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莫言作品的西詮東釋

就目前來看，莫言可以說是國外研究最多的中國當代作家，特別是在他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國外對其作品的翻譯、出版、研究、報道達到一個新的高潮。其實，國外對莫言的研究從來就沒有冷卻過，而且覆蓋面甚廣。從主題上看，海外莫言研究涵蓋了莫言小說涉及的主要問題領域：歷史想象、時間、記憶，創(chuàng)傷、戰(zhàn)爭、苦難，欲望、身體、性，父權、女性、家族，電影改編……從風格和藝術手法看，狂歡、反諷、魔幻現(xiàn)實、傳統(tǒng)繼承……無不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下面我們考察一下莫言作品在東西方的詮釋，從東西方學術共同體的角度分析莫言研究的洞見和不見，探討國外的研究成果反饋到國內(nèi)時，對國內(nèi)的莫言研究所產(chǎn)生的影響，以及莫言研究在東西方學術界的互動與跨文化對話。在本章中，西方范圍內(nèi)我們以英語世界為主，兼顧法國和德國的莫言研究；東方則主要聚焦國內(nèi)學術界和日本、韓國、越南對莫言作品的詮釋，力圖在對比觀照中呈現(xiàn)莫言研究的立體性和多棱面。

第一節(jié) 莫言作品國外研究線路圖

海外的莫言研究稱得上是洋洋大觀。我們首先從“面”和“線”的維度對英語世界的莫言研究做一個總體梳理，然后從“點”的層面深入剖析莫言幾部重要作品的海內(nèi)外研究焦點。

英語世界堪稱西方莫言研究的重要舞臺，成果不僅有專著、論文集和為數(shù)甚多的博士論文，更有大量的期刊論文。下面我們以列表的形式對國外的莫言研究做一番鳥瞰。

表2.1 西方莫言研究專著及博士論文統(tǒng)計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英語、法語、德語等西方主要語種中都有專門研究莫言的著作問世，這在中國當代作家的海外研究中是不多見的。從英語世界的博士論文來看，既有單獨研究莫言的，也有用某一主題將莫言和其他作家統(tǒng)合起來研究的，譬如剖析莫言和張賢亮、王安憶作品中的性政治，探討莫言、余華、蘇童創(chuàng)作中的異化現(xiàn)象，研究莫言、魯迅、余華、韓少功作品中的“吃人”主題，闡釋莫言、張賢亮、賈平凹小說中的男性氣質(zhì)重建，追溯莫言、魯迅、施蟄存、沈從文、王安憶小說中的傳統(tǒng)、記憶與歷史；亦有從比較的角度，將莫言和中外作家比如英國的托馬斯·哈代、中國的沈從文，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的?？偟膩砜?，莫言在英語世界得到研究者較為全面的關注，而且這種研究并不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的跟風行為，因為從時間上來看，這些著作和博士論文多是莫言獲諾獎之前的成果，這也說明西方世界莫言研究的理性和成熟，沒有因為他獲得大獎而出現(xiàn)短時間內(nèi)的大幅波動。

相對于專著和博士論文，莫言在國外的研究成果更多地體現(xiàn)為發(fā)表在報刊上的論文，英語世界的論文列表統(tǒng)計如下。

表2.2 英語世界莫言研究期刊論文統(tǒng)計

“History（of World Literature Today），”https：//www．worldliteraturetoday．org/mission，2017-1-15．

《海外書覽》創(chuàng)刊后就將關注的目光投向當時的中國文學，而對中國當代小說的關注在新時期以后不斷升溫。從1991年起，《今日世界文學》開始用?？?、專輯、專欄的形式集中介紹中國當代文學，余華、韓少功以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等人的作品，都在上面得到探討和研究。

