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系

我們家族，最近的這四代人，有一個宿命般的特點：女人的命苦于男人，硬于男人。我外婆的婆婆，我外婆的母親，都是在很年輕時便成了寡婦，慌亂里牽拉著全家往前挪走；姨外婆的新婚丈夫則是戰(zhàn)亂中被日本人打死在他勞作的田里；后來加上我母親和我阿姨，也是早早亡夫。困苦中的女人們由此柔綿、旺猛，同時又穿插著戲謔起伏的戲劇感，并蔭及一干子孫男女。

遠的不說了，說不清楚，主要說我媽，我媽很有性子，我至今怕她，故只挑些她不會生氣的部分來說。但說我媽，必須先從我媽的媽媽起頭。女兒的命運都是跟母親相連的，像終身的臍帶。每一代都是如此。

我外婆家里是富農(nóng)，這頂帽子可一點兒不冤，據(jù)說，她是真有好多金戒指呢，在地方上是數(shù)得上的，我媽媽悄悄告訴過我，三年困難時期，她和我姨我舅可真沒太餓著，在隊上跟著集體吃罷糠團子，回家有時還有菜餅子。（噓！這個能說嗎？）

但富農(nóng)畢竟不是鬧著玩兒的，差點兒就沒了我。

富農(nóng)家的小女兒即我的母親當時與金榜高中至南京航空學院的大學生訂了親，大學生在鄉(xiāng)下是珍稀資源，何況這位大學生家里是貧農(nóng)，其金貴程度等于又翻了倍。富農(nóng)女兒是絕對攀不上這家貧農(nóng)兒子的。于是，這門本已落定的親事開始出現(xiàn)反復，幾乎就要退親了。富農(nóng)少女為此很是煩惱了一陣子，我母親受過中等教育，做小學教師，也有相貌，內心的自我期許還是相當高的，若果真被南京的大學生給退了，那真是相當于“跌一大跤”，從此爬不起來，再也沒有好人家要了。幸之，天不亡我，經(jīng)過中間人的一番曲折調停之后，這門親總算成了，并順利地結上了。只是婚禮由于逢著“破四舊”，是相當標準的一個“紅寶書”婚禮，沒有吹吹打打、描紅著綠的那一套，連陪嫁戒指都是沒有的。不僅戒指缺席，連擁有許多戒指的我外婆都缺席了。那么，我外婆和她的那許多金戒指呢？

根子還在富農(nóng)上。就在前一年，富農(nóng)被抄家了。我外婆的戒指全都被抄光了，還有我媽我姨她們的衣服什么的，據(jù)說有些衣服由于太小太女孩子家了，后來歸還了一部分，但對戒指，大家就都寬容地不計較其是否太花或太女孩子家了，它們統(tǒng)統(tǒng)消失在不知哪里的家家戶戶了。這一消失，外婆的精神氣兒也隨之消失了，她不分白天黑夜地跑出去，坐在收割得一片狼藉的麥田里，奇思妙想心靈手巧地用麥秸稈編織起草戒指來，她非常耐心地一編一大把，然后藏藏掖掖的，塞滿一懷。回到家，她掏出來，倒在床上，壓低聲音告知家人：看，我的戒指又回來了！那一個階段，外婆是一心忙于從大地里收割黃澄澄的金戒指，哪里還會顧得上參加她小女兒的終身大事。

就這么著，似乎有點兒簡慢的，我母親嫁到了魯家。她的丈夫遠在南京工作，與她長年分居，她與婆婆也即我的奶奶又一直關系微妙。媽媽那時候，最盼望的事，就是等星期天回娘家去！

我媽媽的回娘家之路，是她印象里，同時也是我印象里，最為多情有致的一條記憶之路。我第一次數(shù)數(shù)，就是坐在我媽媽的車上。作為小學教員，她每時每刻不忘她的職業(yè)本能。她要教我數(shù)牛，我十分自信地張口就來：我會數(shù)。一頭兩頭三頭四頭，許多頭……數(shù)不下去的數(shù)字，統(tǒng)統(tǒng)是“許多”。我第一次單獨騎自行車，也是跟在媽媽后面回她的娘家，當時還夠不上車座，一路上掏一陣子螃蟹，再偏騎一陣子大杠，汗?jié)駧讓右路?，卻堅決不愿跌軟，好了，一到外婆家，就發(fā)燒倒下了。就此贏得要強之名。至今如此：愛撐、愛裝，外強中干。

