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大憶舊

格非

校園

華東師大由原大夏、光華和圣約翰大學(xué)合并而成，其校園舊址最早可以追溯到百余年前一個名叫“麗娃栗妲”的村落。20世紀初，這里原是上海遠郊的一處荒僻之地，吳淞江改道后留下一段廢河，早期的西班牙僑民緣河而居。另一個傳說因其戲劇性而流傳更廣：一位名叫“麗娃”的白俄女子因失戀而自沉河中，“麗娃河”由此得名。它使這條河平添了些許胭脂氣，為人所津津樂道。不管怎么說，到了上個世紀30年代，這片郊野之地已成為滬上游人踏青遠足的絕佳處所。茅盾先生的小說對此曾有記述，我也曾從舊報刊上見過幾幀小照：身穿旗袍的摩登女郎濃妝艷抹，泛舟河上，明眸皓齒，顧盼流波，其笑容在歲月的流轉(zhuǎn)中與相片一并漫漶而灰暗。

不過，到了我來師大讀書的1981年，這個園子固然早已不復(fù)舊觀，只是流韻所及，仿佛亦能從花樹亭閣之間嗅到往昔的一點頹敗和嫵媚。那時的校園空曠寂寥，遠沒有后來那般喧囂。我記得出了學(xué)校的后門，就是郊農(nóng)的菜地和花圃了，長風公園的“銀鋤湖”與學(xué)校也只有一墻之隔。校園的西南角還有一處空軍的雷達站，雖近在咫尺，卻讓人可望而不可即，猶如卡夫卡筆下的城堡。麗娃河畔樹木深秀，道路由紅碎石鑲鋪而成，高低不平，曲徑通幽。后來，學(xué)校為了使那些談戀愛的野鴛鴦無所遁跡，在河邊安裝了亮晃晃的路燈，碎石路也改為水泥通衢，頗有焚琴之憾。

南方的春天特別長。幾乎是寒假剛過，迎春花、金鐘、梅花和櫻花即于綿綿春雨中次第開放。當一簇簇迎春花披掛下細長柔軟的枝條，沿著長長的麗娃河岸迎風怒放之時，滿河的碎金的確令人沉醉。不過，要說起校園的花事勝景，我以為最讓人難忘的莫過海棠。海棠妙品凡四，校園竟然有其三。荷花池邊叢植的貼梗海棠花開如紫袍，朱紅色的花朵如火欲燃，且直接開在鐵灰色的枝條上，此花亦有“鐵腳”之稱；垂絲海棠有“解語花”之名，在校園里更是隨處可見?；ㄈ锛t中透著粉白，絲絲縷縷，搖曳多姿。而圖書館前的那幾株高大的西府海棠則最有風致，色若胭脂，雍容綽約，絲垂金縷，葩吐丹紗……

常聽人說，校園草木蔥郁，風光宜人，足以供人游目騁懷，消愁破悶，但嫵媚有之，峻朗不足，對于艱苦卓絕的“治學(xué)”一途不太相宜。

剛一進校，我們即被高年級的同學(xué)告知：成為一個好學(xué)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課。他們的理由是：有學(xué)問的老先生平常根本見不著，而負責開課的多為工農(nóng)兵學(xué)員，那些課程聽了不僅無益，反而有害。這種說法當然是荒謬絕倫，且有辱師輩，但我們當時少不更事，玩性未泯，不知學(xué)術(shù)為何物，自然喜出望外，奉為金科玉律。當時校園中“六十分萬歲”的口號甚囂塵上。這一口號中還暗含著一種特別的榮辱觀：考試成績太好的同學(xué)，往往被人看不起。好在老師們大都宅心仁厚，從不與學(xué)生為難，我們即便不去聽課，考前突擊兩周，考個七八十分并非難事。

