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雷蒙·威廉斯與“關鍵詞批評”的萌生

如果說文學批評是雷蒙·威廉斯全部思想的起點與核心1，那么發(fā)軔于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的“關鍵詞批評”則可謂其文學批評中一顆散發(fā)著璀璨光芒的明珠。如緒論所述，“關鍵詞批評”以核心詞匯為考察重心與中心，從歷時和共時層面對之進行細致梳理，并揭示出這些關鍵性詞語背后隱含的政治思想傾向與人文發(fā)展蹤跡，具有獨到的研究視角和開闊的理論視野?！瓣P鍵詞批評”孕育于文化研究這一母體之中，源自雷蒙·威廉斯的創(chuàng)造性想法。雖然雷蒙·威廉斯本人并沒有直接使用“關鍵詞批評”這一名稱，但他卻是第一位明確提出并全面實踐“關鍵詞批評”的學者。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一書，正式開創(chuàng)了以“關鍵詞”解析為社會和文化研究有效路徑的獨特方法，可視為“關鍵詞批評”興起的標志。不過，“關鍵詞批評”的萌生卻可以回溯至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與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及其從事成人教育的人生經(jīng)歷均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lián)。

一、“關鍵詞批評”與文化研究

雷蒙·威廉斯（1921—1988）是對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的英國著名學者，他不僅是英國新左派的領軍人物，還是當代英國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雷蒙·威廉斯一生筆耕不輟，著述宏富，除發(fā)表為數(shù)眾多的學術論文、學術隨筆及三十余部學術著作之外，還創(chuàng)作了劇本、小說等多部文學作品。阿蘭·奧康諾（Alan O’Connor）在《雷蒙·威廉斯：寫作、文化與政治》（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Culture, Politic, 1989）中用數(shù)十頁篇幅列出了雷蒙·威廉斯編撰的論著目錄，其中包括《閱讀與批評》（Reading and Criticism, 1950）、《從易卜生到艾略特的戲劇》（Drama from Ibsen to Eliot, 1952）、《文化與社會：1780—1950》、《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1961）、《鄉(xiāng)村與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1974）、《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 1977）、《唯物主義和文化問題》（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1980）等有影響的著述。創(chuàng)作與批評兼善的雷蒙·威廉斯自如游走在文學批評、文化研究、傳播學等諸多領域，且均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取得了跨越多個學科的學術成就，無愧于愛德華·湯普生（Edward Thompson）稱其為“我們時代的駿才”2的贊譽。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在為阿蘭·奧康諾所著《雷蒙·威廉斯：寫作、文化與政治》一書撰寫的《前言》中也對雷蒙·威廉斯評價甚高，將他與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和于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相提并論，認為他是戰(zhàn)后乃至20世紀英國最具原創(chuàng)性、最有影響力、最為卓越的文化思想家。特里·伊格爾頓眼中的雷蒙·威廉斯“以其睿智、獨到的思想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同仁所無法企及的涉獵廣度”，成為英國左派知識陣營中最具智慧和獨立思考精神的知識分子。3

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與其文化研究開山之作《文化與社會：1780—1950》有著直接的血脈關聯(lián)。在1956年完成、1958年正式出版的《文化與社會：1780—1950》一書中，雷蒙·威廉斯緊密聯(lián)系社會歷史變遷，考察了“工業(yè)”（industry）、“民主”（democracy）、“階級”（class）、“藝術”（art）、“文化”（culture）這五個在現(xiàn)代社會意義結構中占據(jù)著極為重要地位的詞語的語義嬗變及用法變化，可以說已經(jīng)開啟了其“關鍵詞批評”的早期實踐。此外，我們今天在《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一書中所看到的一些內(nèi)容，雷蒙·威廉斯當年原本是希望把它們作為《文化與社會：1780—1950》的部分內(nèi)容一并出版的，后因故而未能如愿。雷蒙·威廉斯在《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的《導言》中說明他最初選擇了200多個“在一般的討論里所看到或聽到的，而且在用法上有些是很有趣的，有些是很難下定義”的詞語，后來又從中精選了60個詞語，以注解及短評的形式對這些詞義加以討論，擬以《文化與社會：1780—1950》附錄形式出版。4在出版社的要求下，雷蒙·威廉斯忍痛割愛撤下了這部分內(nèi)容，并在此后約二十年間不斷增刪調(diào)整。1976年，該部分內(nèi)容終于得以《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之名獨立成書并正式出版。1983年再版時，雷蒙·威廉斯又對全書作了修訂，并增加了“無政府主義”等21個詞條，使該書的總詞條量臻至131個。