還有第一次吃西瓜，也跟這條“回娘家”之路有關?，F(xiàn)在城里的西瓜攤子上，常以很大的牌子寫著“東臺爆炸瓜”，好像東臺專門出產(chǎn)西瓜似的。然而千真萬確，在我小的時候，西瓜在我們那一帶算是罕物，夏季里，我們都只是拿菜瓜、香瓜消暑。有一次，外婆家給了我們一只好大的西瓜，我大為驚喜：我還從來沒吃過呢。媽媽也認真籌劃著，回去要冰到井里，讓全家人好好嘗一下，有可能的話，再分給左鄰右舍一兩片。媽媽把瓜緊緊地扎在自行車后，帶著我高高興興往家里趕。哪知才到半道，一個大土坎震下，瓜一下子碎裂了，碎得不可收拾。我差點兒急哭了。媽瞧了瞧，沒吭聲，索性解開繩子，帶著我坐在路邊就開吃了，全吃光，一片不留。我記得我當時特別震驚，不是震驚于瓜碎，而是震驚于這種當機立斷、十分丟人的奢侈。老天，這么大的西瓜呀，第一次吃呀，就這么難看而粗魯?shù)刈诼愤吔o啃了！路上不時有人經(jīng)過，很難不注意到我們，注意到那只汁液橫流的稀罕的西瓜，準以為這對母女是饞瘋了。許多路人都認識我媽媽，他們是她以前的學生或現(xiàn)在學生的父母，鄉(xiāng)里人讀書遲結婚早生娃快，不少人從哥哥姐姐到侄子外甥都是我媽媽的學生，鄉(xiāng)間對老師最尊重不過，路上碰到，都要下了自行車，正式打招呼的。這天同樣如此，他們下了自行車，主動打招呼：喲，王老師！吃西瓜哪！

媽媽回娘家的途中，還要經(jīng)過一個繁華的大鎮(zhèn)，鎮(zhèn)上有各種的熱鬧，媽媽急著回家，什么熱鬧都不管，只直奔一個地方：肉包子鋪。那家包子鋪在方圓是相當有名的，不僅僅因為餡大油多噴噴香，而是因為，怎么說呢，在七十年代，再有錢的人家也只是過大年才吃包子的，而且是蘿卜絲肉包子，只有大手大腳不想過日子的人才會平白無故地去買大肉包子呢！可我媽就買。到底是有工資的女人，真是了不起的大手筆呀，一買就買二三十個，嚇人地多！她報出數(shù)目，掏出錢和糧票，店員抻開袋子往里數(shù)包子的時候，后面排隊的人都會突然安靜下來。

我的兩個小表哥，老遠看到，小土路上奔跑著迎上來，塵土像隨從在后面跟著，他們歡呼：小孃孃來了，小孃孃來了。我想他們不是歡迎我和我媽，而是歡迎那些熱乎乎的大肉包子。

現(xiàn)在回憶起來，那時候的母親，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大方最灑脫的階段。年紀正好，小學教員，丈夫在南京，確實該派有點風光。我記得，她有一位好友，萬老師，丈夫也在外地，兩個人都愛美，她們做頭發(fā)，一定要相約著，騎很久的車子到鎮(zhèn)上最大的理發(fā)店去，并且挑剔地只認其中一位理發(fā)師。每到臘月，女人們排長隊燙頭發(fā)，她們也排，但排到了卻又胡亂找個理由放棄，繼續(xù)排，因為她們不愿夾在中間，擔心理發(fā)師不夠用心。我于是倒在理發(fā)店的長椅上，呆呆地睡過去又醒過來，睡上好幾覺了，媽媽才做好頭發(fā)，黑咕隆咚的，帶著我往家里騎，我坐在后座，一路上聞到新燙頭發(fā)的味道。包括做衣服，她也有固定的裁縫，顏色上很大膽，鄉(xiāng)下一般都是藏青、煙灰、黑色、老綠之類的，她就是連棉襖也要用異色，比如湖藍、蛋青、鑲金絲線、豆沙紅等，像極了富農(nóng)家的女兒。

