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自由

我們能做什么

我們能做什么？本是一個可大可小的題目，今天希望在一點鐘以內(nèi)講出來。在講本題之前，我愿提一下剛才主席介紹詞里的話，他說我過去在政治上的主張與公能學(xué)會的精神很相近。我愿給他的話一個證明。

從前我們辦過一個小報，叫做《努力》，在第二期上，我就提出：“我們不談主義，只要一個政府，要一個好政府?！碑敃r的北京政府的政令只限于在北京，連天津都到不了。因此我提出要一個政府、要一個好政府。有人問我好政府的條件，我說：第一是要有操守，有道德；第二是要有能力，負某部門責任的官吏，一定要熟習并且專長于這部門的業(yè)務(wù)。

當時我沒有看到南開的校訓(xùn)：“公”、“能”這兩個字，但我所提出的是與“公”、“能”相一致的。這是我給主席的話加一個注解，也是加一個證明。

我要說的是：我們能做什么？不管是南開校友會也好，北大同學(xué)會也好，公能學(xué)會，或是市民治促進會等團體都好，我們要問一問：我們能做什么？

來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與張佛泉，譚炳訓(xùn)諸位先生去參觀北平市參議員選舉的五個投票區(qū)。從這里我們訓(xùn)練了自己，教育了自己。從這次辦理選舉的經(jīng)過來看，當局者很想把選舉辦好，事前請了學(xué)校里的好多政治學(xué)家和許多別的先生們?nèi)パ芯?，去想辦法，可見辦選舉的人是想辦好它。至少我在北平看到的是如此。

但是我們看了幾個選舉區(qū)以后，覺得有缺點，有值得批評的地方。因為辦選舉的人自己沒有經(jīng)驗，也很少看過別人選舉。拿選舉的法律條文做教科書，就難以解決實際困難。譬如選舉時旁邊有個代書人，凡是不會寫字的選民可以請代書人代寫選票，加上旁邊兩個監(jiān)視人，選一票至少要被三個人知道，這就不能算是秘密投票，就難免受人威脅利用。但“代書人”的辦法是選舉法的細則上規(guī)定的。那么根本的毛病在哪里？根本毛病在于憲法。

憲法規(guī)定普選，不分性別，不分教育程度，不計財產(chǎn)，只要滿二十歲就有選舉權(quán)，這是世界上最進步的制度，我們是迎頭趕上了。但是我們選民的“能”不夠，我們看見一個老太太來選舉，競選的人遞給她三張片子，走到代書人面前，她不知道要選誰。另外我們看到一位瞎子來投票，這太感動人了，外國記者忙著替他照相，但是他也不知道選誰。有人建議他用手在候選人名單上任指一個，但他是盲人，連指的能力都沒有，結(jié)果由他的小孫子在名單上隨便點了一個，這是我們看見的，這是公開的，并沒有人賄選。但結(jié)果是如此不合理！

錯誤是在制憲時種下的，當時我們沒有反對普選，是一個大錯。我們只根據(jù)書本，沒有勇氣走出看看，為了“普選”的美名，我們沒有看看全國人民的水準，沒有看看他們的能力。將來發(fā)生壞的效果，我們參加制憲的人都有責任！我希望在座的人都去看看選舉的實情。

我們還看了北平的職業(yè)選舉，市商會和市教育會就沒有“代書”的事。比區(qū)域選舉的情形好得多了。市商會用間接選舉，手續(xù)繁復(fù)；市教育會用直接選舉，在十個候選人當中選七位參議員，方法簡便，效果也良好。

從這里我們得到兩個教訓(xùn)：第一、選民教育程度高的，選舉就辦得好。第二、選民應(yīng)該有限制，在憲法沒有修改以前，沒有辦法根本解決。但是，我們可以接受各種經(jīng)驗教訓(xùn)，改正既有的缺點，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發(fā)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錯誤。候選人應(yīng)該加以限制，應(yīng)該要他負責。英國規(guī)定候選人須繳兩百鎊保證金，選票不及選民三分之一時，保證金就充公為選舉經(jīng)費，這辦法也許太嚴，但我們絕不能讓一個人隨便去登記一下就成為候選人。我們要讓他負責任，候選人減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選票上，選民只要在名下畫個“”，不會寫字的人總可以畫“”，“代書人”可以免除。這就改正了一個缺點。

