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1]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增長、綜合國力的提升以及我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日益繁多而重要，國際社會了解、認識和理解中國文化的興趣也在明顯增長。推動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2]是響應乃至滿足國際社會了解、認識和理解中國文化的需求的重要途徑之一。為此，我們有必要放眼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格局，對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情況進行跟蹤調研，并以此為基礎，對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情況進行盡可能及時、全面、客觀、細致的梳理，展示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成績，總結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成功經驗和有效做法，從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不完滿狀態(tài)乃至失敗案例中吸取教訓，從而為今后更好地推進中國文學的海外發(fā)展提供積極有益的啟示和借鑒，以基于“中國文學走出去”實踐的具體行動，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國家戰(zhàn)略服務，為塑造積極正面的中國國際形象貢獻獨特精神資源，進而促進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

一 關于2015～2016年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調研的幾個問題

要在一個相對短暫的時間段內，對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情況進行全面調研，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樣的聲明，并不是為了給我們無法圓滿完成本報告的調研與撰寫找借口，而是希望能夠適當降低讀者對本報告所抱持的不切實際的預期。

為了盡可能及時、全面、客觀地呈現(xiàn)2015～2016年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基本面貌，我們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明確界定本年度報告的調研對象與范圍。

世界上現(xiàn)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從理論上講，除中國之外，其他國家和地區(qū)都是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jié)撛诘膶ο髧蛘吣康恼Z國家。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單憑我們一個不足20人的調研團隊，要把2015～2016年中國文學在如此多可能的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方方面面的發(fā)展情況搞清楚，存在顯而易見的難度。為了切實而有效地解決本年度報告調研需求與調研困難之間的矛盾，我們對本年度報告涉及的調研對象與范圍做出了必要的限定。

基于課題組針對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所做的前期摸底考察，我們對本年度報告的調研對象進行了如下必要限定：從文類上而言，鑒于2015～2016年中國當代戲劇和散文這兩大文學樣式在海外的譯介和傳播極為有限，我們在本年度報告中對這兩大文類在海外的發(fā)展不做專門梳理和評述，而把關注的重點聚焦于中國當代小說、中國當代詩歌和中國當代科幻文學，同時還會關注中國當代武俠小說、懸疑小說、推理小說、諜戰(zhàn)小說、盜墓小說、網絡小說等類型文學，以及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從時間跨度上考量，我們主要關注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除非有特別的必要，我們在一般情況下都不對2015～2016年中國古典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情況進行跟蹤調研，我們也不對這兩年內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情況進行跟蹤和調研。我們對調研對象所做的這種限定，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第一，就當下的中外文學交流而言，海外讀者最為關心、最感興趣的主要是中國當代文學；第二，中國古典文學和近現(xiàn)代文學是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基石，如今已經走過了其海外發(fā)展的黃金時代；第三，最能反映中國當代社會發(fā)展狀況、最能激發(fā)海外出版商的出版熱情和翻譯家的翻譯熱情的中國文學作品非當代文學莫屬。

鑒于以上三方面原因，我們在本發(fā)展報告中，把調研的主要對象聚焦于中國當代文學。我們通過各種手段和方式，把中國主動向外翻譯、介紹和出版的中國當代作家作品，主動向海外世界推介的作家和詩人在海外的文學交流活動，以及目的語國家的出版商、翻譯家、漢學家、文化交流機構等有選擇地向各自所在的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翻譯、介紹和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基本情況，作為本調研報告的基本對象。

具體而言，我們的調研對象，包括：

① 2015～2016年，中國作為源語國家主動對外翻譯、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外語譯本；

② 2015～2016年，中國作為源語國家主動對外介紹、宣傳的中國當代作家在海外開展的文學交流活動；

③ 2015～2016年，目的語國家以“拿來主義”眼光翻譯、出版的中國文學作品的當?shù)刈g本；

④ 2015～2016年，在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開展的多種形式、多種層次的中外文學交流活動；

⑤ 2015～2016年，目的語國家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報道、批評與研究；

⑥ 2015～2016年，以外語譯本為主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在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出版、銷售、館藏和讀者評分等方面的情況。

從作家來看，我們優(yōu)先關注的是活躍在當今中國文壇上的著名作家；從作品來看，我們優(yōu)先關注那些在海內外引起很大反響的當代文學作品；從翻譯的角度來看，我們優(yōu)先關注那些由著名翻譯家或漢學家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從出版流通渠道來看，我們優(yōu)先關注在行內和業(yè)界享有盛譽的出版商和經銷商；從讀者反饋來看，我們優(yōu)先關注在目的語國家最為知名的網上評論區(qū)、專業(yè)評論報刊以及在線讀書俱樂部或討論社區(qū)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討論。

在對2015～2016年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調研對象做出以上明確界定的基礎上，以下進一步界定2015～2016年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調研范圍。

從語種上看，我們主要將調研范圍限定于課題組成員各自精通的第一外語的語言背景上。本課題組成員中，各自精通或擅長的第一外語包括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荷蘭語、匈牙利語、韓語、日語、泰語、俄語、印地語、孟加拉語、阿拉伯語等語種，其中英語又是課題組多名成員共同擅長的第一外語。這樣的語種分布，為課題組成員從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搜集和查找第一手資料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有效地保障了各位學者在各自承擔的分章調研報告中呈現(xiàn)的數(shù)據(jù)、材料等的真實性、可靠性。需要說明的是，同世界現(xiàn)存的語種總量相比，我們的課題組成員精通或擅長的第一外語還遠遠不能滿足對理論上的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所有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進行窮盡式調研的理想需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會不拘一格，謹慎選擇和使用一些經過轉譯的材料，以彌補課題組通過第一外語獲取相應研究資料和數(shù)據(jù)等方面的實際局限。

與以上從語種上對2015～2016年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調研范圍所作限定相呼應，我們在本報告中并沒有對2015～2016年中國文學在海外所有的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發(fā)展情況進行窮盡式跟蹤和梳理。我們所做的這種限定，主要基于三個方面的考慮：其一，在2015～2016年，中國文學根本就沒有進入目前僅在學理層面可能的或者潛在的一些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其二，在2015～2016年，中國文學即使在有些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比如葡萄牙語世界）表現(xiàn)出發(fā)展的事實，但是其總量極為有限，暫時還不具備對其進行調研的學理價值；其三，鑒于前兩點理由，我們把本報告調研的地域范圍，主要限定于2015～2016年中國文學的海外發(fā)展表現(xiàn)得比較活躍而且成果相對出色的那些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

從時間上看，我們按照總課題負責人的要求，把調研范圍基本上限定于2015年和2016年這兩年。但是，在有些情況下，我們會依據(jù)具體的調研情況，尤其是依據(jù)中國文學在特定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實際發(fā)展情況，對中國文學在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傳播和發(fā)展歷史進行必要的回溯。比如，本報告的第二、三、五、七、八等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對中國文學在對應各章涉及的國別或地區(qū)的譯介、傳播、接受、研究的歷史，以及該國家或地區(qū)同中國的文學交流史有所回溯。這樣做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好處：其一，可以為一般讀者、學界乃至業(yè)界了解和研究中國文學在該國家或地區(qū)的發(fā)展脈絡提供歷史依據(jù)；其二，可以為我們在一定的歷史坐標內評價中國文學在特定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發(fā)展成績與不足提供縱向的參考依據(jù)。這種歷史脈絡的回溯，有時候可能會類似于梳理中國與某些特定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文學交流史。^[3]從本年度報告的未來持續(xù)調研來考量，^[4]我們認為梳理并呈現(xiàn)這樣的背景不僅極有必要，而且也可以為今后在同一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調研節(jié)省更多空間。

與此同時，我們還會在特定的情況下，將本報告調研的時間下限推移到2017年；在個別情況下，我們甚至會將調研的時間下限延展到2018年。

我們之所以在本報告的調研中，將主體的時間范圍統(tǒng)一鎖定在2015年和2016年，同時又允許課題組各成員根據(jù)各自承擔的調研任務，對調研的時間范圍的上下限進行靈活調整，這主要是由文學交流和傳播，尤其是由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特殊性所決定的。^[5]

