們在半夜搭上一列貨車，在鳳凰城下了車。這個小鎮(zhèn)一點兒都不友好，我們還是走掉為妙。

這是一列運橘子的貨車。我們待在冷藏車廂里。目的地是堪薩斯城?；疖嚺艿蔑w快，我們的日子可就不那么好過了。我們穿過鐵絲網去吃橘子，拼命補充維生素。（笑）一路走下來，酸酸的橘子汁讓我們的嘴巴像燒著了一樣，牙齒也都酸倒了。我們在堪薩斯城下車的時候，嘴巴都快合不攏了。

那天晚上，我們在開往堪薩斯城的火車上。每次停車的時候，都有黑人上來把煤扔下去。你能看到下面有人把煤攏在一起。你能看到鐵路警察態(tài)度很糟糕。

哈爾和我坐在車廂頂上，那是一個相當美好的夜晚。突然，我們看到一個鐵路警察，他手里的電筒足足能照到一千英里以外。嘭！嘭！他開槍了。我們聽見子彈打中車廂的聲音。嘭！就像這樣。我舉起雙手，朝亮光的方向走過去。哈爾跟在我后面。那家伙說：“下來！”我說：“我下不去，老天！”這玩意兒每小時能跑五十公里，也可能更遠。他說：“跳！”我說：“我做不到！”他說：“轉過去，朝前走！”他讓我們在火車頂上朝前走。那里有一節(jié)無蓋車廂，大約八英尺高。他說：“跳！”我跳了下去，跌進濕沙里，沙子沒過了我的膝蓋。

后來我們到了內布拉斯加州的一個小鎮(zhèn)——比阿特麗斯。當時是早上，我都快凍僵了。凍得半死的我們爬進沙箱。我們把自己弄干，慢慢暖和起來，又回到火車上。晚上，我們到了奧馬哈。突然之間，我們的火車被佩帶著手槍的警察圍住了。其中一個家伙說：“到卡車上去?！蔽覇枺骸盀槭裁?？我們什么也沒干！”他說：“不是送你進監(jiān)獄。你們要去的地方是流民營地?！?/p>

他們把我們一路拉到了一間老舊的部隊倉庫。他們給每個人登記，再放進去，脫掉你的衣服，涂上去虱劑，讓你洗上一個澡。當時已是半夜。洗完澡出來，看到很多吃的，有炒雞蛋、培根、面包、咖啡和吐司。我們美餐了一頓。實在是太棒了。我們到樓上去睡覺。是那種上下鋪，床單、牙刷、毛巾和其他東西也都準備好了。我在床上坐下來。我沒法告訴你那感覺有多好。我們簡直以為自己進了天堂。哈爾還很年輕，只有十七歲。他說：“這到底是什么地方?。俊蔽艺f：“我也不知道，但它肯定是個不一樣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他們把我們帶到一個社會服務工作人員面前。當時，已經有上千號人在那里。他們有的在打棒球，有的在刷墻；其中有流浪漢，有乞丐，還有在路上流浪多年，憤世嫉俗的粗人。這里就像是個游樂場。真是不可思議。

通過一名社會工作者，他在全國青年總署（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得到一份工作。上班的地方在南達科他州阿伯丁的一所很小、沒有供暖設備的大學里。“然后，我的好日子就開始了?！?/p>

“羅斯福上臺之前，聯(lián)邦政府和你的生活沒什么關系。除了郵政局長，幾乎沒有地方代表?，F(xiàn)在，你認識的人在政府里工作。就是普通老百姓，或者住在街角的那個家伙?！?/p>

“對保守而狹隘的小鎮(zhèn)居民來說，歡迎和憎惡這種變化的人各占一半。它產生的影響立竿見影。在阿伯丁，當?shù)厝耸欠磳Φ摹５麄冇趾荛_心看到綠色的救濟支票兌現(xiàn)成鈔票。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就會破產。這件事不能一概而論。羅斯福的新政干涉到了他們的生活，對此，他們咬牙切齒。同時，他們又得靠此生活。小鎮(zhèn)居民就陷入這樣的矛盾中。”

