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激情”歲月
我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稱為激情歲月。
“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而我們這一代人的激情、理想和信仰是發(fā)自靈魂深處的。
幾年來，為了寫這本書，我一直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發(fā)現(xiàn)要將“文化大革命”發(fā)生的事情說清楚是非常困難的。“文化大革命”極其復雜，每一個經歷過這場革命的人都可以從不同角度詮釋這場空前絕后的政治運動。
我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來講述“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我的家庭和發(fā)生在我身邊的故事。
讀者會發(fā)現(xiàn)在這本書里，毛主席和毛澤東兩個稱謂始終在交替使用，表述自己的感情時，我習慣稱毛澤東為“毛主席”，小時候我們從來不直呼“毛澤東”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中，我將自己的名字“劉和平”改成了“劉平”，理由是“和平”讓人聯(lián)想起“和平演變”，但父母、親戚、磷礦的長輩、發(fā)小，至今仍然叫我“和平”。在這本書里，我的兩個名字也在不斷地交替出現(xiàn)。
階級烙印
中國最早是在土改時期劃分的階級成分。
我從上小學的那天起就開始填寫履歷表，每次在家庭成分一覽填寫上“貧農”時，我就會感到由衷的驕傲。
母親家的成分是中農，我感到特別遺憾，怎么不是貧農呀？越窮才越光榮。雖然中農在土地改革中被定為團結的對象，但我覺得一個徹底的革命者就應該是窮得叮當響的貧農或貧雇農。
貧農和貧雇農的區(qū)分是，貧農有極少的土地，少到產出不能夠養(yǎng)活自家，貧雇農一點土地都沒有，被地主家雇傭當長工，是中國最貧窮的階層。我希望我家是貧雇農。
我盡量回避說母親家的成分?；乇懿皇悄敲慈菀椎?，每次填寫履歷表的時候，我必須分別填寫父母的家庭成分。母親家的中農成分在我心中一直是一個陰影?？上攵?，那些地主、富農的子女該是怎樣的自卑。
中國的家庭成分通常分為勞動人民出生和剝削階級家庭出生兩大類，其細分有九十九小類，十分復雜。
父母那一代人，很多出身于剝削家庭的青年背叛了家庭，參加了革命。由于他們是由剝削家庭撫養(yǎng)成人的，他們的家庭成分沿襲了剝削家庭的成分。
我的發(fā)小建華的母親出身于地主家庭，學生時代就參加了革命，她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地主。雖然她的本人成分是革命軍人，還嫁給了家庭成分是貧農的革命軍人，但她的地主家庭成分還是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很多苦。建華的父親參軍前是貧農家庭，他參加了革命，成為一名軍人，他的家庭成分仍然是貧農，本人成分是革命軍人。建華的父親在部隊干到副團長的職位，他本人成分最后是革命干部，簡稱“革干”。建華這一代填寫家庭成分是“革干”，是非常光榮的成分。
“文化大革命”中，家庭成分更成為區(qū)分好壞人的主要依據。即使某人的爺爺是地主，哪怕這個爺爺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也會被這個沒有見過面的爺爺牽連，被人當作“地主出身”而受到政治歧視。我的很多同學就是這種情況。
這種歧視從幼兒園就開始，小孩子吵架，出身好的小孩會罵出身不好的小孩，“你家是地主”、“你家是富農”、“你是地主（富農）狗崽子”等，出身不好的小孩無論有多占理，一定蔫了。
從新中國成立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入團、入黨、畢業(yè)分配、招工、參軍、提干、上大學等，都要進行政治審查，而且要審查三代人，從祖父、父母到子女。如果是“剝削階級”的后代，就沒有資格得到這些機會，即便可以，也是作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來考慮的。“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人，為了能夠成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大義滅親或公開聲明與家庭斷絕關系。
出身不好的人找對象也受歧視，出身好壞是找對象的一個重要條件。我的一個大學同學是軍人，和一個女孩兒好了好多年，女方家庭出身是地主。同學大學畢業(yè)后面臨著回部隊提干，如果他與地主的女兒結婚，不但不能提干，還要離開部隊。他特別愛他的女朋友，但必須在愛情和仕途之間做出選擇。經過痛苦的思想斗爭，他忍痛與女朋友斷絕了關系。記得他那段時間特別受刺激，精神恍惚。
父親家在土地改革之前還是比較殷實的，爺爺抽大煙，將家抽破敗了，在土地改革時，被定為貧農。我和弟妹們經常慶幸，幸好爺爺抽大煙將家抽窮了，否則我們這一代就要遭殃了。
階級成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衍生出了“血統(tǒng)論”。
“血統(tǒng)論”認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
以高干子弟為首的紅衛(wèi)兵自稱是“紅五類”，即來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軍人、工人和農民家庭的子女。他們的對立面就是“黑七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和“走資派”的子女。
我屬于“紅五類”和“黑七類”之間。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時間是“走資派”，還有就是我的大爺曾經在國民黨部隊當兵；盡管我與他從未謀面，卻受到很大的牽連，因此，我算不上徹底的“紅五類”。
我們這一代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即便比我們年長幾歲的，雖然生在舊中國，但也是長在紅旗下的，是接受共產黨教育的。而由于我們父輩的家庭成分，我們一出生就被打上了階級烙印，這個烙印影響了我們的一生。
紅衛(wèi)兵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開始的，那年我不到十一歲。
北京清華大學附中的高干子弟通過他們父輩的渠道聽說“中央出了問題，有人反對毛主席，要搞反革命政變”。這些高干子弟的父輩曾經與毛澤東并肩戰(zhàn)斗，新中國成立后，他們中不乏掌握共和國軍政大權的開國元勛和中央各部委領導。
我們這一代人絕不能容忍有人反對毛主席，為了保衛(wèi)毛主席，我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只要是毛主席說的就百分之百正確，為捍衛(wèi)毛澤東思想我們都會毫不猶豫去肝腦涂地。從我們一出生，父母、學校、共產黨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無限忠于毛主席的理念融入到我們的血液和靈魂中。
高干子弟行動起來了。
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的學生正式貼出署名“紅衛(wèi)兵”的大字報，宣稱：“我們是保衛(wèi)紅色政權的紅衛(wèi)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這天，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紅衛(wèi)兵組織。
北京市各個中學的學生向清華附中學習，所有學校都成立了紅衛(wèi)兵組織。
毛主席給“紅衛(wèi)兵”寫信支持他們的行動。
毛主席說的話對我們簡直就是“圣旨”，于是全國的學生都效仿北京成立了“紅衛(wèi)兵”組織，全稱為“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
“紅衛(wèi)兵”運動從清華蔓延到全國。
首都第一批紅衛(wèi)兵的特點就是“血統(tǒng)純潔”，這些高干子弟紅衛(wèi)兵穿著父輩的舊軍裝、扎著軍用寬皮帶，有的還穿著厚重的黑皮靴，這樣的裝束成了紅衛(wèi)兵的標志服飾。很多人穿的軍裝是干部服裝而不是士兵服裝，兩邊肩上有掛軍銜的布條。他們的裝束表明了“紅色貴族”血統(tǒng)，讓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孩子羨慕不已。
全國的紅衛(wèi)兵都效仿他們穿上各種各樣的綠軍裝，很多人穿的軍裝都是自己家或裁縫做的，不倫不類。誰擁有一件真正的軍裝，其他孩子都會羨慕得不得了。
最早的紅衛(wèi)兵都是家庭出身好的“紅五類”孩子，“黑七類”孩子沒有資格加入紅衛(wèi)兵。
當“紅衛(wèi)兵”運動席卷全國的時候，成立“紅衛(wèi)兵”組織沒有什么限制了，隨便幾個學生就可以組織一個“紅衛(wèi)兵”戰(zhàn)斗隊，“黑七類”的孩子也組織起來，成立了自己的“紅衛(wèi)兵”戰(zhàn)斗隊。通常是幾個孩子在一起商量成立一個戰(zhàn)斗隊，拉起一隊人馬，起一個名字，自封為兵團、戰(zhàn)斗隊或司令部等，縫制紅袖套，再刻一個公章，就算成立了。紅衛(wèi)兵組織的名稱大都來自毛澤東的詩詞或某個事件發(fā)生的時間。我加入的紅衛(wèi)兵組織叫“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全無敵戰(zhàn)斗隊”，取自毛主席1963年寫的一首詞：“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紅衛(wèi)兵”有自己的歌：
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wèi)兵
大風浪里煉紅心
毛澤東思想來武裝
橫掃一切害人蟲
敢批判敢斗爭
革命造反永不停
徹底砸爛舊世界
革命江山萬代紅
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wèi)兵
無產階級立場最堅定
踏著前輩革命的路
時代重任來擔承
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wèi)兵
文化革命打先鋒
團結群眾齊上陣
橫掃一切害人蟲
敢批判敢斗爭
革命造反永不停
徹底砸爛舊世界
革命江山萬代紅
紅衛(wèi)兵造反運功從最開始的初中和高中學生發(fā)展到工人階級隊伍中，在全國各地的紅衛(wèi)兵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的同時，也涌現(xiàn)了大批的工人“造反派”組織。
