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失敗”小說導論

“唯一可信的就是那沒有主體的潛意識世界?！?/p>

——轉引自陸建德：《破碎思想體系的殘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年版，第266頁。

自1969年《等待戈多》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來，貝克特就一直被公認為“荒誕派戲劇”的代表作家之一，因而當代批評界關注的主要是他的戲劇，仿佛他并非首先是“第一個重要的后現(xiàn)代主義小說家”。事實上，在20世紀50年代轉向戲劇之前，貝克特已經(jīng)創(chuàng)作了六部長篇小說及若干中短篇小說和少量詩歌。由于內(nèi)容生澀、頹廢，且形式實驗的跨越性太大，這些代表他前期最高水平的長篇小說無法得到當時閱讀受眾的接受，直到20世紀70年代還多半湮沒無聞。到了80年代，隨著諾貝爾獎效應的持續(xù)，早期相關論文和文集得以出版，但多為傳記式或印象式批評，真正見解深刻、論述系統(tǒng)的為數(shù)甚少。到90年代，較有學術分量的評論才相繼出版，在歐洲和美國掀起了一個貝克特小說批評的新時代。在筆者看來，其中最深刻、最系統(tǒng)的當屬華生（David Watson）、阿其森（James Acheson）、奧哈拉（J. D. O'Hara）、希爾（Leslie Hill）、比根（Richard Begam）、庫西諾（Thomas J. Cousineau）及特瑞萊斯（Thomas Trezise）等人的著作。而在中國大陸地區(qū)，在陸建德、舒笑梅、侯維瑞、王雅華、李維屏、張和龍等學者于世紀之交發(fā)表論述之前，除沿用西方的“存在主義”、“荒誕派”等論調并重申資本主義的“虛無”、“絕望”等觀點外，幾乎沒有切中肯紊而且有分量、有見地的批評。在2006年貝克特百年誕辰前后，西方的相關批評迅速躍至頂峰，而且《貝克特在全球的接受》（The International Reception of Samuel Beckett）等系統(tǒng)的接受史著作也蜂擁而出。至此，由于貝克特的巨大影響力，而其小說基于哲學傳統(tǒng)，內(nèi)容深奧，且在形式實驗上大刀闊斧，與傳統(tǒng)敘事有著天壤之別，所以世界各地的批評可謂汗牛充棟，不一而足。

第一節(jié) 國外貝克特小說研究述評

對于一位廣泛涉獵、思想復雜且終生創(chuàng)作不輟的作家，最常見的就是傳記式評述、藝術解讀和文本注疏。在前者當中，最權威的無疑是得到了貝克特本人首肯的諾爾森（James Knowlson）厚達872頁的著作《疰定成名：薩繆爾·貝克特傳》（Damned to Fame: The Life of Samuel Beckett）（及其補編《貝克特的回憶與對貝克特的回憶》）。該傳記細致地梳理了貝克特的生平及與創(chuàng)作過程的關系，是全球專業(yè)研究人員的案頭必備。而愛爾蘭詩人克洛林（Anthony Cronin）的著作《薩繆爾·貝克特：最后的現(xiàn)代主義者》（Samuel Beckett: The Last Modernist）則是針對普通讀者但同樣厚實的讀物，對貝克特在愛爾蘭的生活的描述較前者更充分、更連貫。而對貝克特作品的藝術式批評，數(shù)量上可與莎士比亞批評媲美。其中，弗萊切（Beryl Fletcher）、帕迪（David Pattie）、肯訥（Hugh Kenner）、卡爾德（John Calder）、伊斯林（Martin Esslin）、麥克唐納（Ronan McDonald）及科恩（Ruby Cohn）等專家都著有一般導讀類著作。而阿克力（C. J. Ackerley）與岡塔斯基（S. E. Gontarski）合著的《格羅夫版貝克特導讀》（The Grove Companion to Samuel Beckett: A Reader's Guide to His Works, Life and Thought）等則屬于細致的文本注疏，是貝克特入門必讀書籍。至于專門的批評，對貝克特的哲學思想、文藝思想、形式實驗、戲劇藝術、“文字革命”（語言哲學）等的著述可謂不勝枚舉，且視角繁多，體系各異，早已構成了一門和“莎學”及“喬伊斯產(chǎn)業(yè)”齊名的顯學——“貝克特產(chǎn)業(yè)”（the Beckett industry）。