《今日世界文學》對中國當代小說的飛躍性關注始于2008年，這一年北京師范大學與其探討合作的可能性，最終由雙方共同編輯的《今日世界文學》中國版——《今日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于2010年創(chuàng)刊，每年兩期，在美國以英文出版、世界范圍內(nèi)發(fā)行?！白骷姨貙憽保‵eatured Author）、“作家訪談”（Author Interview）、“學人風采”（Featured Scholar）是《今日中國文學》的常設欄目，一群創(chuàng)作實績不凡的小說家，像莫言、畢飛宇、閻連科、李昂、蘇童、格非、朱天文等，在上面得到推介；一批成就斐然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包括漢學家、海外華人學者、中國學者，如葛浩文、顧彬、王德威、葉維廉、王斑、樂黛云等，在上面得到介紹?！督袢罩袊膶W》以更多的版面、更大的力度、更廣的覆蓋，將當代小說佳作及時推向海外，讓世界同步了解中國當代小說的創(chuàng)作風貌。這份刊物不僅給英語世界的中國當代小說研究者提供了學術交流的園地，也讓喜歡中國當代小說的國外讀者循著刊物上提到的線索，去尋找想要閱讀的作品，無形中帶動了中國當代小說在英語世界的傳播。

《今日世界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青睞首先表現(xiàn)為設立了當代小說譯介與研究的?？?、專輯與專欄，其次表現(xiàn)為出版《今日世界文學》中國版，即《今日中國文學》。這些?？］?、專欄和中國版刊登了部分譯成英語的中國當代小說，而更多的是研究性論文。

《今日世界文學》 2000年夏季號推出莫言研究專輯，刊發(fā)了四篇研究莫言的論文?！赌缘摹瓣幱舻摹苯场罚ā癋orbidden Food：‘The Saturnicon’ of Mo Yan”）剖析了莫言小說中的“吃人”隱喻，即那些腐敗官員對普通百姓的壓制；《莫言的文學世界》（“The Literature World of Mo Yan”）論述了莫言“從天堂到茅坑”、“從正史到野史”、“從主體到身體”恣肆汪洋的寫作姿態(tài)及形式；《土地：從父性到母性——論莫言的〈紅高粱〉和〈豐乳肥臀〉》（“From Fatherland to Motherland：On Mo Yan's Red Sorghum and Big Breasts and Full Hips”）肯定了莫言作品的挑戰(zhàn)性：對歷史進行了與官方不同的書寫，以父親形象的缺失來質(zhì)疑毛式話語模式；《西方人眼中的莫言》（“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以《紅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為例，探討了莫言在小說技巧上的革新?！督袢帐澜缥膶W》以敏銳的學術眼光，捕捉到莫言小說的獨異性和新質(zhì)素，以專輯的形式為其加冕，而莫言日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印證了《今日世界文學》的睿智與遠見。

《今日世界文學》2009年第4期為獲得該年度紐曼華語文學獎的莫言開設專欄，登載了《莫言：2009年紐曼華語文學獎得主》（“Mo Yan：Laureate of the 2009 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一個人的六道輪回：2009年紐曼文學獎獲獎演說》（“Six Lives in Search of a Character：The 2009 Newman Prize Lecture”）、《翻譯莫言的小說讓我筋疲力盡：2009紐曼文學獎提名詞》（“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Nominating Statement for the 2009 Newman Prize”）、《莫言小說與中國本土傳統(tǒng)》（“Mo Yan's Fiction and the Chinese Nativist Literary Tradition”）、《幽默作家莫言》（“Mo Yan as Humorist”）等，讓莫言進一步走向世界，也讓世界進一步走近莫言。葛浩文在《翻譯莫言的小說讓我筋疲力盡》中贊賞道：“很多優(yōu)秀的作家很難一直保持高水平的創(chuàng)作，但莫言例外。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受到普遍的好評，都展現(xiàn)出新的深度和廣度，這是他卓越創(chuàng)作才華的表現(xiàn)。他的作品風格多樣，形式靈活，從寓言傳說到魔幻現(xiàn)實，從不折不扣的現(xiàn)實主義到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主義……他的意象引人注目，他的故事令人著迷，他的人物攝人心魄。一句話，他是獨一無二的?！?sup>劉洪濤在《莫言小說與中國本土傳統(tǒng)》中指出，中國鄉(xiāng)土文學有魯迅的啟蒙主義和沈從文的文化守成主義兩個傳統(tǒng)，莫言“融會并發(fā)展了中國鄉(xiāng)土文學的兩個傳統(tǒng)，把最具本土色彩同時又最具現(xiàn)代性的文學作品呈現(xiàn)給世界”。黃承元在《幽默作家莫言》中指出：“莫言復活了中國文學中的幽默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中國被忽略了。他的小說描繪了個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碎片化世界里富有喜劇性而又令人同情的一面，不管是底層民眾還是官僚主義者都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喜劇性有時甚至是荒誕的生存狀態(tài)?！蹦浴皩⒋直膳c幽默雜糅起來，建構出與宏大敘事不同的反敘事”。在黃承元看來，莫言的《酒國》與《生死疲勞》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喜劇性的荒誕?？偟膩砜矗撐膶δ宰髌返莫毺匦?、莫言對中國文學傳統(tǒng)的繼承進行了深入剖解，從中可以看出莫言是一個受到民族創(chuàng)作資源滋養(yǎng)并攜帶著民族性走向世界的作家。