從學理層面而言，跨地域、跨國界、跨語言和跨文化的文學傳播和交流，往往會表現(xiàn)出從源語到目的語之間的時間/效性、接受—反應度、受眾范圍、出版發(fā)行和館藏數(shù)量等多方面或深層或表面的差異。這一點，對于中國文學的海外發(fā)展而言自然沒有例外。以時間/時效性的差異為例，我們注意到，在一般情況下，一部源語文學作品被譯介到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常常要花費較長的時間。^[6]跨地域、跨國界、跨語言和跨文化的文學譯介成果的出現(xiàn)，往往并不是其在源語國問世、刊布年份當年的產物，而很可能是在經歷了一個較長的周期、克服了多種因素之后才最終抵達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比如，莫言2012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國際文學界和出版界對其人其作的關注度不僅瞬間提升，而且逐年增加，因而其作品在海外的翻譯和流布在2012年之后也有了更大的拓展。據(jù)姜智芹的跟蹤調研，^[7]僅2015～2016年兩年間，由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一人所譯并在英語世界刊布的莫言小說就有《豐乳肥臀》、《蛙》和《透明的紅蘿卜》。如果計入這兩年間同樣在英語世界再版的莫言作品英語譯本，則還有《酒國》和《生死疲勞》。而無論是第一次出版還是再版，莫言作品的英語譯本，皆與其在中國本土的出版年份無一相同。2015～2016年兩年間，莫言作品的法語譯本、俄語譯本、西班牙語譯本、泰語譯本、韓語譯本的刊布，也呈現(xiàn)出與其作品英語譯本在英語世界刊布的類似現(xiàn)象，而且就莫言作品的上述外語譯本的出版年份來衡量，也是無一與其在中國的出版年份相一致。顯而易見，莫言作品多語種譯本在海外的刊布年份，同其各自對應的漢語原版在中國本土的出版時間皆不一致。這一個案，大致可以反映中國文學在海外譯介與傳播同對應的作品在中國本土刊布的時間差異。換言之，由于跨地域、跨國界、跨語言和跨文化的文學傳播和交流存在著因版權交易、翻譯審校、出版流程、受眾反應等環(huán)節(jié)所導致的源語國與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之間的出版時間差，致使我們在開展本領域的課題調研時所獲得的數(shù)據(jù)，并不能完全真實反映其產生當年的中外文學交流實際狀況。換言之，如果我們在本報告中僅僅局限于呈現(xiàn)2015～2016年中國文學在海外發(fā)展的各項數(shù)據(jù)，^[8]其實并不能準確反映這兩年內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所取得的成績。作為跨地域、跨國界、跨語言和跨文化的精神交流形式之一，中國文學的海外發(fā)展不僅會在不同的年份呈現(xiàn)出不同的面貌和特征，而且會在發(fā)展的成果方面表現(xiàn)出波動性與不平衡性。盡管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常識，但是仍然有必要在此予以特別說明。

在明確了本年度報告的調研對象和范圍的前提下，我們接下來要對本年度報告中使用到的調研方法、多種數(shù)據(jù)來源及其呈現(xiàn)方式予以簡要說明。

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研究，作為新興的研究領域，具有明顯的跨學科屬性，在具體的研究中，往往需要運用來自譯介學、形象學、接受美學、語言學、文化研究、傳播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領域的理論和方法。我們在針對2015～2016年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情況所做的調研工作中，自然也會在不同程度上運用或者借鑒來自這些學科領域的理論和方法。除此之外，課題組各位成員，還根據(jù)各自承擔的調研任務的差異和具體情況，使用了圖表法、問卷調查法、訪談法等多種方法，力圖全方位甚至立體地呈現(xiàn)中國當代文學在相應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發(fā)展狀況。

跨地域、跨國界、跨語言和跨文化的文學翻譯、介紹和傳播，屬于精神層面的交流活動，因而具有難以稱量、難以固態(tài)化的特點。這一點，對中國文學的海外發(fā)展來說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在不少情況下，我們也可以利用一定的數(shù)據(jù)來直觀而簡明地呈現(xiàn)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動態(tài)、進程、效果和成績。大體而言，我們在本報告的調研過程中，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的數(shù)據(jù)包括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海外版權輸出數(shù)據(jù)，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在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印數(shù)、銷售量、銷售收入、讀者評分指數(shù)以及在海外圖書館和研究機構的入藏量，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外語譯本在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被評價、研究的數(shù)據(jù)，中國作家和詩人應邀赴海外參加各類文學交流活動的人次和活動場次等。

不同類型的數(shù)據(jù)，不僅其存儲空間和格式存在差異，獲取這些數(shù)據(jù)的方式、手段或途徑各不相同，而且各自的服務目的彼此有別。比如，為了獲得中國文學的外語譯本在各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銷售數(shù)據(jù)，我們會盡量利用在當?shù)刈钣杏绊懙木W上銷售平臺（例如亞馬遜美國、亞馬遜德國、亞馬遜法國等）進行相關數(shù)據(jù)的統(tǒng)計，并將由此獲得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同各出版社公布的圖書印數(shù)加以比對，從而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在對應的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出版發(fā)行數(shù)量做出盡可能合乎實際情況的判斷。又比如，為了獲取2015～2016年中國文學作品外語譯本的海外館藏數(shù)據(jù)，我們主要利用全球圖書館聯(lián)機書目數(shù)據(jù)系統(tǒng)（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進行檢索與呈現(xiàn)。這是目前以數(shù)據(jù)庫為支撐，梳理跨文化、跨國界、跨地域的文學作品傳播的比較成熟的研究模式。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圖書館的書目采購與書目檢索系統(tǒng)均需要一定的更新周期，因此我們開展課題調研時所獲得的數(shù)據(jù)，同各圖書館實際購買并入藏的圖書數(shù)量之間，可能會存在一定的差異。換言之，通過全球圖書館聯(lián)機書目數(shù)據(jù)系統(tǒng)所獲得的中國文學作品外語譯本的國外館藏量，只能反映中國文學作品外語譯本被海外各級各類圖書館收藏的大體情況。就理想的狀態(tài)而言，我們還應該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對各國購買與收藏的中國文學作品進行窮盡式調研，然后據(jù)此形成匯總的數(shù)據(jù)。但是，由于調研經費、項目完成時間、課題組成員語種背景等因素的限制，在短時期內要完成這種窮盡式調研幾乎是不可能的。為了彌補這種調研的不足，我們還在可能的情況下輔以實地調查、在線訪談等手段，對通過檢索OCLC系統(tǒng)獲取的館藏數(shù)據(jù)予以修正或補充，并將由此獲得的數(shù)據(jù)，同憑借WORLDCAT檢索獲得的相應數(shù)據(jù)加以比對，為準確判定中國當代文學外語譯本在海外的真實館藏情況提供盡可能準確的依據(jù)。

在充分挖掘各種渠道并使用多種手段獲取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相關數(shù)據(jù)的同時，我們還有意識地使用一些輔助形式來從側面說明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情況，以期立體地呈現(xiàn)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圖景。比如，我們在梳理中國文學在俄羅斯的發(fā)展情況時，就使用了在2015～2016年被譯介到俄羅斯的中國文學作品的俄譯本的多個封面和書影。這種直觀的圖像呈現(xiàn)方式，自然可以有效展示中國文學在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海外世界的發(fā)展成績。然而，受制于篇幅，我們無法也沒有必要在本報告中大規(guī)模地使用被翻譯成外語的中國文學作品的海外譯本的封面和書影等圖像來展示中國文學在海外發(fā)展中所取得的成績。就此而言，我們在《中國文學在俄羅斯的發(fā)展》這一章所使用的中國文學作品部分俄譯本的封面和書影，是我們在撰寫本報告中計劃采用的呈現(xiàn)方式的個案式代表，希望讀者可以由此一斑而窺全豹，對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情況獲得直觀層面的了解。出于同樣的理由，我們在本報告的第八章，即《中國文學在荷蘭的發(fā)展》這一部分，也有選擇性地使用了中國當代小說荷蘭語譯本的部分封面。

再比如，在英語世界，如果我們要獲得中國作家或中國文學作品被納入學位論文選題而被研究的情況，我們可以借助Proquest期刊論文數(shù)據(jù)庫獲取相應數(shù)據(jù)；^[9]在韓國，我們如果要獲得同樣的數(shù)據(jù)，則必須參考韓國學術網站Riss、首爾大學圖書館以及《2015中國語文學年鑒》、《2016中國語文學年鑒》中的信息來整理。^[10]盡管通過這些渠道獲取的相關數(shù)據(jù)，可能與實際的準確數(shù)量存在一定誤差，然而考慮到獲取這些數(shù)據(jù)的方式在對應的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公信力和普遍程度，我們利用上述途徑獲得的數(shù)據(jù)來反映中國文學在對應的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發(fā)展情況，仍然具有語言、圖像等方式無法替代的參考價值。