在國外的貝克特批評中，采用最廣泛的當屬涉及主題和哲學思想的兩種視角：“模仿虛無主義”和“存在人文主義”。前者認為，貝克特的小說通過荒誕的敘述，“模仿了現(xiàn)代生活的支離破碎與異化”，而后者則指出，作者對現(xiàn)代人的嚴重退化感到極度沮喪，不得不承認“人類存在的虛無性”。但是，不管對笛卡爾的信徒多么有說服力，不管有多少論者持續(xù)鼓吹，這些頗具代表性的觀點卻背離了貝克特本人的思想。在法國藝術史學者、《轉變》（Transition）的新主人杜休（Georges Duthuit）的專訪中，貝克特堅持說，自我是封閉的，它與世界的溝通出了問題，因此“要當藝術家就要失敗……那失敗就成了他的世界”。在他看來，自我沒有能力感知和反映世界，作家只有沉入純粹的潛意識或者“那失敗”才能一睹“存在”（being）的真實，而這種真實又與“絕望或悲觀”了然無涉。至于第二種視角，“我從不贊同荒誕派戲劇這種提法，因為其中包含了價值判斷”。在貝克特看來，如果要依據(jù)外部世界的價值系統(tǒng)來評判文學，那我們就“甚至再也無法說起（存在的）真實了”。確切地說，他探索的是和外界無關的潛意識世界，是封閉的自我。因此，只要“作者意圖”在貝克特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實踐中仍然不可忽略，那么模仿論、虛無觀、荒誕派以及人文主義的論調就是誤讀，無論已經(jīng)形成了怎樣聲勢浩大的批評流派，都不太適用于對貝克特作品的批評。

只要我們承認貝克特的小說“以文學的形式對‘現(xiàn)代性的終結’……做出了最早、最有影響的表述”，那么后現(xiàn)代批評就可能是更忠于“作者意圖”且更有解釋力的批評方法。的確，“早在20世紀30、40年代，貝克特就已經(jīng)預見到……?？潞偷吕镞_……的許多基本思想和觀念”。由于他“與戰(zhàn)后法國所有被廣泛接受的思想流派的決裂”，福柯和德里達對貝克特也頗有親近之感。至此，所有將貝克特納入后現(xiàn)代主義范疇的論著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也許是比根（Richard Begam）的《薩繆爾·貝克特與現(xiàn)代性的終結》（Samuel Beckett and the End of Modernity），以及厄爾曼（Anthony Uhlmann）的《貝克特與后結構主義》（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這兩部論著對貝克特的文藝思想和解構策略做了詳盡而深刻的論述，但略有割裂本已迅速消解的小說情節(jié)之嫌，或者幾乎就忽略了其精神分析學的意義，似乎貝克特的主要小說就像是后結構主義觀念的隱喻式描述的隨意拼綴物，而不是相互關聯(lián)的五部曲。事實上，這些論著對貝克特式反英雄的潛意識活動的闡釋略顯蒼白無力，難以說明這些活動顯得極度混亂與荒誕的原因在于貝克特懷疑自我與外部世界的穩(wěn)定關系。

在真正的精神分析學論著中，最透徹、最厚實的可能是華生（David Watson）的《貝克特小說中的悖論與欲望》（Paradox and Desire in Beckett's Fiction）以及奧哈拉（J. D. O'Hara）的《薩繆爾·貝克特的隱蔽動機》（Samuel Beckett's Hidden Drives: Structural Uses of Depth Psychology）。前者探討了敘事與認知、敘事與欲望及主體的身份建構等主題，試圖解決貝克特的“表達”困境，即“沒有表達的對象，沒有表達的工具，沒有表達的主體，沒有表達的能力，沒有表達的欲望，只有表達的義務”這類悖論。不過，該論著論述的貝克特小說在創(chuàng)作時間上跨越了半個世紀，而且似乎忽略了語言與混亂等重要主題。后者以“深層心理學的結構性用途”為副標題，對貝克特的各類文本進行了深入的“結構性”心理分析，但完全忽略了《瓦特》、《馬龍之死》及《無法稱呼的人》等重要小說，留下了太多不該留下的空白。其實，這些小說的創(chuàng)作時間相對集中，更典型地反映了作者的深層心理。因此，這兩部論著都無法依據(jù)更多的細節(jié)對貝克特式反英雄的心理活動做出更精辟、更權威的論述。所幸，希爾（Leslie Hill）的專著《不同詞語中的貝克特小說》（Beckett's Fiction in Different Words）盡管不是精神分析學論著，卻探討了“差異缺失”（indifference，即認知的“混沌”）這一貫穿貝克特主要小說的認知困境和心理傾向。既然“差異缺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俄狄浦斯階段兒子對母親的欲望，那么這部論著就能給關于貝克特小說的精神分析學研究帶來寶貴的啟示。