2010年以后，《今日中國文學》借《今日世界文學》的東風，刊登了更多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評論文章，而莫言受到特別的關注。2013年的1—2期合刊重點推出莫言和蘇童研究。2012年10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使莫言成為世界矚目的中心，《今日中國文學》給予莫言大量篇幅，刊登了莫言作品在英語世界最重要的譯者葛浩文的《莫言翻譯：眾聲中的一種聲音》（“Mo Yan in Translation：One Voice among Many”），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晚宴答謝詞》（“Nobel Prize Banquet Speech”）和《講故事的人：2012年12月7日諾貝爾文學獎演說》（“Storytellers：Nobel Lecture，December 7，2012”），張清華的《諾貝爾獎、莫言及中國當代文學》（“The Nobel Prize，Mo Yan，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China”），《今日世界文學》執(zhí)行主任戴維斯·昂迪亞諾的《一個西方人對莫言的思考》（“A Westerner's Reflection on Mo Yan”）。戴維斯認為莫言“是一個天才，難得的卓越小說家”。2015年第1期上發(fā)表的《中國文學的互文性解讀：以莫言作品為個案》（“The Intertextual Read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Mo Yan's Works as Examples”）以《生死疲勞》和《紅高粱》為例，結合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闡釋了跨文化語境下互文性解讀的必要性。該文作者陳邁平認為：“多數(shù)西方讀者由于沒有中國讀者的閱讀經(jīng)驗和對于中國文化的記憶，無法結合其他中國文學作品對翻譯作品進行互文性解讀。而中國讀者的閱讀經(jīng)驗很容易被喚起，對莫言的小說進行聯(lián)想性解讀，因而中國讀者更能夠把作品的深層意蘊挖掘出來。”比如瑞典讀者在閱讀《生死疲勞》時很難會聯(lián)想到其他描寫中國農(nóng)村的小說，而實際上，土地與農(nóng)民的境遇是讀懂現(xiàn)代中國的關鍵所在。莫言的這部小說就是描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農(nóng)民的生活，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等運動在很多中國當代小說中都有描寫，像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浩然的《艷陽天》等，“只有將莫言的《生死疲勞》放在與這些小說的參照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莫言”。小說中的地主西門鬧與上述作品中的地主相比，“突破了地主形象的思維定式，沒有像以前那樣按照階級身份進行機械的劃分”?！都t高粱》也和其他描寫抗日戰(zhàn)爭的當代小說如《平原槍聲》、《鐵道游擊隊》、《敵后武工隊》等不同，那些小說里面的英雄清一色是共產(chǎn)黨員，帶有宣傳腔調(diào)，而莫言的小說根據(jù)發(fā)生在他家鄉(xiāng)的真實事件創(chuàng)作出來，沖在抗日前沿的是“普通農(nóng)民，甚至還有土匪”。這種“中國文學語境下的互文性解讀重構了歷史，挑戰(zhàn)、質(zhì)疑了其他文本中的中國文化”。