全國青年總署拯救了我的生活。我可以很容易地在聯(lián)合國得到一份工作，也同樣容易被扔進新新監(jiān)獄。只是碰上了好運氣而已，就是這樣。每個人都是罪犯。你偷東西，你坑蒙拐騙。你總得活下去。偷晾衣繩上的衣服，偷后門廊上的牛奶，偷面包。我還記得搭火車經過新墨西哥州的圖克姆卡里。我們短暫停留了一陣子。那里有個雜貨店，就是那個時候的超市。我下了火車，弄回來一些面包卷和餅干，店老板隔著玻璃沖我揮舞著拳頭。

這不是什么大事，但它把人搞得跟土狼一樣。你是個掠食者。你不得不這樣。土狼很狡猾。它看起來膽子大得要命，其實外強中干。它會跑，不過一旦被困得無路可走，它又會拼命。在我長大的地方，它們是遭人恨的，因為它們吃羊。它們還會咬死小牛犢，跑到雞圈里?？傊?，是很討厭的東西?？墒?，如果不這樣，它們要怎么活下去呢？它們不像狼那么強大，個子小小的。它們的生活環(huán)境很糟糕，經常被狗追著跑。它又不像狐貍。土狼是大自然的受害者，跟人一樣。在三十年代，我們就是土狼，失業(yè)的土狼。

不，我并不覺得大蕭條是什么可貴的經歷。幸存下來的人們依然活在它的陰影里——那段艱難的日子留下的陰影。

寶琳·凱爾（Pauline Kael）

影評人，紐約人。

我生平第一次目睹暴力事件是在內河碼頭。人們的那種憤怒啊，直到最近我才在費城再一次感受到。這次是爆發(fā)在警察和黑人小孩之間。

憤怒的人總是在大聲嚷嚷。他們手里拿著武器，因為別人而生氣。當時，我坐在車里，和父親一起。我曾經見過領救濟面包的長隊，隊伍里的人都是低眉順眼的。但這次的不一樣。小女孩通常不會見到這個，尤其是學究家庭出來的愛讀書的小姑娘。

這可能是舊金山大罷工的前奏。我不確定。那時就像是新聞封鎖了，渾身的無力感。

家里特別有錢的孩子都被送到了半島上，避免受到傷害。富人們覺得會爆發(fā)一場革命，搬到了城外。

我媽媽經常在后門給那些餓著肚子的人東西吃，鄰居們很生氣，他們說這樣會招來更多人。她該怎么做呢？媽媽說：“我還是會給他們吃的，除非東西都吃光了?！敝钡胶芏嗄曛?，我才明白人們對那些人所懷著的恐懼情緒。當時，我們家里沒有這種恐懼。

我理解我的鄰居們?yōu)槭裁磿ε隆Ｋ齻兊纳町斨幸恢卑殡S著家庭暴力。每個周六的晚上，她們都會被自己的丈夫打一頓。你可以聽到她們的尖叫聲。因此，她們害怕所有的男人。我的爸爸從未打過媽媽，這一點我很確定。在我們家里，沒有暴力，所以我們并不怕那些陌生人。

弗蘭克·切爾翁卡（Frank Czerwonka）

“我是個清潔工，打掃這座城市。我的收入很穩(wěn)定，一個月發(fā)兩次錢。我老婆有一份獨立的收入。這就是我?！?/p>

“因為大蕭條，情況有點兒變化。我覺得自己是只老貓，家里的生活全靠著我。雖然我不喜歡這份工作，也沒有膽子換。因為我已經在這行干了太多年，是老資格了?！?/p>

“我不跟潦倒的人一起混。當你和成功的人在一起，可能會沾點他們的好運；如果和那些失意的家伙一起，他們的霉運也可能傳染給你。所以，我就是個勢利眼，怎么著吧！”

