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德勒茲（和瓜塔里）“事件”文學理論探微
——“理論之后”文學研究的重建

尹晶

當前，各種后理論大行其道，迷失在純粹的解構之中，“破”而不“立”，令我們無所適從。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應如何閱讀文學作品，尤其是文學經(jīng)典，如何談論其意義和價值？文學是否還能擔當起“文以載道”的功能？事實上，許多學者早已開始反思各種后理論，希望它們能重新思考道德和倫理等宏大議題，從而讓文化和文學理論走出現(xiàn)在的困境。在這些反思中，“事件”這一概念得以凸顯。伽達默爾在談到海德格爾關于藝術作品本質的見解時曾說，“藝術作品的存在不在于去成為一次體驗，而在于通過自己特有的‘此在’使自己成為一個事件，一次沖撞，即一次根本改變習以為常和平淡麻木的沖撞”⁽¹⁾，因此作品“本身也就是一事件”⁽²⁾。德里克·阿特里奇認為“事件”具有“差異性”和“奇異性”，文學作品創(chuàng)造的事件只有改變并重塑某種既定規(guī)范，對社會現(xiàn)實產(chǎn)生影響，為新的意義、身份和生活方式創(chuàng)造可能性，才堪稱具有文學意義的“事件”⁽³⁾。伊格爾頓借助阿特里奇的思考，指出文學藝術的寶貴之處在于“讓我們習以為常的價值重新變得可見，從而讓這些價值受到批評和修正”⁽⁴⁾，因此他期待的是質疑規(guī)范的“文學倫理學”（literary ethics），指出文學的價值在于“逃離結構，破壞系統(tǒng)”（Event: 99），通過“修復人類現(xiàn)狀［……］通過揭露我們賴以生存的規(guī)范、準則、傳統(tǒng)習俗、意識形態(tài)、文化形式當中的任意性本質，文學作品才能完成它們的道德使命”（Event: 103）。⁽⁵⁾

無獨有偶，“事件”具有的差異性、奇異性、偶發(fā)性、獨一無二性也正為當代法國哲學所看重，雖然德里達、德勒茲、利奧塔、巴迪歐等哲學家對“事件”的理解與伊格爾頓并不相同，但就“事件”具有的破壞、顛覆功能而言，他們的思想?yún)s不謀而合。在伊格爾頓那里，文學作品要完成其道德使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讀者的閱讀行動，但他并未具體言明作者、語言究竟如何創(chuàng)造了事件？這些事件究竟是什么？讀者如何被這些事件影響？以及文學作品如何通過這些事件質疑并重塑社會規(guī)范？對社會現(xiàn)實產(chǎn)生影響的目的是什么？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將德勒茲（和瓜塔里）的小民族文學理論與事件概念結合起來，并借助巴迪歐對“事件”的理解，嘗試發(fā)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事件文學理論?！靶∶褡逦膶W”是德勒茲（和瓜塔里）在研究卡夫卡時提出的一個概念。它不是指一種特別的文學，也不是指由少數(shù)族裔作家創(chuàng)作出來的文學，而是“一切語言實踐的革命潛能，通過在表達與內容之間生產(chǎn)多樣的關系和關聯(lián)而向占主導地位的語言闡釋的二元對立形式發(fā)起了挑戰(zhàn)”⁽⁶⁾。正是因為具有這一“革命潛能”，小民族文學才與同樣作為“純粹潛能”的“事件”密切相關：小民族文學對語言進行小民族使用，創(chuàng)造語言事件；通過各種各樣的生成進行小民族政治實踐，讓生命事件在新的情境之中現(xiàn)實化；通過參與表述的集體組裝創(chuàng)造出新的身份和民族，創(chuàng)造語言事件。

