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懷念老舍

1978年2月24日，巴金到京出席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3月7日在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結束后，在京停留了十天，由李小林陪同，看望了許多朋友。

老舍的飲恨而去，給巴金帶來了長久的悲痛。1977年10月，李小林來京為《浙江文藝》組稿，曾代表巴金去老舍家看望舒伯母胡絜青。

巴金與胡絜青“文革”后第一次見面是在一次午宴上。1978年3月9日午，胡絜青在交道口康樂酒家請巴金。同席的有曹禺，小林，老舍之子舒乙、小女舒立，我和馬宗融之子馬紹彌也參加了。老舍家附近有幾家熟悉的餐館，為何要安排到稍遠的“康樂”？胡絜青事先對我說，“康樂”未搬新址前，離他們家不遠，閩菜，做工精細，也是老舍常請人吃飯的一家餐館。曹禺用車將巴金父女從前門飯店接來。吃飯時，胡絜青談得多的是北京市為老舍平反工作進展的情況，巴老的話不多，曹禺談興較濃。曹禺笑著對巴金說：“去年有次我去老舍家，抱了一只大公雞，弄得胡絜青莫名其妙。”那天恰巧我在場，曹禺問我，那只雞是不是很精神，很有生氣？曹禺講的這個趣事，弄得滿席哈哈大笑。結束時，胡絜青說今天機會難得，一起合個影。三位長輩坐著，我們幾位小輩站在后面輪流照。一周后，巴老離京返滬前夕，又去了豐富胡同9號老舍家，他說晚飯后去，孩子們都下班了，人齊。約6點半，我坐嚴文井同志的車去接巴老和小林。巴老先去東單何其芳家，看望了其芳夫人牟決鳴。近8時，到了老舍家。胡絜青及子女舒濟、舒乙、舒雨、舒立并第三代多人圍著巴老坐著。舒濟當時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編輯，她告訴巴老，出版社正在考慮出版老舍的書。1977年起，我多次去過老舍家這個四合院，主人精神的憂傷，周遭環(huán)境的殘敗，給我極深的印象，雖然主人是堅強的，但我每次離去總隱隱感覺縷縷哀思在這個家庭的每個角落游弋，連那鮮艷的花瓣上也能覓到。今天，巴老的到來，使老舍故居生機盎然。

北京市有關部門于1978年6月3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了“老舍先生骨灰安放儀式”，為給老舍同志正式恢復名譽。巴金當時正在北京出席中國文聯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下午2點半，巴老和其他與會人員乘坐一輛大客車前往八寶山。車速很慢，車內寂靜。在儀式上，巴老緊緊握著胡絜青及其子女們的手，他神色激動，仿佛想說點什么，但我沒有聽到他說出什么。巴金曾這樣追記過當時的自己：“為什么會鬧成這個樣子？去年6月3日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參加老舍同志的骨灰安放儀式，我低頭默哀的時候，想起了胡絜青同志的那句問話。為什么呢？從主持骨灰安放儀式的人起一直到我，大家都知道，當然也能夠回答。但是已經太遲了。老舍同志離開他所熱愛的新社會已經十二年了?！薄袄仙嵯壬腔野卜艃x式”當時在文壇反響強烈。至今我還保存了儀式籌備小組發(fā)送的這份通知。正文是手寫復印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北京市文聯主席，著名作家老舍（舒舍予）先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四日不幸逝世。定于六月三日下午三時半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骨灰安放儀式。請您屆時參加。老舍先生骨灰安放儀式籌備小組（電話：5589405）。

1979年11月30日，巴金開完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和第三次全國作代會后回滬。12月6日下午開始寫《懷念老舍同志——隨想錄三十四》，15日下午改定。這是我讀到的巴金寫懷念友人文章中最長的一篇。巴金在文章中贊老舍是“新中國的最大的歌德派”，“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貢獻給了祖國”，是“偉大的愛國者”；為老舍“‘文革’中不幸逝世而痛苦、憤怒”；說老舍“要在中國人民中間永遠地活下去”。說他想起了老舍那句“遺言”：“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來愛我呢？”“我會緊緊握住他的手，對他說：‘我們都愛你，沒有人會忘記你，你要在中國人民中間永遠地活下去！’”

