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這是一本關于一位中國古代女詩人的研究專著，人們自認為對她再熟悉不過。九個世紀前，李清照（1084—1155?）在她所處的時代即以文名世，其聲名延續(xù)至今，常被視作中國最優(yōu)秀的女詩人。無論是否名實相副，但她的名聲至少在中國是其他任何女作家所難以儔匹的。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也很難想出有另一位女性的詩詞名句能被如此廣泛地熟知和引用。

對這樣一位在中國如此著名、備受喜愛的女作家，英語世界對她的研究卻遠遠不夠。唯一有關其生平和作品的論著是近五十年前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其間充滿同情口吻的論述，在今天的許多讀者看來是缺乏評判的。李清照的詩倒更受禮遇，吸引了諸多譯家的關注，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英譯中國詩歌選集中，她的全部詩作也都被譯成英文。然而，她的詩文僅有一小部分存世，即使是“完整英文譯本”也數(shù)量有限。盡管有些詩翻譯得很好，但英語世界的讀者勢必很難理解：這樣一位僅有少量篇幅簡短的詩詞存世，其作品又大多抒寫孤寂、追思與遺恨的女作家，如何能在其本土文化中獲得如此之高的贊譽？

這本論著試圖彌補的，還不單單是英文學界關于其生平及作品研究的匱乏。中文學界對李清照的研究成果浩如煙海，其數(shù)量令人驚嘆。據(jù)估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學界關于她的研究論述要多于對宋代（960—1279）任何一位文人的研究，包括蘇軾（1037—1101）、陸游（1125—1210）、范成大（1126—1193）、辛棄疾（1140—1207）等多才多藝的大人物。學界對于李清照的研究是如此熱切，以至于每一篇名作都很容易找到幾十篇、甚至上百篇短評。但研究熱情并不總伴隨著敏銳的洞察力，現(xiàn)代學界投入在李清照作品上的大量研究是重復多余的。

李清照始終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偌大的例外。在同時代文人中，或正如眾人所言，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她是唯一的一位作品獲得經(jīng)典地位的女作家。然而，簡單地把她視為特例，將這位女子供奉進“偉大作家”的圣殿，此后便置之不顧，這樣做是遠遠不夠的。事實表明，傳統(tǒng)并沒有如此輕易地接受這個例外。要把一位女子納入文人圈，就必須對她的形象及其立場以微妙或不怎么微妙的方式加以改變，這些變化是本書的一大論題。本書的另一個任務是將數(shù)世紀以來外加于她的累贅層層剝離，看看一旦擺脫附會之言后，我們可以如何評說她。但剝離層累之歷史的嘗試本身絕非易事，幾乎所有關于李清照的慣常言論都是經(jīng)過精心闡釋的產(chǎn)物，她本來的形象透過傳統(tǒng)這一棱鏡的折射后，才為正統(tǒng)文化所接受。令情況更復雜的是，直到明代（1368—1644），她的作品才被結(jié)集，因此我們很有理由懷疑她的集子里魚龍混雜，收入了原作、擬作及純粹的偽作，擬作或偽作中有些作品是為了強化她的傳統(tǒng)形象而寫的。

第一章（“宋代的女作家”）對李清照時代業(yè)已問世的女性作品展開調(diào)查。與帝制時代晚期（lateimperialtimes）不同，宋代女作家被高度邊緣化。我們主要從偶爾記載歌女的筆記得知，一些女伶能依曲制詞，但這很少見，也正因稀罕才會被記錄下來。人們在史料中也能見到有才華、善寫詩的淑女，但這方面的文獻依然很少。有證據(jù)表明，除李清照之外，宋代最有名的一位女作家很可能完全是杜撰的，她名下的詩歌是男性的偽托之作一。我們會遇到個難以繞開的話題，這在中國文學史上也非常突出：長久以來，男性業(yè)已培養(yǎng)出“男子作閨音”的文學技巧。在代女子立言的男性文人傳統(tǒng)中，一位不平凡的女子若要以抒情言志的文人姿態(tài)登場，她所面臨的挑戰(zhàn)更為艱巨。本章討論了當時十分少見的女子為文的情況，她們的作品被銷毀——這或由女子自身所為（她們深諳自己所侵犯的世俗禁忌），或被保存原作的男性編者處理掉，這些論述試圖為李清照創(chuàng)作成就的歷史重估打下基礎。中國文學史的現(xiàn)代書寫將她納入主流，在許多方面成果顯著并值得稱贊，但這也可能削弱對她文學造詣的歷史評價。在當下的文學史中，李清照成為被賜予的對象：在眾多偉大的男作家中，哦，對了，還有這樣一位女作家。只有當我們重塑李清照曾經(jīng)生活和寫作的社會、人文世界，并理解那時的性別偏見（在現(xiàn)代標準下，這些偏見看來幾乎不可思議），我們才能準確地評估李清照的成就。