如前文所述，“關鍵詞批評”興起的標志是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的問世，其萌芽卻始于《文化與社會：1780—1950》一書。正如雷蒙·威廉斯自己所言，他對詞匯問題的關注是在寫作《文化與社會：1780—1950》時所激發(fā)的。不過，如果我們再往更早一些時候回望，可以發(fā)現(xiàn)，《文化與社會：1780—1950》一書的寫作又是他1946——1948年間參與編輯頗有影響的左派雜志《政治與文學》時所發(fā)起的一個探討的延續(xù)，即用他們這一代人的經(jīng)驗重新詮釋“文化”一詞所描述的傳統(tǒng)。雷蒙·威廉斯對“文化”的關注與思考在很大程度上與F. R.利維斯有關。20世紀五六十年代，雷蒙·威廉斯深受F. R.利維斯的影響，特里·伊格爾頓就曾稱他為左翼利維斯主義者。就理論淵源而言，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批評思想雖然受到F. R.利維斯的直接影響，但他最終實現(xiàn)了對其文化至上論和精英文化批評思想的繼承、超越和發(fā)展。

F. R.利維斯是英國當代最著名的文學批評家之一，著有《大眾文明和少數(shù)人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1930）、《重新評價：英詩的傳統(tǒng)與發(fā)展》（Revaluation: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nglish Poetry, 1936）、《偉大的傳統(tǒng)：喬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約瑟夫·康拉德》（The Great Tradition: George Eliot,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 1948）等影響甚大的學術著作。雷納·韋勒克（René Wellek）認為他是繼T. S.艾略特之后20世紀最有影響的英國批評家，在英國批評史上占據(jù)著與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不相上下的地位。5F. R.利維斯在文學批評實踐中注重文本細讀，但又不同于僅局限于文本內(nèi)部的新批評，而是將文學作品的閱讀與社會生活聯(lián)系起來。這也許受到了馬修·阿諾德“文學即是生活批評”的觀點和T. S.艾略特《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1919）倡導的有機主義文學史觀的影響，使得其文學觀念帶有一定的社會學傾向。6