我們要能夠接受經(jīng)驗，改正缺點。這算是我的引論，以下談?wù)摹?/p>

我們能做什么？這要靠我們的知識水準，教育程度，和技能修養(yǎng)。究竟一個沒有軍隊支持，沒有黨派協(xié)助的個人能做些什么？以我想，至少有三大類的事情可做。我愿用幾個例子來說明。

第一類：可以說是消極的，以我個人為例，我民國六年回國，當時立定志愿不干政治，至少二十年不干政治。雖然真的過了廿一年才干政治，但是不到二十年我卻常常談?wù)?，先后我參加或主持過《每周評論》、《努力周報》、《獨立評論》和《新月》等政治性的雜志。因為忍不住不談?wù)?，也可以說不能不問政治，個人想不問政治，政治卻時時要影響個人，于是不得不問政治。

我只是學(xué)彌爾。這是一位十九世紀的大政治家，大經(jīng)濟學(xué)家，還可以說是大思想家。中國有嚴復(fù)譯的《群己權(quán)界論》就是他劃時代的巨著。這是一個天才；三歲能用希臘文作詩，五歲能通拉丁文。由于家庭教育好，使他受教育的時期縮短了二十五年。彌爾先生有肺病，但是他活到六十多歲，幾十年的時間沒有參加實際政治，但他一直在自己的本位上寫政治論文、批評實際政治，他的著作給英國政治以很深的影響。而如今有人稱他為自由黨“精神上的父親”，工黨“精神上的祖父”。彌爾這種批評政治，討論政治的精神，我們可以學(xué)習，也是我們所能做的！這是指個人方面。

此外，團體方面英國有個費邊學(xué)會。費邊是緩慢的意思。費邊學(xué)會可以譯做綏進學(xué)會。他們研究社會主義，反對激進的政治主張，時常討論、研究，出了許多小冊子。結(jié)果費邊學(xué)會成為英國工黨真正的前身，他們的研究結(jié)果成為工黨政治理論的基礎(chǔ)。

今天我們的許多團體，像公能學(xué)會、市民治促進會，就可以學(xué)一學(xué)費邊學(xué)會，就能做研究政治討論政治的工作。

第二類我們能做的可以學(xué)美國的“扒糞主義”。“扒糞主義”起于二十世紀初年，美國有一些新聞記者感到許多大小城市都有所謂“BOSS”，我們可以譯為“老板”。這種人并不是大資本家，大政客，只是憑著權(quán)術(shù)、手段，經(jīng)過多少年的活動，把持著這個城市的一切惡勢力。所謂“扒糞運動”，就是有計劃，有知識的，對惡勢力長期作戰(zhàn)。根據(jù)調(diào)查的事實，來攻擊惡勢力，結(jié)果得到很大的效果。

我們要有扒糞的精神，不要單是喊打倒貪污，究竟貪污的證據(jù)在那里？我們可以調(diào)查，研究。在天津的人可以調(diào)查天津的機關(guān)，可以查賬，沒有一種假賬是查不出來的。這種事，個人能做，團體也能做。

第三大類能夠做的，我也舉一個例來說明：1944年美國有個C.I.O.P.A.C.的組織就是美國有名的兩大勞工組織之一的“工業(yè)組織聯(lián)合”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縮寫。1944年正是美國人民最黯淡愁苦的一年，對德戰(zhàn)爭還十分緊張，對日戰(zhàn)爭也沒有結(jié)束。羅斯?？偨y(tǒng)第三任已經(jīng)期滿，大選快了，按慣例，總統(tǒng)連任三次已經(jīng)空前，連任四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大局危急，人民希望他連任，這有什么辦法？再兩年以前（1942年）國會改選的時候，美國有資格投票的選民有八千萬，但是實際投票的只有三千多萬人，人民對選舉不發(fā)生興趣。國家大局交給誰來主持呢？這時C.I.O.P.A.C.做了兩件事情，一是鼓吹人民參加選舉，踴躍投票，一是做候選人調(diào)查。他們認為好的人，把他過去的言論，行為，事業(yè)成就，調(diào)查清楚，然后公布出來，讓選民有明白的認識。對他們認為壞的候選人，也把他過去的行為過失，荒謬言論，搜集起來公布給大眾。這兩種工作似乎很簡單，但這工作教育了美國人民。當時許多自由主義的教授、專家都來參加這個工作。其結(jié)果，不僅是使C.I.O.P.A.C.本身的組織加強，同時使1944年選舉投票的人數(shù)增加到五千多萬人。許多老的議員都落選，議會里添了許多新人物。這是這個P.A.C.努力的結(jié)果。這種工作，我們目前就亟須做，這種是我們能做什么的第三類的答案。

