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邏輯

賀桂梅

一

在20世紀中國的經(jīng)典作家中，丁玲可以說是唯一一個與“革命”相始終的歷史人物。這不僅指作家活躍程度和創(chuàng)作時間之長，也指終其一生她都對革命保持了一種信念式的執(zhí)著。從初登文壇的1920年代后期，到“流放者歸來”的1980年代，丁玲一生三起三落，都與20世紀中國革命及其文藝體制的曲折歷史過程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革命成就了她，革命也殘酷地磨礪了她。丁玲生命中的榮衰毀譽，與20世紀中國革命實踐不分彼此、緊密糾纏。

在她青春猶在的革命輝煌時代，她是革命的迷人化身。孫犁寫道：“在30年代，丁玲的名望，她的影響，她的吸引力，對當時的文學青年來說，是能使萬人空巷、舉國若狂的。不只因為她寫小說，還因為她獻身革命”；在她的晚年，革命衰落的年代，她是革命漫畫式刻板面孔的化身。王蒙評價，她一生至死未解“革命”情意結(jié)，是一個“并未成功地政治化了的，但確是在政治火焰中燒了自己也燒了別人的藝術(shù)家典型”。

丁玲的一生，可以說活生生地演示20世紀中國不同的革命形態(tài)。1909年，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登基的第二年，丁玲隨湖湘“新女性”的母親一同入讀新式女校：31歲的母親讀預(yù)科，5歲的丁玲讀幼稚班。那應(yīng)是她革命生涯的開端。1984年，80歲高齡的丁玲雄心勃勃地創(chuàng)辦了“新時期”第一份“民辦公助”刊物《中國》。很多人對這一舉動表示不解。李銳說：“總覺得像辦刊物這樣繁重的工作，絕不是一個八十老嫗?zāi)軌驌數(shù)牧?。”丁玲生命的最后兩年，也耗盡在這份新式刊物上。其間的77年中，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抗封建包辦婚姻、無政府主義革命的“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而走向革命政黨的“螺絲釘”，從延安邊區(qū)的明星作家、新政權(quán)文藝機構(gòu)的核心組建者、新中國的文藝官員和多次政治批判運動中的受難者，到“新時期”不合時宜的“老左派”作家，丁玲不止用手中的筆，更用她的生命書寫了20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將20世紀稱為“短促的”“革命的”世紀。他的紀年法主要以歐洲為依據(jù)，這個世紀只有77年。事實上，中國革命的歷史比霍布斯鮑姆所論述的，要更長、更廣闊、更深刻，也更復(fù)雜和更酷烈，以至費正清說，歷史上所有的革命形態(tài)，在現(xiàn)代中國都發(fā)生了。而丁玲，是（這些）革命的一個活的化身：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態(tài)。

二

如何評價丁玲這樣一個作家在20世紀中國的存在，不僅是文學史的核心問題，無疑也是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的難題。

一般研究著作，主要關(guān)注丁玲作為“文學家”的一面。人們記住的，是那個在20—30年代上海文壇“掛頭牌”的先鋒女作家丁玲。在“民國范兒”風靡一時的今天，《良友》雜志上排在“十大新女性”之首的年輕丁玲，成為那個被美化的時髦時代的象征。人們又或者愿意記住的，是那個延安時期的“明星作家”丁玲，一身戎裝的西北戰(zhàn)地服務(wù)團主任，由“昨日文小姐”而為“今日武將軍”，滿足了無數(shù)人的傳奇想象。而丁玲最輝煌的時期，是她50年代初擔當新中國文藝機構(gòu)重要官員的時候。親歷者這樣描述見到丁玲的場面：“先從大門口傳來一串朗朗笑聲，丁玲來了！只見一大群人簇擁著她，那情境，我毫不夸張，就像迎接一位女王……”（丁寧）