開陽磷礦位于距離北京約兩千公里的云貴高原上。磷礦第一個紅衛(wèi)兵組織是由學校成立的，不是學生的自發(fā)行為。外地的紅衛(wèi)兵不像北京的紅衛(wèi)兵一開始就有很明確的政治目的，只知道毛主席支持紅衛(wèi)兵運動，就一定不會錯。磷礦首批紅衛(wèi)兵是在全校范圍內選舉產生的，都是一些品學兼優(yōu)的好學生。我家鄰居菊林和菊華兩姐妹是磷礦的首批紅衛(wèi)兵。
開陽磷礦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委員會”，委員會由磷礦的領導、工人和紅衛(wèi)兵代表組成。菊林作為紅衛(wèi)兵代表，當選為“文化大革命委員會”委員。
我當時還是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小學沒有紅衛(wèi)兵組織。小學生也要干革命，北京的一個小學成立了“紅小兵”組織，推廣到全國，以代替中國少年先鋒隊。有一段時間我既戴著紅領巾，又戴著紅袖章，雖然不倫不類，卻感到十分榮耀。后來在一張照片上發(fā)現(xiàn)毛主席也曾有過又戴紅領巾又戴紅袖章的時候。
因為年齡小，沒有人帶我玩，看到別人熱火朝天地干革命，我感到熱血沸騰，想立刻投入到捍衛(wèi)毛澤東思想的斗爭中。我也想拉一些小孩成立一支隊伍，連名字的都想好了，叫“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革命接班人戰(zhàn)斗隊”。正在這個時候，開陽磷礦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接收了我，我就放棄了成立一支自己的隊伍的想法。
1966年的8月，紅衛(wèi)兵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破四舊，立四新”運動。
“破四舊，立四新”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兩個半月后，中共中央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個決定里一共有十六條指導“文化大革命”的意見，被簡稱為《十六條》。所有的紅衛(wèi)兵、學生、工人、干部人手一冊，天天學習，走到那里都要帶著《十六條》。
《十六條》第一條：“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的一切挑戰(zhàn)，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p>
我一個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從紅衛(wèi)兵造反的對象我看到，凡是穿得漂亮的、燙頭發(fā)的、搽雪花膏的、用香水的、愛化妝的、擺著小資姿勢照相的、穿高跟鞋的、穿裙子的、穿瘦腿褲的都屬于四舊；凡是古代的、國外的、有兒女情長的、有浪漫內容的書籍都屬于四舊；外國的和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有的文藝作品，包括電影、戲劇、舞蹈統(tǒng)統(tǒng)都是四舊；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民間文化也都是四舊。
北京二中的紅衛(wèi)兵是“破四舊”的急先鋒。1967年8月20日，北京二中三千多名紅衛(wèi)兵沖向城市各主要街道路口，張貼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戰(zhàn)》。宣言說：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關于“破四舊”，中國的一位著名導演有這樣一段生動的描述：
在整整一個八月里，成群結隊的紅衛(wèi)兵沖進天主教堂，搗毀一切，毆打并驅逐了外國修女；沖進藏滿大師手跡的書畫店，撕毀砸爛了所有的字畫文玩；沖進諸如“全聚德”這樣的名店，打爛了招牌，勒令炮制“人民菜譜”；沖進各類圖書館，將無數(shù)珍藏善本付之一炬。他們騎著自行車，忽聚忽散，招搖過市；他們砸扁了蘇聯(lián)駐華使館所在地的路牌，宣布將“揚威路”改為“反修路”；他們用鐵棒成片地打碎商店門前的霓虹燈，或者嘯聚路口，手持大號剪刀，剪掉他們認為過長的男人或女人的頭發(fā)、過細的褲管，再用鐵鉗擰斷高跟鞋的后跟。在裸露著雙腿蒙羞婦女的哭泣聲中，用高音喇叭宣告：“打掉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每一次行動都引起圍觀群眾狂熱地叫好，推動紅衛(wèi)兵采取下一個行動。
北京的紅衛(wèi)兵還跑到山東曲阜挖了孔子的墓，搗毀了孔子塑像，燒了孔子書籍，砸了孔廟的石碑。
北京紅衛(wèi)兵“破四舊”的行為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
開陽磷礦建于1958年，位于大山溝內，礦山的條件本來就艱苦，不像大城市有那么多所謂“四舊”的東西。
“破四舊”是全國范圍的革命行動，磷礦的紅衛(wèi)兵也要挖地三尺找出“四舊”的東西。
磷礦“文化大革命委員會”給紅衛(wèi)兵一個名單，要紅衛(wèi)兵到這些人家去抄家去造反。
“文化大革命”造反的對象大致有以下幾類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排在第九位，就有了“臭老九”的昵稱。知識分子是專政的對象，因為他們或是在建國之前上的大學或是接受建國十七年來的修正主義教育。這九種被專政的對象統(tǒng)稱為“牛鬼蛇神”。
磷礦紅衛(wèi)兵得到的名單上大致都是這幾類人。
造反對磷礦的紅衛(wèi)兵來說是一個很大考驗，他們的造反對象都是認識的人，是他們的長輩、老師、同學的父母或是熟人。開陽磷礦一個夾皮溝中住著約三萬職工家屬，相互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天天抬頭不見低頭見的。但一想到造反是為了捍衛(wèi)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們就可以不顧一切，勇往直前。
菊林帶著一隊紅衛(wèi)兵到同校同學曹明家去抄家。
曹明的母親特別喜歡菊林，菊林與曹明在學校品學兼優(yōu)，是同學愛戴老師喜歡的好學生，都是少先隊大隊委員會的干部。菊林和曹明雖然不是一個班級的學生，但經常在一起開會搞活動，是很好的朋友。兩家大人都很熟悉，曹明的弟弟曹寧還是菊林的同班同學。
曹母見到菊林帶著紅衛(wèi)兵到家里來很吃驚，菊林感到非常尷尬，一想到自己是在捍衛(wèi)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又為自己的私心感到慚愧。
紅衛(wèi)兵在曹家翻箱倒柜。
曹家父母新中國成立前就在政府里任職，照了很多照片。曹家孩子的同學和朋友有不少見過曹家的老照片。曹母年輕的時候是個絕代佳人，曹父風流倜儻，他們的結婚照漂亮極了，曹母穿著雪白的婚紗，曹父西服革履，凡是見到過這張結婚照的人都難以忘懷。
而現(xiàn)在，這些東西都屬于“四舊”了。菊林懷著矛盾的心情搜查曹家的東西，她還是有私心的，凡是看到有可能給曹家?guī)砺闊┑臇|西，她就暗示曹母燒掉。菊林是一個非常善良的女孩兒，看到那些美麗的照片被燒掉，心里感到很痛，同時又為自己的革命不徹底性感到自責。很多紅衛(wèi)兵內心都有這樣的掙扎。
磷礦與曹家有相似歷史背景的家庭都被紅衛(wèi)兵抄了家。
紅衛(wèi)兵不但革人家的命，也革自己家的命。菊林的母親有一瓶“友誼牌”雪花膏，是父親到北京出差時帶回來的。菊林要求母親將雪花膏扔掉，母親舍不得，偷偷地藏在廚房的煙囪里。
磷礦從城市里招來一批青年女工，這些在城市里長大的年輕人，曾經過著比較優(yōu)越的生活，見多識廣，比磷礦的女孩子時髦現(xiàn)代得多，她們也成了紅衛(wèi)兵革命的對象。紅衛(wèi)兵沖進她們的宿舍，抄出她們的照片、日記、雪花膏、高跟鞋等。
有一個叫蔣婉婉的女孩兒，人長得漂亮，能歌善舞，她的照片被紅衛(wèi)兵抄出貼在大字報專欄上供全礦的職工家屬批判?，F(xiàn)在看來那些照片不過是照相館拍得很普通的藝術照，我擠在人群里看大字報和照片，聽著周圍的人用侮辱性的語言攻擊蔣婉婉，心里有一種恐懼感。那些女孩子的宿舍就在我家對面樓里，我經?？吹竭@些女孩兒進進出出，怎么會是“資產階級臭小姐”？
“四舊”也包括學校的教科書、教師授課的內容，甚至說過的話。毛澤東認為建國十七年以來教育部門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tǒng)治我們學校，教師隊伍中大多數(shù)人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學校有一個從鄭州分來的大學生，叫馮啟祥。他是政治老師，長得英俊瀟灑，知識淵博，因此也比較自負，經常“口出狂言”，給學生講課常常發(fā)表“人類的第一責任是繁衍后代”、“婚姻是人生大事”等非?！邦j廢”的言論。因此馮啟祥也在“破四舊”的名單上。
紅衛(wèi)兵說：“革命才是人類的第一責任和終身大事，馮啟祥竟然說繁衍后代和婚姻是終身大事，簡直是反動透頂?！彼患t衛(wèi)兵批斗時，我們年齡小的孩子跟著看熱鬧。我記得他用標準的普通話和非常好聽的嗓音為自己辯解，紅衛(wèi)兵不聽他的，不讓他當老師了，讓他接受勞動改造，打掃街道和廁所，校園里鋪天蓋地貼滿了批判他的大字報。
馮啟祥還有一個更嚴重的罪行，就是流氓罪。我知道他是“反革命和流氓”，但不知道他因為什么成為流氓，一直到2010年我才了解讓人啼笑皆非的真相。
馮啟祥突發(fā)闌尾炎到磷礦的職工醫(yī)院做手術，他躺在手術床上，赤裸著下身，一個年輕的護士為他備皮（“備皮”就是手術前給病人清理體毛，防止感染的一個程序）。備皮過程中，馮啟祥產生了生理反應，生殖器勃起，女護士滿臉通紅，喊了一聲“流氓”，痛哭著跑開了。醫(yī)院換了男護士來操作。手術結束了，馮啟祥也變成“流氓”了。
那段時間，馮啟祥經常是在學校被學生批判完后，又被押到醫(yī)院接受醫(yī)生護士的批判。
紅衛(wèi)兵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家樓下鄰居陸嘉川也是“牛鬼蛇神”。陸嘉川的故事很有傳奇色彩，他是開陽磷礦受迫害最嚴重、時間最長的人之一。
陸嘉川的夫人曾經是一個國民黨軍官的太太，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她的丈夫跑到了臺灣，將懷孕的她留在了大陸。為了生計，她就去陸家當保姆。她長得十分美麗，又有文化，陸嘉川的父母很喜歡她，也非常同情他，就收留了她，還讓她在陸家將孩子生了下來。
陸嘉川當時還是一個大學生，愛上了保姆，與她成了婚，收養(yǎng)了她的兒子，視如己出。
娶了國民黨軍官的太太當老婆，這是什么階級立場？
陸嘉川被揪出來批斗，以后的好多年，他都是在掃馬路和廁所，每個月十五元的工資，要養(yǎng)活夫人和三個孩子。陸嘉川的夫人是個家庭婦女，也被迫勞動改造，我經常見她在掃大街，總是低三下四的樣子，昔日的美麗蕩然無存。我們是鄰居，但從來沒有說過話。在我的印象中，他們夫婦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沒有過過一天的太平日子。日子太艱難了，陸嘉川將大兒子送到了農村老家由親戚撫養(yǎng)，后來樓房也不讓他家住了，一家人被趕到一間漏雨漏風的油毛氈房子。
