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

“一列放置了八年的火車，慢慢地啟動，駛向遠方，往昔的乘客紛紛跳上來……”這是幾年以前隨手寫的一段話，放在了自媒體上，馬上有人問我是不是一部小說的開頭？有人評論：很玄幻，上車，上車。

當然，都不是。與別人無關，只與記憶有關。

如果把我的早期記憶比作博物館，那么火車無疑應處在最重要的入口位置，即使不是正中，也會是左側(cè)或右側(cè)。通常最早的應放在最前面，但也不一定，事實上能放在一進門位置的并不多，因為許多都處在黑暗中。許多記憶自己從沒碰過，比如前面提到的兩只死鳥，如果不是記憶考古發(fā)掘，已經(jīng)完全不知它們的存在。但火車不同，是我早期記憶最明顯的標志。

我在母腹中便開始了旅行。那時許多工廠下馬，父母親所在的工廠還算幸運，沒有下馬，但是遷到了遠郊的房山，不能天天回家，甚至也不能每周回家，要兩周才能回家一次，叫“休大禮拜”。由于路途遠，無法坐長途汽車只能坐火車。就如同現(xiàn)在人們坐地鐵上下班，我們那時挺超前的。

但那可不是地鐵，就是十足的火車。

不記得每次的歸來，卻總是記得離開。因為每次離開都緊張、不安，每次離開都要去永定門坐火車。永定門在我幼小的心靈里已夠遠，但那兒還只是起點。每次都起得特別早，每次都是被尖銳的鬧鈴驚醒，一醒就是打仗似的忙碌，快，快，快，聽到最多的就是這個字。

因為兩周后才會回來，要帶些吃的用的東西，包括給鄰居帶的東西。大包小袋，父母拖著我，或抱著我從前青廠胡同深處走出來，穿過琉璃廠，至十字路口，右拐到“廠甸”，坐14路汽車頭班車。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廠甸”廟會與琉璃廠齊名，或者不可分割，已有四百多年歷史。廠甸與我關系密切，但我卻對它毫無記憶。廠甸廟會全盛時期，據(jù)載北起和平門，南抵梁家園，西到南北柳巷，過南北柳巷路口就是前青廠。也就是說，廠甸廟會最盛時甚至一度延伸到了我的家門口。廟會的核心是海王邨，現(xiàn)在逛琉璃廠的人還必到這里。因與琉璃廠事實上完全重合，廠甸廟會是北京最重要的廟會。廟會停辦于1965年，這一年開始拆城墻，我記得拆城墻，卻不記得廟會，搜遍記憶博物館也沒有廠甸廟會的位置。歷史一旦斷裂，便會相當?shù)奶摕o，2003年，廠甸廟會恢復，我沒有任何心動，倒是記得早年一次次從廠甸的離開。

記得凌晨胡同里昏黃的路燈。

當年無論前青廠還是琉璃廠，電線桿上都是那種特別小的黃燈泡，大約也就是十五瓦，唯到了琉璃廠十字路口，當中才有一盞暗紅的燈。暗紅來自于燈罩，燈罩六角形。從胡同出來，遠遠就看見了暗紅的燈罩，昏暗中的紅色那樣親切，是生命最早的記憶之一。

那么早就趕火車，有些不安是肯定的，不安不僅來自于睡眠被突然摧毀，也來自父母親這時的緊張的爭吵。每次出門前總爭吵，起因都是為了帶東西：我們是城里人，回到郊區(qū)總要給廠里非城里的人帶些吃的東西，沒什么特別的，就是烙餅饅頭之類，那時困難，吃的東西就是最好的了。通常父親總是多拿，而往往母親覺得已經(jīng)不少了，爭執(zhí)即產(chǎn)生于此。“三年自然災害”，還有什么比食物更緊缺的？父親是一個特別有尊嚴感的人，總要多拿一點再拿一點給鄰人，才符合他那時已經(jīng)千瘡百孔的自尊。他從一個工廠的創(chuàng)辦者，到公私合營，又遷出城里，變成了一個普通的工人，他的人生一直是下坡路。他當然想不到不久的路更下坡，那時“文革”已不遠。