在我的印象中，開頭幾年倒也消停，雖說表面上游手好閑，晨昏顛倒，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只是作為所謂“名士風度”的一種裝飾而已，其實暗中也知道惜時用功。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隨著各種各色的娛樂風行，校園內(nèi)游人如織，草坪上東一堆、西一堆坐滿了嬉笑玩鬧的情侶，一到周末，全校的十幾個跳舞廳同時開放，叮咚叮咚的樂聲晝夜不息，人的心總浮著、懸著、躁動著，自然又是另一番氣象了。

詩人宋琳曾將師大校園比作麥爾維爾筆下的大海：一旦鯨群出現(xiàn)，自然驚濤駭浪，不免忙碌一番，等到風平浪靜時候，正宜哲人參禪悟道。師大的校園生活恰恰就是這樣的節(jié)奏：我們讀起書來，亦能廢寢忘食、手不釋卷，甚至通宵達旦；而一旦懶散起來，要么是終日高臥酣睡，要么是沒魂地在校園內(nèi)東游西蕩，不知今夕何夕。

讀書

既然我們都養(yǎng)成了逃課的惡習，并視為理所當然，有時閑極無聊，免不了在校園里四處閑逛。我和幾個喜歡植物的同學(xué)一起，竟然以一個月之功，將園子里所有奇花異草逐一登記在冊。我們的輔導(dǎo)員是過來人，眼看著我們游手好閑虛擲了大好光陰，雖然憂心如焚卻苦無良策，他倒沒有采取什么強制性的措施讓學(xué)生重新回到課堂，只是囑咐我們假如玩累了，不妨讀些課外書籍而已。正好系里給我們印發(fā)了課外閱讀書單，我記得在一百多本的書目中竟沒有一本是中國人寫的，至于什么濂、洛、關(guān)、閩之書，更是不入編者的法眼。好在魯迅先生“中國的書一本也不要讀”、吳稚暉“把線裝書全都扔到茅廁坑里”之類的告誡我們早已銘記在心，自然不覺有任何不當。

有了這個書單我們倒是沒日沒夜地讀過一陣子。等到心里有了一些底氣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找人論道去了。那個年代的讀書和言談的風氣，似乎人人羞于談?wù)摮ＷR，我們?nèi)ジ思矣懻摗陡∈康隆贰兑晾麃喬亍泛汀渡袂?，對方露出鄙夷的神色是十分自然的；而為別人所津津樂道的拉格洛芙和太宰治，我們則是聞所未聞，只有自慚形穢的份兒。一位著名作家來學(xué)校開講座，題目是列夫·托爾斯泰，可這人講了3 小時，對我們爛熟于心的三大名著竟然只字未提，而他所提到的《謝爾蓋神父》《哈吉穆拉特》《克萊采奏鳴曲》，我們的書單上根本沒有。最后，一位同學(xué)提問時請他談?wù)剬Α稄?fù)活》的看法，這位作家略一皺眉，便替托翁惋惜道：“寫得不好。基本上是一部失敗的作品?！?/p>

后來經(jīng)過高人指點，我們才知道那個時代的讀書風氣不是追求所謂的知識和學(xué)術(shù)，而是如何讓人大吃一驚，亦即莊子所謂的“飾智以驚愚”而已。當那些高深、艱澀、冷僻的名詞在你舌尖上滾動的時候，仿佛一枚枚投向敵營的炸彈，那磅礴的氣勢足以讓你的對手膽寒，暈頭轉(zhuǎn)向難以招架；而當你與對手短兵相接時，需要的則是獨門暗器，以己之長克敵之短，讓對手在轉(zhuǎn)瞬之間成為白癡。