以上所談的三大類來講，第一是消極的研究、討論，來影響政治，個人、團體都能夠做。第二是要不怕臭，努力扒糞，調(diào)查，揭發(fā)，總會使政治日漸清明。第三是以團體的力量做大規(guī)模的調(diào)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動了選舉，積極促進了政治。

這三條路都是有成績的，都可以訓(xùn)練我們，促進我們達到兩種目的：一種是“公”，一種是“能”。做我們所能做的，我們可以得到“公”、“能”的好社會，“公”、“能”的好政府。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幾年前，有人問我，美國開國前期爭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寧死”，在中國有沒有相似的話。我說，我記得是有的，但一時記不清是誰說的了。

我記得是在王應(yīng)麟的《困學(xué)紀聞》里見過有這樣一句話，但這幾年我總沒有機會去翻查《困學(xué)紀聞》。今年偶然買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學(xué)紀聞》，昨天檢得卷十七有這一條：

范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逼溲钥梢粤⑴?。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當時往往專指諫諍的自由，我們現(xiàn)在叫做言論自由。

范仲淹生在西歷989，死在1052，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他作《靈烏賦》答梅圣俞的《靈烏賦》，大概是在景皊三年他同歐陽修、余靖、尹洙諸人因言事被貶謫的時期。這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寧死”的話要早七百四十年。這也可以特別記出，作為中國爭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話。

梅圣俞名堯臣，生在西歷1003，死在1061。他的集中有《靈烏賦》。原是寄給范仲淹的，大意是勸他的朋友們不要多說話。賦中有這句子：

鳳不時而鳴，

烏啞啞兮招唾罵于里閭。

烏兮，事將乖而獻忠，

人反謂爾多兇?！?/p>

胡不若鳳之時鳴，

人不怪兮不驚！……

烏兮，爾可，

吾今語汝，庶或我（原作汝，似誤）聽。

結(jié)爾舌兮鈐爾喙，

爾飲啄兮爾自遂，

同翱翔兮八九子，

勿噪啼兮勿睥睨，

往來城頭無爾累。

這篇賦的見解、文辭都不高明。

范仲淹作《靈烏賦》，有自序說：

梅君圣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為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途矣。

因為這篇賦是中國古代哲人爭自由的重要文獻，所以我多摘抄幾句：

靈烏，靈烏，

爾之為禽兮何不高飛而遠翥？

何為號呼于人兮告吉兇而逢怒！

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

徒悔焉而亡路。

彼啞啞兮如訴，

請臆對而忍諭：

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

我有質(zhì)兮慮天地之覆露。

長慈母之危巢，

托主人之佳樹?！?/p>

母之鞠兮孔艱，

主之仁兮則安。

度春風兮既成我以羽翰，

眷高柯兮欲去君而盤桓。

思報之意，厥聲或異：

憂于未形，恐于未熾。

知我者謂吉之先，

不知我者謂兇之類。

故告之則反災(zāi)于身，

不告之則稔禍于人。

主恩或忘，我懷靡臧。

雖死而告，為兇之防。

亦由桑妖于庭，懼而修德，俾王之興；

雉怪于鼎，懼而修德，俾王之盛。

天聽甚邇，人言曷病！

彼希聲之鳳皇，

亦見譏于楚狂。

彼不世之麒麟，

亦見傷于魯人。

鳳豈以譏而不靈？

麟豈以傷而不仁？

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

焚而可變，孰為英瓊？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胡不學(xué)太倉之鼠兮，

何必仁為，豐食而肥？

倉茍竭兮，吾將安歸！

又不學(xué)荒城之狐兮，

何必義為，深穴而威？

城茍圯兮，吾將疇依！

………

我烏也勤于母兮自天，

愛于主兮自天。

人有言兮是然。

人無言兮是然。

這是九百多年前一個中國政治家爭取言論自由的宣言。

賦中“憂于未形，恐于未熾”兩句，范公在十年后，在他最后被貶謫之后一年，作《岳陽樓記》，充分發(fā)揮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當前此三年他同韓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時期，宋仁宗有手詔，要他們“盡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忌”。范仲淹有《答手詔條陳十事》，引論里說：