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盡量使用目前為學界同道公認或者在學界占據(jù)主流的調研手段和方法，力圖客觀、準確、公正、科學而又多側面地呈現(xiàn)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情況。這樣的調研報告，類似于對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情況進行普查，也可以說是摸清中國文學在海外發(fā)展的家底，從而為總結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經驗和教訓提供客觀依據(jù)，為從內外兩方面更好地推動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提供政策咨詢和建議。然而，由于我們的眼界還不夠開闊、我們掌握的數(shù)據(jù)來源渠道還不夠豐富、我們獲取數(shù)據(jù)的手段還不夠多樣，我們開展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情況調研的經驗和學識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欠缺，致使我們在本報告中所呈現(xiàn)的事實、材料、數(shù)據(jù)以及我們提出的應對方略等，還不能理想地反映2015～2016年中國文學在海外發(fā)展的全部情況，因而特別期待和歡迎大家對我們的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幫助我們在未來的調研中，把這項工作做得更加扎實。

二 2015～2016年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基本面貌與特征

根據(jù)我們課題組的調研，2015～2016年，中國文學在海外的譯介與傳播，也就是本報告所指稱的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以下五方面的基本面貌。

第一，總體而言，“中國當代小說海外發(fā)展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重頭戲。2015～2016年，當代中國的純文學作品在海外的傳播態(tài)勢看好，諜戰(zhàn)、科幻等類型文學的對外翻譯崛起。單行本的長篇小說譯介依然在海外得到最多關注，與此同時，中篇小說集、短篇小說不斷走進海外讀者的視線。我國政府層面的‘送去’與國外譯者的‘拿來’并行不悖，官方與民間力量協(xié)同努力，促就了中國當代小說海外發(fā)展的良好局面”。

第二，與中國當代小說于2015～2016年在海外的發(fā)展所取得的喜人成績相類似，這兩年中國當代詩歌在海外的發(fā)展也是可圈可點。“與2012～2014年間中國當代詩歌主要向英、美、德等傳統(tǒng)文化大國譯介不同，2015～2016年間的中國當代詩歌海外傳播的文化版圖面積擴大了，主要新增了橫跨四大洲的2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其中包括土耳其、蒙古國、波蘭、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孟加拉國、希臘等。對中國當代詩歌來說，海外譯介與傳播版圖的擴大提供了進一步延伸的‘基地’，也獲得了更大的伸展空間。雖然這一發(fā)展勢頭目前仍處于初級階段，但對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而言，無疑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這也反過來促使中國詩歌從沉寂走向復蘇，開始回暖，而且更加具有世界胸懷，與世界不同民族的靈魂可以初步實現(xiàn)共脈動，這也推動了中國當代詩歌能夠獲得世界性認同和認知，形成目前中國當代詩歌海外譯介的新高潮。中國當代詩歌在與中國發(fā)展同步的同時，也正在闊步邁向前所未有的廣闊地域空間和人文空間。詩歌作為軟實力，現(xiàn)在逐步獲得了硬地基?！?/p>

第三，在點數(shù)中國當代小說和詩歌海外發(fā)展成績的同時，我們需要特別強調2015～2016年中國當代科幻文學海外發(fā)展所取得的成績。科幻小說已成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新名片?；谥袊苹梦膶W在國際科幻文學界不斷引發(fā)的關注，我們在本年度報告中設立專章，詳細梳理2015～2016年中國科幻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情況，以期較為全面、準確、客觀地呈現(xiàn)這兩年間，中國科幻文學在世界多國被翻譯、介紹、評論、出版、發(fā)行、研究、收藏等方面的情況，這不僅可以有效呈現(xiàn)中國科幻文學在海外發(fā)展的成績和效果，而且可以及時總結中國科幻文學在海外發(fā)展的經驗，從而為中國科幻文學未來在海外世界的發(fā)展提供具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中國科幻文學成為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新名片，自然離不開中國當代科幻文學近年來呈現(xiàn)出的繁榮興盛局面。2015～2016年，中國科幻文學共有4部長篇小說、65部中短篇小說獲得英譯并且首版或再版。4部長篇小說中有3部來自劉慈欣的《三體》三部曲。其中《三體》（The Three-Body Problem）是由倫敦著名書商宙斯之首（Head of Zeus）再版的2014年美國版本，分別在英國和澳大利亞發(fā)行。其他兩部《黑暗森林》（The Dark Forest）和《死神永生》（Death's End）是首版，前者的譯者為周華（Joel Martinsen），由全球知名科幻出版社美國托爾出版社（Tor Books）于2015年8月出版，宙斯之首2015年11月再版；后者的譯者為劉宇昆（Ken Liu），于2016年9月分別由托爾出版社和宙斯之首在美、英、澳三地同時首發(fā)。另一部長篇小說是王晉康的《四級恐慌》（Pathological），譯者為程異（Jeremy Tiang），該作品于2016年12月由美國亞馬遜旗下的亞馬遜交叉口（Amazon Crossing）出版。65篇英譯中國科幻文學中短篇小說中，有23篇為再版。這些中國科幻文學中短篇小說的出版模式主要為電子雜志、紙質雜志、小說及網站刊登四種類型。2015～2016年，刊登中國科幻小說的主力軍為美國科幻電子雜志《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20篇），基本為每年10篇，其他如《頂尖》（Apex）、《銀河邊緣》（Galaxy's Edge）、《光速》（Lightspeed）、《不可思議》（Uncanny）、托爾在線（Tor.com）等則大多刊登了1～2篇。紙質雜志中，美國老牌科幻雜志《奇幻與科幻雜志》（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于2015年3月刊登了寶樹的《大時代》（What Has Passed Shall in Kinder Light Appear），而頂級學術期刊《自然》（Nature）在其2015年5月和6月的“未來”（Future）專欄分別刊發(fā)了中國科幻作家李恬的《水落石出》（Tempus omnia revelat）和夏笳的《黑屋》（Let's Have a Talk），這是該欄目開創(chuàng)15年來，首次刊登中國籍科幻小說家的作品。小說集也是中國科幻文學中短篇小說“輸出”的主要力量，其中2016年由托爾出版、宙斯之首再版的《看不見的星球：中國當代科幻小說選集》（Invisible Planets：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in Translation）和2016年11月由宙斯之首再版的《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Kindle電子版）都是專門的中國科幻小說集。前者收錄了劉慈欣、郝景芳、陳楸帆、程婧波、夏笳、馬伯庸等著名作家的13篇作品，文末還附有3篇關于中國科幻文學的評論文章；而后者則是劉慈欣科幻文學短篇小說集，收錄了他的11篇作品。其他一些小說集，如：2016年1月的《聽鹽生長的聲音：80后短篇小說集》（The Sound of Salt Forming：Short Stories by the Post-80s Generation in China）首次收錄了陳楸帆的《G代表女神》（G is for Goddess）、飛氘的《一個末世的故事》（A Story of the End of the World）和郝景芳的《看不見的星球》（Invisible Planets）；2016年2月的《克拉克世界年刊：8》（Clarkesworld：Year Eight）收錄了程婧波的《螢火蟲之墓》（Grave of the Fireflies）和夏笳的《2044年春節(jié)舊事》（Spring Festival：Happiness，Anger，Love，Sorrow，Joy）；2016年7月的《年度最佳科幻小說和幻想小說：2016》（The Year's Best Science Fiction＆ Fantasy Novellas：2016 Edition）再次收錄了寶樹和郝景芳的作品。另外，網站刊登也是中國科幻文學對外傳播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2015年4月，飛氘的小說《一個末世的故事》（An End of Days Story）刊登在網站蟻山（the Anthill ）上，譯者為亞歷克·阿什（Alec Ash），他也是蟻山的創(chuàng)始人?！稘h語世界》（The World of Chinese）在2015年1月刊登了遲卉的《冷》（The Cold），該網站為英文多媒體平臺，既展示雜志內容，又有豐富的論壇和博客，集發(fā)布、交流、溝通等多種功能于一身，在英語世界有一定知名度。紙托邦（Paper Republic）是一個將中國文學譯介給英語讀者的翻譯網站，其在2011年與《人民文學》合作，在海外發(fā)行《路燈》（Pathlight）雜志，目的是宣傳介紹中國的詩歌及小說?！堵窡簟吩?015年春季刊發(fā)表過夏笳的《熱島》（Hot Island），而紙托邦在2016年12月刊登了糖匪的《自由之路》（The Path to Freedom）。

第四，諜戰(zhàn)小說在西方世界掀起旋風。正如姜智芹在本報告的第十三章中指出的那樣，在中國當代文學海外發(fā)展中，麥家領銜創(chuàng)作的諜戰(zhàn)類小說在國外得到良好接受，掀起過“解密旋風”和“麥旋風”，成為類型小說在海外發(fā)展的范例。繼麥家在海外引發(fā)關注之后，2015～2016年有更多的中國諜戰(zhàn)小說被譯成外文在海外出版或重印、再版。除麥家之外，陳浩基、陳紫金、剛雪印、秦明、松鷹等諜戰(zhàn)小說作家分別有一部作品被譯介到了海外。從這些被推介到海外的諜戰(zhàn)小說來看，“有一半以上是在國內一出版就被國外的譯者看中，迅速著手翻譯，并由國外的出版社出版。相比純文學作品，國外出版社對偏通俗文學的諜戰(zhàn)類小說出手迅速，這類作品為當下文學增添了新元素，豐富了海外認識、了解中國的途徑”。不可否認的是，“在當代中國諜戰(zhàn)類小說的海外發(fā)展中，麥家的作品更具有代表性。雖然他的《解密》是2014年譯成英語出版的，但其影響力在2015～2016年繼續(xù)提升，激發(fā)了國外更多讀者對中國類型小說的期待，在帶動當代諜戰(zhàn)類小說‘走出去’的同時，也為中國文學的海外發(fā)展提供了一些啟示”。