但是，僅僅從文學家的角度去理解丁玲，便會忽略她生命中許多更重要的時刻。

1933至1936年，被國民黨秘密囚禁的三年，是丁玲一生最幽暗的時段。一個風頭正健的革命女作家的人間蒸發(fā)，曾使魯迅慨嘆“可憐無女耀高丘”，更是此后丁玲革命生涯最重要的歷史“污點”，最要說清又難以說清的曖昧歲月。晚年丁玲曾以“魍魎世界”為題，記錄這段歷史。鬼魅一般的影子生存，對于一生以“飛蛾撲火”般的熱情和決絕投身革命之光的丁玲，是多么不堪的記憶，恐怕很少有人能夠體會吧。

1943年，是丁玲一生中“最難挨的一年”。她因批判性雜文《三八節(jié)有感》和小說《在醫(yī)院中》，在1942年“整風運動”中被點名批評，因主動檢討和毛澤東的保護，未受大礙。但南京被捕的歷史，卻使她成為“搶救運動”中的重點審查對象。親歷者描述，“丁玲當時精神負擔很重”。那“可怕的兩個月”對她是“惡夢似的日子”，“我已經(jīng)向黨承認我是復(fù)興的特務(wù)了”（《丁玲日記》）。雖然不久“特務(wù)”問題得到澄清，但這個“歷史的污點”此后伴隨丁玲一生。“新時期”平反的作家中，丁玲是最晚的一個，僅次于胡風，關(guān)鍵原因就在這“污點”無法在一些革命同志那里過關(guān)。1984年拿到“恢復(fù)名譽”通知的丁玲感慨：“40年的沉冤終于大白了，這下我可以死了！”

另一重要時期是1958年后，丁玲從輝煌的頂點跌落至另一幽谷，她珍惜的一切都被剝奪：政治名譽、文壇位置，特別是共產(chǎn)黨員的黨籍。她被從革命隊伍中開除出去了：“以后，沒有人叫你‘同志’了。你該怎么想？”54歲的丁玲，追隨丈夫陳明去往北大荒，像一個傳統(tǒng)婦女那樣，靠丈夫的工資，在冰天雪地的世界生活了12年。在臉上刻著“右派”金印的歲月里，丁玲記住的仍舊是許多溫馨情義和充滿著勞動歡愉的時刻。她后來的北大荒回憶，題名“風雪人間”。雖有“風雪”，卻還是“人間”的生活。但是，那些文字中留下的被“文革”造反派審訊、暴打和批斗的時刻，一臉墨汁的“老不死”，無疑也構(gòu)成了革命歷史中最難堪的記憶之一。

真正的難題，其實不在丁玲那里，而在人們無法理解處于“新時期”的“丁玲的邏輯”。

1979年，丁玲回到離開了21年的北京。這是王蒙慨嘆“故國八千里，風云三十年”的時期，是張賢亮從“靈”到“肉”地書寫“唯物論者的啟示錄”的時期，是曾經(jīng)的“右派”書寫“傷痕”“反思”歷史的時期。但是，丁玲卻說，她真正要寫的作品，并不是記錄傷痕的《“牛棚小品”》，而是歌頌共產(chǎn)黨員模范的《杜晚香》。她對“新時期”引領(lǐng)風潮的年青作家發(fā)出批評之聲，她猛烈抨擊30年代的故交、不革命的沈從文，她與重掌文壇的周揚在許多場合針鋒相對，她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強調(diào)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特別是她出訪美國，當那些同情她的西方文人們希望聽到她講述自己的受難經(jīng)歷時，丁玲卻很有興味地說起北大荒的養(yǎng)雞生活……所有的這些“不合時宜”，使得曾經(jīng)的“右派”丁玲，在“反思革命”的“新時期”，又變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左派”。

20世紀的中國歷史，無疑也是一部知識分子與革命愛恨（怨）交織的心態(tài)史和精神史。親歷者的故事，常常有兩種講法。一種是“受難史”，在壓迫/反抗的關(guān)系模式中，將革命體制的擠壓、改造、批判和傷害，視為一部具有獨立人格的思想者受難的歷史；另一種講法是“醒悟史”，在革命已不為人們所欲求的年代，忘記了曾經(jīng)的革命熱情，而將自己的革命經(jīng)歷描述為一部充滿怨恨的屈辱史?！巴虏⒉蝗鐭煛?，可是留下來的，都是“思痛錄”，是受傷害被侮辱的記憶。但丁玲是例外，她的故事無法納入其中。