雷蒙·威廉斯對F. R.利維斯的文學思想持一種批判性繼承的態(tài)度，甚至可以說對其的發(fā)展遠大于接受。雷蒙·威廉斯吸納了F. R.利維斯從文化的表現(xiàn)形式入手考察社會的理路，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文學批評與社會歷史批評相結合，拓展了文學研究的領域。雷蒙·威廉斯不贊成把文化僅僅看作承續(xù)偉大文學傳統(tǒng)、表現(xiàn)人性永恒真理的經(jīng)典杰作這樣的精英主義文化觀。F. R.利維斯在《大眾文明和少數(shù)派文化》等著述中比較典型地表現(xiàn)出了英國傳統(tǒng)人文主義對廣告、電視、廣播等大眾文化的態(tài)度，批評了大眾傳播機構及其產(chǎn)品，并認為媒介和大眾文化共同造成了當代文明和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割裂。在F. R.利維斯等持文化精英主義批評立場的學者眼中，英國原本是一個有機和諧的社會，文化則是少數(shù)天才人物的創(chuàng)造性成果。正是在少數(shù)文化精英的努力下，高雅文學記錄并傳承了人類對過去的“最佳體驗”。然而，隨著工業(yè)革命的發(fā)生、發(fā)展，當代社會盛行的是追逐經(jīng)濟利益的大眾文化，催生并激發(fā)了大眾的物質(zhì)欲望，從而降低了他們的道德水準、文化品格，文化精英應當力挽狂瀾，以改變這種頹靡之風氣。不過，頗具反諷意味的是，“利維斯們”對大眾文化雖持拒斥和否定的態(tài)度，卻在事實上將其納入了文學研究的視野。7而這一點恰恰也給了雷蒙·威廉斯以與F. R.利維斯批判大眾文化初衷完全相悖的啟迪。他認為，文學并非表現(xiàn)人類情感的最高級形式，只是其中的一種形式，文學體現(xiàn)了某些階級、階層的社會與文化價值觀，文學的發(fā)展與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的發(fā)展密切相關。雷蒙·威廉斯認為文學對人們社會意識的形成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因此，解析文學作品產(chǎn)生、傳播的社會環(huán)境，特別是文學與社會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關系，尤其顯得重要。雷蒙·威廉斯理想中的文化并非精英文化，他也不承認藝術的特殊地位，而是把它看作普通的文化實踐，甚至說“藝術與生產(chǎn)、商務活動、政治、家政管理并無二致”。8秉持平民立場的雷蒙·威廉斯大膽地將研究視野投注到F. R.利維斯等人所鄙夷的大眾文化、通俗文學、媒介研究等領域之中，堅信廣播、電視、廣告乃至體育賽事、流行歌曲等大眾文化也承載著社會意義和價值觀，有助于人們認識社會，并有著塑造民眾思想意識的文化作用，使之首次以非批判對象的形式成了文化研究的對象，這些都對其文化唯物論思想的誕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9

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概念，當然也可以稱之為“關鍵詞”，即“文化”。雷蒙·威廉斯曾坦言他寫作《文化與社會：1780—1950》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反對其時英國思想界盛行的以T. S.艾略特、F. R.利維斯為中心形成的精英文化或曰文化保守主義立場。10這種精英主義的文化觀念名義上是為了捍衛(wèi)高雅文化，實際上卻起到了反對“二戰(zhàn)”后蓬勃發(fā)展的民主意識、大眾教育和社會主義追求的作用，具體表現(xiàn)在對大眾、大眾傳播與大眾文化的偏見上。而這些觀點恰恰與平民出生的雷蒙·威廉斯所膺擁的草根情懷背道而馳，于是，駁斥這種思想傾向便自然而然地成了雷蒙·威廉斯寫作《文化與社會：1780—1950》的動機之一。11雷蒙·威廉斯本人也直言不諱地宣稱，T. S.艾略特的小冊子《關于文化的定義的札記》（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1948）是他寫作《文化與社會：1780—1950》一書的最初動因。我們也完全可以將《文化與社會：1780—1950》視作雷蒙·威廉斯在與T. S.艾略特、F. R.利維斯的思想對話中展開的關于文化問題的深入思考。劉進認為，在這種對話中，雷蒙·威廉斯“試圖以他當時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文化立場’來融會、整合利維斯主義”。12筆者在第三章中還將結合“關鍵詞批評”生成發(fā)展的文化語境就雷蒙·威廉斯對“文化與文明”傳統(tǒng)及利維斯主義的批判性繼承做進一步探討。