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這是他在那所謂“慶歷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貢舉”一事，他說

……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jīng)濟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蛑^救弊之術(shù)無乃后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

這是在中原淪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這就是范仲淹說的“憂于未形，恐于未熾”；這就是他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

從中國向來智識分子的最開明的傳統(tǒng)看，言論的自由，諫諍的自由，是一種“自天”的責任，所以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從國家與政府的立場看，言論的自由可以以鼓勵人人肯說“憂于未形，恐于未熾”的正論危言，來替代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升平的濫調(diào)。

容忍與自由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會見我的母?？的蛢捍髮W(xué)的史學(xué)大師布爾先生。我們談到英國史學(xué)大師阿克頓一生準備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沒有寫成他就死了。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他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布爾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我十七歲的時候曾在《競業(yè)旬報》上發(fā)表幾條《無鬼叢話》，其中有一條是痛罵小說《西游記》和《封神榜》的，我說：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蔽岐毠址驍?shù)千年來之排治權(quán)者，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誣民之學(xué)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

這是一個小孩子很不容忍的“衛(wèi)道”態(tài)度。我在那時候已是一個無鬼論者、無神論者，所以發(fā)出那種摧除迷信的狂論，要實行《王制》的“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一條經(jīng)典！

我在那時候當然沒有夢想到說這話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會很熱心的給《西游記》作兩萬字的考證！我在那時候當然更沒有想到那個小孩子在二三十年后還時時留心搜求可以考證《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時候也完全沒有想想《王制》那句話的歷史意義。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這樣的：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zhí)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xué)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沒有懂得這一段話的“誅”正是中國專制政體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學(xué)術(shù)、新信仰、新藝術(shù)的經(jīng)典的根據(jù)。我在那時候抱著“破除迷信”的熱心，所以擁護那“四誅”之中的第四誅：“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蔽耶敃r完全沒有想到第四誅的“假于鬼神……以疑眾”和第一誅的“執(zhí)左道以亂政”的兩條罪名都可以用來摧殘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當時也完全沒有注意到鄭玄注里用了公輸般作“奇技異器”的例子；更沒有注意到孔穎達《正義》里舉了“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行偽而堅，盲偽而辯，學(xué)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故第二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fā)明“奇技異器”的科學(xué)家。故第三誅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誅，要“殺”《西游記》《封神榜》的作者。那時候我當然沒有夢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學(xué)教書時就有一些同樣“衛(wèi)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誅，要“殺”我和我的朋友們。當年我要“殺”人，后來人要“殺”我，動機是一樣的：都只因為動了一點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敘述五十年前主張“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故事，為的是要說明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我到今天還是一個無神論者，我不信有一個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靈魂不朽的說法。但我的無神論和共產(chǎn)黨的無神論有一點最根本的不同。我能夠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夠容忍一切誠心信仰宗教的人。共產(chǎn)黨自己主張無神論，就要消滅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絕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態(tài)度了。

我自己總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絕大多數(shù)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這雅量，能容忍我的無神論，能容忍我這個不信神也不信靈魂不滅的人，能容忍我在國內(nèi)和國外自由發(fā)表我的無神論的思想，從沒有人因此用石頭擲我，把我關(guān)在監(jiān)獄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燒死。我在這個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與自由。我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對我的容忍度量是可愛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總覺得我應(yīng)該用容忍的態(tài)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誠心的諒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誠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態(tài)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因為我年紀越大，我越覺得容忍的重要意義。若社會沒有這點容忍的氣度，我決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膽懷疑的自由，公開主張無神論的自由了。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tài)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態(tài)度。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個宗教團體總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錯的，必定是異端，邪教。一個政治團體總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必定是錯的，必定是敵人。

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于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試看歐洲的宗教革新運動的歷史。馬丁·路德和約翰·高爾文等人起來革新宗教，本來是因為他們不滿意于羅馬舊教的種種不容忍，種種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歐北歐勝利之后，新教的領(lǐng)袖們又都漸漸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許別人起來批評他們的新教條了。高爾文在日內(nèi)瓦掌握了宗教大權(quán)，居然會把一個敢獨立思想，敢批評高爾文的教條的學(xué)者塞維圖斯定了“異端邪說”的罪名，把他用鐵鏈鎖在木樁上，堆起柴來，慢慢的活燒死。這是1553年10月23日的事。