2014年熱映電影《黃金時代》的編劇李檣，在訪談中稱丁玲是“濃縮了百年中國意識形態(tài)的活化石”。在這部蕭紅傳記電影中，丁玲也是懷舊目光中光彩照人的民國文人群中的一個。但那是革命的“風暴”未來之前的“黃金時代”。蕭紅和丁玲，同為左翼文壇最重要的女作家，在30年代戰(zhàn)火中，她們對延安政權(quán)一去一留的不同選擇，實在意味深長?！饵S金時代》的宣傳紀錄片取名“她認出了風暴”，似乎蕭紅有歷史的先見之明：她預(yù)先認出了“風暴”而選擇避開，在南方戰(zhàn)亂中的小島寂寞地留下了傳世之作。而丁玲則始終“飛蛾撲火”，在“風暴”的最中心燃燒自己，然后歷經(jīng)煉獄而成“活化石”。這是故事的第三種講法了，是喪失了獨立思考能力的“異化史”。

丁玲與革命不棄不離的這種緊密關(guān)系，也有深思者嘗試別樣的故事講法。李陀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力圖說明丁玲的“不簡單”。他質(zhì)疑那種“受難史”敘述，認為知識分子接受革命話語并非“僅僅靠政治壓力”就可能，而是因為革命話語本身是“一種和西方現(xiàn)代性話語有著密切關(guān)系，卻被深刻地中國化了的中國現(xiàn)代性話語”。正因為這一話語解答現(xiàn)代中國問題的有效性，才使得像丁玲這樣的無數(shù)知識分子被感召，“心甘情愿”地進入“毛話語體制”，并參與具體實踐。因此，革命話語與知識分子之間，并非分離乃至對立的關(guān)系，而是一種“共生”的歷史關(guān)系：“如果說毛文體的形成、發(fā)展是一個歷史過程的話，正是千萬知識分子的智慧和努力使這一過程成為可能。”

經(jīng)歷“新時期”的話語轉(zhuǎn)型之后，指認毛話語的歷史失誤和壓迫性，成為一種新常識。這是“受難史”“醒悟史”以及“認出風暴”的敘述成為可能的歷史前提。但是，如果遺忘了知識分子與革命曾經(jīng)的共生關(guān)系，遺忘了“知識分子都有過浪漫的、充滿理想的‘參加革命’的經(jīng)歷……”，那就遺忘了歷史的真實。特別是，“即使在他們一生最困難的日子里，在出賣和被出賣、迫害和被迫害、批判和被批判等尷尬困惑的時刻，許許多多的人仍然堅持毛文體的生產(chǎn)，并且把檢討、批判、迫害都變成毛文體再生產(chǎn)的特定形式”，這些記憶事實上構(gòu)成了理解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與革命的焦點問題。它們不應(yīng)該被忘記，但也不應(yīng)該在壓迫/反抗的后見之明中輕易地遺棄。關(guān)鍵是，如果把知識分子與革命視為兩個彼此分離的事物，那就失去了進入復(fù)雜糾纏的歷史深處的契機，實則是一種后革命時代的金蟬脫殼之術(shù)。

在這樣的意義上，丁玲確實是“不簡單”的。與其說她是一個“活化石”，莫如說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態(tài)：她用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展示了20世紀中國革命的全部復(fù)雜性。