我的班主任老師齊智華出身富農，還曾經是國民黨黨員，這是重大歷史問題，“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受到猛烈的批判。
在舊中國，國民黨為了擴大影響，大力發(fā)展黨員，一些國民黨黨員將自己親戚朋友的名字寫了一個名單交上去，說是自己發(fā)展的國民黨黨員，很多人在莫名其妙的情況下加入了國民黨，齊老師就屬于這種情況。
雖然齊老師曾經“報復”過我，但我不記恨她。我經常在大街上碰到被強制勞動改造的她，看到昔日人人尊重的老師忍辱負重地在掃大街，受人侮辱和謾罵，我很難過。她看到我時總露出微笑，目光躲躲閃閃的，欲言又止的樣子。
后來齊老師和丈夫雙雙被遣送回四川老家農村去接受改造了。
對我們小孩而言，所謂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是不難理解的，是每天可以看到的。
我們讀的是毛主席的書，唱的是毛主席語錄歌，喊的是“毛主席萬歲”，捍衛(wèi)的是毛澤東思想。
“破四舊”運動最瘋狂的時候，也是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wèi)兵的期間，全國上下處處是革命的標志和文字，處處是革命的語言和歌聲。紅旗、紅寶書、紅袖章、紅標語，這些都是我們理解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
新思想還有一個具體的表現(xiàn)就是艱苦樸素，我們以艱苦樸素為榮，我穿的衣服都是黑色和藍色的，記得在十一歲到十六歲之間，我?guī)缀鯖]有做過什么新衣服。
我常常在家里翻箱倒柜，將父母十幾年的舊衣服翻出來，到商店去買一包染料，在家里煤爐子上熱一盆水，將染料倒進去，將衣服放在里面煮染。
那時候的人都節(jié)儉，父母從參加工作后的衣服都留著，“文化大革命”中都讓我給穿完了。父親的男式衣服，不經過任何修改，大大垮垮地穿在我的身上，還經常受到別人的稱贊。1973年我上大學的時候，還穿父親的衣服，背父親在磷礦地質隊發(fā)的帆布挎包。
我在磷礦有艱苦樸素的好名聲，一個朋友揭穿我，說：“別看和平成天穿她父母的舊衣服，因為她穿著好看，如果不好看，她才不會穿呢，她的骨子里還是存在資產階級思想的?！?/p>
朋友說的是事實，我穿的舊衣服經常有女孩兒要用自己的衣服與我換。我經常穿打補丁的衣服，一次在舞臺上演出，我穿著一條舊褲子，兩個褲腿膝蓋部位各有一個大補丁，有觀眾看不過去了，對母親說：“給你女兒做條新褲子吧。”
我的大學好朋友楊勝明經常穿一件補丁摞補丁的軍裝在大學校園里招搖過市。盡管那時穿補丁衣服的人已經少了，但穿破衣服表明自己是一個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我們以此為榮。
“文化大革命”期間，女孩子都留短發(fā)、扎小辮子或小刷子，“英姿颯爽”是對女孩子的最高贊賞。
我們要見毛主席！
1966年8月18日，首都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
這一天，毛澤東一身戎裝，軍帽上鑲著紅五星，領子上佩著紅領章，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wèi)兵和群眾。
最讓紅衛(wèi)兵羨慕是北京師范大學女子附中的學生宋彬彬。
北京師范大學女子附中的紅衛(wèi)兵距離毛主席最近。宋彬彬沖到毛主席面前，將一個紅衛(wèi)兵袖章給毛主席戴上。
毛主席問：你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我叫宋彬彬。
毛主席：是文質彬彬的彬嗎？
宋彬彬：是。
毛主席：要武嘛！
宋彬彬立刻就將自己的名字改成宋要武。
毛主席接見紅衛(wèi)兵的時候，我剛滿十一歲，太小了，不能到北京去見毛主席，這成了我終生的遺憾。
我們在新聞紀錄片中看到毛主席接見紅衛(wèi)兵的盛況。即便是在熒幕上見到毛主席，我們也是同樣激動，每個孩子都希望自己是宋彬彬。
當時，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宋彬彬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文章寫道：
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wèi)兵袖章，主席還給我起了一個偉大意義的名字?；氐郊依铮倚闹幸恢辈黄届o，耳邊總是回想著毛主席的聲音：“要武嘛?！边@句話深深地觸動了我，使我看到自己離毛主席的要求還差得很遠……今天，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
毛主席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來北京參觀學習首都的紅衛(wèi)兵是如何造反的，來京參觀一律免費乘火車、免費吃住，所有費用由國家財政開支。實際上后來蔓延到全國范圍的大串聯(lián)也基本上是免費的。
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見紅衛(wèi)兵和學校師生1300多萬人。毛主席的支持極大地鼓舞了紅衛(wèi)兵的革命熱情，引發(fā)和推動了全國的紅衛(wèi)兵大串聯(lián)運動。
開陽磷礦的紅衛(wèi)兵也要去北京見毛主席，消息傳開，全礦的職工家屬都激動萬分，羨慕不已。出發(fā)那天，開陽磷礦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儀式。
開陽磷礦中學經過精心的挑選，對學生的家庭政治背景做了詳細的調查，將不合格的全部剔了出去，組成了一個二十多人的隊伍赴北京見毛主席。
磷礦位于距離北京約兩千公里的群山中，生活節(jié)奏比起北京來要慢很多。首都紅衛(wèi)兵的很多自發(fā)行動，在磷礦還是由學校組織的。到北京串聯(lián)的紅衛(wèi)兵隊伍也是學校組織的，還安排了一位老師隨同。菊林和菊華姊妹兩個都被挑選上了，我認為她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據菊華回憶，見毛主席的頭一天半夜，他們就起來集合，徒步了幾小時從駐地來到天安門廣場，到廣場的時候大概是凌晨三點鐘左右。菊華歲數(shù)小，個子矮，被安排在隊伍的最前面坐下，姐姐菊林就在她身后。天安門廣場上黑壓壓地坐滿了紅衛(wèi)兵。
紅衛(wèi)兵從凌晨三點一直等到上午十點，很多紅衛(wèi)兵都昏昏欲睡。菊華坐在最前面，一直瞪著眼睛盯著長安街東面，毛主席的敞篷車將從那個方向駛來。
十點鐘左右，菊華遠遠地看到一排敞篷車駛過來了，頭一輛上站著一個高大熟悉的身影，她尖叫起來：“毛主席來了！毛主席來啦！”
此刻，《東方紅》的音樂在廣場上空響起，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車越來越近。隊伍立刻混亂起來，紅衛(wèi)兵都站了起來，一個勁地往前擁。睡夢中的紅衛(wèi)兵被驚醒了，掙扎著站起來，有的動作慢一點，被壓在地上起不來。
菊林開始被壓在地上，她拼命掙扎站了起來，毛主席的車正好從她面前駛過，菊林只看到了毛主席的側臉。
站在最前排的菊華將毛主席的臉看得清清楚楚，那顆被億萬人民熟悉的痦子也真真切切地映入她的眼睛。她揮動著手中的紅寶書，淚流滿面，蹦著跳著，拼命地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好些被壓在地上的紅衛(wèi)兵爬起來時，毛主席的車已經開過去了。
沒有見到毛主席的紅衛(wèi)兵們在廣場上捶胸頓足、號啕大哭、痛不欲生，久久不肯離去，要求一定要再見毛主席一次。菊林只看到了毛主席的側臉，也不肯走，邊哭邊嚷嚷還要見毛主席。
越來越多的紅衛(wèi)兵聚集在金水橋下，面對天安門城樓泣不成聲，聲嘶力竭且有節(jié)奏地喊著：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
那時候，我們都以為毛主席就在天安門城樓上辦公。紅衛(wèi)兵以為他們就這樣堅持不懈地要求見毛主席，毛主席就會從辦公室里走出來，出現(xiàn)在城樓上。
周恩來總理出現(xiàn)在城樓上，動員紅衛(wèi)兵回去，用高音喇叭一遍一遍地喊：紅衛(wèi)兵小將們，大家回去吧！紅衛(wèi)兵小將們，大家回去吧！
紅衛(wèi)兵們堅持了幾個小時，天黑了才絕望地離開。
磷礦的紅衛(wèi)兵從北京回來后，經常聚在一起津津樂道地回憶見到毛主席的情景。我?guī)缀蹰L期在菊林家里，不厭其煩地聽他們講著重復的故事。
菊林和菊華這批紅衛(wèi)兵是磷礦這個偏僻山溝唯一見到毛主席的，他們到處受到歡迎。大人小孩見到他們，一遍又一遍地問他們見到毛主席的各種細節(jié)，永遠聽不夠。
我大學時期的好朋友勝明的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浪漫色彩。
1966年她只有十五歲，與幾個同學一起到北京串聯(lián)，去看毛主席。
勝明揣著25元人民幣，背著背包，手捧紅寶書，與同伴們擠上了火車。車廂里擠滿到北京見毛主席的紅衛(wèi)兵，像沙丁魚罐頭一樣，過道和廁所都擠滿了人。勝明在貴陽始發(fā)站上車，有位子坐，中途上來一群年紀更小的北京的紅衛(wèi)兵，他們剛從毛主席的家鄉(xiāng)湖南韶山串聯(lián)回來。勝明將自己的位子讓給了他們，此后的幾天幾夜就再也沒有坐過。
火車經站必停，紅衛(wèi)兵要下車上廁所，火車上的廁所里擠滿了人，不能使用，火車也無法提供食品和水。站臺就像戰(zhàn)場一樣，成千上萬的紅衛(wèi)兵搶廁所、搶食品、搶水。每到一站就有當?shù)氐募t衛(wèi)兵上車，車廂里越來越擠。
勝明生病了，實在站不住了，就躺在骯臟的座椅下面聞著臭腳丫子味兒昏昏欲睡，一睜開眼看到的是穿著臟兮兮的綠色解放鞋、白色球鞋或布鞋的密密麻麻的腳。
火車駛到廣西柳州停下來，一個素不相識的男紅衛(wèi)兵看到勝明病餓交加的樣子，從窗戶跳下火車，到站臺上搶了一碗米粉，送到勝明面前看著她吃了下去。四十多年過去了，勝明到現(xiàn)在還能清楚地記得那個紅衛(wèi)兵英俊的臉龐。大串聯(lián)中發(fā)生過很多這樣純潔浪漫的事，紅衛(wèi)兵們一輩子都在回味。
一碗米粉下肚，勝明的病明顯好了很多，從此后承擔起給同伴買食品的任務?；疖嚋p速進站時，勝明就爬出窗外，雙手反吊在窗戶上沿，屁股沖著窗外，火車一停，立刻跳下去，以沖刺的速度跑到食品攤上。勝明是貴州省少年游泳隊的蛙泳冠軍，身體素質很好，每次都能搶到食物。
火車駛到北京郊區(qū)房山停了下來，所有的紅衛(wèi)兵都在這里下車，等待中央的指令。北京城里已經擠滿了紅衛(wèi)兵，容納不下更多的人了。
一天半夜，中央的指令來了，毛主席將在第二天接見紅衛(wèi)兵。幾十輛部隊的大卡車將紅衛(wèi)兵送到了天安門。勝明和同伴們被安置在人民大會堂一側，從凌晨三點鐘等到上午十點。
這次接見紅衛(wèi)兵是采取游行的方式，一部分紅衛(wèi)兵列隊沿著長安街從東向西走，另一部分紅衛(wèi)兵席地坐在廣場南北兩側。勝明坐在廣場的北側。
