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書相逢

用了“人，與書相逢”這個標題，可我依然固執(zhí)地認為應該是“人，與同一本書數(shù)次相逢”，也不對，應該說“肯定能相逢”才對。

記得年幼時，祖父曾教我朗誦漢文典籍，用的是閩南口音，也就是福建南部到臺灣一帶的地方口音，與北京口音相差甚遠。提到漢文典籍，本該是人們常說的從初學者的《三字經》到“四書”，但令人難以琢磨的是，祖父居然連《詩經》這類難讀難懂的東西也讓我讀了。至今我手邊還珍藏著一本《監(jiān)本詩經》。這本書直到最后一頁都有紅筆留下的批注，或許祖父自己讀書時仍想著怎樣教給孫子才這樣做的吧。

其實祖父要教的人并不是我，而是比我大三歲的哥哥。我只是像書中的附錄一樣坐在旁邊陪讀而已。雖然只是個附錄式的陪讀，但我還是跟著祖父一句句地重復著。因此，到了懂事的年齡，我已經可以背誦《三字經》等典籍了。當然，書中的意思完全不懂。

上中學后，開始有漢文課了?，F(xiàn)在想起來，那時候接二連三的恍然大悟“??！原來如此呀！”仍歷歷在目。原本那些不知所云就背誦下來的文理字義，現(xiàn)在至少能逐字理解了。

這可以算是第二次相逢吧。

對于十四五歲的少年來說，通曉漢文典籍這種事首先就不太現(xiàn)實，充其量也就是停留在表面理解的程度罷了。

經過十年、二十年，由于某種機緣巧合，再次接觸到曾經讀過的漢文典籍時，你會感覺到生活閱歷積淀了多少，你對古典文學的理解就能加深多少。由于我以文筆勞作為生，所以和書總有這樣的機緣，第三次相逢，甚至第四次或第五次的相逢也是有的。說不定，到今天為止你也有過類似的念頭——這里的文章字句一定另有深意，只是無奈心濁不清，這才意識到只有心靈更為清澈之時才能發(fā)現(xiàn)深意所在之處，而這種心靈的清澈總有一天會發(fā)生。這也許就是和同一本書多次相逢的理由吧。

我與魯迅就有過這樣的相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的學生時代，我最初閱讀的魯迅作品是日譯版本。這是一本由日本改造出版社發(fā)行的日文版《大魯迅全集》，比中國最早發(fā)行的《魯迅全集》還要早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我在臺灣讀到了魯迅的原著。雖然現(xiàn)在魯迅的書在臺灣成了禁書，但在戰(zhàn)后的頭幾年里，魯迅的著作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的書一樣，也擺放在臺灣的書店里。在臺灣讀到魯迅原著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自己可以從不同于閱讀日文版本的另一個視角觀賞到作品所描寫的時代舞臺。從那以后，二十年過去了，我?guī)缀趺磕甓家ブ袊箨懧眯?，每當再次讀到《阿Q正傳》或《狂人日記》時，我仍能從作品深處發(fā)現(xiàn)新的東西。

雖然很想推薦大家反復閱讀同一本書，但我知道那些長篇巨著可不是輕易就能反復閱讀的。就連古典小說，印象十分深刻的也不過是閱讀中邂逅的某個章節(jié)。而魯迅的作品以短篇居多，十分適合拿來反復閱讀。如此說來，日本的俳句、短歌或者詩歌就更適合了。

我外出時，總要帶上一本以前讀過的袖珍本詩集。巖波書店出版的《李長吉詩集》要么被我翻得破破爛爛，要么被我遺忘在車里，現(xiàn)在手頭上的這本已不知是第幾本了。長期旅行在外，總是要換換心情的，所以除了帶上自己十分崇拜的詩人的個人詩集外，我還會準備如《唐詩選》這樣的名詩集。

在與書重逢的過程中，不僅可以從相同內容中感受獲取新發(fā)現(xiàn)的那種喜悅，還有一種與往昔的自己不期邂逅的懷舊感，然而這又絕非一種單純的懷舊，它能讓我們突然醒悟“平日被忘卻的根的所在”，甚至能喚醒我們“現(xiàn)在的我來自何方”。如果是這樣的話，或許與書相逢的過程也是在慫恿我們“今后應該走向何方”。

時至今日我仍能感覺到，在李長吉的詩中封存著自己的青春，只要翻開書頁，似乎隨時都可以和年少的自己對話。哪怕這僅僅是一種感覺，也算是一種幸福了。

如此大贊反復閱讀一本書，聽起來也許像個精讀論者。實際上，我的亂讀是相當嚴重的。當然，精讀和亂讀是可以并存的，這自不待言。

1979年12月《朝日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