語言事件：小民族語言

在《文學事件》中，伊格爾頓提到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從“詞語”的角度談論事件與結構的關系，指出“詞語橫亙于結構與事件的接縫處”。（Event: 200）因此，詞語是以自身固有的“可重復性”不斷地將新的意義帶入作品的結構之中，從而在“結構”和“事件”之中跳躍，強化和消解作品的“結構”。⁽⁷⁾引申一下，在詞語被不斷重復的過程中，新的意義可能會強化或消解詞語的主導意義、固定用法，這種消解具有積極的意義。然而，伊格爾頓并沒有詳述語言事件究竟是什么，它們消解或顛覆的是怎樣的“結構”，又對社會現(xiàn)實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在這里，我們可以借助德勒茲（和瓜塔里）的小民族語言來具體理解這一過程。

在《論英美文學的優(yōu)越性》（“On the Superiority of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中，德勒茲明確指出，對語言進行小民族使用是語言的“事件”，小民族語言“自身已經(jīng)成為事件的創(chuàng)造者”。⁽⁸⁾不過在德勒茲（和瓜塔里）這里，事件不是與恒定“結構”相對的偶然、具象、獨一無二，不是實際發(fā)生的事情或出現(xiàn)的狀態(tài)，而是潛在于非個體、非有機的生命（impersonal, nonorganic Life）之中，并在生命的生成過程中，不斷地現(xiàn)實化（actualize）于具體的事物和狀態(tài)之中，而事件的每次現(xiàn)實化都有所不同。因此“事件”是絕對的內在性差異，呈現(xiàn)為“連續(xù)的變化”，它是內在于不同力量之間的斗爭或交流的潛在變化，“作為純粹的潛能（即真實的、內在的可能）而存在”，是“存在于時空世界之上的非物質轉變（incorporeal transformation），但能夠在語言中得到表達”。⁽⁹⁾事件是由動詞不定式形式表達的，它不依賴于客體和屬性，表明的是事件現(xiàn)實化的推動力。我們可以將“事件”與柏拉圖的“理念”進行對照理解：理念是永恒不變的，存在只是對同一的理念進行模仿；而事件則是絕對的內在性差異，在不斷現(xiàn)實化過程中呈現(xiàn)為連續(xù)的變化，不斷對差異進行重復，不斷使不可能成為可能。

德勒茲（和瓜塔里）之所以如此看重語言事件，是因為他們認為語言是某個時期在某個社會中通用的一套口令（order-word），其功能不是交流或傳遞信息，而是發(fā)號施令，因此語言中充滿了權力關系。社會要求人們使用標準的語言，遵循固定的語法，使用固定的句法和詞匯形式，遵循詞語的主導意義，以便維持他們固定不變的身份（男/女、父/子、君/臣等），從而維持社會秩序。這種標準語言就是德勒茲（和瓜塔里）所說的大民族語言，就像拉康的“象征界”，或克里斯蒂瓦所提出的“象征”的意指過程一樣，其目的是要形成和維持人們的大民族身份或“克分子”身份，從而維持既定的社會秩序。小民族語言不只是次語言、方言或個人習語，而是引發(fā)對大民族語言進行解域、讓其生成小民族語言的能動力量，即語言“事件”。它會讓大民族語言生成小民族語言；故意使語言貧乏或豐富，顛覆詞語的單一意義，打亂既定的句法，創(chuàng)造新的詞匯形式，讓語言的各種構成要素——語音、語義、詞匯、句法等——進行持續(xù)不斷的變化，在大民族語言中形成一種外語，讓語言自身口吃。⁽¹⁰⁾小民族語言讓語言自身口吃，重新分布聲音和詞語、詞語和意義、詞與物、正確的和不正確的語序等。小民族語言就是通過語言事件瓦解銘刻于語言中的權力關系，解域在語言中確立的常規(guī)做法、風俗習慣、大民族身份等，顛覆既定的社會秩序，為新的生命實驗、新的生成創(chuàng)造條件，讓生命事件能夠在新的歷史條件中現(xiàn)實化，從而創(chuàng)造出新的生命可能性、新的身份和新的社會組織形式。