我爸死后，我媽就經常出入地下酒吧，下盲注，在啤酒館晃蕩。后來又嫁了幾次。

1928年，我開始工作。大蕭條的前一個星期，我丟了工作。我想要的東西我都有。我想要的不多。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做個流浪漢，這個倒是沒做到。（笑）

1930年，我繼父有了這間公寓，在這里開了個地下酒吧。我們隔壁住的是黑社會。在我們社區(qū)，沒人喝私釀的烈劣酒，我們只喝精釀酒。我的繼父會在（芝加哥）南區(qū)兜售私釀酒。

這些私自釀酒的人讓燃氣公司的人用三英寸的管子接到燃氣總管上，利用公司的工具偷接燃氣。那些公司的人也是拿了錢的。他們把管子接到總管上，然后牽到二樓，放個爐子在上面。他們放一個一百加侖的蒸餾器，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停下來也只是為了換一批新的原料。

鄰里之間也彼此照應。像我有個朋友，他爸爸開了個小酒館。他在一家公共事業(yè)公司上班，修電表。小區(qū)里日子越來越難過。每個人都在偷燃氣，偷電，偷一切可以偷的東西。很多人家都卸掉了電表。于是，他就在小區(qū)里為大家在電表上安裝跳線。他警告他們：如果看到有人爬到電線桿上裝電表，就告訴他。電力公司的人來了，裝了一個電表。他就爬到電線桿上，在電表上裝了根跳線。

整個社區(qū)的人都會配合？

沒錯，對付公共事業(yè)公司。對社會工作者也是一樣，他們也是敵人。只要有人看到社會工作者在附近巡視——看得多了都能認出來，就會把消息傳開。如果有人在聚會，有人在吃東西，或者是有老人在兼差賺點兒小錢，他們就會彼此掩護。

在那些黑社會住的地方，有成桶成桶的麥芽漿。有一天，我繼父喝醉了，他喝醉之后就瘋瘋癲癲的，愛跟人吵架，然后被關起來。那些家伙就問我媽能不能把他干掉。我媽說：“不行，我還沒給他買保險呢?！?/p>

我們的地下酒吧，門面是糖果店，那只是個幌子。警察沒有為難我們，他們只會勒索那些黑社會的家伙。他們忙著從這些人手里撈錢，這可是大買賣。他們會拖走兩卡車的私釀酒。五加侖裝的酒罐，通常會少一夸脫。即便是一加侖裝的罐子，也會少上四盎司。他們從來都是短斤少兩。當時都是這樣。他們就是一群騙子。

你賄賂過這些黑社會嗎？

沒有，我們通過這些人的門路買東西。我們買酒。這種私釀酒顯然是為了賣到南區(qū)，賣給黑人的。這些黑社會有很大的地方用來釀酒，約莫八間屋子。他們常常會停工，不過也沒那么頻繁。因為有警長關照。他們不會賄賂來巡邏的警察，通常是給他一杯酒完事。不然，就得花更多的錢。如果一個人知道了，他就會告訴所有人，他們就都會牽扯進來。所以，他們只賄賂警長，他就不會來找麻煩。

我們被突然檢查過幾次，但他們從來都找不到酒。我媽有一個很妙的花招。她在墻上釘一顆釘子，掛上一罐酒，然后在外面搭上帽子和外套。這樣，警察怎么都發(fā)現(xiàn)不了。

有一個女人也用糖果店當門臉。一個警察開始往她這兒跑，態(tài)度很好。她曉得他是想要賄賂。于是，她準備了一瓶酒。警察勸她把酒賣給自己。然后，他逮捕了女人，把她送上法庭。警察說：“我買了這瓶酒，足有半品脫?！?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0/12/15304436121715.png" />女人說：“你怎么知道這是酒？”警察喝了一大口，又吐了出來。是尿。案子被駁回了。