眾所周知，自《瓦特》開始，貝克特就鍥而不舍地推行“極簡主義”和“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路線，其作品迅速褪去了外部世界的特征，沉入“沒有主體的潛意識世界”（即內(nèi)部世界）。因此長期以來，除“荒誕派”和“存在主義”等傳統(tǒng)的評價外，對貝克特小說的“外部”意義的批評幾乎是一片空白。直到世紀之交，相關新歷史主義批評和后殖民主義闡釋才匯入貝克特批評的洪流。其中，哈林頓（John P. Harrington）的《愛爾蘭的貝克特》（The Irish Beckett）、江克（Mary Junker）的《貝克特的愛爾蘭之維》（Beckett: The Irish Dimension）、莫林（Emilie Morin）的《薩繆爾·貝克特與愛爾蘭性問題》（Samuel Beckett and the Problem of Irishness）、肯尼迪（Sean Kennedy）的《貝克特與愛爾蘭》（Beckett and Ireland）以及瓦特（Stephen Watt）的《貝克特與當代愛爾蘭文學》（Beckett and Contemporary Irish Writing）等著作，從不同角度探討了貝克特與愛爾蘭的密切關系，客觀上構成了對貝克特小說“去愛爾蘭化”論調的有力反駁，確立了貝克特作為愛爾蘭作家的歷史地位，體現(xiàn)了愛爾蘭官方最終的包容心和當代學者的新民族主義情緒。而美國學者比克斯比（Patrick Bixby）的新著《薩繆爾·貝克特與后殖民小說》（Samuel Beckett and the Postcolonial Novel）則獨辟蹊徑，運用后殖民理論對貝克特小說與殖民主義的關系進行了獨到的研究，指明了隱藏在“極簡主義”之下的貝克特小說的愛爾蘭性，是對愛爾蘭民族去殖民努力的積極呼應。至此，隨著“外部”批評和后殖民批評的興起，對貝克特小說的研究已形成較為完整的體系。

至于貝克特所謂的“失敗”藝術，歐美僅有零星的論述，并未將之貫徹到對貝克特所有小說的系統(tǒng)闡釋中，也鮮有將之與貝克特對喬伊斯的揚棄過程聯(lián)系起來。事實上，貝克特小說的形式實驗過程就是他擺脫喬伊斯的身影、發(fā)覺自我的聲音、從“全知全能”走向“無知無能”的過程，即走向“失敗”和“收縮”的過程。因此，無論國內(nèi)外，對貝克特“失敗”小說的系統(tǒng)研究都是一項具有相當?shù)膭?chuàng)新性和挑戰(zhàn)性的工作。

第二節(jié) “失敗”小說與問題人生

本書不是傳記式批評著作，但在此仍有必要追根溯源，探討貝克特人生中那些與“失敗”有關的事件，闡明他把非理性當作不可企及的終極真實和絕對自由的伊甸園的心理根源，即闡明他的“失敗”小說的精神分析學主題。事實上，這些事件的確與貝克特小說創(chuàng)作的主題密切相關，證明了后現(xiàn)代精神分析學是最適合其小說批評的方法論之一。

第一個事件具有一定的生理決定論意義，那就是貝克特的神經(jīng)發(fā)育較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對子宮之外的世界有所感知——他清楚地記得母親生產(chǎn)前的一天在餐桌前就餐的情形。但不幸的是，母親偏偏難產(chǎn)（生產(chǎn)過程持續(xù)了大半天），致使他夾在產(chǎn)道中進退維谷，神經(jīng)缺氧，在出生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強烈的窒息感，潛意識中保存有“從子宮到墳墓”（womb-tomb）、生即是死的知覺。即使成年之后，貝克特也坦率地承認，自己“具有胎兒期的記憶，清楚地記得在母親子宮里的生活”，這些記憶就是后來他常常感到“陷入了陷阱，無以逃脫，禁閉起來，受苦受難”的生理根源。這一事件是貝克特所有小說中“殉難”（crucifixion）主題和母親的形象極其頹廢、猥瑣的源頭之一，也是他刻意把自己的生日確定為1906年的“耶穌受難日”的根本原因。青少年時代，他時常陷入生與死、戀母與厭母之間難以解脫，受到“不同尋常的身處子宮的記憶”的折磨，患上難以確診的身心性疾病，顯得沉默、孤僻、脆弱、焦慮，1926年演變成一名“神經(jīng)官能癥”（neurosis）患者，氣質上和輕微的精神分裂癥略有相仿。