女性主義者認為大民族語言充滿了“男性象征”，歧視和壓制女性，因此西蘇（Hélène Cixous）和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試圖通過“女性書寫”（feminine writing）來創(chuàng)造語言的事件，從而破壞和顛覆這種父權語言具有的固定意義、邏輯和封閉性，抵抗、廢除其中根深蒂固的形式、形象、觀念和概念，對它們進行重新分布，這樣便可以顛覆和解域父權語言，為女性創(chuàng)造新的身份，從而促使新的社會制度出現(xiàn)。克里斯蒂瓦區(qū)分了意指過程的兩大要素“象征”（the symbolic）和“符號”（the semiotic），實際上前者是大民族語言，后者則讓大民族語言小民族化，從而引爆“一場象征和主體的動亂”，打破權力的“主體”，擺脫作為“父系法則”產(chǎn)物的標準話語所具有的壓迫秩序和理性。⁽¹¹⁾這會使女性擺脫被這種標準話語所規(guī)定的否定的、邊緣的地位，為她們創(chuàng)造條件，讓她們展開新的生命實驗，進行新的生成，從而使她們能夠在新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中將生命事件現(xiàn)實化。

對一些英國的前殖民地國家而言，作為大民族語言的標準英語也充滿了權力關系，充滿了對殖民地國家及其文化傳統(tǒng)的偏見、扭曲、歧視和壓制，以維持英國對這些殖民地國家的統(tǒng)治。非裔美國作家巴拉卡（Amiri Baraka）曾指出：“歐洲的語言帶有其創(chuàng)造者和使用者的偏見，你用他們的語言言說，就必定會反對黑人，除非你極力加以克服?！?sup>(12)為了顛覆暗含在大民族英語中的權力關系，非洲作家阿契貝（Chinua Achebe）強調非洲文學應該對英語進行“挪用”和“改寫”，非洲作家“應該力圖開創(chuàng)一種英文，它既是普遍有效的，同時能夠承載他獨特的經(jīng)驗”。⁽¹³⁾曾憑借《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 1980）等作品三次榮膺布克獎的印度英語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表示：“我們不能簡單地按照英國方式使用英語；它需要為我們自己的目標重新使用。……征服英語也許就是實現(xiàn)我們自身自由的過程。”⁽¹⁴⁾對大民族英語進行挪用和改寫，實際上就是通過創(chuàng)造語言事件對標準英語進行小民族使用：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將各種不同的小民族英語深化，不再根據(jù)標準的、固定的語法使用語言，而是在新的語境中將英語拆解為碎片，并將它們與本土語言中的一些異質元素結合在一起。印度英語作家拉伽·拉奧（Raja Rao）是最早提出將英語印度化的作家之一，他認為要按照自己的本土方言埃納德語的節(jié)奏和曲折變化來改造英語，將印度生活的節(jié)奏融入他們的英語表達之中。⁽¹⁵⁾對20世紀80年代后的印度英語作家而言，他為創(chuàng)造英語事件提供了寶貴的啟示，為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和基蘭·德賽（Kiran Desai）等作家開辟了新領地，啟發(fā)她們通過創(chuàng)造英語事件進行自我肯定。

同樣地，美國的黑人英語、新加坡的新加坡英語、印度的印度英語等都是這樣的小民族語言，它們通過將作為大民族語言的英語進一步解域，生產(chǎn)出許多語言事件，從而解構作為語言常量的權力關系，讓黑人、黃種人等有色人種擺脫白人的霸權統(tǒng)治，讓那些處于后殖民狀況中的前殖民國家擺脫前宗主國的霸權統(tǒng)治，讓他們在新的社會狀況和歷史條件中，通過新的欲望生產(chǎn)，創(chuàng)造新的生命事件，或者對生命事件進行新的現(xiàn)實化，從而創(chuàng)造出新的身份、新的民族，而這正是發(fā)生語言事件的意義所在。而這些新的生命事件究竟是什么呢？它們如何有助于創(chuàng)造新的身份、新的民族？