我們住到這兒之后，成立的凱迪拉克——敞篷車——車隊也往這兒跑，車上有槍身鋸短的獵槍。他們不是要拉我們入伙，就是要錢。四十美元。我媽那天手里沒錢。她只有等顧客上門后找他們借，花了三個小時才把錢湊夠，給那些家伙。

后來，禁酒令在1933年廢除。酒的價格從一加侖四十塊降到了五塊。有一段時間，八塊是標準價，五塊是最低價。

我不想再這么過下去。不管怎么樣，得找份工作。工作一天七美分，午飯揣在兜里。不管你信不信，我在等電車。一輛卡車要開出城去，它的后擋板掉了，我跳了上去。這一走就是六個月。這可能是1931年的事，胡佛還是總統(tǒng)。我一直待在卡車上，直到它不再往前走。當時，剛好有列貨車經過。

我有七美分，不過午飯讓我給吃了。我買了一盒布爾·達勒姆（Bull Durham）煙，但我需要吃的。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流民營，在那里吃了點兒東西，從流浪漢那里學了些小把戲。

那個時候的貨運列車相當不錯。當火車停靠在一個小鎮(zhèn)上，無業(yè)游民們下車，鎮(zhèn)上的人口要增加兩倍。所以，許多人都搭貨車。女人也是一樣，很多女人甚至會扮成男人的樣子。

我碰到了幾個自稱教授的人、炸保險箱的小偷、熟練的技工，各色各樣的人。好多流動工人也在流浪。這些人通常都有點兒錢。當他們做完一份工，拿到錢，就去飲酒作樂，兜里的錢就被偷了。他們不喜歡農民。有很多農民被埋在了那里。

我說的是在西部修胡佛水壩（Hoover Dam）?；炷晾镉泻芏噢r民的尸骨。他們就把農民推進去。他們不喜歡農民來搶工作。唉，當時流浪的人中也有一些壞家伙。

過去，流浪漢都有自己固定的活動范圍，就像牧師和推銷員一樣。好些鎮(zhèn)上的人都認識他們。他們知道一些條件好的監(jiān)獄，可以進去過冬。他們還會拉幫結派，不讓外人輕易加入。如果有一個年輕的小伙子，他們都很喜歡，就會把他拉進來。當時有很多同性戀的事情——色狼、阿飛，什么人都有。我曾把一個家伙推進河里。也不曉得他有沒有爬起來，因為我跑了。

傳教士一直都有。你聽布道的時候，他們向你灌輸些東西，之后你該怎樣還是怎樣。這些傳教活動都挺可怕的。我只是想休息一下，所以參加了。偶爾也會有人皈依，開始信教。他們會逗留一陣，只為了有個地方待。一旦兜里有足夠的錢買酒，他們就會去喝酒。

如果你夠幸運，買到一包煙，比如駱駝牌的，你會把它藏在襪子里，然后把布爾·達勒姆牌的放在襯衣口袋里。這樣，那些沒有煙的人就只偷得到布爾·達勒姆牌的煙。

現(xiàn)在的年輕人真是驚到我了。我是說比方他們正在抽煙，公交車過來了，他們會把沒抽完的煙扔了。我不會。我會把煙掐滅，放進口袋里。有段日子，我經常坐巴士四處走，一天在口袋里找到了六個煙屁股。我把它們放進煙灰缸里，萬一哪天煙抽光了呢。

當?shù)厝艘稽c兒都不關心流浪漢，不喜歡他們?？偸怯腥嗽诹骼?，在你家后門討東西。

他們知道去敲哪家的門嗎？

不知道，這像是只有老流浪漢才能破解的密碼。如果它還有用，就不會讓新來的人知道，那些最近變窮的人。

有時候天氣好的話，就睡在農田里。有一次在北達科他州，我只有一張地圖可以蓋在身上，另一張地圖墊在身下。早上醒來，地圖上都結了霜。不過沒關系，我就這么睡了。不過，我現(xiàn)在可遭了罪，關節(jié)炎。