我媽媽跟我奶奶的關系不夠好，其中有一個原因，是爺爺奶奶和爸爸一直想要個男孩子?？上В鑫襾?，是個丫頭。雖然我奶奶對我非常地寶貝，但是，到底不完美呀，我爸是獨子，魯家的姓可怎么往下傳呢。我媽決定冒險再生，所冒之險，就是剛實施不久的基本國策：只生一個好。

那一年是1980年，計生政策剛剛開始，鄉(xiāng)下的女人們以及她們背后的男人們其實還是“不尿這一壺”的，最多就是罰錢，還能怎么樣？萬一生個男嬰，也算值了。那時鄉(xiāng)下還沒有B超識別男女之類的技術，全是憑婆婆奶奶們五胎六胎下來的實踐經(jīng)驗，比如，胎動是晚上還是白天，肚子是圓頭還是尖頭，孕婦能不能彎腰，孕婦臉上有無長雀斑，肚臍眼是凹還是凸，跨門檻是左腿還是右腿，等等，一些匪夷所思的“秘密指標”，但凡上述指標的“陽性”參數(shù)達七八成之高的，那么這家人就不聲不響準備好罰款，賭著要生兒子抱孫子了。

我媽媽的綜合得分當時也不低，尤其是“懷男孩不能彎腰”這一條，我媽非常典型，連洗衣服她都放在桌子上洗——看來是可以賭一賭的。但她的后果可不是罰款那么簡單，她是人民教師，算公職人員了，對公職人員的殺手锏便是開掉工作。并且是來真的，不是生下來停職，生之前就先提前演示——我媽媽顯懷之后不久，她到班上上課，發(fā)現(xiàn)已被別的老師接管，她被勒令不準到學校上課了。

其實當時的大隊支部書記就是我奶奶的親侄子，但計劃生育是高壓線，碰不得的，尤其是親戚更不能塌臺呀。于是支部書記、我奶奶的親侄子，臉帶三分笑地上了門，給我奶奶敬煙，大前門，好煙，親熱地喊她“孃孃”（即姑姑）。我奶奶接過，放一邊，自顧拿起自己的水煙壺咕咕咕地吸起來。

接著，婦女主任、學校校長、生產(chǎn)隊隊長等絡繹而至，踏破門檻，我家一時間真是熱鬧非凡。每一次的登門都會帶來新的砝碼。媽媽的教職不保已屬定論，還有爺爺，他當時是大隊會計，人稱“魯會計”，他整天打算盤，替大隊算賬，也經(jīng)常替鄰里鄉(xiāng)親算些豆腐賬……頗受尊敬的，他亦以此為晚年的一大事業(yè)。但此次要株連著一并開除，“想要添孫子，那就做不成‘魯會計’！”再下一步，他們言辭鑿鑿地說要到南京，找到我在省城“高就”、做工程師的大學生爸爸。

這么一步步演變下來，事態(tài)就逐漸嚴重了，等于打仗沖到了最高峰，局勢越險峻卻也越明朗。其實說到底，在鄉(xiāng)間，為一己事體、一家事體去跟大隊及大隊以上的組織去抗爭，輸贏結果其實是沒有懸念的，只是輸?shù)哪欠?，更需要的是臺階和借口——所有上門做“思想工作”的人反反復復都會用夸贊的口氣歷數(shù)我家的榮耀，大部分榮耀未免牽強附會，但歸結起來不外乎就是：你們魯家王家兩邊都不是單純的莊戶人家，覺悟與眼界也必然要超過一般的水準。云云。家里大小人等苦惱地聽說，先搖頭后點頭，帶著一種被激發(fā)起來然后反過來深深束縛住自己的榮譽感：沉默中同意了。