這個殉道者塞維圖斯的慘史，最值得人們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運動原來的目標是要爭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爾文和他的信徒們居然會把一位獨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燒死呢？何以高爾文的門徒柏時竟會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條”呢？

基本的原因還是那一點深信我自己是“不會錯的”的心理。像高爾文那樣虔誠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確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筆確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見還會錯嗎？他還有錯誤的可能嗎？在塞維圖斯被燒死之后，高爾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評。1554年，高爾文發(fā)表一篇文字為他自己辯護，他毫不遲疑的說，“嚴厲懲治邪說者的權(quán)威是無可疑的，因為這就是上帝自己說話?！@工作是為上帝的光榮戰(zhàn)斗?！?/p>

上帝自己說話，還會錯嗎？為上帝的光榮作戰(zhàn)，還會錯嗎？這一點“我不會錯”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沒有錯誤的可能，我的意見就是“正義”，反對我的人當然都是“邪說”了。我的意見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對我的人的意見當然都是“魔鬼的教條”了。

這是宗教自由史給我們的教訓(xùn)：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但因為不容忍的態(tài)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yǎng)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會問題的討論上，我們同樣的感覺到不容忍是常見的，而容忍總是很稀有的，我試舉一個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們在《新青年》雜志上開始提倡白話文學(xué)的運動，我曾從美國寄信給陳獨秀，我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獨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xué)術(shù)發(fā)達之原則，獨于改良中國文學(xué)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當時看了就覺得這是很武斷的態(tài)度。現(xiàn)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還忘不了獨秀這一句話，我還覺得這種“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態(tài)度是很不容忍的態(tài)度，是最容易引起別人的惡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對的。

我曾說過，我應(yīng)該用容忍的態(tài)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我現(xiàn)在常常想我們還得戒律自己：我們?nèi)粝雱e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yǎng)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們應(yīng)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我們受過實驗主義的訓(xùn)練的人，本來就不承認有“絕對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四八，三，十二晨

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

5月5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是張熙若先生的《國民人格之修養(yǎng)》。這篇文字也是紀念“五四”的，我讀了很受感動，所以轉(zhuǎn)載在這一期。我讀了張先生的文章，也有一些感想，寫在這里作今年五四紀念的尾聲。

這年頭是“五四運動”最不時髦的年頭。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學(xué)依慣例還承認這個北大紀念日之外，全國的人都不注意這個日子了。張熙若先生“雪中送炭”的文章使人頗吃一驚。他是政治哲學(xué)的教授，說話不離本行，他指出五四運動的意義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個人解放，個人解放產(chǎn)出的政治哲學(xué)是所謂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xué)。他充分承認個人主義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有缺點和流弊，尤其在經(jīng)濟方面。但他指出個人主義自有它的優(yōu)點：最基本的是它承認個人是一切社會組織的來源。他又指出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的神髓是承認個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他說：

個人主義在理論上及事實上都有許多缺陷和流弊，但以個人的良心為判斷政治上是非之最終標準，卻毫無疑義是它的最大優(yōu)點，是它的最高價值?！辽?，他還有養(yǎng)成忠誠勇敢的人格的用處。此種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都是有無上價值的，都應(yīng)該大量的培養(yǎng)的?！袢杖裟芏喽嗯囵B(yǎng)此種人材，國事不怕沒有人擔負。救國是一種偉大的事業(yè)，偉大的事業(yè)惟有有偉大人格者才能勝任。

張先生的這段議論，我大致贊同。他把“五四運動”一個名詞包括“五四”前后的新思潮運動，所以他的文章里有“民國六七年的五四運動”一句話。這是五四運動的廣義，我們也不妨沿用這個廣義的說法。張先生所謂“個人主義”，其實就是“自由主義”。我們在民國八九年之間，就感覺到當時的“新思潮”、“新文化”、“新生活”有仔細說明意義的必要。無疑的，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xué)所提倡的新運動，無論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國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xué)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的原則了。他后來辦北京大學(xué)，主張思想自由、學(xué)術(shù)獨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學(xué)里，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和陳獨秀、錢玄同等同時教書講學(xué)。別人頗以為奇怪，蔡先生只說：“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xué)之所以為大也?！边@樣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我們在當時提倡的思想，當然很顯出個人主義的色彩。但我們當時曾引杜威先生的話，指出個人主義有兩種：