基蒂·麥卡洛克（Kitty McCulloch）

“我七十一歲了，還能游泳?！?/p>

那時有很多乞丐，他們跑到你家后門，說肚子很餓。我不會給他們錢，因為我自己也沒有。但我會讓他們進屋，坐在廚房里，給他們點兒吃的。

有一次來了個人，正好是圣誕節(jié)前。我老公有一套特別好的西裝，量身定做的。黑色的西裝，帶細條紋。他把這套衣服放在了一邊，我以為他不是很喜歡。我就對那個人說：“你的衣服破得不成樣啦，我可以送你一套西裝。”于是，我把那套衣服給了他。

在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天，我老公要去守靈。他問：“我的那套好西裝呢？”我說：“啊，孩兒他爸，你從沒穿過那套衣服。我……呃……它已經不在了。”他問：“它在哪兒？”我說：“我把它送給一個穿破爛衣衫的家伙了?？墒牵氵€有三套西裝呀，他一件都沒有呢。所以，我把衣服送他了?！彼f：“孩兒他媽，你可真是太過分了！”

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到了我家后門，他長著白胡子，像個哲學家。那是個非常有魅力的人，可能有六十多歲了。我跟你說，他長得特別像圣尼古拉。我給他吃了一頓好的，熱乎飯。他說：“給我支鉛筆，還有紙，我給你畫張畫吧！”于是，他開始畫畫。他真的非常好，是一個藝術家。

（笑）有一個家伙跑到我家門前，我在他身上聞到了酒氣。他說：“你能不能給我?guī)准r衫，你丈夫的舊襯衣？”我說：“噢，非常抱歉。我丈夫只有舊襯衣穿，真的。他現(xiàn)在只有這些，正穿著呢?！彼f：“夫人，如果我再搞到幾件，我會回來還給你。”我說：“得了吧，你先顧好自己再說。”

還有一個，我也聞到了酒氣。他想跟我要點兒錢。我說：“你餓嗎？”他說：“我什么吃的都沒有，我想要點兒錢去買吃的。”我說：“我來給你做個好吃的三明治吧！”于是，我給他做了個三明治，配上蛋黃醬、雞肉和生菜，一個雙層三明治，包在蠟紙里。他狠狠瞪了我一眼，沿著巷子走開了。我看他走過了兩三個門，然后把三明治扔到了路上。

道恩（Dawn），基蒂的女兒

我記得有人在我們的公寓做了記號。他們有記號，用粉筆或其他什么做的真正的記號。你可以在靠近后門廊的磚塊上看到這些記號。有個記號寫道：老兄，你在這里會有點兒收獲，不過不是什么都要得到。我們有時在小路上玩，會聽到有人說：“這兒有一家?！彼麄儾粫艿洁従蛹业呐_階上，因為他們什么也要不到。但是，我們家被做了標記。他們從芝加哥來，來到這里敲我家門，他們知道自己總能要到點兒什么。不管那記號是什么意思，它們當中的一些有點兒像“X”。他們在說：“你從這戶人家要不到錢，但能吃上一頓?！蔽覌寢寣θ颂貏e熱情，對誰都是一樣。

路易斯·班克斯（Louis Banks）

他躺在一家老兵醫(yī)院的病床上，興奮地跟我說著話，滔滔不絕……

“我們家在阿肯色州的麥吉希有一塊小農場，很有些年頭了，種棉花。到芝加哥的時候，我還是個又瘦又小的孩子。我參加過有償拳賽。大人的比賽結束之后，就輪到我們上了?！?/p>

十四歲的時候，我在五大湖地區(qū)工作，一個月賺四十一塊五。我想：總有一天我會成為了不起的大廚。但是，當時的日子很不好過。那是1929年。我從早上五點一直干到晚上七點。洗盤子，削土豆皮，搬運沉得要命的垃圾。我們打算到底特律去。