接下來兩章的論述轉(zhuǎn)向李清照本人。第二章（“寫作與爭取認可的努力”）首先審視了李清照作品中描繪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表明寫作對于她的生命和自我形象有多么重要。這一章接下來處理有關李清照的最早評價。這些評價有的寫于她生前，一方面贊許她的文才，另一方面卻對她的為人有所非議，體現(xiàn)出耐人尋味的分歧。之后我們會考察她極具陽剛風格的詩作。某種程度上，這是她為了回應人們對她立志成為文人的身份質(zhì)疑，同時也是一種手段，以期在男性主導的文學體裁中為自己爭得一席之地。最后要討論的是措辭頗為大膽的《詞論》。李清照在文中抒發(fā)了對詞體文學的獨到見解，并奚落了前代最著名的男性文人詞作。如果這篇詞評以性別立場加以審視，那么它的開場白可被看成一種含蓄的自我表達，作者渴望自己能以文人身份被嚴肅地對待。

第三章討論的話題是對“易安詞的相關預設”的檢驗。詞是她文學地位的基石，詞集的可靠性便成為首要問題。在所謂的易安詞中，過半的真實性存在疑問。這些作品直至易安去世幾個世紀之后才突然冒出，其來源又不可考。鑒于中國文學史上的名人總“吸引”著后世偽托之作，效易安體的擬作又十分流行，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質(zhì)疑這些作品的真實性。此外，她的詞集若不可靠，原作與偽作被任意混淆，還會影響我們對其“詞集”的總體印象。本章的另一大話題則是反思易安詞的傳統(tǒng)自傳體解讀，這些慣例仿佛認定易安詞只能被理解為簡單的第一人稱敘述，反映了詞家的私人情境。這種解讀模式的反響綿延至后世，但中文學界有關李氏生平的晚近發(fā)現(xiàn)卻與之抵牾，本章則將二者并置在一起加以討論。

我的原初計劃是，在討論完這些盤根錯節(jié)的難題后，便直接進入易安詞研究，但后來計劃有所改變。在第四章（“守寡，再嫁，離異”）中，我著手處理了若干重大事件，這些變故沖擊著已入不惑之年的李清照，并徹底顛覆了她的生活：金兵入侵中原，成千上萬的衣冠之士離家南渡；丈夫趙明誠（1081—1129）在逃亡途中離世；而在若干年顛沛流離之后，李清照又陷入再嫁、旋即離異的風波，其間她經(jīng)歷了一場庭訟與短暫的拘禁。本章討論了李清照寫給一位高官的著名書信，這位貴人介入了這場風波，幫助李氏擺脫囹圄之苦，在信中，她描繪了自己如何被誘騙進第二樁婚姻，以及隨之而來的羞辱。

第五章（“巨變后的寫作”）和第六章（“《金石錄后序》”）展示并分析了繼離異事件后的一段創(chuàng)作高潮。李清照全身心投入創(chuàng)作，以不同文學體裁寫出令人驚嘆的多樣化文本。除了上述書信之外，這些作品還包括題寫給使金大臣的時政詩其他主題的政論詩以及一、，系列以“”打馬（一種博戲）為題的出色作品，這種博弈游戲被視為兵法的演練。第六章關注的是李清照最為人所知的名作，在她第一任丈夫趙明誠為碑銘拓片所作的學術(shù)提要的基礎上，她寫下了一篇相當長的自傳性后序，同樣作于離異后不久?！督鹗浐笮颉吠ǔ１缓唵蔚乩斫鉃樗龑w明誠及其婚姻的感懷與紀念，此處則將它置于李清照離異后所面臨的困境這一背景下，這個視角有助于我們在這篇名作中發(fā)現(xiàn)新的意義和旨趣。