第五，同中國當代小說、詩歌和科幻文學在海外引發(fā)的關注遙相呼應的，是中國當代網絡文學在域外世界的悄然走紅。2017年的《亞洲經濟報》刊載了一篇題為《3億3千萬人被深深迷倒，中國網絡小說引起市場大爆發(fā)》的文章，其中指出，“中國網絡小說現(xiàn)已延伸到全世界，成為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化與中文的窗口”。^[11]同樣刊載于該報的《中國網絡文學成為世界主流》一文，以更加友好而肯定的態(tài)度指出，“曾經一時被漫畫化的中國網絡文學現(xiàn)在正在人類文學史上實現(xiàn)獨步地位。……中國網絡文學正在向海外輸出，在俄羅斯、美國、加拿大、英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地都有狂熱的粉絲團”。^[12]比如，在2015～2016年，韓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網絡文學的譯介，形成了中國文學在韓國發(fā)展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啊冬樼鸢瘛贰痘ㄇЧ恰贰对浦懈琛贰赌瞧强?，那片?！返戎袊W絡上廣受歡迎的作品開始被引入韓國，這也是中國當代網絡文學開始具有世界競爭力的結果?！备鶕?jù)孫鶴云對中國文學在韓國的發(fā)展所做的調研，“韓國讀者對中國網絡文學的反饋非常積極，年輕讀者發(fā)現(xiàn)了一個可以無負擔對接的中國文學新類型，不但可以避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的歷史門檻，而且也不必去習慣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以往沉重的敘事和意味深長的幽默感。網絡文學的懸念、直接、淺顯易懂讓年輕韓國讀者很容易沉溺其中”。

盡管2015～2016年以小說、詩歌和科幻文學為重心的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然而毋庸諱言，這一成績同繁榮的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相比，其總量或絕對數(shù)量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這些經由我們主動“送去”與國外譯者積極“拿來”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無論是就作家的年齡段分布而言，還是就作品的質量而言，都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毫無疑問，這些主動或被動“走出去”的作家，是中國當代優(yōu)秀作家的卓越代表，這些主動或被動“走出去”的文學作品，是中國當代優(yōu)秀文學的杰出代表。這也再次證明，我們致力于推出去的，毫無疑問都是優(yōu)秀的中國文學。這正是我們彰顯文化自信，以實際行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好方式之一。

依據(jù)中國文學2015～2016年在海外的發(fā)展所表現(xiàn)出的上述五個方面的基本面貌，可以概括出如下三個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同中國當代純文學小說、科幻小說、諜戰(zhàn)小說、網絡小說、懸疑小說、中國當代詩歌等主要形態(tài)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發(fā)展遙相呼應，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地域疆界版圖較往年有了明顯的拓展。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地域版圖的拓展，很大程度上是與中國文學一些重要文類在海外的譯介與傳播正相呼應的。以中國文學在法國、韓國、日本、泰國和英語世界的發(fā)展為例，上述域外世界對中國文學的關注，除了繼續(xù)聚焦于中國當代純藝術小說外，還將感知的觸角延伸到了中國當代的武俠小說、懸疑小說、推理小說、盜墓小說和各種當紅的網絡小說。這一變化，就比我們通過對2012～2014年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情況所作調研^[13]了解到的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景觀要豐富而多樣。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這一動態(tài)，自然有助于向域外世界傳達出一個原本屬于常識性的事實：中國本土的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其實是豐富而多樣的，她遠不像外界憑刻板印象曾經武斷地判定的那樣簡單而呆板。

第二，域外世界的讀者，正日漸積極而主動地追蹤中國當代文學的發(fā)展軌跡。這一點特別表現(xiàn)在域外世界對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中國純文學樣式的關注上。說得更具體點，最近數(shù)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尤其是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度也呈上升趨勢，域外世界了解和認識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興趣也在不斷增長。這種趨勢，在文學領域，就表現(xiàn)為對中國當代文壇最新動態(tài)的關注，對中國當代文學最有鮮活生命力的文學樣式的關注。換言之，域外世界的出版商、翻譯家、漢學家、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作為“超級讀者”的批評家和一般讀者，已經將關注中國文學的眼光，從傳統(tǒng)意義上的小說、詩歌、戲劇和散文，投向了中國當代的科幻小說、武俠小說、懸疑小說、推理小說、盜墓小說、諜戰(zhàn)小說和各種當紅的網絡小說。

第三，域外世界對中國文學的閱讀模式出現(xiàn)了新的變化，對中國文學的在線機器翻譯與在線網絡翻譯成為海外讀者追蹤中國當代文學熱點的重要支撐手段。眾所周知，隨著出版科技的革命、多媒體技術的更新?lián)Q代、信息高速公路的普及和國際互聯(lián)網的全球聯(lián)通，人類的閱讀模式已發(fā)生重要的變化。這種變化，在跨國界、跨民族、跨文化和跨語言的文學交流中表現(xiàn)得尤其明顯。以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為例，每當有吸粉無數(shù)的中國當代網絡小說問世之際，不少國家的海外讀者便開始自發(fā)地組織網絡協(xié)作群體，以接力的方式翻譯他們想追蹤閱讀的中國當代網絡小說。有的時候，他們?yōu)榱诉_到和中國讀者類似乃至同步的閱讀節(jié)奏，甚至都沒有足夠的耐心去等待上述協(xié)作翻譯的成品產生，而是直接借助在線機器翻譯或者在線網絡翻譯去閱讀他們想看的中國當紅網絡小說。毫無疑問，這樣的閱讀在很大程度上差不多是囫圇吞棗，自然也談不上對以中文書寫的中國網絡文學的審美風貌和精神內核的準確領悟。然而，讓我們不能漠視的是，由這些對中國當代網絡小說抱有瘋狂熱情的域外讀者所開創(chuàng)的這種閱讀中國當代網絡小說的方式，已經在用十分響亮的動靜，改寫著中外文學交流的機制和版圖。這種新動向，也給中國文學的海外發(fā)展帶來了最新的啟示。

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所體現(xiàn)出的上述五個方面的基本面貌和三個方面的基本特征，為從事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工作的決策者、管理者和出版者、參與者、推動者提供了積極的啟示：推動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不僅要著眼于把當代中國最優(yōu)秀、最出色、最有時代特色、最能反映當下中國經驗的純文學作品推介出去，而且要放寬眼界、拓展思路，向非純文學要發(fā)展版圖，并由此而舉一反三，推動純文學與非純文學海外發(fā)展的融合，使二者形成互為補充、互為依存的和諧局面；在推動多形態(tài)或者多樣式的中國當代文學通過多種途徑和多種渠道走向海外的同時，還應根據(jù)海外讀者關注乃至追蹤中國當代文學的新特點，有針對性地提供經過本土化轉化的傳播媒介和閱讀模式。

三 關于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反思與建議

根據(jù)我們最近幾年對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所作跟蹤調研，總的來看，與我們從國家層面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目標相比，中國文學目前在海外的發(fā)展或者中國文學在海外的譯介、傳播與接受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足。這種情況，同我國經濟總量的增長，同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同我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所占據(jù)的位置還極不相稱。按照GDP標準來衡量，我們在2010年就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但是，我們的文化產品、我們的精神產品、我們的宣傳、我們的理論，在國際話語體系中仍然沒有什么地位和聲音，我們的國際形象仍處于十分不穩(wěn)定的階段。與中國本土當代文學所表現(xiàn)出的百花齊放、爭奇斗艷景觀相比，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與發(fā)展總體上還顯得比較寂寥，大量的中國當代作家和作品，都還處于不為中國以外的讀者所認識、閱讀與賞鑒的狀態(tài)。這種狀況，既不是中國當代文學本身的過錯，也不是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過錯，而是與中國文化目前在全球化格局中的地位深有關系。

