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高山，知音有緣。我與董曄博士的初次見面，是在2008年暑期濟南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當時只知他是山東大學陳炎教授的高足，主要研治文藝理論和古典美學。2009年底，他來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從事博士后研究，并選我做他的合作導師。此后，我們便熟識起來。董曄年輕有為，精力充沛，理論功底扎實，學術視野廣闊，我從心底里喜歡他、賞識他。在站期間，他曾以“魏晉人物品藻的詩學解釋學研究”為題，獲得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出站報告做的是“漢魏晉南北朝風尚史關鍵詞研究”。而那三年時間里，我們討論最多的卻是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世說新語》美學研究”的修改。董曄出站后仍經常跟我聯(lián)系，他以博士論文為基礎主持并完成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來信讓我寫一篇序。我不是魏晉文學領域的專家，好在對他這部書稿比較熟悉，可以談出一些閱讀后的感受，于是欣然命筆。

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在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先賢時彥對這部名著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誠如董曄所言，新時期以來學界對《世說新語》除了做校、注、選、譯之外，主要是在文學文獻、歷史文化和語言修辭這三個方面展開探討，卻忽視了從藝術審美的角度做集中、深入的發(fā)掘?！妒勒f新語》是歷史與詩性的完美結合，其風流雅趣，使讀者賞心悅目，獲得暢神怡情的審美感受。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聽過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先生的中國古典美學課程。早在上世紀40年代，宗先生就撰寫了《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一文，成為從美學的角度解讀與研究《世說新語》的拓荒者。宗先生篳路藍縷，開辟了一條研究《世說新語》的新路徑，也留下了不少言而未盡的話題。董曄的《〈世說新語〉美學研究》正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的“接著說”，這個“接著說”能否說好，取決于作者的研究思路和創(chuàng)新程度。

今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理論思維的起點決定著理論創(chuàng)新的結果。理論創(chuàng)新只能從問題開始?！迸濉妒勒f新語》的文本性質，既是《世說新語》研究的起點，也是它的難題?！妒勒f新語》固然是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但它卻既不是傳統(tǒng)意義的歷史著述，也不是一般所謂的“小說”。董曄選擇從《世說新語》的文本意圖入手，通過考察作者的編撰動機、作品的主旨傾向和讀者的閱讀接受三個層面，明確指出它是一部審美之作，這就為全書的論述定下了一個新基調和一條新路徑。在我看來，所謂“審美之作”，應是作者較多地為陶冶性靈而創(chuàng)作，作品較少地表達實用功利目的，讀者自由地徜徉在詩意的世界。而這三點，正是《世說新語》的鮮明特征。董曄還有力地論證《世說新語》代表著中國古代小說發(fā)展的一個特定階段，那時的小說家既在創(chuàng)作的內涵上與史家的實錄精神相通，又努力表現(xiàn)出較為獨立、自由的詩性或文學性。他進而提出關于“審美”的定義，即“有關意義的自由、創(chuàng)造性建構”。我覺得，這一理論概括頗為新鮮、簡要，體現(xiàn)了他的覃思卓識。

《〈世說新語〉美學研究》立足于文本細讀。作者在學習和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把《世說新語》還原到其所處的文化情境中條分縷析，再將其置于中國文學史和美學史流變的大背景下，重點闡述《世說新語》與人格審美、自然審美、文藝審美的關系，論著貫穿著論從史出、史論結合的原則，全面地展示了《世說新語》的美學特征與成就，可謂完整系統(tǒng)，又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提出了不少新觀點、新見解。例如，在探討《世說新語》與人格審美關系時，涉及如何認識魏晉士人的個性問題，這是“魏晉風度”的重要方面。此前，它被錢穆、余英時、李澤厚等學者視作“個體之自覺”或“人的覺醒”。董曄在細致地分析了大量文本資料后指出，魏晉士人確已擁有一定的個體或自我意識，但尚未達到真正的“人的覺醒”，他們的個性言行與生活態(tài)度，無法掩飾其“非個體化”的存在真相。也就是說，魏晉士人的“個性”往往僅具形式，而缺乏實質內容；“覺醒”也是有限度的，不宜夸大，其主要意義是體現(xiàn)在推動審美文化實踐方面。董曄敢于提出與權威不同的觀點，顯示出年輕學人創(chuàng)新的銳氣與朝氣。他還從現(xiàn)代前衛(wèi)的先鋒的藝術中汲取靈感，將《世說新語》中所描述的詩人放達任誕行為看作一種行為藝術，其“醉”與“裸”都是自由的生命活動，很多行為皆無目的性。作為審美對象，往往也就表現(xiàn)為“藝術性”。的確，魏晉士人的生命狀態(tài)不乏詩意、追求適意、難免恣意，在總體上都是自由審美的，充滿了藝術氣息。這些觀點立足于事實，又有大膽的想象，滲透著辯證思想方法，是頗能令人信服的創(chuàng)新之見。在探討《世說新語》的人物美學時，作者對當時流行的“清”、“神”、“簡”、“遠”、“朗”等審美范疇做了縝密深入的研究，一一闡釋它們的本義、引申義、用法，盡量還原它們所由生成的文化語境，著重探尋它們如何建構了那個時代有關藝術、審美的各種意識和關系。鑒于這些審美范疇對后代的文藝批評有恒久深遠的影響，對它們做探本溯源的論析就很有學術價值，從中也可見出論者嚴謹、踏實的好學風。