相應地，貝克特筆下的主人公總是蝸居在子宮式的令人窒息的洞穴或狹小的病房里，或者把石頭和橡膠喇叭當作女性乳房的替代物來吸吮或擰捏，甚至產(chǎn)生出生即死去（難產(chǎn)）的妄想。與母親的惡劣形象相反，貝克特的父親慈愛有加，他焦急地等待了一整天，卻碰巧在兒子出生時外出散步。與父親的偶然缺場相似，貝克特小說中強有力的父親總是無影無蹤，無法引導兒子進入秩序井然的文明世界。1933年，當善解人意的父親去世時，貝克特心里已潛伏多年的心理疾病猛然發(fā)作。因此，他筆下的主角多半穿著古老的外套，戴著無邊的禮帽或踏著穿孔的鞋子，這些物品其實是父親的遺物，或者說是表明父親曾經(jīng)隱約在場的物證。而在《瓦特》和《等待戈多》中，家仆亞瑟和奴隸幸運兒的囈語猛然噴發(fā)，連綿不斷（前者的原文多達20多頁），有排山倒海之勢，卻無理性、秩序可言，似是他爆發(fā)心理疾病時的心境的模擬。至此，弗洛伊德和拉康（Jacques Lacan）長篇累牘地論述過的“家庭三角”（the family triangle，即父—子—母三者的關系）已經(jīng)顯示出對貝克特人生和創(chuàng)作的令人驚詫的影響。

第二個至關重要的事件是，1934年初，貝克特在中學好友湯普森的推薦下，帶著愈來愈嚴重的“心律不齊、虛汗、寒戰(zhàn)、恐慌、呼吸困難……完全麻痹”等癥狀，來到倫敦的塔維斯托克診所，接受年輕的比恩醫(yī)生每周三次的精神分析治療。在長達兩年的治療期間，“我常常躺在沙發(fā)上，努力回憶過去?！菢幼雠d許有助于我控制恐慌?！斎?，我回想起了……胎兒期的記憶?！换氐阶√?，我就把發(fā)生的一切和自己最后的發(fā)現(xiàn)記錄下來。此后我就沒有那些癥狀了。興許在某個地方它們還存在。我覺得，它（精神分析治療）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自己當時的行為和當時的感覺”。通過“回憶”和分析，貝克特終于發(fā)現(xiàn)了自己潛意識中的病因——在比恩醫(yī)生和同為醫(yī)生的湯普森看來，“理解貝克特的關鍵……在于了解他同母親的關系?！赣H是強烈的愛恨交織的關系。……一種幾近臍帶般的對母親的依戀和擺脫她的欲望之間的激烈的爭奪戰(zhàn)”，即戀母與厭母的二元對立。好在貝克特的病癥沒有發(fā)展成精神分裂癥，最終的診斷只是“神經(jīng)官能癥”：一種機能性精神紊亂，但自我對現(xiàn)實的判斷依然正常，主要癥狀為強迫癥、焦慮癥、恐慌癥和軀體性轉換癥。而精神分裂癥有所不同，患者的自我有缺陷，和外界是隔絕的。經(jīng)過一年半的精神分析治療，到1935年7月在英格蘭度假時，貝克特和母親的緊張關系已有明顯的緩和。

所幸，在自身好奇心的驅使和心理醫(yī)生的引導下，貝克特進而閱讀了有關普通心理學、精神分析學、行為主義、格式塔心理學等的著述，并做了詳細的筆記，對人類的深層心理、心智和非理性有了切身的感受和深入的理解。到1935年3月，他已能坦率地對自己的“孤僻、冷漠和優(yōu)越感”做出剖析。