我們班有一個來自湖北的瘦高個，言必稱《瘦子麥麥德》，顯得高深莫測。通常他一提起這本書，我們就只能繳械投降了，因為全班除了他之外沒有第二個人知道那是一本什么樣的書。直到大學(xué)三年級，我在圖書館閱覽室的書架上竟然一下發(fā)現(xiàn)了3本，可見這并不是什么冷門書。還有一個著名的校園詩人，是學(xué)自然辯證法的研究生，常來中文系找人過招，張口閉口不離他的兩本葵花寶典：要么是《老子仍是王》，要么是《佩德羅·巴拉莫》。這人常愛戴著一副墨鏡，無論到哪兒，身后似乎總跟著一大群崇拜者，害得我母親一見到他，就斷言此人是個流氓。說來慚愧，我至今還沒有弄清楚《老子仍是王》是一本怎樣的著作，而《佩德羅·巴拉莫》則毫無疑問是偉大的經(jīng)典。

即便是在那些令我們仰慕不已的青年教師中間，也是同樣的風氣。有專攻“中國文化全息圖像”的，有專攻“雙向同構(gòu)”的，還有專攻什么“永恒金帶”的等，不一而足，基本上只有他們自己才會明白他們的理論從何而來。研究弗洛伊德的，“性沖動”三字總是掛在嘴邊，研究克爾凱戈爾的，自然不把卡夫卡放在眼里，而研究“第三次浪潮”的，言談舉止之中仿佛就是中國改革藍圖的制定者。最奇妙的一位學(xué)者，是研究“否定本體論”的。因為他天生擁有否定別人的專利，但凡別人與他爭論什么問題而相持不下，他總是大手一揮，喝道：否定！此利器一出，人人望風而逃。我們最喜歡的當然是研究神秘主義術(shù)數(shù)的學(xué)者，根據(jù)這位仁兄的研究，不僅雞可有三足，飛矢可以不動，石頭最終可以抽象出“堅白”這樣的玩意兒，而且據(jù)他考證，李白的《蜀道難》本來就是一部劍譜，起首的“噫吁嚱”就是一出怪招……不過，我們很快也有了自己的獨門秘笈。那就是袁可嘉先生編譯的《外國現(xiàn)代派作品選》。那本書剛剛出版，人人都處于同一起跑線上，循著他的綱目和線索我們找到了更多的卡夫卡、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如《外國文藝》《世界文學(xué)》《外國文學(xué)動態(tài)》《譯林》，還有一些同學(xué)不知從哪里弄來的內(nèi)部參考白皮書。不管怎么說，我們總算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屬于自己的根據(jù)地。每與人接談，對手往往不明所以，那種滿臉疑惑和自責也讓我們有了吳下阿蒙讓人刮目相看的喜悅。我們自己的這個小圈子被稱作現(xiàn)代派。

可是好景不長，1985年之后讀書風尚又一次大變。我們漸漸悲哀地發(fā)現(xiàn)，通過“現(xiàn)代派”去嚇唬人已經(jīng)沒有了當年的震懾效果，讀了幾本小說就想談學(xué)問，當然為博學(xué)風雅之士所不齒。靜下心來一想，人家的鄙薄也不是沒有道理，小說之外尚有戲劇、詩文諸門類；文學(xué)之外尚有藝術(shù)、歷史、哲學(xué)、音樂、宗教；人文科學(xué)之外尚有社會科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于是我們的讀書除了原來的唯新、唯深之外，又多了一個“雜”字。

我們在狂讀威爾斯的《世界史綱》之余，也曾去歷史系旁聽青年史學(xué)會的新史學(xué)沙龍，不料，人家研究的學(xué)術(shù)水平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曾國藩身上有沒有牛皮癬這樣高深的程度，我們自然無權(quán)置喙。中文系學(xué)生成天將《萬歷十五年》掛在嘴上，而歷史系的名門正派根本不屑一顧。其他的學(xué)科也是如此，你只讀了一本《重返英倫》，就想跟人家去討論什么社會學(xué)的研究方法；讀了一本《新唯識論》，就想去討論佛教，其結(jié)果自然是自取其辱。哲學(xué)系的那個圈子更為混亂，搞胡塞爾的瞧不起維特根斯坦，研究阿多爾諾的往往指責海德格爾不過是一個納粹，我們只懂一點兒可憐的薩特，可人家認為薩特根本不能算作哲學(xué)家……