這部新著對《世說新語》與自然審美關系的探討更是精彩紛呈。作者詳細論述了魏晉士人對自然美的發(fā)現(xiàn)及其山水藝術成就，指出他們對自然山水美的認識和觀賞達到一個新的水平，而其所開創(chuàng)的自然、人物和藝術品評的三位一體，則是中國古典美學重要的思維方式。作者還從當代生態(tài)學的角度，闡發(fā)魏晉文士崇尚自然的生態(tài)智慧與皈依自然的生命選擇，彌補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在他看來，玄學背景下的魏晉士人內在地追求本真、自由的自然之性，便外在地建立與花鳥草木之間共生、親和的關系，這一切都是有邏輯可循的。我想，所謂“山水有清音”，處在“仕”、“隱”之間的魏晉士人，既把“山水”當成他們所依賴和親近的生存環(huán)境，也將“山水”視為他們的精神、靈魂的寄托與歸宿。這種古典形態(tài)的生態(tài)智慧，對于我們今天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尤具重要的借鑒意義。

比較研究方法靈活多樣的運用，是這部論著的一大特色。無論是比較《世說新語》與不同時代的相關著作，還是比較它與本民族的其他藝術形式或其他民族的同類題材，作者都能駕輕就熟，從而使論著在結構和結論上具備必須的歷史感與學理性。具體來說，通過比較《世說新語》與《詩品》的相似、與《文心雕龍》的相異，闡發(fā)了《世說新語》的“詩性”文本特點和《文心雕龍》的“思性”文本特點，揭示了二者在中國美學史上的呼應與互補性關系；通過比較《世說新語》和劉邵《人物志》，總結了它們對后世藝術和人們精神面貌的影響。有時，作者忽發(fā)妙想，信筆比較。他評析謝萬贊美曲阿湖的“淵注渟著，納而不流”說：“謝萬即景抒懷，以曲阿湖為例，認為人應該匯聚積蓄，納而不流，才能成其博大深厚。這種感慨不但意蘊深邃，而且讓我們想起印度詩人泰戈爾‘死之流泉，使生的止水跳躍’的美妙詩句?！笨梢?，有比較才有鑒別，善比較就能出真知灼見。

作者十分欣賞《世說新語》的語言風格，在這本論著中評贊了《世說新語》語言簡約玄澹、機智幽默、傳神有味、聲情并茂之美。又專設一節(jié)，闡述《世說新語》對當時和后世的音樂、繪畫、書法以及文藝批評方法的深遠影響。他津津樂道源于《世說新語》人物品鑒的“象喻批評法”。在這本專著中，他也努力運用理性與詩性相結合的思維方式和語言，使文章邏輯清晰，生動流暢，情趣盎然，饒有文學性和可讀性。《世說新語》有兩則記述魏晉士人自然審美的文字，歷來膾炙人口：“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薄巴踝泳丛疲骸畯纳疥幍郎闲?，山川自相映發(fā)，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弊髡咴u贊說：“‘千巖競秀，萬壑爭流’里的‘競’和‘爭’，本來都是人的動作，而顧愷之用它們來描摹山水，便給自然注入了人的精神。黑格爾認為：‘……自然美還由于感發(fā)心情和契合心情而得到一種特性。例如寂靜的月夜，平靜的山谷，其中有小溪蜿蜒地流著，一望無邊波濤洶涌的海洋的雄偉氣象，以及星空的肅穆而莊嚴的氣象就屬于這一類。這里的意蘊并不屬于對象本身，而是在于所喚醒的心情?！?sup>的確，當顧愷之面對會稽的秀麗景色，他的心情也被‘喚醒’，于是‘內外相感’，遂講出這段傳誦千古的妙語。王獻之所謂‘尤難為懷’，也是一種感情的流注和交通。這種不可已已的審美感受之所以在秋冬之際愈加強烈，大概由于那時的山川景色更易使人想起時光流逝和人生短促，所以物之變遷與生之匆匆就在這自然審美的過程中完全融為一體了。由此我們看到，在魏晉時代，士人們懷著按捺不住的欣喜，描繪大自然的生機勃勃，風景如畫。”我一向主張文學和美學研究論文本身應當有文學性，讀到董曄的這段美文，頓覺神清氣爽，情趣盎然，不由得擊節(jié)贊賞。

十年心血，收獲碩果。我由衷慶賀《〈世說新語〉美學研究》出版，期望董曄繼續(xù)潛心治學，寫出更多兼具哲思與詩意的美學論著，邁向更高的學術境界。

拉雜寫來，是為序。

陶文鵬

2016年10月28日

于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1. 〔德〕黑格爾：《美學》第一卷，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