（1）假的個人主義就是為我主義（Egoism），他的性質(zhì)是只顧自己的利益，不管群眾的利益。

（2）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結(jié)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quán)威，不怕監(jiān)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

這后一種就是我們當時提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我們當日介紹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種健全的個人主義。這種思想有兩個中心見解：第一是充分發(fā)展個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說的：“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钡诙且斐勺杂瑟毩⒌娜烁?，像易卜生的《國民公敵》戲劇里的斯鐸曼醫(yī)生那樣“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就是張熙若先生說的“養(yǎng)成忠誠勇敢的人格”。

近幾年來，五四運動頗受一班論者的批評，也正是為了這種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平心說來，這種批評是不公道的，是根據(jù)于一種誤解的。他們說個人主義的人生觀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生觀。這是濫用名詞的大笑話。難道在社會主義的國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發(fā)展個人的才能了嗎？難道社會主義的國家里就用不著有獨立自由思想的個人了嗎？難道當時辛苦奮斗創(chuàng)立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的志士仁人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奴才嗎？我們試看蘇俄現(xiàn)在怎樣用種種方法來提倡個人的努力，就可以明白這種人生觀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的了。

還有一些人嘲笑這種個人主義，笑它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過時思想。這種人根本就不懂得維多利亞時代是多么光華燦爛的一個偉大時代。馬克斯、恩格爾，都生死在這個時代里，都是這個時代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產(chǎn)兒。他們都是終身為自由奮斗的人。我們?nèi)ゾS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我們?nèi)绾闻涑靶S多利亞時代呢！

所以我完全贊同張熙若先生說的“這種忠誠勇敢的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都是有無上價值的，都應(yīng)該大量的培養(yǎng)的”。因為這種人格是社會進步的最大動力。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shù)愛自由過于面包，愛真理過于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我們現(xiàn)在看見蘇俄的壓迫個人自由思想，但我們應(yīng)該想想，當日在西伯利亞冰天雪地里受監(jiān)禁拘囚的十萬革命志士，是不是新俄國的先鋒？我們到莫斯科去看了那個很感動人的“革命博物館”，尤其是其中展覽列寧一生革命歷史的部分，我們不能不深信：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決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張熙若先生很大膽的把五四運動和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相提并論，并且很大膽的說這兩個運動走的方向是相同的。這種議論在今日必定要受不少的批評，因為有許多人決不肯承認這個看法。平心說來，張先生的看法也不能說是完全正確。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至少有兩點是和民國六七八年的新運動不同的：一是蘇俄輸入的黨紀律，一是那幾年的極端民族主義。蘇俄輸入的鐵紀律含有絕大的“不容忍”的態(tài)度，不容許異己的思想，這種態(tài)度是和我們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義很相反的。民國十六年的國共分離，在歷史上看來，可以說是國民黨對于這種不容異己的專制態(tài)度的反抗?？上妩h以來，六七年中，這種“不容忍”的態(tài)度養(yǎng)成的專制習慣還存在不少人的身上。剛推翻了布爾什維克的不容異己，又學(xué)會了法西斯蒂的不容異己，這是很不幸的事。

“五四”運動雖然是一個很純粹的愛國運動，但當時的文藝思想運動卻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張是顯然帶有“世界觀”的色彩的。《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嚴厲的批評指斥中國舊文化。其實孫中山先生也是抱著大同主義的，他是信仰“天下為公”的理想的。但中山先生晚年屢次說起鮑洛庭同志勸他特別注重民族主義的策略，而民國十四五年的遠東局勢，又逼我們中國人不得不走上民族主義的路。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國民革命的大勝利，不能不說是民族主義的旗幟的大成功。可是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立一個民族的國家。因為最后一步是最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兩步。濟南慘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極端的叫囂的排外主義稍稍減低了，然而擁護舊文化的喊聲又四面八方的熱鬧起來了。這里面容易包藏守舊開倒車的趨勢，所以也是很不幸的。

在這兩點上，我們可以說，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是不完全和五四運動同一個方向的。但就大體上說，張熙若先生的看法也有不小的正確性。孫中山先生是受了很深的安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自由主義的影響的，他無疑的是民治主義的信徒，又是大同主義的信徒。他一生奮斗的歷史都可以證明他是一個愛自由愛獨立的理想主義者。我們看他在民國九年一月《與海外同志書》里那樣贊揚五四運動，那樣承認“思想之轉(zhuǎn)變”為革命成功的條件；我們更看他在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時那樣容納異己思想的寬大精神，——我們不能不承認，至少孫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國民革命是和五四運動走同一方向的。因為中山先生相信“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轉(zhuǎn)變”，所以他能承認五四運動前后的“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的事”。思想的轉(zhuǎn)變是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條件之下個人不斷的努力的產(chǎn)兒。個人沒有自由，思想又何從轉(zhuǎn)變，社會又何從進步，革命又何從成功？