他們睡在碼頭上，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可能就死掉了。我曾見過尸體漂在河面上。他們因為一無所有，就跳河自殺。黑人白人都有。

到了發(fā)工錢的時候——我每隔兩個星期去領二十一塊，回來后得想想下一步去哪兒。因為在這兒會被打劫。我有一個工友，叫史考特，在這兒燒鍋爐。他想寄點兒錢回家。他特別賣力氣，總是汗流浹背，后來肚子被燒傷了。我特別難過。那些人把他弄死了，扔到河里，就為了從他身上拿走十五還是二十塊錢。就算是為了半毛錢，他們也會去偷，去殺人。

1929年，日子特別不好過。我成了無業(yè)游民，到處流浪，討個幾分錢去換東西吃。我到鑄造廠找工作。他們沒要我，因為我的膚色。還有一次，我去了薩吉諾，除了我還有兩個白人。那兩個人都被錄用了。我又回到街上流浪。這給我的打擊特別大——種族歧視。

四處流浪的時候，我會躺在鐵軌邊上，直到看見有火車開過來。我的口袋里總是揣著一瓶水，一條膠帶或是舊布，免得瓶子被打碎。此外，還有一塊面包，這樣我就不會餓著。我整天整夜都在車上，大太陽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在火車車皮頂上坐了四天四夜，到了洛杉磯。我們一路坐的都是圣達菲鐵路公司的車。我當時特別難受，太餓了，身體又虛，神志都有些不清了。我看見蛇在煙霧中慢慢爬過。我不停地說：“老天爺，幫幫我！老天爺，幫幫我！”車上還有個流浪漢，白人，叫卡拉漢（Callahan）。他的塊頭很大，看上去像杰克·鄧普西（Jack Dempsey）。他用手緊緊箍住我，把腿纏在我身上。不然，我就要從車上掉到一塊玉米地里去了。我病得跟條狗一樣，一直到我們到達加利福尼亞州的長灘。

白人黑人都一樣，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窮。所有人都很友善，睡在流民露營地里。我們用一口大鍋來煮吃的東西，把卷心菜、肉和豆子混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搭個帳篷。大約有二十五到三十個人在外面，待在鐵路邊上，白人黑人都有。他們沒娘，沒有姊妹，沒家。他們臟得不行，穿著工裝褲。他們沒吃的，什么都沒有。

我們有時候會讓一名流浪漢四處轉轉，看看有沒有哪個地方在招工。他會回來說：底特律，沒工作?；蛘邥f：有人在紐約招人。于是，我們動身去紐約。在火車上可以看到我們的人，十到十五個人。我聽到其中一個在大叫。他掉下車，死掉了。他當時想下車，他以為自己到家了。他聽到了一個聲音。（他模仿火車的汽笛聲，緩慢、悠長，充滿憂傷。）

之后，我看到了一個鐵路警察，白人警察。他們管他叫“得州瘦子”。不管在什么火車上，他都會開槍把你打死。我們從俄亥俄州的萊馬出來，那里有個“萊馬瘦子”。如果他在車上抓到你，也會把你打死。無論你上的是運羊，還是運別的東西的火車。他不會叫你下車，而是直接開槍打死你。

我在全國各地都坐過牢，和其他犯人鎖成一串。在佐治亞州就是這樣。就因為在火車上流浪，就因為無家可歸，我不得不摘了四個月的棉花。他們把我放出來的時候，就給我三十五分錢，還有兩條工裝褲。1930年，大蕭條的時候，警衛(wèi)就那樣把我從火車上帶下去。那時候是夏天。先生，沒錯，他們就給了我三十五分錢。

我去敲別人家的門。他們會說：“你想要什么？我要報警啦！”警察會把你扔進監(jiān)獄，就因為流浪。他們會讓你擠奶，干上三十天或九十天。在威斯康星州，他們會做同樣的事情。亞拉巴馬州、加利福尼亞州，不論你去哪兒，都是一樣。我什么都沒干，卻總是在牢里待著。