《今日世界文學》除了登載莫言作品的研究論文外，還發(fā)表了大量的當代小說及相關研究論著的書評，從“面”的維度擴大了莫言在英語世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新時期以來西方譯介的許多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都在《今日世界文學》上得到評論，關于莫言的書評有7篇，從數(shù)量上講最多，評論的是英譯本《紅高粱》、《酒國》、《豐乳肥臀》、《爆炸及其他小說》、《師傅越來越幽默》和法譯本《天堂蒜薹之歌》及《十三步》。這些書評對莫言的作品評價甚高，比如認為莫言的“《師傅越來越幽默》中的幾個短篇展示了作者毋庸置疑的創(chuàng)作才華……充滿了華麗、詭異的想象”。

《今日世界文學》以其給予中國文學的專刊、專輯、專欄和大量的書評空間，成為國外傳播莫言小說的意見領袖之一，它以專業(yè)的權威性，引導著英語世界里莫言接受者的文學閱讀和文學趣味，推動著西方人對莫言小說的接受。

第二節(jié) 《紅高粱家族》：入了世界文學的版圖

莫言的作品得到了西方學者、作家的積極評價，而且早在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就有很多贊美之語。美國學者托馬斯·英吉認為“莫言是真正的文學天才”，“是一位才華橫溢、天馬行空且花樣翻新的作家……他的每一部新作都別開生面，提升了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審美水準”。華裔美國作家譚恩美指出：“莫言在世界文壇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塑造的人物具有震撼力，性感而又本真；他講述的故事驚人而又帶有史詩性?！?sup>“莫言的小說會打動美國讀者的心靈，就像昆德拉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一樣?！?sup>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杜邁克贊賞莫言“正越來越顯示出他作為一個真正偉大作家的潛力”?！督袢帐澜缥膶W》刊文稱莫言是“一個世界級的作家……毫不夸張地說，莫言是文學界一位真正的天才”。

莫言的知音、把他的《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師傅越來越幽默》、《豐乳肥臀》、《生死疲勞》、《變》等作品譯成英文的美國漢學家葛浩文說，莫言的“作品具有吸引世界目光的主題和感人肺腑的意象，很容易就跨逾國界”。海外華人學者、哈佛大學的王德威認為莫言執(zhí)著于“一種丑怪荒誕的美學與史觀”，其創(chuàng)作“葷腥不忌，百味雜陳”，“從天堂到茅坑，從正史到野史，從主體到身體”，并多次撰文，對莫言的作品從長篇到短篇，進行了全面、細致的評述和研究。

法國巴黎第三大學的華人學者張寅德認為莫言受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的馬孔多鎮(zhèn)和福克納《沙多里斯》中約克納帕塔法縣的影響，借助現(xiàn)實和幻想中的故鄉(xiāng)建立起一個文學世界——山東高密東北鄉(xiāng)：“在這片混雜著多重異域色彩和氣息的土地上，在這河流、沼澤和田地交錯卻又不變的背景之上，家世傳說夾雜著村民們的當代故事鋪展開來?！?sup>張寅德指出莫言創(chuàng)作的獨特之處是“將身體、糧食和獸性用到創(chuàng)作中，并且注重肉體、身體各個感官的優(yōu)勢，引向顛覆性的、悲劇性的而又令人憂慮的怪誕”。

德國漢學家顧彬認為莫言不僅利用了“國家意識形態(tài)”，也利用了“市場”。他“把主流作家如趙樹理或浩然的好的、進步的農(nóng)民形象整個顛倒過來，把農(nóng)村構想成一場噩夢”。但他又很注意度的把握，“把大量愛國主義混入到愛情、戰(zhàn)爭和痛飲燒酒的情節(jié)中去，從而完全站在了‘公眾意見’這邊”。而“暴力”將莫言的小說“和市場聯(lián)系起來”。

上述僅是西方世界對莫言及其作品評論的滄海一粟，而在西方人對莫言乃至中國當代文學的認知與接受中，《紅高粱家族》起著開路先鋒的作用。這部小說1986年發(fā)表之后就在國內(nèi)備受關注，1993年譯成英文出版后香飄海外，被國外權威文學期刊《今日世界文學》評為“1993年全球最佳小說”，2001年入選該雜志評選的75年中40部世界頂尖文學名著。