當毛主席出現(xiàn)在天安門城樓上時，所有的紅衛(wèi)兵都拼命往前擁，隊伍頓時混亂起來。紅衛(wèi)兵淚流滿面，揮動著紅寶書，狂熱地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游行隊伍走到天安門城樓下時，都不動了，誰都想多看毛主席一眼，城樓下聚集的人越來越多，秩序大亂。
這時勝明聽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聲音：紅衛(wèi)兵小將們，請大家顧全大局，請往前走。
周總理一遍又一遍地喊著，誰都不聽，混亂的場面一直持續(xù)到接見結束。
接見結束后，天安門廣場上遺留下成千上萬只鞋子、襪子、書包，用了幾輛卡車運走。
勝明見到了毛主席，覺得不夠，還想見一次，就留了下來，等待下一次的接見。在等待期間，她幾乎訪問了北京所有的大學，去看大字報，摘抄大字報內容，參加紅衛(wèi)兵辯論，與那里的紅衛(wèi)兵交流革命經驗。
勝明第二次見到毛主席是1966年10月15日，這是毛主席第五次接見紅衛(wèi)兵，這天開陽磷礦的紅衛(wèi)兵也在被接見的隊伍里。
這次采取的接見方式是，紅衛(wèi)兵在長安街和廣場兩邊坐著，毛主席乘敞篷車沿著長安街從東往西開，這樣，路兩邊的紅衛(wèi)兵都可以見到毛主席了，而實際上還是有一些紅衛(wèi)兵被壓倒在地，沒有看到毛主席。
毛主席八次接見了1300多萬紅衛(wèi)兵，平均每次160多萬人，最少50萬，最多250萬，發(fā)生什么事情都不足為奇。
毛主席頭兩次接見紅衛(wèi)兵的時候，來北京的紅衛(wèi)兵還是經過挑選的、有組織的，后來越來越多的紅衛(wèi)兵自己組織來到北京，只要當?shù)亟o開介紹信或持有學生證，誰想來都可以來。外地紅衛(wèi)兵聚集在北京，人數(shù)最多的時候達到250萬人以上。
開陽磷礦紅衛(wèi)兵徒步長征隊
紅衛(wèi)兵從全國各地云集到北京見毛主席，后來發(fā)展到全國范圍的大串聯(lián)。
全國各地的紅衛(wèi)兵免費乘火車、汽車進行革命大串聯(lián)，沿途都設有紅衛(wèi)兵接待站，免費提供吃住。毛澤東提倡并支持紅衛(wèi)兵的串聯(lián)活動，鼓勵通過大串聯(lián)讓全國的紅衛(wèi)兵和青年相互學習和交流。全國從小學到大學都停課了，很多工廠也停產了，部分青年工人也加入到大串聯(lián)的隊伍中。
大串聯(lián)造成火車運輸非常緊張。這一年正是紅軍長征勝利三十周年，于是大連海運學院的學生于1966年10月最先發(fā)起徒步串聯(lián)，以此紀念紅軍長征勝利三十周年，繼承紅軍長征的光榮革命傳統(tǒng)。他們從大連徒步走到了北京，見到了毛主席。消息傳開，全國各大中專院校和高初中學校的學生們紛紛效仿，組織紅衛(wèi)兵長征隊徒步串聯(lián)。
磷礦的紅衛(wèi)兵受到大連海運學院紅衛(wèi)兵的鼓舞，從北京回來后就組織了紅衛(wèi)兵徒步長征隊，基本上還是到北京見毛主席的原班人馬，一共二十個人。
紅衛(wèi)兵的標志是穿軍裝，戴軍帽，扎軍用皮帶。開陽磷礦有很多轉業(yè)軍人，紅衛(wèi)兵分頭向他們借。轉業(yè)軍人雖然很珍惜這些部隊留下來的紀念品，但為了支持紅衛(wèi)兵的革命行動，還是毅然決然地借給了他們。
紅衛(wèi)兵們穿著借來的軍裝，戴著借來的軍帽，扎著借來的皮帶，打著綁腿，背著背包出發(fā)了。他們還隨身攜帶了臉盆、飯盒、水壺和斗笠。
紅衛(wèi)兵們基本沒有帶什么換洗的衣服，盡量輕裝上陣。女孩子除了身上穿的外，只帶了一套換洗的內衣。毛主席語錄是必須帶的，磷礦紅衛(wèi)兵還在行囊中裝上了鋼板、刻筆和蠟紙，用來制作傳單，宣傳毛澤東思想。
全國其他城市的紅衛(wèi)兵多數(shù)奔北京，去見毛主席。北京的和外地見過毛主席的紅衛(wèi)兵奔延安、井岡山、大慶、大寨、韶山等地。
磷礦長征隊完全按照紅軍長征的路線制定行程，從磷礦走到烏江，從烏江走到遵義，途中過鐵索橋，在遵義參觀了遵義會址，從遵義走到婁山關，在婁山關上朗誦毛主席在長征時做的詩詞《憶秦娥·婁山關》：
西風烈，
長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真如鐵，
而今邁步從頭越。
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毛主席寫了很多革命詩詞，不少都是他轉戰(zhàn)南北有感而發(fā)的，紅衛(wèi)兵能夠背誦毛主席發(fā)表的全部詩詞，可以根據相應的場景背誦相應的詩詞。毛主席的詩詞都很大氣，充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非常適合紅衛(wèi)兵抒發(fā)革命情懷。
磷礦紅衛(wèi)兵每到一個地方，就去看當?shù)氐拇笞謭?，參加當?shù)氐母锩窢?，刻鋼板，印傳單，將革命的種子播撒到他們走過的每一個角落。
各個城市和鄉(xiāng)鎮(zhèn)都建立了“文化大革命接待站”，他們將紅衛(wèi)兵當做“毛主席的客人”來接待。
紅衛(wèi)兵的背包通常就是一床被子，走到哪里住在哪里。一般情況下都是住在各地的中學或大學教室里，沒有床，就睡在課桌上，或在地上鋪滿稻草，將行李鋪在稻草上面，和來自天南地北的紅衛(wèi)兵擠在一起。大家滿腔熱血，豪情萬丈，感覺自己就像中國的革命先輩一樣，在為實現(xiàn)共產主義而斗爭，心中充滿使命感。
磷礦長征隊到了四川境內后，原本想要像紅軍一樣過草地。他們已經走到了草地的邊緣，當?shù)乩相l(xiāng)勸阻他們不要這樣做。
茫茫草地，一望無涯，遍地是水草、沼澤、泥潭，根本沒有路。紅軍過草地的時候是踏著草甸走，從一個草甸跨到另一個草甸跳躍前進?；蛘咧糁髯犹缴顪\，幾個人攙扶著走。如果沒踩著草甸就會陷進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掙扎，會越陷越深，來不及搶救就會被污泥吞噬。草地上有很多河流，有的河很寬，水流很急，不小心就會被河水沖走。當年紅軍過草地走了七天，死了上萬人。
磷礦長征隊改變了路線，決定走另外一條紅軍長征路，從四川的大巴山翻過秦嶺到達西安，從西安走到革命圣地延安。
菊華從磷礦出發(fā)后不久，就走瘸了。紅衛(wèi)兵沒有徒步的常識，穿的鞋和襪子都不適合走長路，加上菊華是平足，走長路很吃力，每天幾十公里的行軍，滿腳都是血泡。到了四川境內，菊華幾乎完全走不了了，雙腳一點一點地向前挪。到醫(yī)院檢查，兩只腳的韌帶都走斷了。醫(yī)生建議她終止徒步長征，菊華死活不干。長征隊隊員也商量讓她返回磷礦，菊華說：你們不帶我走，我自己走，反正我不回去。
翻越秦嶺的時候，沿途很少見到紅衛(wèi)兵接待站，有時候走一天也見不到一個人，非?；臎觥＞杖A經常掉隊，一個人在大山里慢慢地挪動，隊友們都走得見不到影子了。后來他們聽說有紅衛(wèi)兵在大山里被殺的，還有女紅衛(wèi)兵被強奸的，就每天安排兩個人陪著菊華走。
從1966年11月到1967年2月，磷礦長征隊徒步長征了三個月，歷經了整個寒冷的冬天。
三個月中，他們只洗過兩次澡。紅衛(wèi)兵們身上長滿了虱子，每天晚上睡覺脫掉衣服后就開始抓虱子，虱子和蟣子密密麻麻地附著在衣服里，抓也抓不完。頭上也長滿了虱子，將手指伸進頭發(fā)里，就可以逮住一個虱子，天氣暖和時，虱子就會從頭發(fā)里爬出來。
對女孩兒們還有一個考驗就是來例假。
那時候沒有衛(wèi)生巾之類的用品，也沒有專用手紙。老百姓用的都是報紙、傳單、舊作業(yè)本等。婦女經期用的是舊布或很粗糙的草紙。舊布用完后不丟棄，洗干凈晾干后再用。
來例假時，女孩兒們用一張硬一點的紙疊成一個長條，兩頭各鉆一個眼兒，穿上繩子，將草紙或布條放在紙條上，用兩頭的繩子固定住，然后放在胯下，兩頭的繩子一前一后系在腰間的繩子上。
這種簡易的自制經期用品非常不舒服，硌皮膚，女孩子的大腿內側都磨爛了，走起路來，疼痛難忍。
用舊布不方便洗滌，草紙的質量很差，沒有韌性，被血水浸濕后一會兒就斷了。女孩子們任憑血水順著褲子流下來，從厚厚的秋褲或棉褲透出來。褲子里的血干了又濕，濕了又干，形成厚厚的一層殼，硬邦邦的。女孩子們就穿著硬邦邦的褲子完成了長征的壯舉。
在距離延安還有兩天路程的時候，紅衛(wèi)兵接到了通知，中央決定停止全國大串聯(lián)，動員紅衛(wèi)兵回原地鬧革命。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1937年至1947年毛主席在延安居住了十年。延安是全中國人民向往的地方，磷礦長征隊離延安已經這樣近了，怎么能回去呢？
磷礦長征隊決定化整為零，誰能搭上過路車，誰就先走，到了延安再會合。
當時還有很多來自全國的紅衛(wèi)兵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他們一定要到延安后才肯回家。天寒地凍，紅衛(wèi)兵們搭乘拉貨的卡車，任憑凜冽的寒風迎面吹來，義無反顧地奔向延安。
磷礦紅衛(wèi)兵長征隊歷經三個月，行走一千多公里，完成了徒步串聯(lián)的壯舉。
回到家后，菊華的腳治療和修養(yǎng)了半年才基本痊愈，但留下了終生隱患。
我十四五歲時，紅衛(wèi)兵流行的是學習解放軍徒步野營拉練。1971年，為紀念遵義會議召開三十六周年，我們徒步走了一個星期從磷礦走到遵義。我經常走在隊伍的前面，雙手捧著毛主席的畫像。
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為了表達對毛主席的熱愛，我和三個要好的女孩兒自發(fā)排練了一個舞蹈，在一次群眾集會上表演：
北京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陽。
多么溫暖，多么慈祥，
把我們的心兒照亮。
我們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上，巴扎嘿！
沒有想到我們第一次的嘗試就獲得成功。我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舞臺下看我們演出，一回家，父母就興奮地告訴我觀眾有多么喜歡我們的舞蹈。
我們自發(fā)地到農村、車間、學校、工地去演出，宣傳毛澤東思想，漸漸小有名氣了，隊伍也從四個發(fā)展到十幾個，都是女孩兒。
當時開陽磷礦已經成立了宣傳隊，都是成人，聽說我們的事情，決定將我們收編了，我們一起加入宣傳隊的有十二個女孩兒。
這是磷礦的第一個宣傳隊，根據革命形勢的需要時而成立時而解散，人員也不斷地更換，而我從十一歲到十六歲始終是宣傳隊的主力。
那時候，全國幾乎所有的廠礦、學校、部隊、公社、生產大隊都成立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群眾集會上宣傳毛澤東思想，深入農村、廠礦、工地、部隊演出，第一個節(jié)目都是《東方紅》——
大幕（如果有）徐徐拉開，水平參差不齊的樂手們演奏起《東方紅》樂曲，穿著紅衛(wèi)兵服裝的演員們滿懷深情地翩翩起舞。我們懷著對毛主席無限崇敬的心情去歌頌他老人家，我們的感情是真摯的。
每當《東方紅》音樂響起，觀眾們全體起立，手握“紅寶書”放在胸前，臺上臺下齊唱《東方紅》：
東方紅，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宣傳隊負責人是當時磷礦主管文化宣傳的領導苗青，他經常來看我們排練。
苗青是個老革命，他的夫人秀珍是他的戰(zhàn)友，兩人都曾經在延安搞情報工作。
一次，苗青聽我唱歌后說：“這個小鬼嗓子好，好好唱，以后送你上音樂學院，長大了當歌唱家。”