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會氛圍，那時的很多書籍和影視作品都屬奢侈品，全本的《金瓶梅》自然就不必說了，就連齊魯書社的節(jié)本也很難弄到。我為了閱讀剛出版的《柳如是別傳》，幾次到上海圖書館尋訪，最后還是一無所獲。而為了看安東尼奧尼的《放大》，兩百多人圍在電教中心的大教室里。十四英寸的電視屏幕雪花飄飛，一片模糊。也有許多書籍在郵寄中傳遞流轉(zhuǎn)，我記得臺灣版安德烈·紀德的《窄門》傳遞到我的手中時，同時有六七個人在等著閱讀，而分配給我的時間只有兩個小時。

回想80年代的讀書經(jīng)歷，本科階段未有名師指點，學(xué)業(yè)談不上根基，缺乏系統(tǒng)，流于浮雜，浪費了太多大好光陰，每思及此，莫不深惜三嘆?？煽纯慈缃竦拇髮W(xué)校園諸學(xué)科各立壁壘，功利性和工具理性都已登峰造極，又頗為今天的學(xué)生擔憂。古人說，“一物不知士之恥”，80年代的讀書風習固然有值得批評和檢討的地方，但那種“一書不知，深以為恥”的迂闊之氣也有其天真爛漫的可愛之處。

清談

說起學(xué)校的演講、報告會和各類研討會的盛況，恐怕與別處也沒有什么不同。等到我們這些后知后覺者聽到風聲，趕往某個地點，往往早已人滿為患，有時甚至連窗戶外和走廊里都圍了好幾層。幾次碰壁之后，加上性格懶散或孤僻，我們就假裝不喜歡去這樣的場合湊熱鬧。總是在事后聽人說起李澤厚如何如何，李歐梵如何如何，汪國真如何如何；誰與誰搶話筒而大打出手，誰因為連續(xù)五次要求發(fā)言被拒，最后血壓升高，當場昏厥……這就好比自己錯過了一場電影而只能聽人復(fù)述故事梗概，其失落和后悔可想而知。

也常有校外的名人來我們宿舍閑坐。陳村來，多半是來找姚霏。我那時與姚霏相善，也時常有機會聆聽陳兄教誨。陳村為人厚道，卻也錦胸繡口，幽默風趣，往往清茶一杯，閑談片刻而去，不給人任何的壓抑感和心理負擔。馬原來，動靜就要大得多，而且一來必要住上數(shù)日，他與李劼先生過從甚密，前后左右通常是圍著一大群人，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也有似曾相識的。馬原看似木訥，實則能言善辯，極有機鋒，我曾見他與人激辯竟夕而毫無倦容。

余華來上海改稿，常到華東師大借宿。永新、吳亮、甘露諸君便時來聚談。王安憶也來過數(shù)次，記得一年冬天的午后，她在我的寢室里略坐了坐，就覺得寒氣難耐，便執(zhí)意要將她們家的一個什么暖爐送給我。她給了我鎮(zhèn)寧路的地址，也打過電話來催，不知何故，我卻終于沒有去取。

到了80年代末，來華東師大的人就更多了，連遠在福州的北村也成了這里的?？?。不過，只要北村一來，清談往往就要變成“劇談”了。蘇童認為北村是中國新時期文學(xué)中真正的“先鋒派”，此話固然不假——他在80年代的小說佶屈聱牙，連我們這些被別人稱為“晦澀”的人亦望而生畏，但在我看來，80年代那批作家中，若要說到善談能辯，大概無人能出其右。更何況，此人來自盛產(chǎn)批評家的福建，反應(yīng)敏捷，擅長辯駁，當年流行的各類理論、術(shù)語和復(fù)雜概念無不爛熟于心，且頗多發(fā)明。他有一句名言，叫做“真理越辯越亂”。話雖如此，可每次與他一見面，幾乎是喘息未定，便立即切入正題，高談闊論起來。語挾風雷（當然也有唾沫星子），以其昭昭，使人昏昏。往往到了最后，他自己也支撐不住了，雙手抱住他那碩大的腦袋，連叫頭痛，方才想起來還有吃飯這回事。