《紅高粱家族》英譯本推出當年就有很多評論?！都~約時報書評周刊》、《出版者周刊》、《圖書館學刊》、《當下歷史》（Current History）、《遠東經(jīng)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書單》（The Booklist）、《紐約》（New York）等紛紛登載評論文章。翌年，《今日世界文學》刊登了杜邁克的評論文章。《紐約時報書評周刊》上的文章稱莫言的這部小說把“把高密東北鄉(xiāng)安全地放到了世界文學的版圖之上”，托馬斯·英吉則稱贊“莫言以其獨特的個人風格與審美原則，力圖為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尋找落腳點”?？梢哉f，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揚起了我國當代文學特別是新時期以后文學海外之旅的勁帆。以今天的眼光看，這部小說堪稱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領航者和典范，至今依然深受海外讀者和研究者的青睞。

從西方對《紅高粱家族》的研究和評論來看，焦點詞匯是“原創(chuàng)性”、“顛覆性”、“革新性”等。莫言對歷史的獨特敘寫，對土匪、日本侵略兵不落窠臼的塑造，對現(xiàn)代技巧的出色運用，為許多西方論者所津津樂道。

托馬斯·英吉認為，莫言在這部小說中“顛覆了歷史即真實這一概念”，“將歷史變?yōu)閭髡f”。華盛頓大學教授柏右銘指出，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排斥了“民族英雄主義”歷史敘述，而且他的這篇論文被收入美國高校使用甚廣的教材《哥倫比亞現(xiàn)代東亞文學史》。這一研究傾向在德語文化圈里也得到共鳴。在著名漢學家、維也納大學的蘇珊娜看來，莫言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于提出了對歷史進行反思進而重新敘寫的可能性。她認為中國當代小說中的歷史敘事多是基于官方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而莫言的《紅高粱》表現(xiàn)出從民間視角書寫不同于官方歷史的努力。

還有論者對《紅高粱》中余占鰲這個土匪兼民族英雄形象懷有濃厚的興趣，認為莫言刷新了昔日的抗日英雄形象。土匪作為一個群體具有復雜矛盾的特征，一方面他們是暴力的化身，危害一方平安；另一方面，來自社會底層又使他們具有除惡揚善的本能。因而，在中國作家筆下，土匪一直是多面的，但總體來看帶有更多妖魔化色彩，如《林海雪原》、《烏龍山剿匪記》中的土匪奸淫搶掠，沒有人性，令人痛恨，是惡魔的化身。誠然，為了建立起英雄傳統(tǒng)，弘揚樂觀主義精神，鼓舞人們的士氣，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理由這樣刻畫土匪，但造成的結果是土匪在歷史上的真實形象被遮蔽了。而關于抗日英雄，官方的文學史和歷史給我們提供的是這樣的形象：他們堅毅頑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的脊梁。但論者強調(diào)，我們也不應忘記那些土匪，他們出于民族大義，以不羈的行為和品格，承擔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責任，詮釋著俠義的內(nèi)涵。莫言《紅高粱》里面的余占鰲就是這樣有著俠肝義膽的土匪英雄，他敢愛敢恨，疾惡如仇，活得坦坦蕩蕩。余占鰲之所以受到讀者喜愛，不僅因為他愛著已為人婦的戴鳳蓮，殺死她患有麻風病的丈夫，而且還因為他頑強地抵抗日本侵略者。在國民黨官兵背信棄義的情況下，余占鰲盡管明顯處于弱勢，卻依然向日軍發(fā)起進攻，直到拼盡最后一個人。儒家文化的大一統(tǒng)地位固化了我們對民族英雄的定位和認知：他們無一不是通體光亮、高大完美的形象，而莫言“在《紅高粱》中表達了自己對抗日英雄的理解”。莫言認為這是一場全體中國人都置身其中的戰(zhàn)爭，每一個都應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既然這是愛國思想的體現(xiàn)，在文學作品中就不應有任何人為的限制，而應該還原歷史真相，也就是說像余占鰲這樣的土匪也能成為抗日英雄。英國漢學家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對此有非常深刻的認識，在他看來，不管是否給老百姓帶來好處，土匪所干的通常是反抗壓迫者的暴力行為。而在戰(zhàn)爭時期，難以用完美來苛求一個人。對一個土匪來說，他即便是僅有一次維護百姓的行為，也可以算得上是英雄，哪怕是一時的英雄。