二十四，五，六

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tǒng)

各位朋友，同鄉(xiāng)朋友：

今天我看見這么多朋友來聽我說話，覺得非常感動，無論什么人，見到這樣多人的歡迎，都一定會非常感動的。我應(yīng)該向諸位抱歉。我本來應(yīng)該早一個月來，因為有點小病，到今天才能來，并且很抱歉這次不能去臺南、臺東看看五十年前我住過的地方，只有希望等下次來時再去。今天因為黃先生、游先生要我事先確定一個題目“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tǒng)”。這個題目也可改做“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自由”這個意義，這個理想，“自由”這個名詞，并不是外面來的，不是洋貨，是中國古代就有的。

“自由”可說是一個倒轉(zhuǎn)語法，可把它倒轉(zhuǎn)回來為“由自”，就是“由于自己”，就是“由自己作主”，不受外來壓迫的意思。宋朝王安石有首白話詩：

風吹屋頂瓦，

正打破我頭。

我終不恨瓦，

此瓦不自由。

這可表示古代人對于自由的意義，就是“自己作主”的意思。

二千多年有記載的歷史，與三千多年所記載的歷史，對于自由這種權(quán)力，自由這種意義，也可說明中國人對于自由的崇拜，與這種意義的推動。世界的自由主義運動也是愛自由，爭取自由，崇拜自由。世界的歷史中，對這一運動的努力與貢獻，有早有晚，有多有少，但對此運動都有所貢獻。中國對于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批評政府的自由，在歷史上都有記載。

中國從古代以來都有信仰、思想、宗教等自由，但是坐監(jiān)牢而犧牲生命以爭取這些自由的人，也不知有多多少少。在中國古代有一種很奇怪的制度，就是諫官制度，相當于現(xiàn)在的監(jiān)察院。這種諫官制度，成立在中國政治思想、哲學(xué)思想之前。這種諫官為的是要監(jiān)督政府，批評政府，都是冒了很大的危險，甚至坐監(jiān)，犧牲生命。古時還有人借宗教來批評君主。在《孝經(jīng)》中就有一章《諫諍章》，要人為“爭臣”、“爭子”?！缎⒔?jīng)》本是教人以服從孝順，但是君王父親有錯時，作臣子的不得不力爭。古代這種諫官制度，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一種傳統(tǒng)，就是批評政治的自由。此外，在中國古代還有一種史官，就是記載君王的行動，記載君王所行所為以留給千千萬萬年后的人知道。古代齊國有一個史官，為了記載事實寫下“崔杼弒其君”，連父母均被君主所殺，但到了晉國，事實真相依然為史官寫出，留傳后世。所以古代的史官，正如現(xiàn)在的記者，批評政治，使為政者有所畏懼，這卻充分表示言論的自由。

以上所說的一種諫官御史，與史官制度，都可以說明在中國政治思想與哲學(xué)思想尚未成立時，就非常尊重批評自由，與思想自由。

中國思想的先鋒老子與孔子，也可以說是自由主義者。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老子所代表的“無為政治”，有人說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反對政府干涉人民，讓人民自然發(fā)展，這與孔子所代表的思想都是自由主義者?？鬃铀f的中庸之道，實在是一個中間偏左的態(tài)度，這可從孔子批評當時為政的人的態(tài)度而知道?？鬃赢敃r提出：“有教無類”，可解釋為“有了教育就沒有階級，沒有界限”。這與后來的科舉制度，都能說明“教育的平等”。這種意見，都可以說是一種自由主義者的思想。

孟子說：“民為貴，君為輕”，在二三千年前，這種思想能被提出，實在是一個重要的自由主義者的傳統(tǒng)。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孟子給讀書人一種寶貴的自由主義的精神。