雷蒙·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1780——1950》中對“文化”這一“關鍵詞”進行了透辟的解析，確立了自己不同于精英立場的文化觀念。雷蒙·威廉斯開宗明義地坦言自己“試圖說明文化觀念及其各種現(xiàn)代用法是如何及為何進入英國思想的，同時探討文化觀念從開始到當代的演變過程”，從而“說明并詮釋我們在思想和感覺上對19世紀后期以來英國社會變遷的反應”。他認為，只有在社會歷史發(fā)展的脈絡中，才能充分理解“文化”一詞的用法及其所涉及的各種相關問題。13雷蒙·威廉斯在對“文化”一詞意涵進行深入思考時，發(fā)現(xiàn)其意涵的發(fā)展其實是人類對社會、經(jīng)濟及政治生活中的歷史變遷引發(fā)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續(xù)的反應”的記錄?！段幕c社會：1780——1950》在梳理18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英國社會思想史的“文化與社會”傳統(tǒng)的基礎上，回溯了英國工業(yè)資本主義以來的文化批判傳統(tǒng)，以及“文化”一詞在W.布萊克（W. Blake）、T. S.艾略特、W.莫里斯（W. Morris）等人論著中語義演變的歷史，指出“文化”與“階級”“藝術”“工業(yè)”“民主”的關聯(lián)性蘊含了“思想、歷史的結構”。14在《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中，雷蒙·威廉斯以“文化”一詞的拉丁文詞源colere具有的“栽種”“照料”意涵為考察的起點，指出其意義、用法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活動有關。雷蒙·威廉斯發(fā)現(xiàn)“文化”一詞在其所有的早期用法中，都是一個表示“過程”的名詞，意指“自然生長的培育過程”，即對某物（尤其是某種農(nóng)作物或動物）的照料。16世紀初，“文化”通過隱喻，由“照料動植物的成長”延伸為“人類發(fā)展的歷程”。雷蒙·威廉斯認為，“文化”在英文中詞義的轉(zhuǎn)變發(fā)生于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前半葉，而且與“工業(yè)”“民主”“階級”“藝術”等詞匯意義的變遷具有一種思想及歷史上的關聯(lián)性。他認為“文化”主要有三類意涵：其一，獨立、抽象的名詞，用來描述18世紀以來思想、精神與美學發(fā)展的一般過程；其二，獨立的名詞，用來表示關于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群體或全體人類的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其三，獨立、抽象的名詞，用來描述關于知性的作品與活動，尤其是藝術方面的。隨后，雷蒙·威廉斯還通過對“文化”一詞在德文、北歐語言與斯拉夫語系等中的人類學用法及對相關衍生詞“耕種、栽培、教化”（cultivation）、“被耕種的、有教養(yǎng)的、優(yōu)雅的”（cultivated）的檢視，指出其意義的復雜與變異彰顯了思維觀點的差異、曖昧或重疊，包含了有關活動、關系與過程的不同觀點，這種復雜性并不是在“文化”這個詞語之中，而是在這些不同的意涵所呈現(xiàn)的問題之中。15基于此，雷蒙·威廉斯指出，“文化一詞意涵的發(fā)展，記錄了人類對于社會、經(jīng)濟以及政治生活中這些歷史變遷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續(xù)的反應；我們不妨把這段發(fā)展的本身看成一幅特殊的地圖；借助這幅地圖，我們可以探索以上種種歷史變遷的性質(zhì)”。16從雷蒙·威廉斯聯(lián)系社會發(fā)展考察“文化”一詞的語義嬗變史，我們也可以推斷彼時他已經(jīng)有比較明確的“關鍵詞批評”設想并開始了早期實踐。

簡而言之，雷蒙·威廉斯不是把“文化”當作觀念形態(tài)的東西，而是在歷史的動態(tài)發(fā)展和詞義的復雜演進中認識“文化”在改造物質(zhì)世界的過程中所起的能動作用，因而，透過“文化”一詞意涵的發(fā)展和嬗變過程可以探索社會歷史變遷的性質(zhì)。雷蒙·威廉斯認為，作為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是社會意義和價值的載體，并非社會政治、經(jīng)濟的附屬物，更非僅為社會經(jīng)濟狀況的簡單反映，而同樣也是整個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構成因素，且有自身演變的過程，在社會變革中發(fā)揮著不可小覷的作用。17因此，雷蒙·威廉斯視“文化”為各種復雜的社會政治斗爭和沖突發(fā)生的現(xiàn)實場域，而且他并不像以F. R.利維斯為代表的英國傳統(tǒng)人文主義研究者那樣僅專注于精英文化研究，在相當大程度上忽視甚至否認通俗文化或流行文化的價值，而是吸取F. R.利維斯文本分析的方法及其對現(xiàn)實的批判立場，并將之應用于“利維斯們”曾經(jīng)鄙薄的通俗文化領域。同時，他也不認同將通俗文化與工人階級文化之間畫上等號的做法，從而避免了簡單地將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二元對立。這就意味著雷蒙·威廉斯不僅對原本處于社會邊緣、文化邊緣的通俗文化的研究價值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而且以一種“平視”的學理態(tài)度對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進行觀照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勾連二者之間鴻溝的作用。