我們在礦山子弟學校排練節(jié)目，一天晚上，我們正在排練節(jié)目，一群紅衛(wèi)兵沖進教室，高喊口號：“打倒?；逝桑 痹瓉?，苗青被打成“走資派”了，“宣傳隊”就成了“?；逝伞?，紅衛(wèi)兵稱我們?yōu)椤懊缜嘈麄麝牎薄?/p>
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不造反的、造反不積極或同情“走資派”的就是“?；逝伞?。
宣傳隊的大人們與紅衛(wèi)兵辯論起來：“我們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怎么能說我們是?；逝?？”
紅衛(wèi)兵揮著手中的《十六條》，言辭犀利、義憤填膺地批判宣傳隊，一些紅衛(wèi)兵開始砸樂器。
一個宣傳隊員氣不過，說了一句：“什么紅衛(wèi)兵，簡直是紅母豬?！?/p>
這一下可闖了禍了，紅衛(wèi)兵們立刻群起而攻之。這時，不知誰關掉了電燈，黑暗中，教室里一片混亂。
紅衛(wèi)兵們寫大字報、畫漫畫來批判宣傳隊。我被畫成一只小烏龜，在十二個小孩子里面我是受到重點批判的，原因是“走資派”苗青要培養(yǎng)我成為歌唱家。
我不記得罵紅衛(wèi)兵是“紅母豬”的那個大姐是怎樣過的關，要知道，那可以是坐牢的罪過。可能因為小山溝的人還是比較純樸，沒有置她于死地，只記得她一遍又一遍地賠著笑臉公開向紅衛(wèi)兵道歉。
紅衛(wèi)兵說我們年紀小，受了“保皇派”的蒙蔽，動員我們退出宣傳隊。除了我以外，十一個小孩都退出了宣傳隊。我之所以沒有退出，是因為我沒有搞明白，宣傳毛澤東思想怎么會是“保皇派”。
因為我對宣傳隊的忠誠，大人們對我格外愛護。那段時間人們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小孩跟著一群大人東跑西顛地到處演出，宣傳毛澤東思想。
宣傳隊還是解散了，苗青和他的夫人秀珍都被紅衛(wèi)兵和工人“造反派”抓了起來，關進了私設的監(jiān)獄，受到嚴刑拷打。據當時一個看管他們的紅衛(wèi)兵回憶，用來捆綁他們夫婦倆的繩子上沾滿了鮮血，麻繩的纖維里嵌著人肉。
母親陪父親游街
一天，鋪天蓋地的批判父親的大字報貼到了大字報欄上。我已經記不得父親的罪名了，只記得，父親和他的幾個好朋友經常聚在一個姓趙的叔叔家喝茶聊天，宣泄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有人揭發(fā)了他們，然后“造反派”就寫大字報批判他們是“反黨反革命小集團”，給他們起了名字叫“趙家茶館反革命集團”。
不知道因為什么罪名，“造反派”和紅衛(wèi)兵沖進我家，要揪父親去游街。父親坐在床角，抱著我最小的妹妹，母親與“造反派”爭論，阻止他們揪父親，兩個弟弟低頭坐在屋子中間的火爐旁。“造反派”一窩蜂沖進家里，把火爐的煙筒推翻了，家里亂成一鍋粥。
紅衛(wèi)兵里有一個是大弟弟的同學，“造反派”和紅衛(wèi)兵與父母辯論的時候，她在一旁端著一把紅纓槍，頭始終低著，不敢看我家的人。
“造反派”和父親僵持了很久，同樓的鄰居石大娘不避嫌疑，來我家，在廚房里叮叮當當開始給我們全家做飯。兩個弟弟對這一幕永遠記憶猶新。
最后父親還是被“造反派”揪出去游街了，母親怕父親被“造反派”打，就端起一杯茶，陪父親游街去了。在游街的過程中，母親時不時將茶杯遞給父親，讓父親喝口茶。前面講到給豹子下套的王育發(fā)叔叔是支持父親的一派，為了保護父親，他也跟著游行隊伍走，還遞給父親一根點著的煙。
當時人們分成很多幫派，支持父親的人怕他挨打，自愿陪著他游街，“造反派”始終沒有敢打父親。
“造反派”要將父親押到省城貴陽批斗，同樓鄰居肖漢山叔叔告誡父親千萬不要到貴陽去，到了貴陽沒有人保護，去了可能就不能活著回來了。父親堅持不去貴陽，父親的支持者圍著父親，不讓“造反派”將他押上車，最后“造反派”妥協(xié)了。父親性格剛烈，如果不是聽了肖漢山叔叔的話，可能會一賭氣就去了貴陽，父親后來一直將肖漢山叔叔看做是救命恩人。
當時我與磷礦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員們乘坐一輛大卡車，正準備出發(fā)到一個礦區(qū)去演出。游行隊伍從我們的卡車旁經過，一個叔叔見狀，立刻用雙手蒙住我的眼睛。
演出回來，母親抱怨我，說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我還跑到外面瘋。
一天半夜，幾個“造反派”敲開我家的門要抄家，他們翻箱倒柜搜查我父親的反革命證據。當時父親被關在“學習班”里，我陪著母親看著他們搜查。我看到抽屜里有一本母親的日記，中間有一段話說：今天有人反映某某人書寫反動標語“打倒毛主席”！我嚇出一身冷汗，天哪，母親怎么能重復反動標語“打倒毛主席”！母親也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錯誤，很緊張。一個“造反派”與母親曾經是同事，我平時叫他“叔叔”。媽媽央求他允許她將那頁日記撕了，他同意了，我們立刻松了一口氣。
“造反派”還翻了我的箱子，我的箱子里有一雙朋友送的芭蕾舞鞋，我拿芭蕾鞋給他們看，說：我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跳革命芭蕾舞。
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wèi)兵和“造反派”想抄誰的家就抄誰的家，想打倒誰就打倒誰。
我父親這輩子當?shù)淖畲蟮墓倬褪翘庨L，不知什么原因，父親會被定為“走資派”。父親是“走資派”，子女就受到歧視，就被欺負，突然間，小朋友都不理我了。
一天，一幫孩子在大街上攔住我，指著我說：“你爸是走資派，我們不和你玩?！蔽也焕硭麄儯麄兙驮诮稚献分液埃骸澳惆质亲哔Y派！你是狗崽子！你爸是走資派！你是狗崽子！”
我跑到來磷礦串聯(lián)的貴州省藝校紅衛(wèi)兵住的招待所的房間里躲了起來。這幫孩子追了上來，使勁砸門，喊：“走資派的女兒，出來！”
門的上方有一個天窗，他們從天窗往房間里砸東西。
我在里面哭，藝校的一個紅衛(wèi)兵（他們給自己起名叫“紅藝兵”）一邊叫喊著制止他們一邊說：我最同情劉和平這樣的小孩了。
父親性格直率，愛說話，因此很容易被人揪到辮子。我不知道父親為什么總是出事，我不知道誰對誰錯，但相信毛主席永遠是對的。父親是一名共產黨員，于是，我就在父親的筆記本上摘抄了一段毛主席語錄：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的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做不疲倦的斗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和群眾的聯(lián)系；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得上是一個共產黨員。
當紅衛(wèi)兵的日子
大概是1967年春天，磷礦“紅五類”和“黑七類”的孩子都組織了自己的紅衛(wèi)兵戰(zhàn)斗隊，一下子涌現(xiàn)出了十幾支隊伍，“紅”與“黑”分成明顯的兩大陣營。
一個高我一年級的男同學小時候得了嚴重的小兒麻痹癥，走路一拐一拐的，瘸得很厲害，從小就有一個外號叫“薛瘸子”。薛的父親在舊中國參加過國民黨，薛因此屬于“黑七類”。薛自己成立一支紅衛(wèi)兵隊伍，起名為“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衛(wèi)東’戰(zhàn)斗隊”，“衛(wèi)東”即“保衛(wèi)毛澤東”的意思，接納的都是“黑七類”孩子。我的幾個“黑七類”發(fā)小，都是如花似玉的女孩兒，加入了“‘衛(wèi)東’戰(zhàn)斗隊”，整天端著紅纓槍跟著一個瘸子干革命。
“苗青宣傳隊”解散后不久，我加入了磷礦最大的紅衛(wèi)兵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全無敵’戰(zhàn)斗隊”，正式成為一名紅衛(wèi)兵，我還不滿十二歲。
“全無敵戰(zhàn)斗隊”的紅衛(wèi)兵基本上是“紅五類”，我介于“紅”與“黑”之間，“全無敵戰(zhàn)斗隊”接收我主要是因為我會唱歌跳舞，讓我參加紅衛(wèi)兵宣傳隊。
“全無敵戰(zhàn)斗隊”的司令姓侯，“全無敵”戰(zhàn)斗隊在他的領導下發(fā)展壯大，他將開陽磷礦所有符合政治條件的孩子聚攏在他的旗下，被稱為“侯司令”。
“全無敵戰(zhàn)斗隊”在開陽磷礦的招待所占用了幾間房子，建立了紅衛(wèi)兵司令部。侯司令在紅衛(wèi)兵中有絕對的威信，所有的紅衛(wèi)兵都尊敬他、取悅他，所有的小孩都怕他。他也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卻有本事將幾百個紅衛(wèi)兵管得秩序井然。
我們過著軍事化的生活，紅衛(wèi)兵非常喜歡這樣的集體生活。我們成天不著家，家長也不管不問。我們聚集在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討論革命形勢的發(fā)展，刻鋼板，印傳單，進行軍事訓練。
我們成天扛著自制的武器紅纓槍排隊列操練，隊列走得可以與儀仗隊媲美。白天我們在街上巡邏，密切注視階級斗爭的動向，晚上我們擠在磷礦大禮堂里睡覺，夜間隨時有“軍事活動”。
大禮堂當了臨時倉庫，堆放很多裝著大米的麻袋，紅衛(wèi)兵們就在麻袋上睡覺。大禮堂里老鼠肆虐，麻袋里有一窩一窩粉紅色的肉嘰嘰的眼睛還沒有睜開的老鼠崽子。紅衛(wèi)兵沒事的時候在麻袋堆里上躥下跳地鬧，掏老鼠窩，互相扔老鼠崽子打仗玩。
紅衛(wèi)兵成天造反，斗爭“牛鬼蛇神”。如今回想當時的所作所為，都不敢相信我們曾經做過那樣荒唐的事情。
紅衛(wèi)兵不知道從哪里抓來一個小偷，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年輕。紅衛(wèi)兵給他剃了一個陰陽頭，頭上抹滿了瀝青，用皮帶抽他。
一天夜里，我們被叫起來緊急集合。侯司令說：“小偷逃跑了，我們必須把他給抓回來?！?/p>
幾百個紅衛(wèi)兵兵分幾路，把守著磷礦的各個路口。我在野草叢里埋伏了幾個小時，天快亮時，傳來勝利的消息，小偷被抓獲了。
小偷受到了更加殘酷的體罰，紅衛(wèi)兵輪流用皮帶抽他。在司令部四層樓的房間里，兩個勁大的紅衛(wèi)兵提著小偷的兩條腿，將他倒掛在涼臺外面，逼他坦白交代，威脅說：“你老不老實？不老實，我們就松手了。”小偷嚇得哇哇亂叫：“饒了我吧，饒了我吧。”
幾個宣傳隊的女孩兒，長得眉清目秀的，打起人來狠得要命。我一直是被認為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人，我不敢打人。
紅衛(wèi)兵押著小偷游街，用紅纓槍頂著他的背，逼著他自己編歌唱自己：“我是小偷，偷人家東西，我被抓住，我就逃跑……”
小偷被屈打成招，承認了很多自己沒有干的事情。紅衛(wèi)兵感到很滿意，就優(yōu)待俘虜，不打他了，給他吃給他穿，讓他做一個反面教材來教育那些死不悔改的壞分子。紅衛(wèi)兵舍不得放他，有這個小偷在，紅衛(wèi)兵很有成就感。