華東師大的白天倒還清靜。大家忙于各自的生計和寫作，很少往來?？傻搅送砩?，各路人馬就會像幽靈一樣出沒，四處找人聊天。套用龔自珍的話來說，“經(jīng)濟文章磨白晝，幽光狂慧復(fù)中宵”。那時候朋友間聚會聊天，通宵達旦是常有的事。我記得到了凌晨兩三點鐘，大家翻過學(xué)校的圍墻去餐館吃飯時，竟然還常常能碰見熟人。

師大有各色各樣清談的圈子，既私密，又開放。當時的風氣是英雄不問出處，來之能談，談而便友，友而即忘。中文系聊天的圈子相對較為固定，不是吳洪森、李劼處，就是徐麟、張閎、宋琳等人的寢室。

李劼處去得相對較多。他年紀輕輕即聲名顯赫，且交游廣泛，他的寢室照例是高朋滿座，勝友如云，大有天下英雄盡入彀中之勢。只是到了后來，他在門上貼出了一張字條，規(guī)定凡去聊天者必須說英文之后，我們才有點望而卻步。因擔心不得其門而入，倒是下狠心苦練了一陣子英語對話。一年下來，李劼的口語程度已經(jīng)足以在系里用英文上課了，我們卻沒有什么長進。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同事利用系里政治學(xué)習的間隙嘗試用英語交談，盡管我們彼此都聽不懂對方在說什么，居然也能滔滔不絕。坐在一旁的外文專家王智量教授也只好假裝聽不見，苦笑而已。

在80年代諸師友中，我與洪森聊得最多，最為相契，得益也最多；而最讓人難忘的則是徐麟的茶會。

徐麟是安徽人，身材壯碩，學(xué)問淹博，其言談極富思辨性。在他那兒，常能見到王曉明、胡河清、張氏兄弟（張閎和張檸）、毛尖、崔宜明諸人。所談?wù)摰脑掝}除文學(xué)外，亦兼及哲學(xué)、宗教、思想史諸領(lǐng)域。唯獨談及音樂或遇某人興致高漲欲一展歌喉之時，徐麟往往表情嚴肅，一言不發(fā)。我們私下里都認為此君不擅此道，或者簡直就是五音不全。沒想到有一天，他老人家忽然高興起來，隨手抓過一把已斷了兩根弦的小提琴，豎著支在腿上權(quán)當二胡，像模像樣地拉了一段劉天華的《除夕小唱》，把我們嚇了一大跳。

每次去徐麟那兒聊天，王方紅女士總要央我?guī)粔K去。她對于我們的談話未必有什么興趣，因她總抱怨說，聽我們說話腦仁兒疼。她頻頻催促我“去徐麟那兒轉(zhuǎn)轉(zhuǎn)”，恐怕只是垂涎于徐麟親手泡制的檸檬紅茶而已。

在北風呼嘯的冬天，每有聚會，徐麟必然會用美味的“徐氏紅茶”招待各色人等。烹茶用的電爐支在屋子中央的水泥地上，煮茶用的器皿十分簡陋，多為大號的搪瓷碗，而飲茶的杯子則為形狀、大小不一的醬菜瓶子。茶葉似乎也很一般。據(jù)說，徐麟總能搞到上好的祁門紅茶，可我們每次去，他那珍貴的祁紅總是不幸“剛剛喝完”。不過，即便是再廉價不過的紅茶末子，他也能烹制出令人難忘的美味紅茶，其關(guān)鍵或許在于檸檬的制作。有人透露說，新鮮的檸檬買來之后，要洗凈并切成小薄片，撒上白糖，在玻璃容器中密封十多天，不知真假。