生命“事件”：生成

在德勒茲（和瓜塔里）那里，“生命”不是個人的、有機的生命，而是質料-能量流所特有的“非個體、非有機的”力量，它推動質料不斷生產(chǎn)和創(chuàng)造差異，通過無始也無終的生成來生產(chǎn)事件，或讓生命事件在新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中現(xiàn)實化，從而在“受限制的空間”中，在“不可能”的環(huán)境中，與貫穿其中、決定其行動的各種權力關系不斷交鋒，“在不可能之間描繪出一條道路”。⁽¹⁶⁾德勒茲（和瓜塔里）所談到的“生成-女人”（becoming-woman）、“生成-動物”（becoming-animal）、“生成-兒童”（becoming-child）等一系列生成，都是這樣的生命事件。生成之所以不斷創(chuàng)造生命事件，或推動生命事件在新的社會條件下進行新的現(xiàn)實化，就是為了擺脫社會給人們規(guī)定的大民族身份，促使他們進行真正的生命實驗，以創(chuàng)造出偏離標準的身份，增強事件本身的解域潛能，從而質疑和反抗既定的社會秩序、規(guī)范、習俗等。

“生成女人”是在傳統(tǒng)的男人和女人范疇之間創(chuàng)造出一條逃逸路線，將性別編碼解域化，從而讓人逃離男人占統(tǒng)治地位的父權制權力結構，逃離以男人為標準的主導價值，從而讓生命的事件進行新的現(xiàn)實化。在印度女作家洛伊的小說《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 1997）中，我們看到阿慕通過生成-女人質疑和僭越印度的古老禮法：她不顧禁止高種姓女子與賤民男子跨越種姓相愛的禮法，愛上了賤民維魯沙。而他們相愛不僅是由于身體的、性的吸引，還因為他們具有同樣的反抗精神，可以共同反抗偏執(zhí)狂的欲望（paranoid desire），后者全面有效地限制生命的欲望之流，將其轄域化在特定的范圍內，從而形成和維持大民族身份和既定的社會秩序。而阿慕正是因為與維魯沙相遇，才“生成”了“女人”：就在他們四目相對的短暫時刻，“歷史亂了腳步”，維魯沙看到了阿慕是個女人，這是他一直被禁止進入的事物，“被歷史護目鏡弄模糊的事物”。在此刻，在維魯沙的眼中，阿慕不再背負著父權制和種姓制度強加于她的道德束縛，也不再是一位離過婚的母親，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分子”女人，“微笑時有著深深的酒窩”，有著渾圓、堅實、完美的“棕色肩膀”。⁽¹⁷⁾正是通過生成女人，阿慕才有了新的生命體驗，才讓生命事件在印度的現(xiàn)代社會中現(xiàn)實化了。

“生成-動物”是解域人/動物的二元對立，讓人逃離“人之形象”（the image of man）對人的一切規(guī)定，將人類文化解碼，從而解放被轄域化在“人”之形象之中的非個體、非有機的生命，通過新的欲望生產(chǎn)、新的生成，讓生命事件根據(jù)新的社會狀況、現(xiàn)實條件現(xiàn)實化。在庫切（J. M. Coetzee）的《恥》（Disgrace, 1999）中，作為殖民者后裔的白人女性露茜·盧里通過“生成狗”進行新的生命實驗，在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后的南非將生命事件進行新的現(xiàn)實化，從而擺脫自己面臨的生存困境。在被三個黑人強奸之后，露茜以一種更適合新南非的方法解決此事：她不像以前的白人婦女那樣向警察告發(fā)強奸者，要求逮捕并懲罰他們，而是向父親指出“在眼下，在這里”，這件事完全屬于她的個人隱私，與白人群體無關，⁽¹⁸⁾她無意進一步加深白人和黑人之間的仇恨；她也沒有接受父親的建議離開非洲去荷蘭，或者到“一個比這里更安全的地方去重新開始生活”⁽¹⁹⁾，而是選擇留下來，并且留下因強奸而懷的孩子。她決定把自己的土地轉給佩特魯斯，并且嫁給他，以換取他的保護。她開始學習“像狗一樣”生活，即從真正的一無所有開始生活，“沒有辦法，沒有武器，沒有財產(chǎn)，沒有權利，沒有尊嚴”，就像那些沒人要了的狗一樣。⁽²⁰⁾如巴頓（Paul Patton）所指出的，生成也許是“轉向真正的后殖民社會的唯一可能的形式”⁽²¹⁾。