第七章至第九章是李清照的接受史研究，其時間跨度自她去世后開始，歷經(jīng)元代（1271—1368）（第七章“‘李清照’形象的開端”），明清時期（1368—1911）（第八章“維護寡婦形象，否認再嫁事件”），20世紀直至今日（第九章“現(xiàn)代主義、修正主義、女性主義”）。首先，我們見證了這一歷史過程的開端：作為歷史人物的女詞人在諸多方面不拘一格，沖擊著既定的閨門禮數(shù)，卻漸漸被重塑為傳統(tǒng)文化所能接納的形象。在此過程中，可征引的文學批評、無可考實的傳說與風聞都發(fā)揮了作用。明清時期，有兩種發(fā)展趨勢影響了人們看待和重塑李清照的方式。在文人圈內(nèi)，女性寫作逐漸普及，至少在特定場合被容許。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使李清照被看作婦女創(chuàng)作的先驅(qū)，其地位得以提升，甚至成為有志向的女作家典范。但與此同時，由國家所倡導的寡婦“貞節(jié)”觀深入人心，寡婦改嫁不再被容忍。對已故的李清照而言，上述兩種情形勢必彼此沖突，晚明的批評家已開始對李清照的為人表示失望，驚詫于天生麗質(zhì)的才女竟會在喪夫后改嫁，有損女子德行，令人惋惜。學者們無法接受這種駭俗行為，于是，他們開始著手推翻若干條記錄李清照再嫁事件的宋代史料。一場罕見的學術(shù)運動由此展開，其目的是為李清照雪恥辯誣，而宋代關于她再嫁的記錄則被當作謗辭。到了晚清，一個全新的李清照形象出現(xiàn)了，這場學術(shù)運動最終將之重塑為耽于思念趙明誠的貞婦。

當“五四”時代的學者撰寫第一部現(xiàn)代的中國文學史時，這一李清照形象被繼承下來。20世紀文學史將李清照提升為唯一的一位作品獲得經(jīng)典地位的女作家，第九章的敘述即由此展開。1957年，一位青年學者發(fā)表兩篇長文，對否認李氏再嫁的觀點提出質(zhì)疑，并逐條加以反駁，突然動搖了李清照以往看似穩(wěn)固的地位。這些研究觸發(fā)了激烈的爭論，并在20世紀下半葉來回往復，對陣的一方是年長的傳統(tǒng)學者，其中一部分是維護“五四”敘述的得益者，而另一方則看到了清代學術(shù)的弱點。這場論戰(zhàn)迅速轉(zhuǎn)換為“再嫁陣營”與“否認再嫁陣營”之間熱烈的辯論，從而展現(xiàn)了傳記體歷史的可塑性、清代考據(jù)學并非全然客觀的研究方法、特定歷史人物的虛構(gòu)形象有強大而持久的感召力等諸多問題，而道德公論有時仍會左右著學術(shù)研究。盡管今天仍有人執(zhí)著于更早的李清照未曾改嫁的觀點，但學術(shù)共識已然轉(zhuǎn)向，李清照再嫁的歷史事實已被今人普遍承認，尤其在年輕一輩學者中。

敘述完惹人爭議的李清照接受史后，本書以兩章易安詞研究收尾。略帶反諷的是，如此安排的一大好處是我們能夠有意識地帶著她那已被預設的形象來品讀這些作品。她在文學史中的名望早已被植入文化史，作為一名深情、堅忍、多才而忠貞的妻子，“李清照”已成為現(xiàn)代中國感知其文化傳統(tǒng)價值的重要一環(huán)：今天有若干所李清照紀念場館（三所在她的故鄉(xiāng)山東，一所在浙江），有為易安詞譜寫的現(xiàn)代歌曲，有以印刷及數(shù)碼形式流傳的無數(shù)虛構(gòu)肖像（依慣例把她畫成纖細的、脆弱的、敏感的女子），以及通俗“傳記”無止盡的敘述與再敘述。