三

為丁玲作傳，因此也是困難的。她的一生在榮辱毀譽之間的巨大落差，特別是她在后革命時代的“不合時宜”，使得要講述她的故事，總是難免捉襟見肘、顧此而失彼。

同情和熱愛她的人，容易把故事講成“辯誣史”。丁玲是復(fù)雜的，因此圍繞著她的種種誤解和傳說，常使熟悉和理解她的人不平。特別是，作為革命體制內(nèi)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丁玲的后半生，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不是在寫文學作品，而是在寫“申辯書”。要告訴人們一個“真實的丁玲”，總是要與復(fù)雜的歷史人事關(guān)系相關(guān)的各種謠言、傳說、誤解和歪曲做斗爭，總是難掩難抑辯護之情。但是，如果將丁玲的一生，固執(zhí)在說明她之“不是”，反而使人無法看清她之所“是”。更重要的是，辯護式寫法其實也使寫作者停留在丁玲置身的歷史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中，而無法超越出來盡量“客觀”地描述這個“結(jié)構(gòu)”本身，由此重新理解丁玲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20世紀已然遠去，曾經(jīng)與丁玲愛恨糾葛的當事人和利益格局，今天也大都已成歷史。在這樣的情境下，客觀地描述丁玲的一生，不止具備可能，也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認知丁玲和20世紀革命的必要步驟。

講一個完整的丁玲故事，或許最好的辦法，是回到“丁玲的邏輯”。1941年在延安的時候，丁玲寫了后來引起無數(shù)爭議的著名小說《在醫(yī)院中》。關(guān)于小說的主人公陸萍，丁玲說，這是一個“在我的邏輯里生長出來的人物”。這固然是在談小說創(chuàng)作，其實也是丁玲的現(xiàn)身說法。

丁玲是一個個性和主體性極強的歷史人物，對她喜者惡者大都因為此。喜歡者謂之“光彩照人”“個性十足”，不喜歡者謂之“藝術(shù)氣質(zhì)濃厚”“不成熟”“明星意識”，批判者謂之“自由主義和驕傲自滿”“個人主義”……所謂“丁玲的邏輯”，就是她始終以強烈的主體意識面對、認知外在世界，并在行動和實踐過程中重新構(gòu)造自他、主客關(guān)系，以形成新的自我。她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但并不自戀；她有突出的主觀訴求，但并不主觀主義；她有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但并不封閉；她人情練達，但并不世故；她的生命歷程是開放的，但不失性格的統(tǒng)一性……盡管一生大起大落，經(jīng)歷極其復(fù)雜，晚年丁玲對自己的評價卻是“依然故我”。

如何理解這種“丁玲的邏輯”，實則構(gòu)成理解丁玲生命史的關(guān)鍵。

四

在嘗試以“丁玲的邏輯”完整地描述丁玲生命史的傳記作品中，新近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丁玲傳》，做出了特別值得稱道的努力。

這本傳記的兩位作者李向東和王增如，多年從事丁玲研究，而且成果斐然。他們具備其他研究者所沒有的一大優(yōu)勢：王增如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書，在她身邊工作4年，耳濡目染丁玲的風采，并參與采集、整理了許多丁玲的第一手史料。這些史料，有的是對丁玲的錄音采訪，有的是丁玲的書信、日記與文件，還有一些以前未曾披露或未受到關(guān)注的創(chuàng)作手稿。與此同時，他們也細致閱讀了丁玲的全部作品，既有丁玲研究的多種史料和學術(shù)成果，也有與丁玲相關(guān)的文學與歷史事件的研究著作。在寫作這部傳記之前，關(guān)于“丁玲最后的日子”“丁陳反黨集團”及丁玲創(chuàng)辦《中國》的過程，他們都有專著出版。特別是2006年出版的60萬字的《丁玲年譜長編》，綜合各種史料，對丁玲的一生做了詳細梳理，是目前丁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充分的文獻和研究準備基礎(chǔ)上，他們寫作了這部傳記，力圖探索丁玲“曲折復(fù)雜的心路歷程”。應(yīng)當說，《丁玲傳》頗為完滿地達成了這一訴求。這是目前已有的多部丁玲傳記中，史料最翔實、豐富，生平經(jīng)歷梳理清晰、準確，敘述語言生動、流暢且頗具可讀性，評價方式也中肯而平實的一部。可以說，它寫出了一個“活生生”而又“完整”的丁玲。