巴金在《懷念老舍同志》中說了那么多話，不僅僅是為老舍，而是為一代知識分子。他在1980年3月6日給李健吾的信中說：“我寫了篇懷念老舍的文章，為知識分子講了兩句話。我這樣想：要實現‘四化’，就離不了知識分子。一般地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好的，老舍是一個代表人物?！?/p>

1984年2月3日，是老舍同志85周年誕辰。為了紀念這位杰出的愛國主義文學家、人民藝術家，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中國劇協、中國曲協和北京市文聯聯合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座談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勛及首都文藝界300多位知名人士參加了座談會。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因事未能到會，托人捎來一封信給老舍夫人胡絜青，并附上她和周恩來同志的一張合影。照片中鄧穎超同志拿的扇子上有胡絜青的畫和老舍的題字。

中國文聯副主席夏衍主持了座談會。在中國文聯主席周揚長篇發(fā)言后，大會宣讀了中國作協主席巴金題為《我敬愛的老舍同志》的熱情洋溢的書面發(fā)言，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巴金在《我敬愛的老舍同志》中回顧了自己作為一名“老讀者”和“老朋友”與老舍幾十年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誼后說：“我敬愛他，他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的全部作品都貫串著一根愛國主義的紅線，他的一生的工作都圍繞著這樣一個愿望：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我了解他，因為我也看夠了外國侵略者在我們土地上橫行霸道，無惡不作；我也曾像一個無家孤兒在國外遭受白眼，任人欺凌。一個熟悉的聲音像警鐘似的在我的腦子里敲了幾十年：‘我愛咱們的國呀！’在他的作品中讀到多少怨恨，多少悲痛，多少愿望?。≡竿?，是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國人民有一天會站起來。

“我敬愛他，他‘心中有那么一種感情’，他自己叫它做‘熱愛今天的感情’。他從美國回到北京十幾年中間，一連寫了十多個反映新生活、歌頌新社會的話劇劇本，就是這種感情使他‘欲罷不能’。這種感情是很可貴的。有了它，他才能和人民同喜怒、共哀樂。他說：‘熱愛今天的事，更重要的是熱愛今天的人，我們就不愁寫不出東西來?！洱堩殰稀返淖髡甙研慕唤o了我們。熱愛今天的人有權活到今天。他不能同我們一起共度誕辰，我感到遺憾。然而這樣一顆火熱的心是不會死的。即使他的骨灰盒里沒有留下骨灰，他的心要活在每一個朋友的心里，活在每一個讀者的心中。他的那些杰作已成為世界文學的寶貴財富。”

巴金是在病中趕寫《我敬愛的老舍同志》的，他起早，用復寫紙寫，突破了一天幾百字的限制，兩個早晨就完成了這篇兩千字左右的文章。1984年，為紀念老舍85周年誕辰，老舍的家人希望巴金再寫篇文章，巴金正住院治療，中國作協領導派我去上海為巴老寫這篇文章做點輔助工作。巴老在病榻上同我談了一個上午，我詳細地記下了，又多遍讀了他的《懷念老舍同志》一文。星期六一整天，我將巴老所談整理好，想第二天送他改定，如果順利，星期一就可回京了。事也湊巧，曹禺當時也在上海，就住附近的一家賓館。他得知我來了，約我陪他和夫人李玉茹吃晚飯。席間，他談起也答應寫紀念老舍的文章，但近日精力不支。他說：“泰昌，完成了巴金的任務后，再為我辛苦一下，晚兩天走。”他還開玩笑地說：“要不要我給你們領導打個電話？”他說：“明天是星期天，看望巴老的人多，他不大能靜下來改文章，不如你星期一去，今晚我同你談談。”曹禺是個夜貓子，他一談就談到午夜，告別時，他建議我明天找個地方轉轉，休整休整。

