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著作作基石

錢穆先生1949年到香港創(chuàng)建新亞書院之初，有人稱“桂林街時代”，校舍簡陋得很，真正篳路藍縷。后來得到美國雅禮協(xié)會資助，先是在九龍城嘉林邊道租了第二校舍，后來選了土瓜灣農圃道一段地面，自建新校舍，為此曾舉行隆重的奠基禮。

學校奠基，自有知識和文化特點，新校舍奠基禮上，一只鐵函被放在了奠基石下。鐵函里裝進了一些書刊，如四書五經、《舊約》《新亞學報》《新亞概況》等，錢穆先生的著述《國史大綱》和《孔子與春秋》也放在里邊。另有耶魯?shù)馁洉约啊吨腥A民國全國地圖》《香港地圖》，還有一幅中華民國國旗。

搬到農圃道后，新亞書院開始有了獨立的圖書館，買書經費也多了。錢穆請來好友沈雁謀當圖書館館長。沈氏不負重托，為增購古籍，拓展書源，他聯(lián)絡了一些專門搜集大陸流入香港的線裝書的書商。在大陸當時的極“左”思潮中，線裝書屬于封建、落后、腐朽、反動的書籍，大量清除，掃地出門。這種情勢，成了沈氏搜求和購入古籍珍本的大好機會。

曾在新亞讀書的蘇慶彬在《七十雜憶：從香港淪陷到新亞書院的歲月》一書中回憶說：“今天新亞研究所藏有的珍貴的線裝書，大都是沈先生經手購買的。據說，沈先生在大陸家里所藏的書籍，也流散到了香港，他還親自看見過。新亞圖書館能獲得那一批珍貴的線裝古籍，沈先生是功不可沒的?！?/p>

新亞教授牟潤孫先生藏書不算多，卻有些善本。牟先生去世后，其夫人因生活困難，有出售丈夫藏書之想，被蘇慶彬勸住，并建議找人編出書目，日后或捐贈學校，或整體出售，都能保存得比較完整，以免星散。后來這批藏書到了美國，集中陳列于一間指定的圖書室。

另一位新亞教授嚴耕望先生，因離世突然，對身后事未作安排，包括藏書。他的夫人做主，把其中一套《石刻史料叢書》送給了曾經替丈夫抄過書稿的女士，其他書則未管太多。嚴先生有兒女各一，男讀理科，女讀商科，都用不著其父的文史典籍。他們將父親的藏書整體捐給了臺灣中正大學，以資利用。

程兆熊先生也曾受邀到新亞書院，講授《論語》《孟子》等書。1960年2月15日，他和唐君毅夫婦、謝幼偉教授同游九龍新界沙田凈苑及元朗山歸來，開始寫《大學講義》一書。經半月伏案，始得完稿。因待出版，遂寫“前言”。此前言落筆于“程兆熊于香港九龍農圃道六號”，其中地點正是新亞書院院址。有趣的是，該書版權頁上注明的“香港代售處”，即是“九龍農圃道新亞書院詢問處”。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2011年5月底，我因事到香港。公務之余，往旺角一帶，到書店比較集中的地方尋訪舊書。在奶路臣街的學津書店里，見到程兆熊先生的著述多種，《大學講義》之外，還有《中庸講義》《春秋講義》《禮記講義》《論語復講》《孟子新講》《莊子別講》等，都是寫于新亞書院。翻閱紙色泛黃的舊書，懸想錢穆先生創(chuàng)辦新亞的艱辛，又在書的前言里讀到了程先生對遠方母親的深長思念，內心滋味雜陳：自己站的這個地方，離當年為建新亞校舍舉行奠基禮的地方不是很遠。當年埋在基石下面鐵函里的那些書，應該還在。如今手里捧著的這些書，應該和鐵函里的書有絲絲縷縷的無形牽掛。它們共有文化生命的溫熱和傳遞，一方若呼喚，另一方應能響應，合成同一頻率上的音律。

心里有個聲音：把這些書帶回家吧。家里書架上，厚厚的《新亞遺鐸》已經站在那里多年。請這幾本去和它團聚，不是件很相宜的事情嗎？

一邊交錢，一邊指著版權頁上“九龍農圃道新亞書院”幾個字問書店老板：“您知道這個地方嗎？離您這個店應該不遠?！彼臅晏柗Q“專營文史哲書籍”，又說這個店已開了三十多年，有點歷史了，總該多少知道點錢穆先生、知道點新亞書院吧。結果讓人失望，他看了看，搖頭苦笑，實在是不知道。

看著他臉上的歉意，還是表示了感謝。畢竟，在他的店里買到了曾屬于新亞書院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