為捍衛(wèi)毛澤東思想而戰(zhàn)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1967年4月11日，貴州省革命委員召開了“貴州省紅衛(wèi)兵代表大會”。被排擠的紅衛(wèi)兵認為紅衛(wèi)兵代表選舉不公平，不能代表廣大的紅衛(wèi)兵，沖擊了會場，舉行了大規(guī)模的示威游行，并宣布成立貴州省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四一一”戰(zhàn)斗兵團，公開反對以李再含為首的貴州省革命委員會?！八囊灰弧迸烧J為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打壓持不同政見的紅衛(wèi)兵是違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
貴州全省上下形成“支紅派”和“四一一”派兩大派系。
“四一一”與紅色政權作對，屬于弱勢群體，贏得很多老百姓的同情，很多工人、機關干部也加入了“四一一”陣營。
“支紅派”和“四一一”都有自己的戰(zhàn)歌和軍樂隊。
“支紅派”的戰(zhàn)歌：
紅代會，
嘿！就呀嘛就是好，
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高……
“四一一”的戰(zhàn)歌：
英雄的四一一，吹響進軍號，
迎著風暴英勇戰(zhàn)斗！
結成銅墻鐵壁，匯成革命洪流……
“支紅派”和“四一一”的紅衛(wèi)兵經常唇槍舌劍地辯論，“四一一”都是些很有文化的人，很多同情和支持“四一一”的人屬于“黑七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一直受到歧視，“四一一”接納了這些人。因此，貴州省革命委員會給“四一一”定性為反動“大雜燴”組織。
“支紅派”和“四一一”辯論的時候，經常有“支紅派”被“四一一”派的雄辯所折服，當場反戈一擊，火線加入“四一一”。我的好朋友楊勝明就是其中之一。
“支紅派”的勢力強大，而“四一一”屬于毛澤東說的“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中”的那種人。代表“紅色政權”的軍隊參與了對“四一一”的鎮(zhèn)壓，“四一一”引起眾多市民、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楊勝明火線加入“四一一”，還因為她親眼看到“四一一”的紅衛(wèi)兵被迫害毆打，她認為這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澤東說過“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們判斷任何事情正確與否，都是根據毛澤東說過的話。但毛澤東說過的話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被斷章取義的，各個幫派都能從毛澤東語錄、著作或講話中找到為自己辯護的根據。
磷礦的“全無敵戰(zhàn)斗隊”是“支紅派”。
聽說有幾個支持“四一一”的工人要去聲援貴陽“四一一”，我們幾個“支紅派”紅衛(wèi)兵跑到公路上去攔住他們乘坐的卡車。兩位稚氣未退的男孩兒坐卡車上不肯下車，我們在車下大吼大叫讓他們下來，試圖說服他們“四一一”是反動組織，“支紅派”才是捍衛(wèi)毛澤東思想的組織。兩個工人辯論不過我們一幫伶牙俐齒的女孩兒，就低著頭不說話，突然，從他們的嗓子里發(fā)出一陣低沉而悲涼的歌聲：
抬頭望見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澤東，想念毛澤東。
黑夜里想您有方向，
迷路時想您有力量……
這是中國紅軍在當年處于困難境地時唱的一首歌?！拔幕蟾锩敝?，無論是哪一個派別的人，在受迫害的時候，都會唱這首歌來鼓勵自己。
“紅代會，嘿，就呀嘛就是好——預備，唱——”一位紅衛(wèi)兵戰(zhàn)友起了個頭，我們一群女孩兒展開響亮的歌喉鏗鏘有力地唱起了“支紅派”戰(zhàn)歌，嘹亮的歌聲劃破夜空，淹沒了兩個男孩兒的聲音。等我們最后一句歌詞齊刷刷地結束后，兩個男孩兒的歌還沒有唱完，悲涼的聲音和我們富有戰(zhàn)斗力的聲音形成鮮明的對照，圍觀的人“哄”地大笑起來。我們很有成就感，覺得我們戰(zhàn)勝了“四一一”，此后很長時間我們不厭其煩一遍又一遍地議論和回味我們的勝利。
“四一一”日復一日地游行抗議，兩派勢力對抗越來越白熱化，終于在1967年7月29日這一天發(fā)生了血戰(zhàn)，被稱為“7·29”事件。
7月29日，我剛過十二歲生日的十四天之后，并不知道貴陽發(fā)生了什么事情。
1971年開陽磷礦招了一批新工人，其中有很多人曾經是“四一一”紅衛(wèi)兵。好幾個后來成為我的朋友，趙麗娜和范冕珥是其中兩人，從他們那里我聽到了很多關于“四一一”的故事。下面這個故事讓我一生難以釋懷。
7月29日這一天，“四一一”又到街上游行抗議。
“四一一”宣傳車帶領著游行隊伍在貴陽市中心緩慢地行駛著，一個女孩兒的聲音通過高音喇叭響遍大街小巷，表達著“四一一”的抗議。廣播員是一位十六歲的美麗女孩兒，戰(zhàn)友們稱她為“喇叭花”。
雙方發(fā)生了火拼，游行隊伍頓時大亂，街上的人四處奔跑，躲避子彈?！袄然ā眲倧男麄鬈嚿咸聛?，說了一句“我遭了”，就倒在地上。
雙方都有武器，“支紅派”有解放軍的支持，武器精良得多。
范冕珥，當時也是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兒，勇敢地冒著槍林彈雨，沖過去將她抱了起來，飛奔地將她送到一所部隊醫(yī)院，“喇叭花”其實已經當場死亡。
趙麗娜和幾個戰(zhàn)友到醫(yī)院停尸房去給她擦身體換衣裳。停尸房地上堆滿了在武斗中喪生的紅衛(wèi)兵、工人和老百姓的尸體。趙麗娜當時也只有十六歲，卻一點沒有感到害怕。
“喇叭花”的左胸下側有一個小小的彈孔，后背有一個碗大的傷口，子彈從前胸進，后胸出。
7月份天氣炎熱，“喇叭花”的尸體已經膨脹，開始腐爛。趙麗娜和另一個小姑娘很費勁地將“喇叭花”的衣服脫下來，看到“喇叭花”穿著一件用手絹做成的胸衣。那時候，市場上根本買不到胸衣，那個年代的中國人非常保守，剛剛發(fā)育不久的女孩兒對這種事情羞于出口，可能連自己的母親或姐妹都不說，都是悄悄地用塊舊布或手絹自己縫制胸衣。
趙麗娜和戰(zhàn)友給“喇叭花”換上了一件軍裝，戴上一頂軍帽，在左臂戴上紅衛(wèi)兵袖章，讓她以“紅衛(wèi)兵”的形象離開這個世界。
“喇叭花”的家人悲痛欲絕，亂了方寸。天氣炎熱，“喇叭花”必須盡快安葬，武斗中死了很多人，一時找不到棺材?！袄然ā钡膽?zhàn)友們了解到一個同學家里有一副棺材，是給年邁的奶奶準備的，就跑到同學家，想與同學家長商量將棺材給“喇叭花”用。到了同學家，家里沒有人，幾個孩子決定將家門撬開，將棺材抬走。鄰居們看到幾個半大小子抬著棺材出門，以為是奶奶去世了，沒有阻攔。
我沒有見過“喇叭花”，自從聽了這個故事后，這朵花一直開在我的心中。
我畢竟沒有親見看到這場武斗，給我講述這個事件的朋友都是“四一一”的人。為了還原歷史的真實面目，我不停地在網絡上尋找資料。資料非常少，我不懈地努力著，終于找到一篇敘述這場武斗的博客文章。和訊網“黔中往事”博主講述了他親眼見證的故事，其中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一位穿解放軍服的人（文章說駐守的士兵一開始并不想傷人，我估計這個解放軍試圖阻止武斗的發(fā)生），手拿《毛主席語錄》跑到路中央，揮動著《紅寶書》，喊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號，想去救一個被打倒在路中間的市民。突然飛來一顆子彈，他倒了下去，臨死，嘴里不停地喊著：“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
“四一一”兵團的宣傳車開著高音喇叭播放著“四一一”戰(zhàn)歌：
英雄的四一一，吹響進軍號，迎著風暴英勇戰(zhàn)斗！
結成銅墻鐵壁，匯成革命洪流，
……
英雄的四一一，是山城驕傲，
迎著風暴英勇戰(zhàn)斗！
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
英雄的四一一，紅旗永不倒，
迎著風暴英勇戰(zhàn)斗！
永遠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不停留……
宣傳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呼喊著口號鼓動“四一一”造反派戰(zhàn)士進攻（文章說“四一一”這一天是計劃要進攻駐軍的大樓的），此時，紅大樓（李再含部隊駐守的大樓）上的步槍、機槍向著宣傳車猛烈開火。宣傳車頓時被打成了蜂窩狀，坐在里面的播音員當場被打死。
這個播音員就是“喇叭花”。
楊勝明也是這場武斗的見證人，7月29日這一天，大清早起來，她聽見了外面的槍聲，就跑出去看個究竟，看到解放軍在開槍打人，地上躺著二十多個被打死打傷的老百姓，還有小孩。她居然跑過去與解放軍辯論，質問他們?yōu)槭裁撮_槍殺人。
一個當兵的：“我們打反革命。”
楊勝明指著地上打死打傷的人說：“你看看，你的槍口對準的是誰？這些人是反革命嗎？”
一些圍觀群眾與楊勝明一起想制止這場武斗，他們手挽著手一起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
這時，楊勝明的家人趕來將她拉走了，她前腳剛走，槍聲又響起，身后倒下一片人。
與全國各地一樣，開陽磷礦的黨委被工人和紅衛(wèi)兵奪了權，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原來的書記、礦長淪為“走資派”。
磷礦的“支紅派”和“四一一”之間也展開了武斗。
磷礦的中心地帶有一個廣場，一次武斗，兩派短兵相接，幾百個人一對一地在廣場上或赤手空拳或拿著標槍、棍棒角斗起來。我們紅衛(wèi)兵司令部占據了廣場邊上一棟招待所樓房的頂層，頂層是一個露天涼臺，紅衛(wèi)兵宣傳隊經常在那里排節(jié)目。涼臺是一個制高點，我走到涼臺邊上，從上往下看，立刻驚呆了，廣場上的格斗極其“壯觀”，只有在電影里見過。
我們把樓房上的煙囪拆了，向樓下的“敵人”扔磚頭?！皵橙恕苯M織力量向樓上進攻，我們用招待所的家具把樓梯封鎖起來，抵擋“敵人”進攻。當時的情況非常危急，“敵人”幾次都差點突破封鎖，我們奮力抵抗，我們都是十幾歲的小孩子，一點都不害怕，一直堅持到外援部隊的抵達，將“敵人”擊退了。
磷礦被奪了權的“走資派”王小樓曾經參加過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南征北戰(zhàn)”。他當時被“造反派”關押著，從“牢房”的窗戶看到武斗的場景，感嘆地說：“乖乖，好像南征北戰(zhàn)?！?/p>
一次，我們紅衛(wèi)兵宣傳隊正在廣場的露天舞臺上演出，突然，一陣巨大的“石雨”鋪天蓋地地壓了下來，“敵人”又發(fā)起了進攻。臺下的觀眾亂作一團，抱頭鼠竄，不少人被打得頭破血流。我們一群女紅衛(wèi)兵正在表演小合唱，我身邊的宣傳隊員頭部中“彈”，一塊石頭砸在她的額頭上，血流滿面，我們立即將她送進醫(yī)院包扎。在“紅衛(wèi)兵”集體居住的大禮堂里，她被安置在一張破床上。醫(yī)生經常來檢查她的傷口和換藥，磷礦“革命委員會”的頭頭兒們也提著水果來慰問她，儼然把她當作英雄來對待。當時，我只有一個想法：為什么受傷的不是我？