就這樣，星期天早飯后，《解放日報》丁錫滿、吳芝麟和祝鴻生陪我去郊縣嘉定，嘉定鎮(zhèn)名勝古跡眾多，僅參觀了素有“吳中第一”之稱的孔廟，就時近中午。我喜愛竹刻，嘉定是竹刻之鄉(xiāng)，看了幾家竹刻商店已近中午1時，當地主人請吃南翔小籠包等名點，午飯結束已3點，休息了一下，又到吃晚飯的時候。因為已約好《收獲》編輯部請諶容和我，我們匆忙驅車往回趕。至靜安賓館已7點多了，我匆匆上二樓，在我住室門口，兩位強壯的男士截住了我，不讓我開門，將我?guī)У揭粯谴筇?。問清了我的身份后，賓館負責人抱歉地說，傍晚有人從窗戶爬進了我的房間，行竊后又到隔壁房間行竊，為保護現場，今晚他們安排我另住他處。隨后，公安人員詳細地詢問我留在房間里的有多少錢，有多少值錢的東西。他們分析說：“因為慌張，小偷來不及仔細翻找，索性將你的提包一齊拿走了?！?/p>

我的旅行袋里沒有現金，也沒有公安人員詢問的如手表、相機等值錢的東西，除了換洗衣服外，主要是一些文字圖片資料，如巴老與我談的有關老舍的原始記錄，約有兩千字；曹禺與我談的有關老舍的原始記錄，約有兩千字；我整理出來的巴老談老舍原稿；還有一卷尚未沖洗的柯達底片，是我來滬前替冰心拍的生活照。冰心對我說：“你帶到上海去沖洗，送巴老一套，讓他看看我的近況?！?/p>

后來聽說案子破了，聯系幾次，我的那些被視為并非“值錢的東西”至今未有下落。對我來說，對社會來說，這些文字、圖片是無價的。特別是想起已逝的曹禺、冰心，和將屆百歲仍在病中的巴老，這個遺憾更深切難忘。

巴老知道我被竊后寬慰我，叫我別急，答應親自來寫。我在上海焦急不安地等了三天，直至巴老將《我敬愛的老舍同志》交給我。

1988年1月2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等單位在京舉行話劇《太平湖》及《老舍之死》首發(fā)式。為戲劇界廣泛矚目的《太平湖》分上、下兩闋，上闋表現了老舍先生投湖自盡的所思所想，表現了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直品格和崇高氣節(jié)；下闋則借助老舍之子舒乙對父親靈魂的追尋，通過老舍靈魂與判官、惡鬼、法師及其筆下人物亡靈的對話，展示了老舍對歷史、社會、人生的深思。社會各界和北京人藝對此劇極其重視，由蘇叔陽執(zhí)筆的劇本曾十四次易稿；人藝三位副院長于是之、林連昆和林兆華分別任老舍、宗月法師的飾演者和導演。演出期間，首都劇場還將舉辦老舍生平資料展，以及由幽州書院主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老舍之死》一書發(fā)售活動。

在《太平湖》排演期間，巴金曾就劇本改編涉及的有關老舍之死的爭議致函蘇叔陽。信中說：“關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殺抗爭，也就是您舉出的第三種說法，不過這抗爭只是消極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為’（這里沒有勇敢的問題）。但在當時卻是值得尊敬的行為，也可以說這是受過‘士可殺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識分子有骨氣的表現，傅雷同志也有這樣的表現，我佩服他們?！?/p>

巴金信中還說：“我們常說‘炎黃子孫’，我不能不想到老舍、傅雷諸位，我今天還感謝他們，要是沒有這一點骨氣，我們怎么能對得起我們的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