多年來，我一直悶悶不樂，自從中學畢業(yè)、進入三一學院以來就刻意如此，這樣我就越來越孤僻，越來越懶散，越來越蔑視別人和自己。但這一切，我當時并不覺得是病態(tài)。痛苦、孤僻、冷漠和蔑視都是個人優(yōu)越感的表現(xiàn)，是傲慢的“與眾不同”的感覺的保障，這是再自然不過的，算不上是病態(tài)……直到那種生活方式（或者否定生活的方式）產(chǎn)生了如此可怕的生理癥狀，讓日子都過不下去之后，我才意識到自己的病態(tài)。簡而言之，如果不是心臟出了問題，讓我害怕一命嗚呼，我還會酗酒、嗤笑、閑蕩，覺得自己過于出眾。

貝克特是否真的“故意為之”，作“與眾不同”狀，這還值得商榷，但無疑的是，此時的他已經(jīng)接受了精神分析學的觀點，發(fā)現(xiàn)了自己主觀上可能存在的病因：自我應與外界保持溝通，長期的“孤僻”會導致病態(tài)。而且，他還興趣盎然地參觀了常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精神病院，這一特殊的經(jīng)歷激發(fā)了他在多數(shù)小說中對精神病院進行強迫癥似的描述。正是這段治療經(jīng)歷給予了貝克特意想不到的創(chuàng)作靈感，給予了他把精神病院當作純粹潛意識王國的超凡洞察力，以及似乎只有殘障瘋癡才能免受理性折磨的不可抑制的沖動。因此，貝克特筆下的主人公不似他能自我剖析，而是在封閉的自我中流連。后來，他還將治療方法（回憶、自由聯(lián)想、自由寫作、邏輯分析等）廣泛地用于創(chuàng)作，寫出了常人難以卒讀的小說。確切地說，貝克特的人生和小說均適合采用精神分析學進行研究。

第三個具有精神分析學意義的事件是，1938年1月在巴黎住院期間，貝克特再次遇見了長他5歲的蘇珊，這位母親似的女性恰逢其時地成了他“缺乏激情的”、默默體貼的“伙伴”，而不是渴求合法、穩(wěn)定的性關系的妻子。雖然他們長期同居一室，卻多為合作“伙伴”。直到1961年3月，受到蘇珊20多年來在生活和事業(yè)上無微不至的照顧之后，貝克特才決定“通過婚姻”，在法律上“一了百了地為她的未來提供保障”。他們躲開熟人，在英國的一個小教堂“倉促地”舉行了婚禮。這場遲到的婚禮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伙伴”的感恩和承認，或者說“主要出于見證的原因”，而非出于對房事合法性的渴望。雖然正常的生理需求已通過逛紅燈區(qū)、和“夜晚的貴婦”（ladies of the night）廝混以及偶爾的艷遇得到了滿足，但心理上，貝克特興許一直因厭惡母親而遭受性壓抑，或者說同“母親的替身”（mother substitute）同房會使他產(chǎn)生亂倫的幻想。早在和表妹佩吉的關系中，他就很被動，“對性事感到迷惑”，事后常產(chǎn)生“強烈的罪惡感和對自我的厭惡感”。因而在貝克特的小說中，房事從來就不是靈與肉的結合，而總是令人作嘔，總是給雙方帶來滅頂之災，如《莫菲》中莫菲與西莉婭的關系，《瓦特》中瓦特與漁婦的交媾，《莫洛伊》中莫洛伊與露絲的茍合，《馬龍之死》中麥克曼與摩爾的戀情。在無法同房時，莫蘭便有手淫惡習，“無法稱呼的人”也懷疑自己的陽物是否存在。貝克特潛意識中的性壓抑或無性傾向（“差異缺失”在性別中的體現(xiàn)）很可能是他作品中許多不確定性（如交媾后男主角常感到女主角的性別難以確定）的心理根源。