今天，最大的李清照紀念堂坐落于山東濟南市中心的趵突泉公園，這是一處大型建筑群，包括一間“故居”。首先映入游客眼簾的，是陳列于正門的兩幅書法題詞，上面寫有“一代詞人”、“傳誦千秋”。題詞為郭沫若手書，他是中國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兼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主任，在毛澤東時代長期充當文化裁決者的角色一。進門，人們便會看到詞人的純白石膏像，略大于真人尺寸，約三米高。塑像背后是郭沫若為紀念堂所作的七絕，入口處的題詞即由此而來。原詩如下：

一代詞人有舊居，半生漂泊憾何如！冷清今日成轟烈，傳誦千秋是著書。

從詩歌及相應的題詞中，我們能看出官方政府對李清照的尊崇，并認同、強化著她的傳統(tǒng)形象。紀念堂中有若干展示李清照生活“場景”的房間，相關人物的蠟像被擺放成各種表演姿勢。這些場景鮮明地彰顯李清照對趙明誠的深情，以及她喪夫寡居后的堅貞氣節(jié)。

與這些流行的形象相比，李清照的真實面貌更為有趣，也更難以捉摸。然而，要擺脫“千秋”以來積淀的先入之見對我們而言太困難了，所以在欣賞她最為人所知的詞作之前，我們最好先處理充滿層次紋理與內(nèi)在張力的歷史積淀。任何對中國歷史略有所知的人，在閱讀李清照的詞作時，若自以為能夠完全擺脫相關預設與假定，就未免太天真了。更可取的方式是理解這些先入之見，看看它們由何產(chǎn)生，投合了哪種需要，其中當然有許多與易安作品的原意相悖。完成這一工作后，當我們再回到李清照的作品時，希望能以更為客觀的立場來賞析它們。有關易安詞的研究浩如煙海，但絕少有脫離其生平傳記的純文學探討，她的一生被看成一出面對災難堅貞不屈的情景劇。作為最早填詞的女性之一，李清照憑借詞體這一描摹女性、代女子立言的文學體裁，寫出了獨具特色、令人難忘的作品，幾個世紀以來的中國讀者對此深有體會。本書最后兩章嘗試把她的詞作和個人遭遇兩相分離，著重論述易安詞的趣味性及其文學成就，并對兩類詞作加以甄別：其一是見載于早期文獻的較為可信的易安詞，另一類則是真實性可疑的晚出作品。

本書對李清照生平及作品所呈現(xiàn)的再思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及研究。這類研究在中國學術(shù)圈外的近幾十年內(nèi)迅速發(fā)展壯大，對20世紀以前歐美女性的作品都有新的闡發(fā)，其中包括了著名作家與無名之輩，其研究價值在于凸顯了兩性間的張力以及針對女作家的性別偏見，可見這種情況非中國所獨有。我在閱讀瑞塔·費爾斯基（RitaFelski）、薩拉·普利斯格特（Sarah Prescott）、寶拉·貝克賽德（PaulaBackscheider）及他人的相關研究中獲益良多。此外，過去的二十五年中，聚焦于明清的中國婦女史與女性文學史也萌生了新的視角，同樣幫助我構(gòu)造自己的理解框架，啟發(fā)我應提出哪些問題以及如何解答。然而，我仍試圖保留李清照的獨特性，她作為宋代女作家面對著特殊的境遇與挑戰(zhàn)，當時的中國尚未出現(xiàn)彼此扶持、相互激勵的女性文人團體；此外，我并不認為關于前現(xiàn)代（premodern）歐美女作家的研究能完全套用于12世紀的中國。本書研究的目標之一，是為婦女史及女性文學批評研究領域提供新的個案，其本身具有內(nèi)在張力與獨特語境，由此擴展這一領域的研討，甚至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定位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