在《水之靈的歸來》（The Return of the Water Spirit, 2002）中，奧諾里奧通過生成工人創(chuàng)造讓生命事件在獨立之后處于后殖民狀況之中的安哥拉現(xiàn)實化，以擺脫他“無家可歸、無法養(yǎng)家糊口”的生存困境。奧諾里奧曾是安哥拉的執(zhí)政黨“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塑造出來的大民族工人，他曾是被“一黨制紀律嚴明的官僚制度塑造出來”⁽²²⁾的“模范工人”（Return: 79）：他“總是其他人的榜樣”，在紅色星期六總是“第一個主動要求工作”，是“第一個加入公司人防組織的人，曾因抓住試圖偷竊公司財物的小偷受到表揚”，是執(zhí)政黨堅定的追隨者；（Return: 78）他曾兢兢業(yè)業(yè)，小心翼翼，是個“保守工人”，是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的模范積極分子。（Return: 96）但后來他住的樓房倒塌了，而他憑那點可憐的工資蓋不起新房，因此只能鋌而走險，在公司債務數(shù)目上造假，以收取少得可憐的回扣，但他第一次造假就被老板發(fā)現(xiàn)了，因此不得不辭職；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妻子指責他像那些官員一樣腐敗，堅決要跟他離婚。（Return: 77—78）為了擺脫這種困境，他開始進行生命實驗：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偏離了標準的大民族身份，不再是那個“怯懦的、循規(guī)蹈矩的工人——黨的模范積極分子”（Return: 96）；他完全擺脫了統(tǒng)治階級所灌輸?shù)哪且惶子^念，不再看待一切時都忘不了“權力和權力主義”（Return: 98），而是變的“桀驁不馴，熱衷于新思想”（Return: 96），別人甚至認為他足以成為當時公民運動的領袖（Return: 98）。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文學通過描寫各種生成，即對生命事件進行各種新的現(xiàn)實化，以描繪逃逸路線、描繪“實驗-生活”的生命之線，⁽²³⁾從而創(chuàng)造出“未來的民族”，該民族的身份是“暫時的，處于創(chuàng)造的過程之中”⁽²⁴⁾。因此，致力于描繪生命事件的文學不是要表現(xiàn)一個已經(jīng)完全存在的民族，而是要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的民族，表現(xiàn)一個潛在的、正在形成的民族，而這正是文學的最終目的，即在譫妄中釋放出“對健康的創(chuàng)造，或對某個民族，也就是對一種生命可能性的創(chuàng)造”。⁽²⁵⁾這就需要進行不斷的欲望生產(chǎn)、不斷的生成，即不斷地讓生命事件在新的社會狀況、新的歷史條件之中現(xiàn)實化，從而不斷地推動社會向著更健康的方向發(fā)展，如此才能發(fā)揮伊格爾頓所提出的“文學倫理學”的功能。那么作者如何捕捉到這些生命事件，并將它們表現(xiàn)在自己的作品中呢？而讀者又如何才能理解這些生命事件，并讓它們對自己的實際生活產(chǎn)生影響？