在精神分析學看來，在嬰兒能夠區(qū)分自身與外界之前，世界是混沌的，知識與秩序是純粹外在的。母子分離之后，嬰兒將自身與母體區(qū)分開來，踏上了由“想象界”（the imaginary order）邁向“象征界”（the symbolic order）的旅途，開始在創(chuàng)傷中接受外來的秩序和語言。因而，作為有區(qū)分（difference）傾向的動物，嬰兒只有在“差異”系統(tǒng)中才能成長。正如索緒爾所說“語言之中只有差異”，認知當中只有區(qū)分。人在二元對立項之間感知到的“差異”是知識與結構的源泉，或者說這種“差異”是可知論的依據(jù)所在。在關系網(wǎng)絡中無法區(qū)分的事物顯得混亂而無可名狀，因為“從根本上說，沒有差異就沒有語言、沒有主體：差異缺失（indifference）意味著死亡”。因此，解構和不確定性源自“差異”在同一性中的消解，或者源自區(qū)分的無能，其對小說的重大影響在于，“沒有它（差異），作為欲望的換喻式滑動場所的敘事就無法進行”。就貝克特而言，他在性別及其他方面的混沌傾向導致了其小說中不確定性的頻繁的精神分裂式發(fā)作（多數(shù)情形在本書中都進行了扼要的論述）。

鑒于貝克特的小說慣用《圣經(jīng)》典故，本書有理由引用“創(chuàng)世紀”的內(nèi)容，來證明其心理傾向與他把“差異缺失”當作反理性工具來追求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智慧樹”種在“差異”的花園里，在筆者看來“這是舉世公認的真理”。上帝是知識的壟斷者，他把人類始祖囚禁在無知與黑暗的伊甸園。所謂幸福，其基礎實際上在于“差異缺失”：亞當和夏娃沒有性別意識，無法將男人與女人、裸體與著裝區(qū)分開來。有了蛇的指點，他們終于察覺到，事實的真相就是他們被拘禁在愚昧之中，因為除了上帝的指令，他們就一無所知。吃過禁果后，他們就開始探索世界，賦予那“無形的混沌”以結構，在區(qū)分事物的過程中獲得知識的豐厚回報。準確地說，人類的“原罪”在于“區(qū)分善惡”的沖動，在于在“差異”中打破了上帝對知識和智慧的壟斷。人類被逐出混沌的伊甸園，這標志著結構與理性的萌芽，正如脫離子宮后，嬰兒就開始劃分曾經(jīng)統(tǒng)一的世界，開始從自然走向文明。不過，對于這位有著清晰的“胎兒期的記憶”的小說家而言，人類最好回到“混沌”的伊甸園。

貝克特“混沌”傾向的心理學意義還在于“indifference”這一術語的第二層含義：“欲望的缺場，主客體關系的擱置”。這層含義與第一層含義密切相關，它指涉的是唯我論、虛無觀的黑暗區(qū)域：自我孤注一擲地閹割掉對任何外在目標的欲望，或者放棄相對于外界的主體性。這種由異化導致的無欲無為也是貝克特小說的典型特征：小說中的反英雄閉鎖在欲望的邏輯中，仿佛游蕩在“無形的混沌”里，茫然地思索，靜止地走動。事實上，這層含義指向世界的一個狹縫，人類就在狹縫里形而上地尋覓沒有意義、沒有價值的伊甸園，但始終無法到達那里。貝克特筆下的主角不可避免地是欲望的奴隸，但對有助于實現(xiàn)欲望的事物又顯得毫不在乎。因此，此處的“indifference”并非指欲望的徹底匱乏，正如它不是指“差異”的徹底消失，而是指同一性對“差異”的入侵。它是解開絕大多數(shù)貝克特式困境的萬能鑰匙，是透視對立關系（如意義與空虛、實物與空無、在場與缺場、聲音與沉默等）中灰暗區(qū)域的X射線。確切地說，這個術語的最終意義在于悖論性地消除這些對立關系，抵達“洋蔥的理想核心”。正是在這“核心”里，貝克特狂亂地構建后現(xiàn)代小說的王國，構建和喬伊斯分道揚鑣、和德里達及福柯無限靠近的文學王國。

在很大程度上，貝克特的反理性傾向決定了他的認知和表達模式。從理性的、廣為接受的視角認知世界，常人會采用通用的語言對世界萬象做出價值判斷，從社會交際中獲得認同的快感，而貝克特是一個陰郁、悲觀的作家，總是從精神分裂癥患者常有的虛無角度觀察世界，因為缺乏正常的認知模式，他看到的都是在常人看來混亂不堪的現(xiàn)象。貝克特逃避外部世界，深深潛入主體、語言和結構等觀念都無足輕重的潛意識旋渦，在“自動寫作”中把傳統(tǒng)小說的基本要素推向解體的邊沿。隨著笛卡爾視若知識根基的理性的消解，對貝克特而言，混亂成了世界的真相，因而他的小說對傳統(tǒng)讀者顯得愈加虛無，很快就變得像現(xiàn)在的后現(xiàn)代小說一樣撲朔迷離。貝克特注定是一個重要的后現(xiàn)代小說家。