很多年后，我們調(diào)往北京工作，王方紅仍會時常念叨起“徐氏紅茶”。她也變著樣嘗試了多次，我喝著庶幾近之，她卻總說不是那個味兒。我就開玩笑地對她說：你所留戀的，莫非是那個年代的特有氛圍？

世異時移，風尚人心，早已今非昔比，徒尋其味，豈可再得？

寫作

記得在大學(xué)三年級的時候，華師大校報編輯部曾組織過一個全校性的“小說接龍”游戲。參加者除了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外，還有幾位已畢業(yè)的作家校友助陣。這次活動具體有哪些人參加，什么題目，寫作的順序如何，究竟寫了些什么，如今早就忘了。只記得參加者被邀至編輯部的會議室，大致定下題材和故事動機，由某位作家開頭，隨后十幾個人依次接續(xù)，由校報分期連載。我前面的一位作者似乎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帆先生，因為總擔心將人家的構(gòu)思寫壞掉，頗受了數(shù)日的失眠之苦。

華東師大中文系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凡是今后從事于文學(xué)理論研究的學(xué)生，必須至少嘗試一門藝術(shù)的實踐，繪畫、音樂、詩歌、小說均可以。本科生的畢業(yè)論文也可以用文學(xué)作品來代替。我不知道這個規(guī)定是何人所創(chuàng)（有人說是許杰教授，不知是否真確），它的本意是為了使未來的理論家在實踐的基礎(chǔ)上多一些藝術(shù)直覺和感悟力，可它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鼓勵是不言而喻的。一直到今天，我都認為這是華東師大中文系最好的傳統(tǒng)之一。我因為沒有繪畫和音樂的基礎(chǔ)，只得學(xué)寫詩歌及小說。

另外，那時有太多的閑暇無從打發(fā)。所謂“不為無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至少我個人從未想到過有朝一日會成為“作家”，或去從事專業(yè)創(chuàng)作?！断葳濉贰稕]有人看見草生長》等小說，完全是因為時任《關(guān)東文學(xué)》主編的宗仁發(fā)先生頻頻抵滬，酒酣耳熱之際，受他慫恿和催促而寫成的。而寫作《追憶烏攸先生》是在從浙江建德返回上海的火車上。因為旅途漫長而寂寞，我打算寫個故事給我的同伴解悶?？上У氖?，車到上海也沒有寫完，當然也就沒給她看，此人后來就沒有了音訊?；氐缴虾２痪茫陀龅酵踔谐?、吳濱先生來滬為《中國》雜志組稿，此稿由中忱帶回北京后竟很快發(fā)表，我也被邀請參加了中國作協(xié)在青島舉辦的筆會。

《迷舟》寫出來之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也只是在幾個朋友間傳看而已，我并沒有將它投往任何一家刊物。后來吳洪森先生看到此文之后，便將它推薦給了《上海文學(xué)》。沒過多久，我就接到了《上海文學(xué)》周介人先生的一封親筆長信。周先生的來信充滿了對后輩的關(guān)切，但卻認為《迷舟》是通俗小說，而《上海文學(xué)》是不發(fā)表通俗類作品的。洪森得知《上海文學(xué)》退稿的消息后大為震怒，甚至不惜與周先生公開絕交。為一篇不相干的稿件而與相知多年的朋友斷交，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可據(jù)我耳聞，類似的事情在那個闊綽的年代里并不罕見。我是一個比較消極的人，若非洪森執(zhí)意勸說我將《迷舟》轉(zhuǎn)給《收獲》的程永新，此稿很有可能現(xiàn)在還在抽屜里。不過，現(xiàn)在想來，周先生當年認為《迷舟》是通俗小說，也不是沒有他的道理，因為這個故事原來就是幾個朋友在草地上閑聊的產(chǎn)物，甚至我在文中還隨手畫了一幅兩軍交戰(zhàn)的地形圖（后來，《收獲》發(fā)表此文時竟然保留了這幅圖，令我最感意外，亦大為感動）。何況，他作為名聞全國的重要雜志社的負責人，認真處理了稿件，并給一個初學(xué)者親自寫來長信予以鼓勵，對洪森而言，也不能說沒有盡到朋友的義務(wù)。最讓我難忘的是，《迷舟》在《收獲》發(fā)表并有了一些反響之后，周介人先生特地找我去他的辦公室談了一次話。他坦率地承認當初對《迷舟》處置不當，作為補償，他約我給《上海文學(xué)》再寫一篇小說（這就是稍后的《大年》）。當時談話的情景，在他故去多年之后，至今仍讓我感懷不已。