莫言不僅在《紅高粱》中重新看待土匪形象，還對“日本鬼子”進行了人性化的描寫，這也被論者視為“極為罕見”的現(xiàn)象。當對幾名死去的日本士兵進行閹割并把他們的尸體丟進河里時，《紅高粱家族》里面有這樣的描繪：“這些也許是善良的、也許是漂亮的，但基本上都是年輕力壯的日本士兵?！?sup>針對這一描寫，托馬斯·英吉指出，莫言“對日本人進行了人性化和普泛化的處理，賦予他們合乎情理的性格和行為”，而其他的中國當代作家傾向于妖魔化這個群體。這也就是后來莫言總結的創(chuàng)作原則之一：把壞人當好人寫。他認為文學作品不應一味塑造臉譜化的壞人形象，對壞人也要懷有憐憫之心，寫出他們的七情六欲，寫出壞人身上的光亮，寫出好人身上的陰影，這樣才能刻畫出獨一無二的“這一個”。

在西方研究者看來，《紅高粱》不僅在內(nèi)容上具有顛覆性，在手法上也極富原創(chuàng)性。“莫言創(chuàng)新性技巧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他對敘述視角的完全原創(chuàng)性利用?！?sup>這部小說的開頭非常出彩：從孫子的視角娓娓道來爺爺奶奶的故事。托馬斯·英吉更進一步指出：“不論是托爾斯泰恢宏磅礴的《戰(zhàn)爭與和平》，還是瑪格麗特·米切爾不無浪漫色彩的《飄》，史詩性的小說大多按時間的線性發(fā)展敘事，但《紅高粱》卻反其道而行之，在時間之流里來回穿梭，讓讀者自己對事件進行合理的排序……讓讀者自己組合故事……這是一種非常現(xiàn)代的敘事技巧?！?sup>同樣，戴維斯也認為，“《紅高粱》是對敘事視角的出色運用，小說的敘述者以‘我爺爺’、‘我奶奶’的口吻講述故事，而他不可能知道爺爺奶奶在高粱地里發(fā)生的愛情故事……這是對人物、情節(jié)的大膽試驗，令人想起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作家唐納德·巴塞爾姆和約翰·巴思”?？傊?，在西方研究者看來，莫言的《紅高粱》在敘事方式上是對之前中國文壇的極大突破，是對西方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切近，而在主題表達和人物塑造上又不像西方文學那樣虛無縹緲?！都t高粱》像一枚炸彈，炸開了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突破口，讓世界對中國當代文學刮目相看。

西方對《紅高粱》的評價和研究雖然主要聚焦其顛覆性、原創(chuàng)性，但熟悉中國文學的海外華人學者仍然看到了顛覆之下的繼承與延續(xù)。他們對《紅高粱》的探討穿透表象，深入到肌理，從文學史的嬗變之流中發(fā)現(xiàn)了變中的不變。我們下面以呂彤鄰的《〈紅高粱〉：超越中的局限》一文為例加以說明。

呂彤鄰首先肯定了莫言小說的突破與創(chuàng)新?！都t高粱》之前的當代小說創(chuàng)作主要遵循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原則，即文學作品要真實地反映現(xiàn)實生活，弘揚主流意識形態(tài)。而《紅高粱》猶如橫空出世，“在意識形態(tài)、話語運用、敘事結構上都與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作品有很大不同。莫言把亡命徒和通奸者塑造成抗日英雄，是對既往抗日戰(zhàn)爭中英雄形象的突破。而且在這部作品中，超自然主義占很大比重，游離了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基本框架”。但呂彤鄰很快筆鋒一轉，指出小說中“我爺爺”和“我奶奶”的關系是對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和社會制度的蔑視，“巧妙地承認了共產(chǎn)黨的階級斗爭遺產(chǎn)”。隨之用大量的篇幅論述了《紅高粱》所體現(xiàn)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遺產(ch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