為了切實改變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版圖中可見度不夠的這種局面，為了積極有效地塑造正面而豐富的中國國際形象，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我們應該依據(jù)扎實的調研，不斷整合官方和民間的力量，通過豐富而多樣的手段，借助或寬或窄的渠道，以靈活而機動的方式推動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以豐富多彩而行之有效的文學交流，促進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或海外發(fā)展，必將為人們探究跨文化的聯(lián)系與交流模式提供新的路徑，并由此促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和認識，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其他國家人民之間的了解、理解乃至友誼，從而為提升中國國際形象、有效宣示中國的國家利益做出積極貢獻。

為了實現(xiàn)這一目標，我們有必要對現(xiàn)有的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策略進行理性的反思。

首先，我們需要構建面向世界文學總體版圖的文化自信心態(tài)。今天的中國文學界，需要明確一個問題，更準確地說，是需要形成一種共識：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與發(fā)展，是全方位的、面向全球范圍的，而不能僅僅限于英語世界或傳統(tǒng)意義上的西方大國。如果我們還像以往那樣，僅僅把目光牢牢盯在西方大國，或者像眼前不少等而下之的做法，僅僅把目光盯在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少數(shù)西方發(fā)達國家，那實在是很悲哀的事情。說實在話，我們在開展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時候，有一些人是戴著有色眼鏡的。這種有色眼鏡，其實是一種變相的文化自卑心態(tài)的表現(xiàn)：一方面，我們認為自己的文學不如西方，所以急于獲得西方的認可；另一方面，我們又覺得自己的文學超出了不發(fā)達國家的文學。換句話說，我們對于較我們優(yōu)勢的文化圈（可以是一個國家的，也可以是一個地區(qū)的）內的文學，抱著一種仰視乃至諂媚的心態(tài)，而對于較我們劣勢的文化圈（可以是一個國家的，也可以是一個地區(qū)的）內的文學，則抱著一種漠視乃至鄙夷的心態(tài)。這兩種心態(tài)，都是需要徹底摒棄的，否則會給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大業(yè)造成難以估量的妨害。在我們看來，倘若要切實有效推動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就必須要有胸懷天下的視野，要有將大國和小國的文學一視同仁對待的氣度。

其次，我們要堅定信念，充分認識到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是一項長期而又充滿挑戰(zhàn)的偉大文化事業(yè)，它值得幾代人甚至數(shù)十代人用心去推進。我們要力戒盲目、急躁、冒進的心態(tài)，盡量尊重跨民族、跨地域、跨語言的文學傳播的特殊性和規(guī)律性，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來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在具體的實踐層面，我們宜向當年那些優(yōu)秀的來華傳教士學習，主要是學習他們那種不畏艱險、鍥而不舍、堅韌不拔的精神，以及他們那種親力親為、知難而進的作風。當然，這是就我們主動對外傳播中國文學而言。而對于那些主動傳播中國文學的外國友人，我們則要給予友情的支持、理性的引導、學理的解釋。從政府層面來說，要盡量放寬限制，要相信自己的作家，要相信自己的知識分子，要相信自己的人民，他們會主動把優(yōu)秀的民族文學傳播到世界中去。正因為中國文學的海外發(fā)展是一項長遠而持久的文化事業(yè)，我們就更要著眼于長遠來對其進行合理規(guī)劃和理性布局，分國別、分地域、分文化圈、分語言圈來推動中國文學在海外的譯介與傳播。

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從如下多個方面來籌劃和推動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

第一，要在中國文學表達自我與傾聽域外世界他者之間開展有效的溝通和對話，從而為中國文學的海外發(fā)展營造友善的氛圍和具有學理底蘊的渠道。這樣的溝通和對話，可以在政府對政府、政府對民間、民間對民間、學術對學術等多個層次上展開。這樣的溝通和對話，其目的是向外部世界講述中國故事，講述中國人致力于推動文明互鑒、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而我們要實現(xiàn)這種美好愿景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持續(xù)不斷地推動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積極主動而坦誠地聆聽外部世界的聲音，歡迎世界各國文學以適當?shù)姆绞皆谥袊@得表達空間。開展上述多層次、多形態(tài)的雙向溝通和對話，目的在于營造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友善氛圍，疏浚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的具有學理底蘊的渠道，最終實現(xiàn)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的互鑒，并由此促進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近年來，無論是在我們的作家群體中，還是在批評家群體中，乃至在出版界，都有不少人在倡導書寫“中國經驗”。從一般意義上講，中國作家書寫的就是“中國經驗”，這是沒有問題的。這個說法，換成我們熟悉的表述，大體上仍然等同于有關“民族的”與“世界的”之關系的討論。但是，既然我們的文學作品瞄準的是世界文學市場，我們的受眾目標瞄準的是世界范圍的讀者，那么，有針對性地去傾聽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聲音，有針對性地為了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讀者做一些調整或者適應性改變，并不是失去文化自信力的表現(xiàn)，更不是文化上的投降主義的表現(xiàn)。文學固然有很強烈的民族底蘊，但是也可以在愛、美、自由、人道主義、創(chuàng)造力等這些具有普世性的主題上征服最廣大范圍的讀者。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書寫的主題可以是民族性與世界性、地域性與全球性兼容的，而表達的方式上則可以是民族性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既然是為了“走出去”，就要有意識地采用域外民眾能夠理解的方式和手段來推動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讓域外受眾在他們熟悉的方式中逐漸走入中國文學的天地。對于域外不同的民族文學而言，中國文學有點像一個貿然闖入者。如果希望別人欣然接納中國文學這個“闖入者”，那就要做一些必要的鋪墊、溝通與適應的工作，讓中國文學與域外文學、中國作家與域外讀者之間彼此聆聽，既要避免任何沙文主義傾向，也要避免任何民族虛無主義傾向，在一種平等、尊重、自由、靈活的氛圍中推動中國文學在世界不同文化中的譯介、傳播與接受，在表達自我與傾聽他者之間尋找到平衡點，從而為中國文學的海外發(fā)展提供極具智慧和藝術的保障。

第二，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建立作家與譯者、經紀人或出版家之間的穩(wěn)定關系，進行深入的交流，加強擬定翻譯圖書的選擇、翻譯策略和推廣方式等各個環(huán)節(jié)的溝通與研究。要特別重視選擇作品，加強對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國家或地區(qū)的圖書市場、讀者的審美期待和閱讀習慣的研究，從而實現(xiàn)定位準確、目標明確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

要實現(xiàn)這樣的目標定位，就不能忽視國外文學研究界對中國文學所做的研究與評論。換言之，我們要注意跟蹤和了解包括國外漢學家在內的域外學界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工作，促進中外學者之間的合作研究和對重要中國作家和優(yōu)秀中國文學作品的深層次研究。對國外漢學家針對中國文學乃至整體的中國文化所提出的批評意見，要抱著積極、開放的態(tài)度去了解并回應，而不能盲目地抵觸或粗暴地拒絕。以漢學家為代表的國外學者對中國文學所發(fā)表的評論和所做的研究，大體上能夠呈現(xiàn)出其所在國家的民眾和普通讀者^[14]的審美趣味和審美習性。毫無疑問，扎實而深入地了解不同國家的民眾的審美趣味和審美習性，有助于提升在海外傳播中國文學的針對性和功效性。

第三，要充分利用新技術、新媒介在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中能夠發(fā)揮的特別作用，積極調動各種新科技和新媒介手段，使之因地制宜地服務于中國文學的海外發(fā)展。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人們的閱讀習慣和閱讀方式都在發(fā)生著極大的改變。人類社會已經由讀文時代進入了讀圖時代。由于工作節(jié)奏加快，人類生活方式出現(xiàn)多元化，讀者的閱讀習慣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智能手機、智能移動終端設備的日益普及，以及網上聯(lián)機大型數(shù)據(jù)庫的不斷出現(xiàn)，加上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拓展，我們要積極主動地面向海外中國文學讀者群，推出可以供中國文學所到之處的當?shù)刈x者在不同操作系統(tǒng)、不同品牌、不同款式的智能手機、移動終端下載并閱讀中國文學作品的不同格式的電子版、音頻版、視頻版、盲文版，從而有效改變以往基本依賴紙質媒介和音像制品等形式傳播中國文學的單一化局面，使傳播的手段更加多樣化、豐富化、時尚化。與此同時，還要充分重視根據(jù)中國文學名著的原著改編而成的電影、電視劇對海外受眾了解和接受中國文學所具有的直觀性和便捷性，有意識、有選擇地將已經被成功改編的中國文學作品的電影版和電視劇版輸往海外，用心打造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復合型途徑。