第三節(jié) “失敗”小說與后現(xiàn)代精神分析學

貝克特人生及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第四件大事，是他對詹姆斯·喬伊斯的模仿與揚棄。20世紀20年代末，在巴黎高師擔任英語講師期間，貝克特受喬伊斯之命撰寫《但丁…布魯諾.維柯..喬伊斯》的文章，以表示對業(yè)師在“創(chuàng)作中的作品”中開展的“文字革命”的聲援。在業(yè)師的督導下，貝克特主要論述了布魯諾的“對立面的巧合”觀，這一理論頗像一個辯證法的悖論：“在連綿不斷的轉變中，不僅最小值與最小值發(fā)生巧合，最大值與最大值發(fā)生巧合，而且最小值也與最大值發(fā)生巧合”。闡釋布魯諾的理論時，貝克特肯定了所有固定點的相對性和不穩(wěn)定性，實際上也辯證地發(fā)展了自己的“混沌”傾向：二元對立項在語言現(xiàn)實中占據(jù)的位置是臨時性的，因為它們時刻都暴露在相互的取代和削弱中，或者暴露在“差異”的覆滅中。事實上，貝克特與布魯諾的同感是命中注定的，預示著他的小說不僅會描述兩性差異的缺失，而且會敘述“永恒融合的動態(tài)過程，通過一系列環(huán)形變化，過程中的每項要素不斷地轉變?yōu)樽约旱膶α⒚妗?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2/04/20150399438748.png" />。由于喬伊斯的授命，貝克特的心理問題在虛無論中得到了升華。

基于自己的神經(jīng)官能癥、對叔本華的信仰和對喬伊斯的揚棄，貝克特的“失敗”文學論在1930年9月獨自撰寫《普魯斯特論》時成熟起來。在這篇非命題論文中，貝克特宣稱個人是虛空的，毫無自身的內(nèi)容，不過是“未來時間的液體……從自身的容器倒入盛放過去時間液體……的容器中去的過程而已”。在他看來，人犯下了出生的原罪，要茍延殘喘，就必須借助“習慣”，而“習慣”卻剝奪了人洞察萬物本真的能力。對真正的藝術家而言，既然意識永遠是人的“習慣”或“嘔吐物”的投射，那么就“只有主體早已消亡的潛意識世界”（13）才值得探索。因此，在貝克特看來，真正藝術的目標是無形無體的潛意識世界，而真正藝術的創(chuàng)造就是“擺脫理性原則，獨立思考世界萬象”。真正的藝術需要的是“超驗的想象”，這種想象與外界事物了然無涉，“僅僅作用于自由和虛無的領地”（74）。至于“失敗”，貝克特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瘋狂和滑稽得如同與家具交談”，因為“溝通的方式根本不存在”（63—64）。他認為，文學不僅應該獨立于外來的價值體系，而且與藝術模仿論格格不入。既然人類意識往往行而上地扭曲世界，真正的藝術家必須從天真無知的角度尋求事物的本真，這種角度常常導致虛空，導致“滿滿當當?shù)奶摽铡?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2/04/20150399438748.png" />。要天真無知，真正的藝術家必須首先消解自我，解構人類區(qū)分事物的能力，擁抱悖論和虛空。

完成《普魯斯特論》之后，除傳記性太強的長篇處女作《春夢：從靚女到庸婦》（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1992）外，貝克特接連創(chuàng)作了五部自己“滿意的”長篇小說，這些小說“表現(xiàn)了當時超越文學現(xiàn)代主義的最原創(chuàng)的、最激進的努力”，而文學現(xiàn)代主義“充分集中地體現(xiàn)在馬塞爾·普魯斯特和詹姆斯·喬伊斯的作品中”。事實上，這五部小說正是以普魯斯特和喬伊斯為出發(fā)點，因為在貝克特看來，只要這些大師還屈從于笛卡爾的“首要原則”，他們就仍然把自己禁錮在現(xiàn)代主義當中。貝克特喜歡“把笛卡爾當作小說”來讀，“把叔本華當作真理”來讀，認為知識再也不能以那些“首要原則”為依據(jù)，只要“我思”（the cogito）哲學壽終正寢，現(xiàn)代性就已經(jīng)完蛋。他認為，普魯斯特和喬伊斯還沒有激進到懷疑“我思”的穩(wěn)定性的地步。為了超越他們，他必須以“我思”的不確定性為基本解構策略，其結果自然就是“差異缺失”、混亂和虛無。于是，貝克特的敘事往往模棱兩可，相互抵牾，充滿自稱無法言說、無可名狀的否定性話語，結果在其小說中，意義似乎總是缺場，或延誤在無限的能指鏈中。就對主體的懷疑而言，貝克特的確與羅蘭·巴特和德里達十分相近。