作者和讀者：事件的忠誠主體

生命事件不斷在新的社會條件中現(xiàn)實化，表現(xiàn)為各種各樣的生成。為了擺脫權力的控制和編碼，這些生成拒斥社會對身體進行的三大超驗組織——“有機體”“主體化”和“意義”，⁽²⁶⁾因此它們是“生命的分子形式”，拒絕被標準化、同質化為克分子形式，所以人們無法按照常規(guī)標準衡量它們、理解它們。⁽²⁷⁾要捕捉和理解這些生命事件，需要非主體的、非個人的感知（percepts）：它們揭示那不可見的、無法忍受的力，這些力之間的斗爭和交流構成了“非個體、非有機”的生命。但作為主體的人一般發(fā)現(xiàn)不了它們，因為它們被掩蓋在日常的生活體驗，即平常的知覺和感情之中，被掩蓋在各種陳腐思想和陳詞濫調之中。但偉大的作家和藝術家能看到它們，而且還在文學和藝術作品中將它們表現(xiàn)出來，賦予“它們一個身體，一種生命，一個世界”。⁽²⁸⁾偉大的小說家能夠創(chuàng)造“不為人所知的、未被公認的感受，并將它們作為作品人物的生成揭示出來”。⁽²⁹⁾或者我們可以用巴迪歐的話說，這樣的作家是生命事件的忠誠主體，因為雖然他們并不能評價、闡釋這些生命事件，卻選擇“忠誠”于它們，⁽³⁰⁾堅持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繪它們，從而讓它們進入更多讀者的視野，成為新的“可見者”和“可說者”，成為新的“可見性場地和易讀性領域”，為被解域的、被打亂的表達重構新的內容。

偉大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揭示的各種各樣的感知和感受實際上是語言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視象（visions）和聲響（auditions）。德勒茲指出“視象并非幻象，而是作家在語言的空隙之中看到或聽到的真實理念”，它們“并非處于語言之外，而是語言的外部”。（Essays: 5）視象和聲響并非語言的，但它們只能在語言中得以表現(xiàn)，是語言被推至極限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是通過語言事件創(chuàng)造出來的。它們是前所未見、前所未聞的“形象和聲音”，是生命形成的新的“感覺區(qū)塊”，它們構成了“思想之動態(tài)的、基本的形態(tài)”。⁽³¹⁾文學就是通過解域語言，讓語言口吃，創(chuàng)造語言事件，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外語，不斷地將“非個體、非有機”的生命引入思想中，創(chuàng)造出視象和聲響，從而將生命事件表現(xiàn)為新的理念。

德勒茲指出，“視象”是作家的主觀傾向形成的“內心形象”，它們產(chǎn)生于一種深刻的欲望，并且被投射到外部世界中。（Essays: 118）這種欲望就是自由流動的、創(chuàng)造性的、生產(chǎn)性的欲望，因此，主觀傾向中的“主觀”，并非指屬于某個主體，也并非指與“客觀”相對的個人偏見，而是非個人的、非主體的，而正因如此，這些視象才是獨立自主的，“擁有自己的生命”。（Essays: 118）視象是“潛在形象與現(xiàn)實物體的結合”，而前者是從后者中得到的，是將克分子實體看作由微粒的動靜、快慢關系和不同感受界定的“此”性，看到穿越于其中的力量。潛在形象是想象出來的，它和現(xiàn)實物體彼此交織在一起，互相交替，從而共同構成“無意識晶體”，能顯現(xiàn)出“力比多的軌跡”。（Essays: 63）每個物體包含潛能和現(xiàn)實、存在和生成、所是和所能這幾方面。比如看到開得嬌艷的玫瑰花，它的外表所呈現(xiàn)的是現(xiàn)實的方面；但它會枯萎，能被研碎制成香料，被用來泡茶，被用來做裝飾品，它的刺能傷人，這些都是潛在的方面，是它的不同感受，即能動力和被動力，是會在不同的具體環(huán)境中現(xiàn)實化的事件。

在《白鯨》（Moby-Dick, 1851）中，麥爾維爾看到了穿越海洋的死亡力量，這是生命的反動力，它和現(xiàn)實的海洋共同構成一個“視象”，這是一個存在于他心中的秘密海洋。同樣，在T. E. 勞倫斯的心中有一個“秘密的沙漠”，這沙漠由光和熱的力構成。（Essays: 117—118）在他的筆下，光和熱的力隨處可見：炫目的太陽光，光滑干凈的沙粒反射的強烈光芒，刺得人雙眼疼痛；炙風陣陣，抽打得人暈頭轉向；熱浪滾滾，烤得人喘不過氣來。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僅以兩處描寫為例：“我們在一無遮掩的沙漠里，在冷漠無言的蒼穹下相依為命，生活了許多年。白天，灼人的驕陽把我們曬得焦躁不安，粗糲的炙風把我們抽打得暈頭轉向”⁽³²⁾；“小小的沙粒干凈光滑，在耀眼的陽光照射下，就像一粒粒鉆石，反射出強烈的光芒，只一會兒，我的雙眼就受不了了。……盡量擋住那看不見、摸不著，卻從地面蒸騰而上、向我的臉猛撲過來的熱浪”⁽³³⁾。這個秘密的沙漠和現(xiàn)實存在的阿拉伯沙漠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視象”。