在《文化與社會：1780—1950》和《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中，雷蒙·威廉斯均力圖突破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范式和學科疆域，在西方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興盛的文化語境中，另辟從社會大視角和多語境角度詮釋具有時代新質(zhì)的文化研究核心語匯的新路徑。這也是其“關鍵詞批評”的一大特點，即不局限于某一學科研究領域，而是在宏闊的社會歷史變遷及文化語境中對一些起到重要作用的“關鍵詞”進行深入闡析。毋庸諱言，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雷蒙·威廉斯對文化與社會詞匯的考察偏重于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解讀，以致有人批評他在《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中將自己的文化政治觀點滲透至關于“關鍵詞”的解釋中，充滿黨派之見。其實，這一解讀傾向與雷蒙·威廉斯本人的階級出身、政治立場、人生經(jīng)歷均有一定關聯(lián)。

1921年8月，雷蒙·威廉斯出生于威爾士與英格蘭接壤的邊地——潘迪（Pandy）的一個勞工階層家庭。他的祖父曾當過修路工人，父親也在火車站當過腳夫、鐵路信號員。雷蒙·威廉斯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工黨的堅定支持者和工人運動的活躍分子，他的父親更是曾經(jīng)參加過英國工人運動史上著名的1926年總罷工。雷蒙·威廉斯幼年在簡陋的鄉(xiāng)村小學學習，中學考入位于艾伯加維尼鎮(zhèn)上的愛德華一世文法學校。1939年，雷蒙·威廉斯以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并獲得國家獎學金，順利進入了劍橋大學英文系求學?！岸?zhàn)”爆發(fā)后，雷蒙·威廉斯于1941年中輟學業(yè)，應征入伍?！岸?zhàn)”結束后，雷蒙·威廉斯重返劍橋大學完成學業(yè)。在祖父和父親的政治立場的影響下，雷蒙·威廉斯較早就積極參與工黨的政治活動，后來在其學術研究和《邊遠的鄉(xiāng)村》（Border Country, 1960）等文學創(chuàng)作中也對工人階級的現(xiàn)實處境問題進行了持續(xù)性的關注和反映。雷蒙·威廉斯被特里·伊格爾頓譽為“英國有才氣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和“戰(zhàn)后英國獨一無二的最重要的批評家”，也曾受到《新左派評論》主編拉賓·布萊克本“英語世界最權威，最堅定，最有原創(chuàng)性的社會主義思想家”18的盛贊，但他始終堅持開放姿態(tài)和民主思想，在信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和立場的基礎上，吸納各派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并結合自己的批評實踐，構建出一種新穎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綜觀雷蒙·威廉斯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唯物主義與文化問題》等著述，可見其文化唯物主義理論體系力圖從文化的角度對社會進行探析和批判，強調(diào)理論研究對社會實踐的干預性，這正是其政治追求、理論思考和社會實踐交互影響、逐漸發(fā)展的結果。

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既生發(fā)于文化研究之中，其本身又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羽翼之一。特里·伊格爾頓在《縱論雷蒙·威廉斯》指出，從《文化與社會：1780—1950》到《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語言問題自始至終是雷蒙·威廉斯在思想上熱情探究的問題之一，在他看來，詞語是社會實踐的濃縮，是歷史斗爭的定位，是政治智謀和統(tǒng)治策略的容器。19《新左派評論》把它所激發(fā)的知識效應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評”?！蛾P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一書中譯本的封底也有如是評價：雷蒙·威廉斯一生的知識工作與文化唯物主義息息相關，《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無疑為此提供了詳盡而有系統(tǒng)的注釋，也為他的“文化與社會”的方法提供了實際有用的工具。20

