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一

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是英國杰出的哲學家和文學家。他于一五六一年一月出生在倫敦一個官僚家庭，十二歲時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Cambridge），十五歲時作為英國駐法大使的隨員到巴黎供職，一五七九年因父親病故而辭職回國，同年入格雷律師學院（Gray’s Inn）攻讀法學，一五八二年獲得律師資格，從此步入浩瀚的學海和坎坷的仕途。培根在伊麗莎白一世時代仕途屢屢受挫，直到詹姆斯一世繼位（1603）后他才開始走運，一六○三年受封為爵士，一六○四年被任命為皇家法律顧問。一六○七年出任首席檢察官助理，一六一三年升為首席檢察官，一六一七年入內(nèi)閣成為掌璽大臣，一六一八年當上大法官并被封為男爵，一六二○年又被封為子爵。一六二一年，身為大法官的培根被控受賄，他認罪下野，從此脫離官場，家居著述，一六二六年在一次冷凍防腐的科學實驗中受寒罹病，于同年四月去世。

二

雖說培根大半生都在官場沉浮，但他從青年時代起就開始了他終生未輟的哲學思考和文學寫作。他才華出眾且雄心勃勃，立志要對人類知識全部加以重構，為此他計劃寫一套巨著，總書名為《大復興》（Instauratio Magna）。培根只完成了這一計劃的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兩卷本的《學術之進步》（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書中抨擊了中世紀的經(jīng)院哲學，論證了知識的巨大作用，揭示了人類知識不如人意的現(xiàn)狀以及補救的方法；該書的拉丁文版擴大成九卷，書名為《論知識的價值和發(fā)展》（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arum，1623）。《大復興》之第二部分是單卷本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這是培根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在近代哲學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廣泛的影響。培根于一六二二年出版的《自然及實驗史》（Historia Naturalis et Experimentalis）可被視為《大復興》第三部分的序章。除此之外，培根的主要著作還有《論古人的智慧》（De Sapientia Veterum，1609）和《新大西島》（New Atlantis，1627）等等。

三

培根在文學方面的代表作就是他的《隨筆集》（Essays）。這本書一五九七年初版時只收有十篇文章，一六一二年版增至三十八篇，一六二五年版（即末版）增至五十八篇。在培根逝世三十一年后的一六五七年，有一個Rawley版將培根的未完稿《論謠言》（Of Fame）作為第五十九篇收入其《隨筆集》，由于該篇只有“啟承”尚無“轉(zhuǎn)合”，故后來的通行本仍多以五十八篇為標準。但為求其全，此次新編本特將該篇補上。《隨筆集》的內(nèi)容涉及到政治、經(jīng)濟、宗教、愛情、婚姻、友誼、藝術、教育和倫理等等，幾乎觸及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作為一名學識淵博且通曉人情世故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培根對他談及的問題均有發(fā)人深省的獨到之見?！峨S筆集》語言簡潔，文筆優(yōu)美，說理透徹，警句迭出，幾百年來深受各國讀者歡迎，據(jù)說有不少人的性格曾受到這本書的熏陶。于今天的青年讀者，讀《隨筆集》就像聽一位睿智的老人侃侃而談，因為《隨筆集》里包含著這位先哲的思想精髓。

四

筆者認為譯散文作品的原則也應和譯詩原則一樣，即在神似的基礎上追求最大限度的形似。對譯文的語言表達，筆者每每有這樣一種考慮：若令原作者用中文表達其原意，他（她）當作何語？正是這種考慮使筆者將“It is a prince’s part to pardon”譯成“高抬貴手乃貴人之舉”（見《論復仇》），或?qū)ⅰ癝eek not proud riches，but such as thou mayest get justly，use soberly，distribute cheerfully，and leave contentedly”譯成“千萬別為擺闊炫耀而追求財富，只掙你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施之有樂且遺之有慰的錢財”（見《論財富》）。這個譯本可謂筆者對Bacon’s Essays之解讀，將其公之于眾是因為筆者相信自己讀有所悟，并相信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譯本對一般讀者了解培根的隨筆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