第四，要高度重視專業(yè)網刊、網站對一些特定中國文學樣式的海外傳播與發(fā)展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深遠影響。比如，根據(jù)呂子青、擺貴勤兩位學者分別針對中國當代科幻小說、中國當代詩歌在海外的發(fā)展所作調研，在2015～2016年，這兩種樣式的中國當代文學，有不少是刊發(fā)在國外具有重要影響力和風向標意義的網站上的。比如，呂子青在其調研報告中就指出，“2015～2016年，刊登中國科幻小說的主力軍為美國科幻電子雜志《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20篇），基本為每年10篇，其他如《頂尖》（Apex）、《銀河邊緣》（Galaxy's Edge）、《光速》（Lightspeed）、《不可思議》（Uncanny）、托爾在線（Tor.com）等則大多刊登了1～2篇”。這也從事實的角度，印證了謝丹凌在本報告的第十四章《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發(fā)展效果評估》中所做的“近兩年，美國著名科幻文學雜志《克拉克世界》和科幻電子雜志《不可思議》加快了對中國科幻文學作品的刊載頻率，有時甚至每隔一月即發(fā)表一篇”這一判斷。根據(jù)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埃里克·施維茨格貝爾（Eric Schwitzgebel）所制作的“英語科幻奇幻雜志十年（2005～2014）影響力排行榜”，托爾在線和《克拉克世界》在2012～2014年影響力榜單中分別為第一位和第三位，而這兩個平臺目前是中國科幻文學走向西方世界的主要舞臺。由此不難推斷，如果托爾在線和《克拉克世界》這類在線平臺能夠更多推介中國當代科幻文學作家及其作品，那么中國科幻文學必將乘著最近幾年海外發(fā)展的良好勢頭，走向更加廣闊的域外世界。

其他如非營利線上國際文學雜志《漸近線》（Asymptote）近幾年持續(xù)刊載中國當代詩歌的最新作品、法國免費電子雜志《遠東印象》（Impressions d’Extrême-Orient）近幾年通過活潑的主題引導法語世界讀者對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東方文學的關注、西班牙電子雜志Revista RCT^[15]對中國文學西班牙語翻譯的持續(xù)關注、由來自英語國家的譯者組建的以譯介中國當代經典作品和新銳作家作品為主要目標的“紙托邦”（Paper Public）所引發(fā)的域外世界對中國文學的關注等，都無一例外地啟發(fā)我們，如果能夠有針對性地拓展中國當代文學作家和作品通過上述各目的語國家的專門電子雜志/網刊和網站而進入海外受眾的關注、閱讀、品鑒、接受視野，毫無疑問能夠有效提升其在更大范圍的受眾群體中的可見度、認知度和影響力。

第五，要積極推動版權代理人制度。眾所周知，許多國外作家，特別是歐美作家，早已經習慣了將自己的版權事務交給代理人去打理，從而騰出更多的時間用來構思、體驗和創(chuàng)作。而對于代理人來說，如果有了合適的利益分配和獎勵機制，他/她或機構就會充分調動各種手段與資源，盡可能多地推動作家的作品被賣出更多不同語種的版權，并由此而占據(jù)更為廣闊的世界圖書市場份額。然而，讓我們深感納悶甚至遺憾的是，國內大部分當紅或大牌作家，都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紀人。優(yōu)秀的翻譯、高效的版權代理人制度和專業(yè)化的作家經紀人，是影響現(xiàn)階段中國文學海外譯介、傳播與發(fā)展的重要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當代作家對經紀人的態(tài)度，也各不相同。這主要是由三個原因所致。其一，觀念問題。對大多數(shù)中國當代作家來說，讓他們把自己的作品交給經紀人，無異于把自己的作品直接交給市場去檢驗。在這些作家看來，這不僅是自己媚俗的表現(xiàn)，更是文學墮落的征兆。在這些作家看來，文學作為獨特的審美意識形態(tài)，其價值不能由市場和利潤來決定，他們更加看重的是由專業(yè)批評家和學者所構成的文學批評體系對自己的文學價值的批判。其二，中國當代作家的版稅收入普遍不高，讓他們難以雇用經紀人。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現(xiàn)有的圖書定價普遍偏低，文學作品出版物的定價遠不能與歐美等發(fā)達國家相比，出版社支付給大多數(shù)作家的版稅額度尚不能盡如人意。除了少數(shù)當紅作家，作家從出版社獲得的版稅并不理想。加之有些不誠實的出版社還要在印數(shù)等環(huán)節(jié)上玩貓膩，作家從出版社獲得的版稅收入就更加要打折扣了。其三，我國的出版市場發(fā)育尚不夠充分。我國已然是一個出版大國，然而還稱不上一個出版強國。而要成功打造一個出版強國，“要打造一個成熟的出版產業(yè)，作家經紀人應是其中必備的重要崗位之一”。

由此看來，如果中國文學要在海外傳播之路上走得順心、舒坦、暢達，必須引入作家經紀人制度。麥家的經典密碼小說《解密》在2014年的海外圖書市場所刮起的“麥旋風”，就與其經紀人在背后的成功運作密不可分。當我們從不同的方面探討“麥旋風”帶給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啟示時，切不可忽視了版權經紀人譚光磊所發(fā)揮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幾年來，譚光磊在助推華語文學走向世界方面可謂成績斐然，甚至改寫了華語文學圈版權經紀這一行當，他除了出任麥家的經紀人外，遲子建、吳明益、張翎等多位華語作家也是由他出任經紀人并使他們各自的作品在多國賣出了版權。

事實上，在麥家之前，已經有不止一個中國當代作家見證并認可了文學經紀人的工作效益，阿來可謂這方面的代表之一。根據(jù)我們的調研，迄今已有近30個國家購買了阿來《塵埃落定》一書的版權，而所有洽談和簽約事宜完全是由其經紀人來運作的。在他看來，自己的《塵埃落定》一書版權輸出后能在海外市場取得成功，與版權經紀人對這本書的成功推薦和運作密不可分。阿來坦言，自己不了解國外的情況，而經紀人的運作很規(guī)范，完全按照市場化的辦法進行。所以凡涉及其作品國外版權的問題，他都會找自己的經紀人。交易成功后，經紀人按版稅的10%～15%來提取傭金，這在阿來看來也是可以接受的。阿來曾明確表示：“對于當今作家來說，應付商業(yè)其實比較困難，所以經紀人可以幫到一些，這樣便于讓作家去安心專注于文學創(chuàng)作。”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國外的版權代理人也在積極發(fā)掘中國市場，就像阿來說過的那樣：“市場化以后，真正有市場價值的，西方人他也在找。”西方的文學經紀人制度已經有效運轉了漫長的歷史時間。當面對商業(yè)效益明顯的中國作家和作品時，他們又有什么理由拒絕呢？

“麥旋風”出現(xiàn)以后，我們有理由相信，至少在面對中國的海外傳播時，將會有更多的作家選擇與文學經紀人合作，作家與文學經紀人之間的良好互動格局也有望逐步提升。學習國際社會的優(yōu)秀經驗，建立高效的版權代理人制度，培育專業(yè)化的作家經紀人，將是提升中國文學海外傳播能力、水平和收效的重要努力方向。

第六，要以高度的前瞻性眼光推動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在海外世界的發(fā)展。毋庸諱言，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在域外世界的能見度和影響力總體上還非常有限，這與我們敞開胸懷、熱情擁抱世界其他國家優(yōu)秀兒童文學的盛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在我國低幼和少兒階段的文學讀物中，外來的作品占據(jù)著絕對優(yōu)勢，這對我國青少年兒童未來的審美觀念、文學觀念的培育，對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都構成了顯而易見的文化安全隱患。這反過來啟發(fā)我們，從長遠的未來著眼，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要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國當代兒童文學。

值得注意的是，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近年來在海外出版界炙手可熱，他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包括英、法、德、意、日、韓、希伯來語在內的十四種外語在海外出版，其作品版權已被輸往五十余個國家。在英語世界，2015～2016年共有《青銅葵花》（Bronze and Sunflower）、《大王書I：黃琉璃》（Legends of the Dawang Tome：The Amber Tiles）、《曹文軒中英文作品集》三部英譯單行本出版，成績斐然。在德語世界，曹文軒多部作品的德譯本也相繼上市，龍家出版社（Drachenhaus Verlag）繼2016年推出曹文軒的《第八號街燈》之后，又于2017年推出了他的《草房子》。同樣是在2017年，萊比錫童書出版社（LeiV）將曹文軒的《最后一只豹子》、《癡雞》推向了德語童書市場，從而使這兩部中國兒童文學原創(chuàng)繪本得以進入德語世界兒童的讀物清單。2017年，德語區(qū)孔子學院還策劃了“曹文軒文學交流德國之旅”，邀請曹文軒帶著他的兒童文學作品到訪慕尼黑、法蘭克福及海德堡，海德堡大學孔子學院圍繞曹文軒而在當?shù)厥辛D書館舉辦的活動既有作者、譯者、讀者的互動，又有深度的作品研討。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4月，曹文軒榮獲了具有“兒童文學諾獎”之稱的“國際安徒生獎”，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兒童文學走向域外與自我藝術身份定位的焦慮。