安哥拉獨立后最偉大的作家珀佩特拉想象了新的安哥拉人民，并將這一“視象”投射到現(xiàn)實的安哥拉民眾之上。成千上萬的安哥拉人民開展了一場全新的“公民運動”，以抗議消極的政府當局，因為“他們不采取任何措施解決”人民大眾的基本問題（Return: 93），而只是一味貪污腐敗，為自己撈好處。他們開展的是“赤裸革命”，因為他們認為讓他們赤裸的“新的民族服裝”，與他們的“生活水平相稱”，他們淪落到只有赤裸才能與他們的境況相稱的境地。（Return: 94—95）并且他們沒有因襲以前的革命組織形式，而是根據(jù)自己所處的具體境況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形式：他們沒有領導人，沒有中央委員會，人人都可以參加會議，而討論事務并做出決定的是那些最積極的、最感興趣的人，但他們不會壓制其他人。他們不是政黨，因為政黨已經(jīng)變成了“監(jiān)獄”；這場運動是由人民發(fā)起的，不能被現(xiàn)有的黨派禁錮，因為他們追求的目標“只和自己的權力有關”；這是一場真正的群眾運動，由群眾發(fā)起，不受任何人控制和利用，因為大家都不允許；最關鍵的是他們認識到他們在“創(chuàng)造歷史”，所以他們不能再抄襲任何現(xiàn)有的方案，必須要“創(chuàng)造自己的新的斗爭方法”。（Return: 97—99）只有如此，他們的革命運動才不會再被任何統(tǒng)治階級或黨派利用。珀佩特拉還想象了一個新公民形象，并將這一“視象”投射到奧諾里奧的身上，使他足以成為公民運動的領袖。

這樣的偉大作家不是要表現(xiàn)一個已經(jīng)完全存在的民族，而是要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的民族，表現(xiàn)一個潛在的、正在形成的民族，因此“每一個作者個別講的話已經(jīng)構成了一個共同行為，他或她所說或所做必然是政治的”⁽³⁴⁾。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或民族意識“在外部生活中常常未起作用，而且總是處于分解的過程之中”，因此文學就被賦予了進行集體表述的功能，盡管全體內部存在著懷疑態(tài)度，還是創(chuàng)造出了“積極的聯(lián)合”。⁽³⁵⁾他們通過打破語言的某些規(guī)則，讓語言產(chǎn)生連續(xù)變化，從而顛覆既定的社會秩序，創(chuàng)造出新的主體身份，這樣的作家是小民族作者，他們拒絕大民族作者的功能，直接“參與到表述的集體組裝之中”⁽³⁶⁾。他們正是通過參與表述的集體組裝創(chuàng)造出新的身份和民族。

而在面對那些無法按照常規(guī)標準來理解的偉大作家所描寫的生命事件時，讀者也要像作者一樣成為事件的忠誠主體：為了逃離社會對生命的限制、阻礙和譴責，為了增強生命力量，在尚無法判定這些生命事件是什么、會通向何方之時，讀者選擇忠誠于它們，讓自己進行同樣的生成。讀者同樣需要有非主體、非個人的“感知”，這樣才能看到貫穿于這些生命事件，也就是作者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那些“視象”中的諸力，并且讓它們穿越自身，在自身內部發(fā)揮作用，從而具有新的感受，從而生成他者，就像亞哈船長生成鯨，格里高爾生成甲蟲一樣。因此，讀者要想逃離社會中各種固定結構的桎梏，需要忠誠地追隨作者在作品中所描繪的那些事件所展現(xiàn)出的逃逸線，并通過自己的生成進行生命實驗，進行小民族政治實踐，質疑和重塑社會中的既定規(guī)則、習慣、風俗、標準等。因此我們看到，作者主要是通過語言事件表現(xiàn)的生命事件為人們的生成創(chuàng)造新的條件，而只有那些忠誠的讀者才能夠真正地被那些事件影響，通過忠誠地追隨它們以背棄各種既定結構，從而實現(xiàn)文學的倫理學功能。