傳記掌握了豐富的文獻史料，因而對許多此前丁玲生平中模糊不清的人生經(jīng)歷、人際關(guān)系和歷史事件過程，都做了清晰明確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它體認丁玲的角度，是頗為“平民化”的。書中記錄和描述丁玲一生經(jīng)歷的詳細過程，既包括人際關(guān)系和重要事件，也包括日常生活的飲食起居行止，以及主要活動場所的歷史氛圍，從而頗為生動地還原出了某種歷史現(xiàn)場感。丁玲當年住什么地方、居所的格局、吃些什么用些什么等等，都在傳記中做了細致的呈現(xiàn)。缺乏對丁玲當年生活的詳細勘察，缺少對歷史現(xiàn)場中的人物的深入體認，這些日常生活細節(jié)恐怕也很難“還原”。這就把丁玲從歷史的“抽象”中，拉回到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生活狀態(tài)中。

這部嘗試寫丁玲“心路歷程”的傳記，在丁玲所作所為的基礎(chǔ)上，更關(guān)心她之所以如此作為的“所思所想”與“思想和情感”。對于后者，傳記作者很少做介入式評價，而主要借助丁玲自己的作品、回憶錄、書信和文件等，描述這些行為背后的心理動機和思想活動。事實上，像丁玲這樣的極善書寫自己內(nèi)心活動的作家，這樣的史料并不難得到，真正需要的，是仔細閱讀作品和深入體察丁玲的內(nèi)心世界。例一是1924年初到北京的丁玲。不體認此時丁玲對已故好友王劍虹的思念，就難以理解她之寫出《夢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記》的內(nèi)在情緒底蘊。傳記將此時丁玲人際交往的基調(diào)，落實在與王劍虹的情感關(guān)系上：“‘你像劍虹！’這是她擇友的最高評價?！边@種描述，實則相當準確地把握了丁玲的內(nèi)心世界。例二是1931年胡也頻就義之后，丁玲不久即主編左聯(lián)的機關(guān)刊物《北斗》，并加入共產(chǎn)黨，擔任左聯(lián)的黨團書記。丁玲這一急劇左傾的過程，一般解釋為她受胡也頻犧牲的激勵。固然有很大這方面的因素，但傳記也用一小節(jié)“我是被戀愛苦著”，寫丁玲與馮雪峰的戀情及其對丁玲革命行為的影響。事實上，當年在《不算情書》中，丁玲就毫不隱諱地寫到了她與馮雪峰的情感關(guān)系。傳記結(jié)合相關(guān)的書信史料，展示這一時期丁玲頗為復(fù)雜的心理過程，仍需要一定的勇氣。

基于對丁玲作品和相關(guān)史料的詳細解讀，從丁玲自身的邏輯出發(fā)，對她生命中豐富的情感世界和人際關(guān)系做出準確把握，這樣的例子在這本傳記中很多。這包括丁玲南京時期與馮達的關(guān)系，延安時期與蕭軍、毛澤東、彭德懷等人的交往，包括她與陳明的戀情，也包括她與周揚的矛盾，以及50年代初期與蕭也牧的關(guān)系等。值得稱道的，是敘述者的態(tài)度。顯然，作為現(xiàn)代文學史上“緋聞”不下于蕭紅，曾風傳與毛澤東戀愛、要和彭德懷結(jié)婚的明星女作家，丁玲的“傳奇”故事并不少。但是，《丁玲傳》采取的基本態(tài)度，是不回避也不獵奇，而是據(jù)可靠的史料陳述歷史過程，道出丁玲的真實心態(tài)。