我們不妨說，相比前幾年中國兒童文學在海外世界“基本處于失語狀態(tài)”的情形，中國當代兒童題材的作品近年來在國際兒童圖書市場開始嶄露頭角，兒童文學作家的創(chuàng)作也漸漸走向國際舞臺。除了曹文軒所發(fā)揮的引領作用之外，沈石溪、秦文君、李潼、張瀛太等作家創(chuàng)作的兒童文學作品也于2015～2016年在海外翻譯出版。

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中，兒童和青少年都是其當然的未來。征服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兒童，也就意味著征服了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的未來。我們要仔細思考如何用文學去征服外部世界的兒童和青少年的心靈世界、精神世界、閱讀空間，思考如何在創(chuàng)造出更加優(yōu)秀的中國兒童文學的基礎之上，采用各種有效手段和方法，推動更多優(yōu)秀的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去”。

第七，要充滿自信而又理直氣壯地鼓勵和支持科幻文學、諜戰(zhàn)小說、懸疑小說、網絡小說、盜墓小說、推理小說、武俠小說等傳統(tǒng)觀念中的邊緣文學向海外要市場，向海外要讀者。2015年，劉慈欣憑借科幻小說《三體》（The Three-body Problem）獲得了第73屆雨果獎最佳長篇故事獎，成為首位摘取“科幻界的諾貝爾獎”的中國作家；2016年8月，郝景芳憑借科幻小說《北京折疊》（Folding Beijing）獲得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2016，松鷹憑借《杏的復仇》（Apricot's Revenge）獲評美國《圖書館雜志》（Library Journal）最佳推理小說作者。這三位中國作家所斬獲的上述國際大獎，不僅在國內文壇引發(fā)強烈反響，也使中國當代科幻文學和懸疑小說出現(xiàn)在世界文壇的聚光燈下。正如姜智芹在本報告的第十三章《中國當代小說在海外的發(fā)展》中敏銳地指出的那樣，“多年以來，在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中，純文學作品無疑占據(jù)主流。不過鑒于中西文化價值的差異和中西敘事方式的不同，翻譯出去的純文學作品并沒有在西方世界產生應有的影響，有很多作品沒有真正走進西方人的心里?！督饷堋贰度w》等作品在海外的成功傳播啟示我們，只要把握好思想性，兼顧好藝術性和趣味性，類型文學也能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因此，我們今后在向外傳播中國文學的時候要拓寬思路，加強對類型文學的譯介，將西方讀者喜歡的諜戰(zhàn)、科幻、懸疑等小說更多地納入推介視野，將其作為純文學翻譯的有益補充，讓更多的中國當代小說揚帆遠航，從中國的變?yōu)槭澜绲摹薄?/p>

第八，營造更加寬松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加強中國文學自身內功建設。俗話說得好，打鐵還需自身硬。我們要注意凈化本土的文學氛圍，不要讓權力傷害了文學。過去數(shù)年中，特別是2013年茅盾文學獎的評選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問題，就是值得警惕的危險信號。在域外翻譯家、漢學家看來，在中國當代文學重大獎項評審過程中，“一些文學獎想獲得關注而不得，另外一些想躲避質疑也躲不開”，由此引發(fā)了諸多質疑的聲音。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過程中，我們要學會讓市場自身來推動，要放手讓作家、漢學家、翻譯家、版權代理人、出版商去推動或運作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政府可以給政策、給資助，但千萬不要用權力干涉文學。我們要把文學獎授予文學，要讓中國當代文學通過自身實力來說話，這樣才能讓中國當代文學保持自己的尊嚴。

中國當代文學應當依托國家發(fā)展的實力，主動、自覺承擔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歷史重任，既推進作家不斷挖掘自身的創(chuàng)作潛能，又促進中國文學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國文學的海外發(fā)展有可以預期的光明前景。

第九，要充分重視并持續(xù)保持對東亞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的影響力，鞏固并擴大中國文學在這兩個具有高度重合性的文化圈內的傳播與輻射。通過這樣的傳播與輻射，會引發(fā)中國文學在這兩個文化圈內的二次、三次乃至N次衍生傳播或者副傳播。這種衍生傳播或副傳播，首先表現(xiàn)為傳播到這兩大文化圈的中國文學將極有可能被轉譯成第三國/地區(qū)的語言，為第三國/地區(qū)的讀者所閱讀、了解和評價。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盡管人們一直對轉譯有種種尖銳批評，然而在實踐領域，轉譯仍然是文化交流、溝通、對話的有效手段之一。如果我們的當代文學能夠持續(xù)不斷地提升其在東亞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的影響力，那自然會為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提供更加廣闊的舞臺。

與此相聯(lián)系的是，我們要充分重視在海外華人中傳播與發(fā)展中國文學。這既可以讓海外華人及時把握和了解中國文學的現(xiàn)狀和最新成就，也可以促進他們對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的超時空認同，從而通過他們將中國文學傳播到這些海外華人所旅居、僑居、定居的非中國文化國家和地區(qū)。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把海外華人視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天然媒介。我們要積極發(fā)揮海外華人牽線搭橋的作用，充分依賴他們熟悉自身旅居、僑居、定居地的文化和習俗的優(yōu)勢，借船出海，借雞生蛋，通過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而整合資源、搭建平臺，為及時有效地把中國當代文學和作家推介出去提供新的增長空間，從而進一步豐富并拓展中國文學海外傳播與發(fā)展的有效渠道。

第十，要著力挖掘中國駐外使領館的文化教育處/組及其他駐外機構、中國文化中心、孔子學院、孔子課堂面向海外世界傳播中國文學的潛力，將這些機構打造成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在地化綜合平臺，尤其要高度重視和發(fā)揮全球孔子學院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與發(fā)展中的作用，將其打造成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橋頭堡和輕騎兵。

無論是從全球孔子學院迄今為止的發(fā)展歷程來看，還是從孔子學院未來的發(fā)展趨勢來看，每一所孔子學院都會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或偶然或必然地參與并介入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大業(yè)。從2004年至今的十多年發(fā)展歷程中，全球孔子學院無疑已經成長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最為成功的文化名片，其作為漢語國際教育和中國文化海外推廣重要平臺、重要渠道的形象，已經日益清晰而穩(wěn)固。

根據(jù)孔子學院總部發(fā)布的最新數(shù)據(jù)，截至2018年11月，全球已經建立了548所孔子學院和1193所孔子課堂，它們分布在全球154個國家和地區(qū)，其中在亞洲34個國家和地區(qū)共有125所孔子學院和114個孔子課堂，在歐洲41國共有182所孔子學院和341個孔子課堂，在非洲43國共有59所孔子學院和41個孔子課堂，在美洲24國共有161所孔子學院和595個孔子課堂，在大洋洲5國共有21所孔子學院和102個孔子課堂。這些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涵括了當今世界主要的語種和國別地域。

在孔子學院面向全球發(fā)展的14年歷程中，它的多維度功能正日益彰顯出來，已經從最初的單純以漢語教學為核心任務，逐漸發(fā)展為以漢語教學為主、中國文化交流活動為輔的運行格局。在這一發(fā)展歷程中，孔子學院對推動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所發(fā)揮的作用日益明顯，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我們知道，語言的傳播，從來就不是單純的語言活動，它勢必同該語言賴以生存的那個民族的審美意識、文化習俗、思想觀念、價值理想等深層次而又頗為隱秘的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它們之間往往表現(xiàn)出一種水乳交融、相輔相成的態(tài)勢。我們認為，通過得體的方式介入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既是孔子學院使命與宗旨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其未來成長與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根據(jù)我們的觀察，就孔子學院在海外傳播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歷程而言，已經發(fā)生了從無到有、由小而多的變化；就孔子學院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資源獲取而言，已經從最初等米下鍋的求援窘境，已經形成擇優(yōu)而推、左右逢源的格局；就傳播途徑而言，已經從最初的單向外推，逐漸轉變?yōu)橥馔婆c內引相結合的雙向互動交流；就可憑借的手段而言，已經從最初的單打獨斗，轉變?yōu)槎嘣パa的格局；就空間拓展而言，已經從最初的過分倚重歐美國家而轉變?yōu)槿缃衩嫦蚨嗟赜颉⒍辔幕鎴D開掘的格局；就歷史形態(tài)而言，中國當代文學所占的比重已遠遠超出了中國古典文學，也超出了近現(xiàn)代文學；就孔子學院傳播的中國文學樣式而言，從最初的以小說為主，逐漸轉變?yōu)閷ν鈧鞑ズㄐ≌f、詩歌、戲劇、童話、寓言等各體文學樣式在內的中國當代文學。