其實，到這個時候，敗下來，也是雖敗猶榮，可以交代得過去的，所有的鄉(xiāng)鄰觀眾都是理解的，既不會認為我家人太“慫”，也不會認為大隊支書、我奶奶的侄兒太無情。考慮到媽媽腹中胎兒的月份大了，雙方很友好地談妥細節(jié)，待遇很好——第二天一大早八點鐘，大隊里有拖拉機來接我媽媽去鎮(zhèn)醫(yī)院引產(chǎn)，同時享受拖拉機待遇的，還有鄰村的另外兩位產(chǎn)婦。大隊里出一趟拖拉機也不容易，幾位產(chǎn)婦雖則孕期不同，有的流產(chǎn)，有的引產(chǎn)，總之都是說好在同一天搭這一趟“公車”去響應和執(zhí)行“計劃生育”。

實際上，家里真正愿意讓步的原因，不是所謂的“家族榮譽感”或株連開除公職的壓力。另有一個秘而不宣的細節(jié)——

就在前幾天，肚子已八個多月的媽媽正在過橋，一位接生婆遠遠看到，大驚失色，她追上來悄悄拉住我媽：王老師，不得了了！你肚子里小孩子翻身了，一翻就明顯了，我看這回，還是個丫頭！接生婆何許人也？所有經(jīng)驗的集大成者啊，無數(shù)的胎兒被她們從產(chǎn)道中拽出，她們深諳關于胎兒信息的全部密碼與邏輯推理，可以說她們就是最權威的B超探測儀。既然如此，不如順勢下坡。

一切的元素就此都指向同一個沒有爭議的終點：這個“二胎”，一命休矣。戲劇性的一幕卻在黃昏來臨——

就在當天晚上，七點多，天還沒黑，不知是連日來的精神壓力陡然放松，還是終將失去的胎兒讓媽媽既疲憊又傷痛，又或者是老天爺從中開玩笑，總之我媽媽突然肚子疼起來，并很快見紅、破羊水：嬰兒早產(chǎn)了。我那命大的妹妹，她不甘變作鄉(xiāng)村醫(yī)院手術室的一團血肉，連跑帶跳，死趕活趕，完整、健康地降臨到人間了。

可是，這又是何等悲喜交加的人間啊，世界對她的歡迎又是多么的三心二意啊。為什么真的是她，而不是他！屋子里一片冰涼，我媽媽說，她當時什么都沒有問，聽到房間里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人吭氣，就十分明白了：接生婆的預言從未失手！她一下子昏過去。當時七歲的我，正拼命往人腿里擠，不住口地問：生了個什么生了個什么？

次日清晨八點，公雞母雞們都起來了，早起的農(nóng)夫們都下地了，拖拉機在路口“突突突”，拖拉機手都沒有熄火，拉長嗓子喊：“王老師——”靠近路邊的鄰婦笑哈哈地：“不要鬼叫了！王老師不用去了！人家都生了！”

“生了什么？”車上的其他幾位孕婦一齊發(fā)問，像關心她們自己的胎兒一樣。孕婦們的聲音在清晨的薄霧氣里抖動。

鑒于我媽媽已經(jīng)答應，并說好次日引產(chǎn)，嬰兒的早產(chǎn)是非主觀的“不可抗拒因素”，上面最終出來的處理意見是：教職等就不開除了，你還是照舊做民辦教師吧；但這個二胎畢竟給國家增加了“沉重的負擔”，所以款還是要罰的。多少？五十六塊。當年我媽的每月工資是十四塊，是她四個月的工資，相當于現(xiàn)在的一萬多塊吧。這個處罰應當算是公道的。我們至今還跟我妹妹開玩笑：五十六塊，你也就值這個數(shù)了。而今想想，這個處理里面肯定有相當大的同情分：這家多倒霉啊，這么折騰了一大圈，都答應第二天一早去引產(chǎn)了！還是胎丫頭！

要是我媽生了個兒子，也許會兩樣情形。四五年后，我們有一個鄰居，一直態(tài)度頑固，反抗到底，堅決要生二胎，并且他家賭贏了：大胖兒子。由于當年計生政策進入了最為險惡的階段，到處抓典型，上面揚言說要罰款兩千，這真是很大的數(shù)目，這家人一賭氣，干脆給孩子取名叫“雙千”！這么一“逼宮”，反倒討價還價成功，據(jù)說后來罰了幾百塊了事。