解志熙稱道這部傳記的一大優(yōu)點，是“敘述事跡的平實道來和分析問題的平情而論”。所謂“平實”，是以史料說話，所謂“平情”，是力求實事求是的客觀分析。這也使本書擺脫了“辯誣史”的態(tài)度。重要一例，涉及1940年代后期，周揚阻撓《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這是丁玲與周揚結(jié)怨的關(guān)鍵。不同于一般研究者只站在丁玲的立場上看問題，《丁玲傳》也嘗試從周揚的心理和動機出發(fā)，解釋他之所以如此的緣由。另外一例，涉及50年代初期丁玲主持文壇期間對蕭也牧小說《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與那種簡單地評判丁玲用一篇文章（《作為一種傾向來看》）“消滅了蕭也牧”不同，傳記分析了蕭也牧小說的內(nèi)容、丁蕭的私人交往、新中國建立初期解放區(qū)干部及解放區(qū)文學在京津滬等大城市面臨的處境，和作為文藝界領(lǐng)導(dǎo)與解放區(qū)干部代表的丁玲的態(tài)度，從而較為豐滿地呈現(xiàn)了這一事件的不同側(cè)面。這使傳記表現(xiàn)出了頗高的歷史研究的“客觀性”。所謂“客觀”，并不是一定能夠有確鑿的史料坐實歷史人物的行為邏輯，而是超越“私怨說”，不僅站在傳主的立場，也體認相關(guān)其他人物的心理和處境，盡量對事件作出相對合理和公正的解釋。這就是“平情而論”的真實含義了。

與敘述角度、敘述態(tài)度相關(guān)，《丁玲傳》的敘述結(jié)構(gòu)也頗值得一說。它以10章、101小節(jié)和生動準確的“小標題”，講述丁玲的生命歷程。這10章分別以丁玲生活過的地方為對象，敘寫她在生命的不同時段，在不同地點和歷史氛圍中的作為和思想。這就好像一幅“生命地圖”，形象而明晰地勾畫了丁玲一生的行止，格外具有可讀性，也避免了一般傳記研究的學術(shù)腔和八股氣。丁玲一生在中國許多地方生活過，這些地方往往是某一歷史時期的文化、政治中心，而同時丁玲也卷入這些“中心”之核心。丁玲的生命歷程、特定地域的社會文化氛圍、時代的地理學之間，因此建立了有意味的歷史關(guān)聯(lián)。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丁玲并不是一個特別有地域性標記的作家。與之構(gòu)成對比的，仍然是蕭紅。蕭紅一生行跡是“從異鄉(xiāng)到異鄉(xiāng)”，而精神的世界卻一直停留在故鄉(xiāng)呼蘭。但丁玲的一生，卻真如“游子”一般，是以“四海”為家。湖湘是她生命的起點，上海、陜北和北京是她生命的高潮段落，而南京、北大荒則是她生命的低潮期。丁玲的生命遭際與地域場所的這種關(guān)聯(lián)性，在《丁玲傳》中做了極好的呈現(xiàn)。這既方便于組織傳記的敘述結(jié)構(gòu)，也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了丁玲生命的歷史廣度、流動性和開放性。那同樣是革命的20世紀在丁玲生命中的投影，也是丁玲以自己獨特的生存態(tài)度和生存邏輯對革命做出的回應(yīng)與呼應(yīng)方式。

五

可以說，《丁玲傳》以盡可能完美的方式、用“丁玲的邏輯”書寫了丁玲完整而豐富的生命史。它同時涉及了所需的三個層面：外在性或客觀性的丁玲一生行止，內(nèi)在性或主觀性的丁玲心路歷程，分析性或闡釋性地在歷史關(guān)系格局中評價丁玲。在這部傳記的“后記”中，作者道出寫作意圖，即“貼近丁玲復(fù)雜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來寫丁玲的一生，以“讓傳主眉目清晰”。盡管是一部如此豐富而復(fù)雜的生命史，但作者指出，丁玲仍有她之為“丁玲”的獨特性所在，那就是其“性格”的三大鮮明特點：“孤獨、驕傲、反抗?！?/p>

這一概括方式可以說并非傳記書寫本身所需，而是寫作者對丁玲人格的一種體認方式。這也是“難題”所在。盡管從個人性格而言，確可說丁玲有這樣的氣質(zhì)，但是僅有這樣的氣質(zhì)，并不能使丁玲成為革命者，并與中國革命歷史相始終。貫穿丁玲一生的，與其說是一種“性格”，莫如說是一種生存態(tài)度和獨特的生命哲學。那就是“丁玲的邏輯”。