文化研究借鑒了文學、歷史學等多個不同學科的研究理路，具有鮮明的跨學科特征，而作為英國文化研究發(fā)起者之一的雷蒙·威廉斯，其個人的學術研究也同樣具有鮮明的跨學科特點。劉進用“博雜的‘邊界’式寫作”來概括雷蒙·威廉斯寫作的雜蕪狀態(tài)是頗為貼切的。他認為這種雜蕪表象源于其寫作對包括人們習以為常的諸多學科界限在內(nèi)的各種“邊界”的打破，而雷蒙·威廉斯的文學批評則是將他穿越各種“邊界”的寫作統(tǒng)一在“文化革命”主旋律之下的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21特里·伊格爾頓不僅敏銳地察覺到雷蒙·威廉斯始終處于“邊界之國”的狀態(tài)，還聯(lián)系其來自威爾士邊地的階級背景來說明他為何能保持“平和”與“從容”的心境。22趙國新認為，雷蒙·威廉斯的寫作盡管不能直接歸于政治學的范疇，但其所有作品都可以視為對以“文化革命”為核心的“長期革命”思想的表達和發(fā)展。23特里·伊格爾頓還曾用雷蒙·威廉斯自己關注的一個“關鍵詞”——“聯(lián)系”（connecting）所具有的“運動”“復雜”“困難”“變化”內(nèi)涵來描述這一博雜狀態(tài)，進而指出無法用社會學、哲學、文學批評或政治理論等這些既有名稱來概括雷蒙·威廉斯的著述，它們既像“創(chuàng)造性”和“想象性”的作品，又像“學術著作”。24而正如劉進所分析的那樣，雷蒙·威廉斯既集理論家的嚴謹、深刻與文學家的靈動、敏思為一身，又融歐洲大陸傳統(tǒng)的理性與英國本土的經(jīng)驗（尤其是凱爾特人的細膩感覺）于一體，這使其得以在創(chuàng)造性寫作與學術性研究之間，乃至不同學科和不同文化現(xiàn)象之間自如穿梭。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很難用文學家、戲劇教授、文學批評家、文化理論家、社會學家、政治思想家等名稱來準確命名他的身份，這些身份他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劉進認為，也許雷蒙·威廉斯自稱的“寫作者”（writer）才是最合乎其身份的稱謂。25

雷蒙·威廉斯看似博雜的寫作表象之下，其實有著一個堅實而統(tǒng)一的內(nèi)核，即其對激進政治主題的持續(xù)堅守并轉(zhuǎn)化為獨具特色的“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26雷蒙·威廉斯認為，經(jīng)濟斗爭和政治斗爭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文化領導權的形成則是其中一個“深刻而必需的過程”。他把這樣一個文化過程稱為“漫長的革命”，這并非指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階級暴力革命，而是指社會整體的歷史變遷。雷蒙·威廉斯強調(diào)以“文化革命”為核心的這一“漫長的革命”意味著真正的斗爭，它“對于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民主和經(jīng)濟凱旋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戰(zhàn)斗組成”。27有學者指出，與社會的政治變革和經(jīng)濟變革相比，雷蒙·威廉斯更重視文化變革，即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的變化對于社會的巨大影響。28雷蒙·威廉斯從來就不是在象牙塔內(nèi)進行純學術研究不問世事的學者，而是秉持一顆與社會發(fā)展脈搏共振的火熱之心，以極大的社會責任感在從事文化研究、文學批評的同時積極介入社會實踐和藝術實踐。這從我們上面對他重視大眾文化并以犀利的學術眼光對大眾文化進行透徹研究的分析中可見一斑。他早年關注并參與表現(xiàn)主義戲劇運動，晚年還參加了英國政府的文化和藝術政策的制訂工作，格外關注科技發(fā)展對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將學術思考與現(xiàn)實問題密切結合，“以自己畢生的創(chuàng)作活動和理論研究體現(xiàn)了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身體力行、知行合一的典型風范”29。而文化研究就是像雷蒙·威廉斯這樣有極強社會使命感的知識分子貫通學術研究與現(xiàn)實政治的重要路徑，他摒棄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精英立場及文化等級秩序，秉持非精英主義文學立場，在成人教育等各種文化活動中密切聯(lián)系左翼工人運動，對利維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有效的改造、融合與推進，將文化自身視為一種介入社會政治和現(xiàn)實的物質(zhì)性實踐力量。