與其基本策略緊密相關的，是貝克特對笛卡爾思想或任何形式的二元論的解構。對于貝克特和其他激進作家而言，笛卡爾的“我思”不僅在誕生之初就犯下了西方形而上學的原罪，而且標志著人類異化的肇始，因為“我思”哄騙人類落入主客體關系的圈套，把人類與世界隔離起來，使人類不再把自己與周圍的世界看作不可分解的整體，而是看作相互隔離的對立項。像海德格爾和尼采一樣，貝克特把主客體的分離當作“人文主義的一種表述”，當作人類中心的世界秩序，這種秩序“完全依據(jù)人類的利益來定義現(xiàn)實”。一旦如此，人類就變得自私，無法感知隱藏在功利主義背后的存在的本真。在貝克特看來，要洞察那種本真，人類必須以天真的眼光來打量已經(jīng)被笛卡爾拆解為二元關系的世界，就是說，人類必須拋棄或消解以笛卡爾思想為基礎的各種二元論，這樣，沒有了先驗的偏見，人類才能像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透明的眼球”那樣融入自然。貝克特對“我思”的懷疑觸發(fā)了他對二元論的解構，即對無知、無欲的熱切渴望。正是在“差異缺失”（indifference）這一點上，精神分析學與后結構主義交相重疊，證明了后現(xiàn)代精神分析學作為貝克特小說批評方法論的可行性。

正如德里達的“延異”一樣，貝克特追求的無知、無欲旨在抵制二元對立，其方式就是證明二元對立中清晰無誤的界限怎樣抹除和轉移，或者看似排他的種種可能性可以同時并存。確切地說，貝克特的無知、無欲分別對應于德里達的雙層解構策略：抹除存在項之間的清晰無誤的“差異”（如《瓦特》中在罐子里熬出來的諾特的食物，及《莫洛伊》中莫洛伊從露絲那兒偷來的刀架），對應于德里達的內(nèi)部解構，這種策略旨在從內(nèi)部著手，讓傳統(tǒng)觀念看似自行解體；而欲望的湮滅（如《莫菲》中安東的唯我意識或者《瓦特》中瓦特對諾特的無欲無為），類似于德里達的外部解構，這種策略旨在從外部著手，與笛卡爾思想徹底決裂。毫無疑問，“indifference”一詞雙層含義的共存印證了德里達的建議，即兩種策略并行不悖。而且，貝克特的無知、無欲還源自俄狄浦斯在閹割的危險中回歸母體的努力。一方面，亂倫會抹除兩代人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在陽具的制約下，兒子必須放棄亂倫的欲望，轉而尋求替代物。在精神分析學看來，無知、無欲源自兒子不愿但被迫遵守父親法則的困境，這一點再次肯定了貝克特的結論——“沒有表達的欲望，只有表達的義務”?？梢?，貝克特長篇小說的主題甚至形式，完全可以從精神分析學和解構主義的雙重視角進行闡釋。

精神分析學與解構主義的巧妙融合，完全符合貝克特的創(chuàng)作意圖，即剝奪反英雄（例如垂死的馬龍和“無法稱呼的人”）的主體地位，將他們拋入莫菲的意志消解的第三個區(qū)域。正如解構主義者懷疑主客體間的二元關系，貝克特探索的不是意識世界，而是主體消亡的潛意識世界。也就是說，既然“精神分析以主體問題為中心話題”，而貝克特的作品又具有鮮明的精神分析學色彩，那么他（例如在《無法稱呼的人》當中）尋求的就不是主體地位的確立，而是重新投入主體性缺失的虛空。這類作品包容了源自主體缺失的混亂，因此采用弗洛伊德主義和解構主義的集大成者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關于主體發(fā)展過程的理論來闡釋，這就再合適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