有這樣一個故事：“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間，武漢一位十七歲的女紅衛(wèi)兵和她的十幾個戰(zhàn)友被包圍在一幢五層樓房里，女紅衛(wèi)兵咬咬牙，沖上樓頂，迎風揮舞那面布滿彈孔的戰(zhàn)旗。忽然，她扔掉了戰(zhàn)旗，毅然來到樓頂邊緣，高呼著“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從樓頂上跳了下去。
我特別理解這個女紅衛(wèi)兵的行為。我們那個年代的青少年就是這樣熱血沸騰。如果有人對我說“為了捍衛(wèi)毛主席，需要你從樓上跳下去”，我也會毫不猶豫地跳下去。
開陽磷礦位于大山溝里，群山環(huán)繞，很閉塞，職工家屬總共大約有三萬人，大都相互認識，武斗不算太厲害，武器也就是棍棒和石頭，沒有死人。我們是幸運的。
位于長江上游的重慶市有一個兵工廠，在“二戰(zhàn)”時期就赫赫有名?！拔幕蟾锩敝兄貞c的武斗幾乎動用了兵工廠生產的各類武器，從小口徑步槍、沖鋒槍、輕機槍、重機槍、手榴彈到坦克、高射炮甚至艦艇，死人無數(shù)。重慶沙坪公園有一座“紅衛(wèi)兵”公墓，有131座墳塋，埋葬在一次武斗中喪生的573名紅衛(wèi)兵、工人和老百姓。他們的墓碑上幾乎都寫著同樣的毛澤東詩詞：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lián)Q新天。
所有的人，無論是哪個派別，都堅信自己是正確的，是為捍衛(wèi)毛主席思想而戰(zhàn)斗。
公正地還原這段歷史幾乎是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斗爭沒有誰是誰非可言，只有一點是肯定的，犧牲者是中國的老百姓。
1967年10月，“文化大革命”進行到這個時候，鬧騰得差不多了，“中央文革小組”發(fā)出“復課鬧革命”的通知，學生們全部回到學校邊學習邊鬧革命。
這時候，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開始了，最早的老牌紅衛(wèi)兵們都到了初中或高中畢業(yè)年齡，毛澤東號召他們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不低頭的張伯伯
大約是1964年，我家搬進了剛建好的13號樓，隔壁是開陽磷礦張礦長一家。張礦長就是菊林和菊華的父親，我家的孩子稱他為張伯伯。
張伯伯是一個老革命，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已經是級別很高的干部。
張伯伯從部隊轉業(yè)到遼寧省本溪縣草河口硫鐵礦擔任礦長，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張礦長從農村招上來的工人，后來父母又跟隨張礦長從東北轉戰(zhàn)到江蘇和貴州。
張伯伯家有七個孩子，我家有四個孩子。兩家人常來常往，大人小孩關系都很好。張伯伯是我父親的領導，張伯伯的愛人宋阿姨是我母親的好朋友。
在我的印象中，張伯伯既威嚴又慈祥。
“文化大革命”初期，張伯伯被派到大慶油田去學習，他的大女兒菊林帶領紅衛(wèi)兵破舊立新的時候，張伯伯沒有看到。
菊林和菊華串聯(lián)回到磷礦后，發(fā)現(xiàn)革命形勢完全變了，學校空了，學生紛紛成立了自己的“紅衛(wèi)兵戰(zhàn)斗隊”，開陽磷礦一下子出現(xiàn)了十幾個“紅衛(wèi)兵戰(zhàn)斗隊”。這些戰(zhàn)斗隊都是自發(fā)成立的，原來由學校成立的首批紅衛(wèi)兵組織被淪為“?；逝伞?。
“文化大革命委員會”的領導被打成了“走資派”，原來領導紅衛(wèi)兵造反的人現(xiàn)在被別人造反了。菊林因為是委員會的委員也受到了沖擊，菊林當時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陪同“走資派”一起接受批判，磷礦的第一個紅衛(wèi)兵組織解散了。
菊林受批判后，磷礦的其他紅衛(wèi)兵組織都不要她了，她成了“逍遙派”。不久后，貴州省產生“支紅派”和“四一一”兩大派性組織，菊林支持“四一一”，又滿腔熱血地投入到革命斗爭中，整天義憤填膺地與“支紅派”辯論，一副為捍衛(wèi)毛澤東思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樣子。
一天，張伯伯看到菊林與“四一一”辯論，菊林伶牙俐齒，引經據典（當然都是從毛澤東著作中獲取的），一個人對付好幾個人，將對方辯得啞口無言。
這時候，工人階級已經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中國的形勢變得很復雜。
張伯伯作為一個久經考驗的老共產黨員和老革命，他對這場“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疑問?？吹脚畠哼@樣單純、幼稚，張伯伯心里很著急，但又不能明著講。他想：這丫頭不得了，這樣下去不知到會捅什么婁子，得想辦法讓菊林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正好河南三門峽化工礦山機械廠招收工人，張伯伯毅然決然地送菊林到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河南當了一名工人。
菊林離開磷礦不久，張伯伯被“造反派”打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叛徒、工賊，與劉少奇一樣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是瘋狂而不可理喻的，今天你是革命的，明天就可能是反革命的；今天你是“走資派”，明天可能我就是“走資派”；今天這個領導被結合到“革委會”，明天有可能被踢出“革委會”；今天是座上賓，明天就是階下囚。
磷礦當時有很多領導都被打成了“走資派”，絕大多數(shù)的“走資派”都好漢不吃眼前虧，“造反派”說什么是什么，對莫須有的罪名也違心地接受。張伯伯性格剛烈，不承認自己的所謂罪名，對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情堅決否認。在批斗會上，“造反派”強迫“走資派”低頭認罪，張伯伯堅決不低頭，因此吃了很多苦。
張伯伯得了急性肝炎，磷礦革委會不允許他看病，本來很容易治愈的病越拖越嚴重。
即便在張伯伯重病的時候，革委會也不放過他。
當時全國一片混亂，工人、農民、軍隊、學校到處都在鬧派性，人們互相殘殺，武斗規(guī)模越來越大，死人越來越多，局面一發(fā)不可收拾?！爸醒胛母镄〗M”要求各省市革委會組織“走資派”到北京辦學習班，各行業(yè)負責組織本行業(yè)系統(tǒng)的學習班。開陽磷礦隸屬于化工部，化工系統(tǒng)的“走資派”都參加化工部革委會舉辦的學習班。
學習班并沒有解決全國混亂的問題，對“走資派”的迫害卻變本加厲。在學習班期間，張伯伯的病情加重，住進了解放軍302醫(yī)院。
學習班結束后，根據張伯伯的病情，應該繼續(xù)留在302醫(yī)院治病。當時在北京參加學習班來自全國的“走資派”有很多人生病住院，“中央文革小組”決定讓生病的“走資派”都回當?shù)氐尼t(yī)院治療。
磷礦革委會要將所有的“走資派”押回開陽磷礦批斗。302醫(yī)院的醫(yī)生本著職業(yè)道德，建議不要將張伯伯押回磷礦，而是轉到貴陽醫(yī)學院繼續(xù)治療。
張伯伯抵達貴陽后，被貴州省革命委員會安排在貴陽醫(yī)學院治病。
開陽磷礦的“造反派”早已經準備好了“打到走資派某某某”的牌子，來自不同單位的“造反派”都制作了同樣的牌子，每一個“走資派”都攤上好幾個?！霸旆磁伞背酥鴰纵v卡車，到距離磷礦十幾里的石筍溝路口攔截“走資派”，押到開陽磷礦中心廣場進行批斗。廣場上集合了全磷礦的職工，等待著批斗大會的召開。
中心廣場就在13號樓旁邊，從張伯伯和我家共用的涼臺上可以看到中心廣場的露天舞臺。
張伯伯家的三女兒菊秋與我同歲，當時都是十四歲，我們倆是很好的朋友。她站在涼臺上哭泣，不停地向露天舞臺張望，見她這樣，我就跑到中心廣場試圖打聽張伯伯的消息。
“走資派”被一個一個押上舞臺，每個人胸前都掛了好幾個牌子，沒有見到張伯伯。我聽到人群中有人說張伯伯被留在貴陽看病，心里頓時輕松了一些。
張伯伯沒有回來，“造反派”就將給張伯伯準備的牌子掛在其他“走資派”的脖子上。張家的孩子不敢靠近中心廣場，從遠處看到好幾個人掛著張伯伯名字的牌子，不知道哪一個是父親。
我跑回去告訴菊秋張伯伯沒有回來。
張伯伯到貴陽后悄悄委托另一個“走資派”給宋阿姨捎來一張紙條和一個裝著臟衣服的包裹。張伯伯在紙條中告訴宋阿姨他在貴陽住院，讓宋阿姨請示革委會同意給他送點錢和干凈的衣服，還叮囑不要讓孩子碰他的臟衣服，以防傳染。
菊林走后，十七歲的二女兒菊華就成了一家的主心骨。
菊華帶著雞蛋、錢和衣服到貴陽看望父親。從開陽磷礦到貴陽有一百五十多公里，路況很差，汽車要走三四個小時。磷礦正好有一輛救護車要送病人到貴陽醫(yī)學院去，有好心的醫(yī)生給菊華通風報信，菊華就去搭便車。
開陽磷礦實行了軍管，醫(yī)院也不例外，救護車旁邊有兩個手持沖鋒槍的戰(zhàn)士守衛(wèi)著。菊華一只腳剛跨進車門，就被一個戰(zhàn)士一把給拽了出來，一位醫(yī)生看不下去，一把將菊華又推進了車門，堅持讓司機帶菊華走。醫(yī)生的正義感產生了威懾力，戰(zhàn)士做了讓步，這種危難之時的仗義之舉給絕境中的菊華帶來一絲溫暖。
張伯伯住院期間，“造反派”到貴陽醫(yī)學院揪張伯伯到開陽磷礦軍管部隊駐地馬家橋批斗，被醫(yī)院制止了。“造反派”不甘心，就將另一個與張伯伯一起住院的馬叔叔給揪走了。
馬叔叔是開陽磷礦職工醫(yī)院的院長，在新中國成立前當過國民黨兵，“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得的也是肝病，而且非常嚴重。馬叔叔早上自己跟著“造反派”走的，晚上是用擔架抬回來的。馬叔叔情緒低落，總是喝酒，不久后就病逝了，享年四十二歲。馬叔叔的夫人對丈夫受到的不公平對待非常氣憤，捧著丈夫的骨灰盒，跑到馬叔叔生前工作的醫(yī)院抗議，將馬叔叔的骨灰從醫(yī)院大樓上撒了下去。
后來，“造反派”用陰謀的手段騙張伯伯回磷礦，張伯伯十六歲的兒子國聯(lián)到貴陽接父親，乘著拉礦石的悶罐車回到磷礦。
抵達磷礦時，“造反派”已經在車站等待，直接將張伯伯拉到候車室里批斗，國聯(lián)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父親被“造反派”欺辱而無能為力。
張伯伯有個叔伯兄弟在距離磷礦不遠的南宮山鐵路機務段擔任領導工作，“文革”期間給予張伯伯家很多幫助。為了給堂哥家減輕負擔，少讓一個孩子受到傷害，張伯伯的堂弟費盡周折將國聯(lián)帶到鐵路部門參加工作，當了一名工人。
張伯伯回到家后，“造反派”強迫他寫檢查，每天都有兩名“造反派”手持紅纓槍在家里監(jiān)視身患重病、手無縛雞之力的張伯伯。
一天大清早，“造反派”又來揪斗張伯伯，張伯伯連早飯都沒有來得及吃就被押走了，宋阿姨急急忙忙在張伯伯的口袋里塞了兩個饅頭。晚上回來，菊華發(fā)現(xiàn)兩個饅頭還在兜里，十分傷心。張伯伯被批斗了一天，兩條腿都腫了，菊華忍著眼淚給父親揉腿。