但有人還不大相信呢：魯家的二胎千真萬確是個丫頭嗎？當時鄉(xiāng)里有風俗，新生嬰兒要請別家的乳母來喂第一口奶，謂之“開奶”，新生女嬰請男寶寶的乳母，男嬰則請女寶寶的乳母。碰巧當時周圍一時找不到男寶寶之母，我家請來開奶的便也是一位女寶寶的媽媽，故而這位媽媽大為疑惑，她一邊給我剛落地的妹妹喂奶，一邊悄悄地把手伸到襁褓里去探究實情。唉，我媽媽在一邊看了，更加地悲從中來，她多情愿她是在騙人呀！

我媽媽本是要強之人，這整件事、整個過程，她覺得丟人，窩囊，絕望透頂，想死的心都有。那時候，我在媽媽的小學讀二年級，她的同事們，也就是我的老師們，一放學就把我往家里趕——快回去勸勸你媽媽，把身體養(yǎng)好趕緊上班，保住職位要緊。我半懂不懂，每天急急忙忙，書包打屁股直往家里飛跑，沒跑多久，我妹妹已經(jīng)會咧嘴沖著媽媽笑了，媽媽的眼淚終于也干了——這個坎，算是過去了。五十六天產(chǎn)假一結束，我媽媽帶著搖籃就去上課了，她一分鐘也不敢耽擱，萬一有個差池，又不準她繼續(xù)當“人民教師”呢。

但此事還沒有完哪。大約七年后，即1987年，媽媽意外地又懷上了。鄉(xiāng)村計生政策這時也有了越來越成熟的“群眾基礎”，全家簡單商議，老的少的都一致同意：不留。偏偏媽媽那一陣很忙，忙完學生的畢業(yè)考又忙完家里的自留地，又是直拖到七八個月才去做引產(chǎn)，某些細節(jié)明確顯示：這次是個男嬰！

次年，我爺爺病故；再次年，我的大學生爸爸病故。尤其是我爸爸的去世，對我奶奶的打擊可想而知，她對這個獨養(yǎng)兒子的自豪、寵愛與倚重，達到你所能想象的最高級別。我奶奶在她哭泣亡子時，有一句話是這樣的：這才三年啊，我家損失了三個男將。我聽了好一陣，才明白，在她的傷痛里，還包括了我那從未來到人間的弟弟。

不過二胎的后遺癥在后來還有延續(xù)。民辦轉公辦，這是媽媽前半輩子的又一個死穴。當時的鄉(xiāng)村教員，有公辦民辦之分，雖是一字之差，收入與地位卻有云泥之別，同時還有心理上的壓迫與失敗感；但民辦身份又并非永世不見天日的終身制，索性那樣，倒也就罷了。偏偏民辦是“有希望、有機會”轉公辦的，只是這“希望和機會”少之又少，又總是給“有準備”的人，有后臺準備、有關系準備、有物質準備等，這一真理自古至今皆是如此，自也無可厚非。這樣，從市里到縣里再到鄉(xiāng)里，再到每個學校，一層層分撥下來，常常是三個學校共兩個名額。而那時候，民辦約占整個鄉(xiāng)村小學教職隊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故“民轉公”一事，永遠僧多粥少，永遠隊伍漫長。媽媽所帶的高年級語文，在全鄉(xiāng)的平均分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可這又有何用，在這個見頭不見尾的隊伍里，她是有“二胎”原罪的，她只能不斷地不斷地排，往后排……

可媽媽不甘心、不服氣，這過程當中，為了增加“民轉公”中論資排輩的競爭力，我媽媽有好幾年，都一直在考文憑，考職稱。星期天，她騎上幾個小時的自行車到縣城去上課。星期一到星期六，她每天早起挑水，白天教課，下午回來下地，晚上切豬草洗衣服，忙到深更半夜，才攤滿一床的書，開始做高數(shù)、背政治歷史什么的。她背古文時，常叫我替她對照，我一本正經(jīng)拿手指掐著課文，一字一句看，可她背著背著，卻聲音小下去，睡著了……我猶猶豫豫地把書故意掉到地上，媽媽猛然醒了，氣得打自己的頭，又接著往下背。我總記得那些年，一旦逢到有禱祝的機會、許愿的機會，哪怕有時明明只是大家開開玩笑，我媽媽也會臉色一沉，慢下語調，毫不掩飾她的希冀與渴求：我祝愿我早一點轉上公辦。