人們不得不四處流浪，離開老婆，離開老娘，離開家人，只為了弄點兒錢活下去。但他會想著親愛的媽媽，想給她寄點兒錢，怕她挨餓。

我當時覺得很沒臉。我離開家是因為沒工作。我說：“我到外面闖一闖，去找份工作?！钡咸鞝敳粠臀?，什么活兒也沒找到。我不想她們看見我臟得要死，穿著破衣爛衫的樣子。我的胡子也沒刮。我不想給她們寄相片。

我在信里寫道：“親愛的媽媽，我過得很好，希望你一切都好！”那時我在洛杉磯，睡在石階下面，身上蓋著幾張紙。這里是貧民窟，黑人住的地方。可是，我的娘親啊，她會說：“哦，我的兒子在洛杉磯，他過得相當不錯呢?！?/p>

我和一群流浪漢混在一起，喝很差的烈性酒，有時候兩三天都吃不上東西，因為病得太嚴重，吃不下去。我沒死掉，這可真是個奇跡。但我相信上帝。

我去了洛杉磯的一家醫(yī)院。那里的人問我：“你住在哪里？”我說：“流民救助中心，請送我回家吧?！本鞎f：“好，把他扔到牢里去！”我因為流浪在牢里待了三個月。在我流浪期間，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牢里。一待不是三五天，而是兩三個月。因為我們是免費的勞力。摘水果，摘棉花，然后再放你走。

我干過十五到二十份工作，哪份都不好做。從早上六點一直干到晚上七點。切肉、做飯、洗盤子、打掃衛(wèi)生。就像你在一頭扔了球，再一路跑過去，到另一邊去接球。你就是個“萬金油”，什么都得干。白人廚師一周的工錢是四十塊，我只有二十一塊，他干的我都干，他不干的我也得干。窮人的日子不好過。有錢人就靠著窮人生活。

當我還是個瘦小的孩子時，在阿肯色州摘過棉花，我看見了我的爸爸。他當時要工作整整一天，工錢只有兩塊錢。他給我們買上一塊咸豬肉，一袋子面粉。那就是阿肯色州的麥吉希。

要知道，為了那一袋子面粉，他一天要摘上兩三百磅的棉花。在大太陽底下，還可能被蛇咬。他的所有家產就是一間小房子，一個裝水的桶。1930年，我曾去那兒看過他。我不想再流浪了，就跑去看他。我爸爸頭發(fā)都白了，沒有銀行存款，也沒有“藍十字”。他什么都沒有，一直工作到死。（流淚）還有個白人，就在那里開著輛拖拉機……這些就好像是昨天才發(fā)生的事情，但那是1930年。

1933年，芝加哥舉辦世界博覽會。有一家大酒店招了些黑人當服務員。在接下來的十到十五年里，白人服務員都比黑人賺得多。我當時在北區(qū)的一家酒店里當服務員，那里有很多流氓?，F(xiàn)在，只有一些高級酒店才招黑人做服務員。不過我想，在一些小旅館里，可能也有黑人服務員。

1935年之后，世界博覽會之后，工作的情況稍微好些了，你可以找到洗盤子、幫人拿行李的工作。

我給公共事業(yè)振興署干過活，工錢是二十七塊五。我們的工作是挖了一條大溝，再把它填上。你覺得自己是個有錢人了，你可以買套衣服。在那之前，你就想要有點兒錢，但就是一個子兒也沒有。孩子們都沒衣服穿。我的小侄女和我自己的孩子都只能穿傳下來的舊衣服。你不能偷東西，要是偷了東西就得進教養(yǎng)院。你沒日沒夜地工作，最多能賺十五塊。我的小孩都是在大蕭條期間長大的。一堆拖油瓶……日子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