最能顯示這種“丁玲的邏輯”的，是她用小說塑造的女性人物。從上海時期的夢珂和莎菲，到延安時期的貞貞和陸萍、桑干河畔的黑妮，再到晚年的杜晚香，人們普遍能辨識出這個女性形象序列的巨大變化，但也很快能意識到她們的某種一致性。這種巨大變化和內(nèi)在一致性，共同構(gòu)成“丁玲的邏輯”，正如她豐富廣闊、多變多舛的生命經(jīng)歷?！靶愿瘛笨梢越忉尪×岬摹耙恢滦浴?，但無法解釋她如此強大的生命可塑性和承受能力。

理解“丁玲的邏輯”離不開“革命”?？梢哉f，“丁玲的邏輯”就是“革命的邏輯”。瞿秋白曾評價丁玲是“飛蛾撲火，非死不止”。對“火”的向往，包含著對“在黑暗中”的現(xiàn)實的反抗，和對“光明”的未來的追逐。這是革命者的內(nèi)在精神氣質(zhì)。晚年的丁玲仍如是說：“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走在時代最前面的一股力量，是代表時代的東西?！边@種理想主義的氣質(zhì)，固然可以說是20世紀進化論史觀的投影，不過，沒有這種氣質(zhì)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的行動。這是歷史賦予丁玲而被她內(nèi)在化的一種精神氣質(zhì)。

在丁玲的意識中，“革命”有其具體所指，那就是共產(chǎn)黨和社會主義革命。丁玲早在她少女時代的湖湘，就已通過母親的好友向警予而知道了革命，更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學與瞿秋白、王劍虹等交往的時期，直接進入革命文人圈，但是，直到1932年才加入共產(chǎn)黨。而一旦加入，終其一生她都對革命保持著“愛情”般的忠誠。特別是“新時期”仍舊如此。許多研究把“新時期”丁玲對革命信念的表白，視為受周揚等宗派擠壓而被迫做出的“表演”。這可以解釋丁玲在某些場合與周揚針鋒相對的行為和言辭，但無法解釋她“新時期”之后寫作的200多篇文章。在這些作品中，丁玲仍舊是那個“革命的丁玲”?？疾煲幌露×崛绾窝哉f她理解的“黨”是有意思的，因為其中很少理論性的階級分析，而是情感性的表白和信念式的執(zhí)著。她說：“共產(chǎn)黨員對黨只能一往情深，不能和黨算賬，更不能講等價交換”，表達的正是一種“忘我”“無我”的投入狀態(tài)，而且是一種情感結(jié)構(gòu)式的精神狀態(tài)。在這里，革命體制的酷烈和擠壓，可以與革命信念剝離開來，“受難史”也可以轉(zhuǎn)化為“考驗”和“磨礪”。由此衍生出一種獨特的反抗性革命哲學，就像她在1940年代給予陸萍的贈言：“人是在艱苦中生長?！?/p>

1931年之前，丁玲就是向往“革命”的，但那是無政府主義式的革命，是“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的生活”。這使丁玲甫一出現(xiàn)在文壇，就表現(xiàn)出最激進最摩登的個人主義姿態(tài)。如福柯理論所言，這種現(xiàn)代個人主義實則深刻地內(nèi)在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傳統(tǒng)。它所塑造的現(xiàn)代個人，是一種“內(nèi)在的人”，一種實際上與外在的現(xiàn)實相隔離、喪失行動能力的人。莎菲時代的丁玲也是如此。加入革命政黨而自愿做“螺絲釘”，對于丁玲是一次巨大的跳躍，但非徹底的“斷裂”，而是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了這種自我的結(jié)構(gòu)：它賦予這一結(jié)構(gòu)一種不斷地朝向外部、通過實踐而更新自我的能力。無產(chǎn)階級政黨革命召喚的固然是“獻身”，是“無我”，也是“更大的自我”的獲得。那意味著在革命的斗爭實踐中，在與“艱苦”展開搏斗的生活經(jīng)歷中，不斷地磨礪自身，不斷地認知外在世界，并通過實踐轉(zhuǎn)化成自我的構(gòu)成部分，以塑造新我。莎菲式向內(nèi)的個人主義是脆弱的，但陸萍式“在艱苦中生長”的主體卻是堅韌的。這種主體哲學的終點形態(tài)，就是那個卑微而強大的杜晚香：她像是一枝被人遺忘但生命力頑強的“紅杏”，在不斷地吸納世界的美好愿望中塑造自己的新品質(zhì)，最終用她的生命感動了世界。