“游戲性”一詞，在批評界討論80年代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時曾屢遭詬病。坦率地說，那個年代的寫作確有些游戲成分，校園寫作更是如此。當時很多作家都有將朋友的名字寫入小說的習慣。今天的批評界動輒以“元敘事”目之，殊不知，很多朋友這么做，大多是因為給作品中的人物取名字太傷腦筋，也有人借此與朋友開個玩笑。當然，別有用心的人也是存在的。有位作家對某位批評家的正當批評銜恨在心，竟然將他的名字冠之于某歹徒，而這個歹徒最終被我公安干警連開十余槍擊斃。有時，作家也會將同一個名字用于不同的小說，比如，有一段時期，馬原小說中的人物不是“陸高”就是“姚亮”，而北村小說則頻頻出現(xiàn)“王茂新”“林展新”這樣的人名。記得我曾向北村當面問過這個問題，北村的回答讓我很吃驚：他每次從廈門坐海輪來上海，來的時候是“茂新”號，返程則是“展新”號。

一年春天，中文系全體教師去昆山和蘇州旅游。系里派我和宋琳去打前站，聯(lián)系住宿和吃飯等事。我們臨時又拉上了正在讀研究生的譚運長。我們3個人辦完事后投宿于昆山運河邊的一個小旅館里。那晚下著雨，我們幾個人無法外出，又不甘心待在房間里，就下樓和門房的服務(wù)員聊天。女服務(wù)員因為要值夜班，正覺得時光難耐，也樂得和我們幾個人胡侃。后來，譚運長忽然就想出了一個主意：我們3個人各以動物為題材寫一篇小說，以午夜12點為限，完成后依次到門房朗誦給服務(wù)員聽，最后由她來評判，分出一二三名。宋琳當時已經(jīng)是馳譽全國的著名詩人，且一直看不起小說，自然不屑于這類“殘叢小語”，但被逼無奈，只得勉力為之。

我記得譚運長寫的是《袋鼠旅行記》，似乎是寫孔子騎著袋鼠周游列國，最終抵達了“銀坑”地方，而引出一系列的傳奇。在朗讀過程中，服務(wù)員笑得趴在桌子上渾身亂顫，始終沒能抬起頭來。宋琳因根本不會寫小說，只得胡寫一氣。一看他的題目，也覺得怪怪的，叫做《黑猩猩擊斃馴獸師》，和他的老鄉(xiāng)北村一樣，馴獸師居然也叫“林展新”。這篇后來發(fā)表于《收獲》的小說處女作，讓他嘗到了寫小說的甜頭，此后又陸續(xù)寫出了《想象中的馬和畜養(yǎng)人》等作品，在校園里傳誦一時。

如今在給學(xué)生上寫作課時，常被學(xué)生“如何寫作”這類大問題所困擾。在不知從何說起的窘境中，往往以“亂寫”二字答之。我這么說，并不是開玩笑或有意敷衍。廢名在談及杜甫和庾信的“亂寫”時，是在試圖說明一個高妙的寫作境界，當然難以企及；可對于初學(xué)者而言，要想徹底解放自己的想象力，拋開毀譽得失，“亂寫”也實在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訓(xùn)練過程。

原載《收獲》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