從孔子學院參與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與發(fā)展歷程中所發(fā)生的種種變化來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但凡有意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方面發(fā)力的孔子學院，已經開始有效地運用組合拳了。在傳統(tǒng)的作家演講與座談、詩歌朗誦、作家簽名售書等形式之外，全球多地的孔子學院開展的中國文學傳播活動，還增加了新的手段。比如，在孔子學院所在國召開中國作家作品研討會或者新書發(fā)布會，在海外創(chuàng)辦譯介中國文學的雜志、在海外創(chuàng)建傳播中國文學的網站等，其中最具有統(tǒng)籌規(guī)劃性、持續(xù)時間最長且最有影響力的，要數(shù)北京師范大學與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通過俄克拉荷馬大學孔子學院這個平臺而實施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

“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是由國家漢辦于2009年9月批準立項、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和美國俄克拉何馬大學文理學院聯(lián)合承擔的中國當代文學英譯重大項目。實施該工程的目的是加強中國文學同外國文學的交流和聯(lián)系，為國外的中國文學愛好者和研究者以及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各界人士提供一個了解和品鑒當代中國文學景觀的窗口。這一工程主要包括三方面具體內容：一是在美國創(chuàng)辦全英語雜志《今日中國文學》；二是在美國出版由10部作品組成的“今日中國文學”英譯叢書；三是定期和不定期在中、美兩國召開“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學術研討會。

截至2018年7月，半年刊《今日中國文學》已經出版了13期，“今日中國文學”英譯叢書已出版了包括莫言的《檀香刑》、賈平凹的《廢都》、吉狄馬加的《黑色狂想曲：吉狄馬加詩選》、東西的《后悔錄》、食指的《冬天的太陽》，以及《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中國當代中篇小說選》等7部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而“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學術研討會業(yè)已召開兩次。從這些成績來看，已經比較圓滿地實現(xiàn)了工程設立之初的各項預期目標。

自從“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正式啟動以來，國內外多家媒體和諸多專家學者均給予了高度關注。隨著這項工程的持續(xù)實施，美國俄克拉何馬大學孔子學院已經成為全球孔子學院體系內扎實推動中國文學海外傳播與發(fā)展的領頭羊。

除此之外，像美國俄勒岡大學孔子學院、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孔子學院、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大學孔子學院、拉丁美洲孔子學院中心、古巴哈瓦那大學孔子學院、意大利米蘭國立大學孔子學院、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孔子學院、德國漢堡大學孔子學院、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孔子學院等多所孔子學院，近年來在利用多種形式和途徑向海外傳播中國文學方面所做的工作也都可圈可點。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2017年，依托全球孔子學院這個平臺而開展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活動，就多達60余場次。如果把各國孔子學院所開展的中國文化活動中部分涉及中國文學賞鑒、譯介的活動也計算在內的話，得到的統(tǒng)計數(shù)字肯定還要高很多。

從長遠來看，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所開展的多種形式、多種層次的中國文學傳播活動，其效果很可能是持久而意義深遠的。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過程中，孔子學院完全可以利用自身優(yōu)勢，根據(jù)自身特點，結合當?shù)貙嶋H情況來因地制宜地開展中國文學傳播活動。比如，由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組織策劃的“劉震云文學電影歐洲行”在2017年3月至4月正式啟動，行程遍及荷蘭、捷克、奧地利、意大利、法國和德國，這不僅是孔子學院總部開創(chuàng)文化項目運營新模式的一次有益嘗試，而且也是萊頓、維也納、米蘭、巴黎等多地孔子學院與當?shù)匚幕瘷C構深度合作、拓寬中歐文化交流渠道的創(chuàng)新模式，同時也有效地拓展了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新空間。再比如，黑山大學孔子學院舉辦的“‘我的中國夢’詩文與繪畫比賽”，甚至包括很多孔子學院開展的征文比賽，如諾維薩德大學孔子學院舉辦的首屆“一帶一路·我和漢語的故事”征文比賽等，都在一定意義上面向海外世界培育著中國文學意識。還有一些孔子學院定期或不定期舉辦的中國詩歌朗誦會，也有益地推動了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

因地制宜、有所選擇地發(fā)揮孔子學院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與發(fā)展中的積極作用，具有值得關注、值得期待的多重功能與意義，這不僅有助于提升孔子學院自身的內涵式發(fā)展，而且有助于建構豐富、立體的中國國際形象，有助于展示中國文化的深層魅力，在世界范圍內，在中華民族同世界其他民族之間，搭建較目前更為豐滿而富有情感且有溫度的民心相通的橋梁。

從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大計來看，孔子學院的出現(xiàn)，激活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多重資源，延伸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途徑，拓展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空間，豐富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手段與方式。從孔子學院自身長遠發(fā)展來看，各國孔子學院因地制宜地將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納入自己的工作版圖，勢必從內涵上豐富各地孔子學院自身建設與發(fā)展，為其日常漢語教學和中國文化推廣活動增加分量和魅力。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發(fā)展大業(yè)，同全球孔子學院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完全可以建構一種互利互惠而共贏的格局。

孔子學院介入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不僅可以有效拓展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空間，而且可以有效提升中國文學對海外受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得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以更加生動、近距離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

孔子學院的介入，明顯增加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交流的管道，激發(fā)了中外文學雙向乃至多向交流溝通的可能性，從而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準備了可資憑借的精神資源。

中國文學的海外發(fā)展，是一項著眼于未來、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事業(yè)。這項事業(yè)既非一蹴而就，也非一帆風順，既需要我們用多種手段和方式，更需要我們運用大智慧去切實推進。我們根據(jù)現(xiàn)有的調研，針對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所提出的以上建議，連同我們在整本報告的十四章中從各個不同角度提出來的其他建議，僅僅代表我們目前對相關問題的認識，而不是也不能視為我們?yōu)橹袊膶W海外發(fā)展所提出的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1]姚建彬，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美學、歐美文學、中西比較文學、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等。

[2]在本書中，我們把中國文學在海外的譯介、傳播與接受，統(tǒng)稱為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無論是稱之為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還是名其為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其歷史皆非始自今日，這已經是學界共識?；谶@一共識，我們在本年度報告中，會交替使用“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和“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fā)展”這兩種表述，來梳理我們主動翻譯、推介，或者由目的語國家翻譯、出版、接受的中國文學在域外世界的各方面情況。

[3]比如，本報告的第二章《中國文學在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發(fā)展》的前半部分，就用了不小的篇幅來梳理中國與泰國及東南亞地區(qū)之間的文學交流史。

[4]根據(jù)“中國文化‘走出去’研究報告”項目總負責人張西平教授的設計與構想，從2018年開始，將逐年推出包括《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報告》在內的11個分卷年度報告，將其打造成中國文化走出去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的品牌性智庫產品。

[5]這一時間范圍的限定，往上也可以承接我們自2012年以來就中國文學在海外的譯介、傳播與發(fā)展所做的相關調研工作，從而使我們所做的前期工作同本年度報告之間保持一定的學術延續(xù)性。

[6]必須指出的是，由于國際互聯(lián)網和遠程即時通信手段的出現(xiàn)，加之中外文學交流的日趨頻繁，短篇小說和篇幅不長的單首詩、單篇散文等形式的文學作品，往往可以實現(xiàn)中外同步或者大體一致的原創(chuàng)與翻譯。但是，這種情況，同跨地域、跨國界、跨語言和跨文化的文學傳播和交流相比，不僅數(shù)量有限，而且很難說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上的價值。

[7]具體請參看本報告第十三章。

[8]大致包括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海外版權輸出數(shù)據(jù)、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在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的印數(shù)、銷售量、銷售收入、讀者評分指數(shù)以及在海外圖書館和研究機構的入藏量，乃至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外語譯本在目的語國家和地區(qū)被評價、研究的數(shù)據(jù)等。

[9]比如，在本報告第十三章中，姜智芹教授就利用Proquest期刊論文數(shù)據(jù)庫，對英語世界2015～2016年以莫言為選題的學位論文情況進行了梳理。

[10]參看本報告第四章《中國文學在韓國的發(fā)展》相關部分的調研。

[11]http：//www.ajunews.com/view/ 20171122082518681，最后訪問日期：2018年7月22日。

[12]，http：//www.ajunews.com/view/20171006085044996，最后訪問日期：2018年7月22日。

[13]姚建彬：《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年度報告：2012～2014》，載張西平主編《中國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報告（201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14]包括國外漢學家在內的域外中國文學批評家和學者，堪稱中國文學的“超級讀者”。

[15]Revista RCT的西班牙語全名為“Revista China Traducida.Revista sobre Traducciones del chino al espa?ol.Con textos literarios breves”。這份電子雜志目前每年發(fā)表一期，刊登中國文學作品的西班牙語譯文以及中國文學相關評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