《杜晚香》實則是丁玲最有意味的作品。那是丁玲在歷經(jīng)磨難的晚年，終于完成的革命者形象。據(jù)王增如對丁玲創(chuàng)作手稿的考證，還在寫《在醫(yī)院中》時，丁玲就說其實她并不想寫陸萍這樣“脆弱”“感傷”的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而是想寫一個“共產(chǎn)黨員”。只是苦于無法在生活中找到模型，不得已寫成了那個“未完成”的陸萍。杜晚香是其完成形態(tài)。她身上包含著兩個關(guān)鍵要素：其一是主人公孤獨地生長，其二是外在的革命之光全部轉(zhuǎn)化為個人的內(nèi)在修煉。至此，革命者終于可以超越革命體制而獨立存在了：她不是革命體制的附屬品，而是革命信念的化身。丁玲就是以這樣的方式，超越了受難史的邏輯。

顯然，要理解丁玲的生命史，需要理解這樣的屬于丁玲的“革命的邏輯”。她以理想主義的氣質(zhì)、以對革命信念愛情式的投入、以在艱苦中生長的生存態(tài)度，獨自承擔了革命和革命的全部后果?！靶聲r期”的丁玲對革命史的反思，顯然并沒有達到應(yīng)有的深度。但有意味的是，她只批判革命中的“封建”（宗派主義），從不否定革命信念和革命體制。真正使得丁玲顯得不合時宜的，其實是“新時期”的歷史情勢。具體到文藝體制的重構(gòu)方面，很難說80年代的丁玲就一定是落伍的。“新時期”是以破竹之勢展開的，共同的歷史情緒使人們將那次斷裂看作是“歷史的必然”。但正是丁玲的存在，顯示出了“新時期”的“時”之建構(gòu)性。80年代已成歷史，在“新時期”的社會變革產(chǎn)生了如此復(fù)雜的歷史后果的今天，更為心平氣和地理解丁玲的“逆時”之舉，或許并非不可能。這并不是要在“左”與“右”之間重新肯定丁玲，而是去思考革命體制自身的斷裂與延續(xù)，是否可能以更深厚的方式展開。在“新時期”的主流邏輯中，革命已成漫畫式的刻板面孔，是人人不欲甚或厭棄的對象，但人們常常忘記，新的歷史其實就是從那樣的革命史中生長出來的。

丁玲是一個歷史人物，“她的一生凝聚了太多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乃至思想史的內(nèi)涵”（張永泉）。深入丁玲的邏輯中去理解她的生命史，才能把握丁玲“不簡單”在何處，更是超越丁玲的時代性、更深刻地反思其革命經(jīng)歷的前提。而且，這種理解，顯然不止關(guān)乎丁玲個人，同時也是進入20世紀革命者“豐富復(fù)雜的內(nèi)在世界”，深入到革命史的肌理層面以把握歷史的復(fù)雜性，從而更為自覺地承擔20世紀中國革命作為“遺產(chǎn)”與“債務(wù)”的雙重品性的契機。沒有這樣的理解，20世紀的歷史將始終缺少必要的現(xiàn)實重量：它或?qū)⒈谎杆俚剡z忘，或?qū)Q一種方式重復(fù)歸來。

1.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