二、“關鍵詞批評”與成人教育

雷蒙·威廉斯的家庭出身背景、豐富的社區(qū)生活經(jīng)驗、長年從事成人教育的工作經(jīng)歷及積極投身民主運動的斗爭實踐，均為其日后進行包括“關鍵詞批評”在內(nèi)的文化理論探索和批評實踐工作夯實了現(xiàn)實基礎。縱觀雷蒙·威廉斯的學術人生，成人教育這段從業(yè)經(jīng)歷的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實，早在“二戰(zhàn)”期間，雷蒙·威廉斯就開始關注軍隊中開展的成人教育工作，認識到它對平民階層爭取社會平等將產(chǎn)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工人階級家庭的出身也使雷蒙·威廉斯認識到提升工人教育對推廣社會主義式民主的意義。1946年畢業(yè)后，雷蒙·威廉斯放棄了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提供的職位，前往由牛津大學一些社會主義教員負責的“工人教育協(xié)會”（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擔任校外成人教育的指導教師，講授文學和國際時事方面的課程。當時，愛德華·湯普森、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等許多左派學者或接近左翼的自由派學者也做出了和雷蒙·威廉斯同樣的選擇，積極介入成人教育事業(yè)。30對雷蒙·威廉斯來說，從事成人教育工作的這一段人生經(jīng)歷對其日后開展的文化研究及“關鍵詞批評”問世的影響可謂最為直接。

雷蒙·威廉斯坦言當年是懷抱著冀望對社會變遷有所裨益的熱忱參與成人教育的，并非旨在創(chuàng)建一門新的學科。然而，文化研究這一影響甚大的新興學科恰恰就產(chǎn)生于成人教育之中。雷蒙·威廉斯回憶道，當他和理查·霍加特等人開始在大學任教時，采用了此前他們在校外班和“工人教育協(xié)會”中從事成人教育時常用的教學方法，把當代文化引入大學的日常教學當中，并將歷史與文學、藝術聯(lián)系起來，面對他們這種做法，大學里的人的反應是紛紛驚呼出現(xiàn)了一門新學科——文化研究。學術界通常也將雷蒙·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1780—1950》《漫長的革命》與理查·霍加特的《讀書識字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 with Reference to Publications and Entertainments, 1958）、愛德華·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視為英國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然而，雷蒙·威廉斯卻認為“文化研究誕生于50年代的某某書中”這類說法是不可信的，他堅持的是這樣的觀點——“有關藝術和文學教學以及它們與歷史和當代社會之間關系的視角轉(zhuǎn)變，始于成人教育，而不是別的地方”。31雷蒙·威廉斯從事成人教育時，還曾與朋友合辦了《批評家》（The Critic）和《政治與文學》（Politics and Letters）雜志。雷蒙·威廉斯后來在接受《新左派評論》采訪時直言，他早年創(chuàng)辦的《政治與文學》就是面向成人教育的。他指出，當時“工人教育協(xié)會”的每一位導師幾乎均為某一派別的社會主義者，而且都在從事成人教育工作，因而，他們認為“雜志與這種很有希望的組織形式相關聯(lián)，它與工人階級運動有著全國性的聯(lián)系網(wǎng)絡”。32按照雷蒙·威廉斯的說法，如果說《政治與文學》預設的讀者群體和實際面對的讀者群體的確存在的話，那么其主體無疑就是從事成人教育的導師們和參加成人教育的學生們。33由上述文化實踐可以看出，成人教育對包括雷蒙·威廉斯在內(nèi)的新左派知識分子及英國文化研究的誕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理查·霍加特同樣也認為成人教育的經(jīng)歷是促成雷蒙·威廉斯寫作《文化與社會：1780—1950》、愛德華·湯普森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的重要影響因素，而他自己學術興趣的形成也與這段成人教育工作經(jīng)歷密不可分。34雷蒙·威廉斯的家庭出身及政治立場都促使他密切關注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tài)，也促使他畢業(yè)后主動選擇了將自己的心血和精力首先投注到成人教育工作之中，為那些相對社會主流文化而言位處社會邊緣群體的人們提供教育。而“工人教育協(xié)會”發(fā)起并推動英國成人教育的出發(fā)點，就在于為那些無緣接受正規(guī)大學教育的社會底層青年提供人文學科方面的教育，進而促使他們認識到社會變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趙國新指出，這一時期英國的成人教育受到保守的費邊社改良主義和左派的激進人文主義這兩股政治力量的塑造，它們都在成人教育中寄寓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前者以消除愚昧無知和文化匱乏作為建立合理社會的有效措施，后者把成人教育當成交流思想的論壇，想通過啟蒙式學習和不帶功利性的教學，讓未來的人們變得更加完善”。35由此可見，成人教育不僅具有社會慈善性質(zhì)的一面，更具有文化政治宣傳功能的一面。