然而，這一切都還不過是命運折磨人的閑筆。她這“民轉公”的隊伍到底還是沒有排完——這期間，母親身上，同時還發(fā)生了幾樁別的事體：我的大學生父親在南京出事情，“生活腐化”了，并被勞教，前后兩度。詳情這里跳過。稍后，出獄不久的父親又突然患上肝病，在四十四歲上去世了。詳情這里仍然跳過。無法跳過的是媽媽，從父親去世的這一年起，她由媽媽變成了母親。命運的大基調這才起頭了。

母親打理完父親的喪事，當機立斷，就像當年蹲在路邊馬上把碎西瓜吃掉一樣，她放下家中原有的一切，立刻抓住一點兒細若琴弦的機會，帶著我和妹妹拼到南京來。

她大包小包，連盤子碗筷都一起裝上，往南京帶。顛顛簸簸的長途汽車上，她一路上跟人談家常攀交情，這樣，下車時，她就可以托大家一起分擔她太多太多的行李。最多時，我媽一個人帶過十一件行李。她不再是燙頭發(fā)愛新衣的富農(nóng)女兒，也不再是受人尊重處處要強的王老師了。她普通話不夠好，她在南京沒有任何熟人，她還有兩個女兒都在讀書。她的全部所有就是我爸爸留在南京的四十平米的小房子。

母親一抹臉，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憑力氣吃飯的女人。沒有任何正規(guī)單位會要這么一個鄉(xiāng)下中年女人。她只得去集體廠里做小工，替工具車間拖下腳料，很重的鐵屑子，壓得她肩膀上一道道血印子，第二天換一邊肩膀繼續(xù)拖；她騎到很遠的地方到一個小公司替人家代賬，白天來不及算，晚上回來撐起眼皮接著算；她還找到一份清潔工作，就在我們所住的大筒子樓里，她扎上頭巾，打掃公共樓道，沖洗樓梯，收倒垃圾，打掃各家共用的廁所。每次打掃到男廁所前，媽媽需要大聲地喊：有人嗎？我每次都能聽得出，媽媽的聲音不自在地有點兒晃動。然后到了月末，我媽媽一家一戶地敲門，“哪個？干么子事？”里面拋出不耐煩的南京話，但不開門。我媽靠在門口，帶點蘇北口音：“我……收垃圾費的，一個月三塊錢?！比绻悄吧娜思铱赡軙靡恍Ｎ覌寢屗玫娜俏覀冟従蛹业拈T。我想代我媽媽去收，她打死也不同意。她要求我昂著頭從公共樓道里走。

那一陣子，我母親大約只有一個小小的樂趣。她生性幽默，尤其擅長替人取諢名，她把這個才華就發(fā)揮在這些鄰居身上?？赡苡行┎痪?，但并無惡意，而且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這些鄰居平?；ゲ粊硗?，不通姓名。母親到月末點數(shù)她收到的垃圾費時，就只能替每家取一個諢名來加以記憶和備注了。比如，個子矮的，母親名之為“地刷子”，“地刷子”每個月都主動送上門來。有一位高個子女人總是偏著頭笑瞇瞇的，母親叫她“向日葵”，“向日葵”已經(jīng)欠下三個月了，總說沒零錢。有一位走路特別使勁兒，震得地動山搖的，母親叫他“跺腳王”，“跺腳王”粗心大意，沒有給的垃圾費，偏說早給過了。等等。母親一邊記賬，一邊用諢名這樣來提醒自己——其實還有很多更促狹同時也更精準的諢名，這里不說了，母親會生氣的：在她的道德標準里，這些都是不好的，哪里還能夠再寫出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