然而，作為事件的忠誠主體，讀者和作者一樣面臨著危險：要么會被超驗組織重新捕獲，從而被再轄域化，導致死亡，就像《變形記》中的格里高爾、《彭忒西勒亞》中的阿喀琉斯；要么會變成一條自我毀滅之線，變成空洞的無器官身體，或純粹的死亡平面，就像葬身大海的亞哈船長、因殺了阿喀琉斯而傷心至死的彭忒西勒亞或是精神崩潰了的尼采。因此，作者和讀者不僅要忠誠，而且要謹慎小心，需要“保留最少的層、最少的形式和功能，以及最小限度的主體”和自我，這樣才能不斷地生成下去，才能處于健康的狀態(tài)。⁽³⁷⁾健康就是不斷地更新內部（自我或主體建造的房屋）與外部和宇宙（非個體的、非有機的生命流動于其間的宇宙）之間的構成關系，讓它們形成不可區(qū)分的區(qū)域，也就是不斷地生成。⁽³⁸⁾

結語

這種事件文學（literature of event）關注兩個方面：一是作家，二是讀者。作家作為事件的忠誠主體通過語言事件表現(xiàn)生命事件，以瓦解銘刻于語言中的權力關系，解域在語言中確立的常規(guī)做法、風俗習慣、大民族身份等，并直接參與創(chuàng)造表述的新的集體組裝，以新的方式干涉非話語的機器組裝，從而顛覆既定的社會秩序。語言事件會讓語言脫離常軌，將掩藏在陳詞濫調中的感知和感受，即生命的諸力和各種感受及強度表現(xiàn)出來，從而將語言推至其極限，表達出偉大的作者“在語言的縫隙和空隙中看到和聽到的真實理念”（Essays: 5）。生命事件則不斷地解域社會中的克分子組裝，釋放出非有機、非個體的生命的欲望之流，不斷地在內在性平面上進行新的欲望生產(chǎn)，不斷創(chuàng)造出新的生命體驗、生命形式和生命的可能性。讀者作為事件的忠誠主體需要謹慎地接受這些生命事件，以讓它們顛覆日常生活中的規(guī)則、習慣、風俗、標準等?？梢哉f，這種事件文學理論與利奧塔的“崇高美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在對此時此刻有“事件”發(fā)生的叩問和描繪中，試圖靠近“那種尚未被意識所捕捉的對事物、時間和空間的原初感受力”⁽³⁹⁾，展現(xiàn)出尚未被意識捕捉到的各種生命事件。

(1) 伽達默爾《美的現(xiàn)實性》，張志揚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1年，第105頁。

(2) 伽達默爾《美的現(xiàn)實性》，第107頁。

(3) Derek Attridge,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59.

(4) 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91.

(5) 參見陰志科《從“理論之后”到“文學事件”——新世紀伊格爾頓的文學倫理學立場》，載《貴州社會科學》2014年第12期，第67—73頁。

(6) Patrick Hayden, Multiplicity and Becoming: The Pluralist Empiricism of Gilles Deleuz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8, p. 60.

(7) 詳見陰志科《伊格爾頓“文學事件”的三重涵義——兼論書名中的event》，載《文藝理論研究》2016年第6期，第83—84頁。

(8) Gilles Deleuze, Negotiations: 1972-1990, trans. Martin Joughin, New York: Columbia, 1995, p. 69.

(9) Adrian Parr, ed., The Deleuze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9.

(10)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pp. 10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