一次在磷礦的大禮堂批斗張伯伯，菊華就坐在臺下，自始至終她都低著頭，不敢看臺上的父親。周圍的人指指點點地議論：“看，她就是走資派的女兒?！笔邭q的菊華為自己不能保護父親而痛苦和內疚，還要承受歧視和羞辱。
“造反派”強迫張伯伯一遍一遍地寫檢查，仍然不允許他看病。張伯伯剛正不阿，對莫須有的罪名一概不承認，他的檢查總也通不過。
張伯伯的病得不到治療，一天比一天嚴重。
13號樓住著一個姓朱的兒科大夫，我們都叫她朱阿姨，朱阿姨非常敬重和同情張伯伯，半夜里偷偷摸摸地給張伯伯看病。走投無路時，宋阿姨悄悄地請當?shù)剞r村的土醫(yī)生給張伯伯看病。
在逆境中，菊華變得越來越堅強，她與革委會領導據理力爭，強烈要求給父親看病。幾經周折，革委會終于同意安排了一位醫(yī)生到家里查看張伯伯的病情，醫(yī)生查看后要求立即住院。
張伯伯在磷礦的醫(yī)院住了兩個月，病情不見好轉，革委會同意將張伯伯送到遵義醫(yī)學院看病。
張伯伯在遵義醫(yī)學院里住了一個月，菊華和母親在醫(yī)院里守候著張伯伯，將家里最小的四個孩子送到南宮山機務段叔叔家里寄養(yǎng)，四個孩子最大的十五歲，最小的四歲。
張伯伯已經嚴重地肝腹水了，肚子鼓鼓的，漲得發(fā)亮，十分痛苦。
張伯伯住院期間，磷礦革委會一直在調查張伯伯的歷史，始終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走資派”的罪名都是莫須有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1972年10月的一天，張伯伯感冒了，導致病情惡化，醫(y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菊華立刻給在外工作的大姐菊林發(fā)電報讓她趕回來。
菊華隨后趕回磷礦向革委會領導報告父親的情況，請示如何處理父親的后事。
在張伯伯即將離開人世的時候，磷礦革委會負責人終于來到遵義醫(yī)學院看望張伯伯。
革委會的負責人見到張伯伯，說：“你的歷史沒有問題，政治也沒有問題。”
張伯伯直到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才等到了這句話。
張伯伯：“我感謝黨，感謝組織，感謝毛主席！”
張伯伯有個弟弟在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河南三門峽工作，接到哥哥病危的通知后就往遵義趕。張伯伯知道弟弟要來，頑強地堅持著，竭力不讓生命之光熄滅，他還有事情要交代，心里還牽掛著山東老家仍然健在的老父親。那時交通不便利，一千多公里路乘火車至少要走兩天，張伯伯沒有堅持到弟弟到來，臨終前，張伯伯說：“我實在等不了了?！?/p>
張伯伯去世了，終年四十七歲。
火化的前一天，遵義正好在上映朝鮮故事片《賣花姑娘》，張伯伯的老同事好心地安排張家的孩子看電影。誰知“賣花姑娘”是一部非常凄慘的電影，觀眾們哭成一片，張家的孩子們更是觸景生情，泣不成聲。
菊華給我形容火化時的一個情節(jié)，讓我念念不忘。
張伯伯被推進焚化爐的時候，火光將張伯伯的臉照得通紅，當火苗觸及到皮膚的一瞬間，焚化爐的門關上了。
被紅光環(huán)繞的張伯伯，是他留給家人的最后形象。
我相信，張伯伯在紅光的照耀下升上了天堂。
張伯伯于1972年10月20日去世，直到1983年才獲得徹底的平反。他的骨灰在殯儀館放了十一年后被安葬在貴陽市公墓，與革命烈士同等待遇。
宋阿姨在張伯伯去世后神經錯亂了，后來經過多年治療基本治愈。她離開了貴州到河南三門峽與大女兒菊林生活，從此沒有回過貴州。
1993年宋阿姨病逝。
2008年，張家的子女將宋阿姨與張伯伯合葬。
幾十年來，張伯伯不斷地出現(xiàn)在我夢里，他的形象永遠地定格在四十七歲。
張伯伯名叫張鳳池，宋阿姨名叫宋彩霞。
張伯伯，我們沒有忘記您！歷史沒有忘記您！請您和宋阿姨在天堂保佑我們，祝您二老在天堂幸?？鞓?！
兩代“恩仇”記
張伯伯挨斗的時候，父親在哪里？為什么父親沒有站出來保護張伯伯？張伯伯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后，與他關系好的老同事、老朋友都被關起來辦學習班，磷礦革委會要求他們揭發(fā)張伯伯，與他劃清界限。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這時候如果站出來為“走資派”辯護，非但不能保護他人，還會殃及自己，還有可能將事情弄得更糟。
軍代表和“造反派”天天給他們開會，施加壓力，要求人人都必須揭發(fā)，不揭發(fā)就過不了關，不讓回家。
父親覺得沒有什么可揭發(fā)的，他一直認為張伯伯是一個很好的領導。
軍代表和“造反派”天天找父親談話，逼迫他從思想深處找根源，是不是想包庇“走資派”。學習班其他成員一個一個地放出去了，只有父親還被關押著。如果父親不揭發(fā)點什么問題出來，就得在學習班住下去，如果頑固不化，性質就改變了。
父親絞盡腦汁想，有什么可以揭發(fā)，對張伯伯無大礙，又能讓自己過關的。最后父親交代說：張鳳池的愛人宋彩霞好像出身不好。
父親被放出來的時候，已經在學習班關了半年左右了，是最后一個離開學習班的。
父親當時想，這一條可能對張伯伯造成的傷害最小，無論他是否揭發(fā)這件事情，革委會也會調查宋阿姨的出身的。
張伯伯被打成“走資派”后，大女兒菊林一直在為父親冤案的平反而奔波，每次回磷礦探親都要找磷礦、地區(qū)、省市的相關單位申訴。
在張伯伯去世前不久，她找到磷礦革委會理論，革委會負責人將父親他們在學習班的談話記錄拿出來給菊林看，上面有父親談論宋阿姨出身問題的記錄。
菊林怒不可遏，她沒有想到她父親最親近最信任的人在張家落難時還要落井下石。她跑到我家，指著父親的鼻子，情緒激動、言辭激烈地譴責他。
我小妹妹劉華還記得菊林譴責父親的情景，我成天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活動，對家里發(fā)生的事情不太了解。
我們兩家人曾經親如一家，母親和宋阿姨無話不談。突然有一天兩家的關系緊張了，我不知道緣由，但經常聽父母在談話，說兩家產生了誤會，有人在中間傳話將問題弄復雜了。
我察覺到父親在盡一切可能幫助張伯伯家，看得出父親明顯想通過自己的所作所為來彌補些什么，恢復兩家的關系。我也察覺到宋阿姨和張家的孩子不是特別買父親的賬，宋阿姨對母親也是不理不睬的，兩家的孩子也疏遠了。我們家的孩子都知道兩家的關系出了問題，而且還比較嚴重，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問題。
張伯伯去世之前，作為長女的菊林，在張伯伯彌留人世最后的八天，一直陪伴著他。最后的三天三夜，張伯伯不停地給菊林講家史，他希望離開人世后家里有一個了解張家全部歷史的孩子，能夠為他洗清不白之冤。其他孩子歲數(shù)太小，大女兒菊林是張伯伯的寄托。
張伯伯還專門講到宋阿姨的出身問題，告訴菊林她母親出身貧苦，從小父母雙亡，小小年紀離家打工，掙錢養(yǎng)活弟弟妹妹。
菊林聽到這些，心里更加氣憤，她忍不住告訴張伯伯：您知道是誰害的您嗎？是您最親近的人，您最信任的人。
她說出了父親的名字。
……
這是發(fā)生在四十年前的事情。
為了寫這本書，記錄下父輩和“文革”的歷史，2010年我專程回貴陽采訪了張伯伯的二女兒菊華。聽著菊華的敘述，那一段歷史像演電影一樣，一幕一幕隨著情節(jié)的深入而清晰起來。
我忍不住問菊華埋藏在心里幾十年的疑惑，兩家的關系到底是因為什么出現(xiàn)了裂痕。菊華回答得很含蓄，我知道這不是問題的答案。
回到北京后，我感到與菊華的談話意猶未盡，同時我也希望能與張家大女兒菊林見面，從不同的角度了解那段歷史。
我邀請菊林和菊華來北京相聚。
菊林和菊華見到了與我一起生活的父母親。
當著父母親的面，菊林講述了當年她對父親的看法以及她與張伯伯最后的談話內容。
父親最關心的是張伯伯是什么反應。菊林說張伯伯希望她能夠站在他人的角度考慮問題，讓她理解他人這樣做也是迫不得已的。
不知道菊林這樣說是不是為了安慰父親，我不敢肯定張伯伯就是這樣說的，我也不敢肯定張伯伯是否帶著對父親的怨恨離開了這個世界。
但是有一點我堅信，如果張伯伯沒有生病，能夠活下來，他會諒解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做出一點違心事情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們。
我曾經想過，對于張伯伯家，我的父親和母親在不能保護他們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多做一些事情來安慰他們？
歷史不會重演和假設。
在那個人性扭曲的年代，他們已經做到了他們能夠做到的。
我問父親：“您是根據什么說宋阿姨可能出身不好的？”
菊林說過，宋阿姨的妹妹曾經與父親一起工作，當時父親是團支部書記，宋阿姨的妹妹入團時審查過家庭歷史，所以父親應該了解宋阿姨的出身。
父親說當時的確有人對宋阿姨提出過質疑，在那個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人們的思維很混亂，父親也不敢肯定自己曾經了解的就是真實的。那時候政治審查恨不得要查祖宗八代，誰有問題都會株連九族。
我理解父親的解釋，因為我是在那個年代長大的。
我感謝菊林能夠在父親八十高齡的時候，握著他的手說：我以前有冒犯的地方，請您老人家原諒。
父親能夠在有生之年，有機會向張伯伯的后代解釋當時的處境和無奈，解開幾十年的心結，我感到十分欣慰。
鳳凰涅槃
1965年春節(jié)之前，13號樓1單元新搬來一家人，父親楊源昆、母親孫桂枝、老大楊少華、老二楊少凡、老三楊少青。老大和老二是女孩兒，老三是男孩兒。
我家住在13號樓2單元。一天，我看到一個扎著兩條小辮子的陌生女孩兒從樓前走過，立刻被她的氣質吸引住了。她長得不算很漂亮，但很端正，很陽光，走起路來挺胸抬頭，臉上充滿自信，讓人不看她都不行。我的眼睛隨著她走進了1單元，意識到這是我們的新鄰居。
我三歲就隨父母來到開陽磷礦的大山溝里，在閉塞的環(huán)境中長大，每當看到有新人家調到磷礦，尤其是還有與我年齡相當?shù)呐?，我就特別好奇。如果這個女孩兒又很優(yōu)秀，我就特別渴望與她交朋友，與她交談，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這個新來的女孩兒叫楊少凡，比我大三歲，是高我三屆的學生，上小學六年級，和我家隔壁鄰居菊華是同班同學。我常聽到菊華說起她，都是贊美之詞，說她學習如何好，有多么聰明，口才有多好，老師如何欣賞她。
楊少凡隨父母從丹東礦業(yè)公司調到磷礦，磷礦子弟中學的老師都為來了這樣一個優(yōu)秀學生感到高興。學校為了鼓勵學生們向她學習，還專門為她舉辦了一個展覽，宣傳她的事跡，稱她為又紅又專的好學生。
我非常崇拜她，特別希望能夠與她交朋友。因為不是一個年級的，我和她接觸的機會不多。我總是想方設法找機會與她接近，找借口到她家里去玩。與她交談，基本上都是她講我聽，她擁有那么多的故事和知識，我對她佩服得五體投地。我感到她的前途無量，會讀很多很多的書，會成為女博士、女科學家。后來楊少凡告訴我，她小時候的第一個理想是當女飛行員，后來長大一點又有了新的理想，想當女外交官。我覺得她有什么樣的理想都能實現(xiàn)，因為她實在是太優(yōu)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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