雷蒙·威廉斯一直高度重視文化教育工作，他認為這是喚起普通民眾民主意識、爭取民主權利的一種有效手段。他自言在這一方面受到了F. R.利維斯重視教育的思想的影響，因此，當他得知牛津大學為“工人教育協(xié)會”開設成人教育時決定投身于這份讓他感覺是“福從天降”的工作。36雷蒙·威廉斯一方面將I. A.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威廉·燕卜蓀、F. R.利維斯等人所倡導的實用批評應用于成人教育的教學實踐之中，另一方面，又突破了深受傳統(tǒng)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影響僅將文學批評專注于經(jīng)典文學的學科疆域，而是對廣告、電影、雜志、報紙等各類當代流行文化形式進行了密切的學術關注。雷蒙·威廉斯通過成人教育工作切實認識到不為精英文化重視（乃至漠視甚或鄙視）的流行文化對于這些主要來自勞工階層的接受成人教育的學生日常生活的深重影響。因而，雷蒙·威廉斯在從事成人教育工作講授文學和國際時事等方面的課程時，很自然地開始關注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充分認識到這些文化形式在當代社會中的意義和價值，畢竟它們也是接受成人教育的這些學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雷蒙·威廉斯講授國際關系課程時就時常和學生們一起研讀各類報紙上的國際報道及時評內(nèi)容，其中既有《每日電訊報》（Telegraph）、《泰晤士報》（Times）這樣的保守派色彩濃郁的報紙，也有《每日快報》（Express）、《每日郵報》（Mail）之類的透散著平民風格的報紙，還有工黨的《鏡報》（Mirror）、《每日論壇報》（Daily Herald）及英國共產(chǎn)黨的《工人日報》（Daily Worker）等黨派色彩鮮明的報紙。37雷蒙·威廉斯認為，閱讀文學作品的方法同樣可以用于報紙、廣告、流行小說、小冊子等的閱讀之中，而且它的分析方式也同樣適用于考察電影、建筑、廣播等文化形式。他還稱這一方法是“文學導師所能提供的一種最為直接有效的特殊社會訓練形式”，并以自己從事成人教育的切身體驗為例稱“據(jù)此進行的試驗似乎非常成功”。38因此，雷蒙·威廉斯在從事成人教育時要求學生認真閱讀其時影響較大的各大報紙，并對之進行比較分析。除了借鑒運用文本細讀等文學批評方法之外，雷蒙·威廉斯還引入了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視角，引導學生在更為寬廣的視域中深入分析這些文化現(xiàn)象，由此反思“二戰(zhàn)”之后英國社會歷史文化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