絕望地走在昏暗的胡同里，看到路口暗紅色街燈有種說不出的感覺，很難說紅色是消解了爭吵帶來的絕望感，還是增加了不安，所以印象特深。車站沒人，只我們一家三口，無話，甚至直到車來了，母親抱我上去，父親提著大包小包，三口人坐好后，還是無話。車內(nèi)空蕩，只有司機、售票員，兩三站后才陸續(xù)有人上來。夏天這時天已蒙蒙亮，若冬天基本始終是黑的。永定門汽車站與火車站那時是一體，無論何時，這里都熙熙攘攘，緊緊張張，過欄桿，上天橋，上上下下，大包小包，拉著孩子或者抱著，另一只手還提著東西。無法領著的孩子緊跟著大人，一切都是騷動的、匆忙的、不安的，直到上了月臺，登上火車，找到了座位，大包在行李架上放好……坐好……

而記憶也就此中斷，斷片兒……

記憶總是與緊張不安有關，緊張消失記憶中斷。歡樂是木質(zhì)的，與記憶絕緣。催眠喚起的首先也不是記憶而是情緒，沒有情緒便沒有記憶。情緒喚醒圖像，圖像喚醒記憶，場景漸次展開：暗紅色的街燈，混亂的車站，天橋，月臺，大包小包，匆匆腳步，以至時到今日我一到火車站候車大廳仍忍不住地焦慮、不安，哪怕提前許多時間。

火車上的記憶差不多是抽象的記憶：我坐父親或母親的腿上，臨窗，似乎再沒什么。不，還是有什么，我看到了，每次車過永定河父親腿上的我都很緊張——因此，這時又有了記憶。甚至每次都有預感：只要火車一接近盧溝橋，還沒到呢，往往我就緊張起來。動物有這種直覺，人也有，其實動物身上許多東西人都有，只不過被壓到意識下面了。果然，那片茫茫的總是遇到的可怕的大水迎面而來，火車快速駛到水里（在橋上但看不到橋，只能看到水），我抓住父親的手，緊緊盯著河水，河水明晃晃的，布滿細致的很快的動感波紋。一小片河中的沙洲會多少讓我感到安慰，但轉(zhuǎn)瞬即逝，又是無邊的水……直到看見了草、岸、田野——火車又飛快駛上陸地。

我對綠皮火車上的全部記憶就是這種透過窗口的記憶，它不安，但不像離家時的不安，是一種抽象的，或者不如說有益的不安。這樣的窗口無限重復，到我六歲那年戛然而止，我要上學了。

盡管1966年沒招生，我還是留在了家里，與哥哥姐姐一起生活。那一年轟轟烈烈，到第二年冬，我八歲多快九歲了才上學。我已經(jīng)玩野了，新生活完全覆蓋幼年記憶，以至見到火車都新鮮，甚至一度在城外瘋狂追火車。我已十一二歲，像五月的麻雀，一飛就是一群。我隨著院里的小伙伴經(jīng)常去永定門外的二道河畔逮蛐蛐、撈小魚、抓螞蚱、偷玉米。永定門我竟然也全不記得了。我在黑色枕木的鐵道上瘋跑，趴在鐵軌上聽火車——

聽得很遠，很靜，像落下的麻雀。

火車近了，近了，我們一哄而起。跑，追，扔石頭，喊，聲音想超過火車，完全忘了小時候，忘了永定河，眼前只有護城河，或二道河。只有眼前的事物，沒有記憶，什么也不記得。只是火車遠去，偶爾望著遠去的火車有點恍惚，發(fā)會兒呆。好像想起什么，但什么也沒想起，只是把石頭扔得遠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