在春秋時代，因為國家多，“自由”的思想與精神比較發(fā)達。秦朝統(tǒng)一以后，思想一尊，因為自由受到限制，追求自由的人，處于這“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環(huán)境中，要想自由實在困難，而依然有人在萬難中不斷追求。在東漢時，王充著過一部《論衡》，共八十篇，主要的用意可以一句（話）說明“疾虛妄”。全書都以說老實話的態(tài)度，對當時儒教“災(zāi)異”迷信，予以嚴格的批評，對孔子與孟子都有所批評，可說是從帝國時代中開辟了自由批評的傳統(tǒng)。再舉一個例：在東漢到南北朝佛教極盛的時候，其中的一位君王梁武帝也迷信佛教。當時有個范縝，他著述幾篇重要文章，其中一篇《神滅論》，就是駁斥當時盛行的靈魂不滅，認為“身體”與“靈魂”，有如“刀”之與“利”。假如刀不存在，則無所謂利不利。當時君王命七十位大學(xué)士反駁，君王自己也有反駁，他都不屈服，可說是一種思想自由的一個表現(xiàn)。再如唐朝的韓愈，他反抗當時瘋狂的迷信。寫了一篇《諫迎佛骨表》，痛罵當時舉國為佛骨而瘋狂的事，而被充軍到東南邊區(qū)。后又作《原道》，依然是反對佛教。在當時佛教如此極盛，他依然敢反對，這正是自由主義的精神。再以后如王陽明的批評朱熹，批評政治，而受到很多苦痛。清朝有“顏李學(xué)派”，反對當時皇帝提倡的“朱子學(xué)派”，都可以說明在一種極不自由的時代，而爭取思想自由的例子。

在中國這二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史、哲學(xué)思想史、宗教思想史中，都可以說明中國自由思想的傳統(tǒng)。

今天已經(jīng)到了一個危險的時代，已經(jīng)到了“自由”與“不自由”的斗爭，“容忍”與“不容忍”的斗爭，今天我就中國三千多年的歷史，我們老祖宗為了爭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批評自由的傳統(tǒng)，介紹給各位，今后我們應(yīng)該如何的為這自由傳統(tǒng)而努力?，F(xiàn)在竟還有人說風涼話，說“自由”是有產(chǎn)階級的奢侈品，人民并不需要自由。假如有一天我們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時候每個人才真正會覺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自由主義

孫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國成語：“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不知那一種是真的”。其實“自由主義”也可以有種種說法，人人都可以說他的說法是真的，今天我說的“自由主義”，當然只是我的看法，請大家指教。

自由主義最淺顯的意思是強調(diào)的尊重自由，現(xiàn)在有些人否認自由的價值。同時又自稱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里沒有自由，那就好像長坂坡里沒有趙子龍，空城計里沒有諸葛亮，總有點叫不順口罷！據(jù)我的拙見，自由主義就是人類歷史上那個提倡自由，崇拜自由，爭取自由，充實并推廣自由的大運動?！白杂伞痹谥袊盼睦锏囊馑际牵骸坝捎谧约骸?，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歐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從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來，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國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于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于自己”，都有不由于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淵明的詩：“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這里“自然”二字可以說是完全同“自由”一樣。王安石的詩：“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這就是說，這片瓦的行動是被風吹動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中國古人太看重“自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輕外面的拘束力量，也許是故意看不起外面的壓迫，故意回向自己內(nèi)心去求安慰，求自由。這種回向自己求內(nèi)心的自由，有幾種方式，一種是隱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壓迫，一種是夢想神仙的生活——行動自由，變化自由——正如莊子說，列子御風而行，還是“有待”，“有待”還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事人無待于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凈土，都含有由自己內(nèi)心去尋求最高的自由的意義。我們現(xiàn)在講的“自由”，不是那種內(nèi)心境界，我們現(xiàn)在說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壓迫的權(quán)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縛的權(quán)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是一些先進民族用長期的奮斗努力爭出來的。

人類歷史上那個自由主義大運動實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個某個宗教威權(quán)的束縛，思想自由只是解除某派某派正統(tǒng)思想威權(quán)的束縛。在這些方面……在信仰與思想的方面，東方歷史上也有很大膽的批評者與反抗者。從墨翟，楊朱，到桓譚，王充，從范縝，傅奕，韓愈，到李贄，顏元，李塨，都可以說是為信仰思想自由奮斗的東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們的許多西方同志齊名比美，我們中國歷史上雖然沒有抬出“爭自由”的大旗子來做宗教運動，思想運動，或政治運動，但中國思想史與社會政治史的每一個時代都可以說含有爭取某種解放的意義。

我們的思想史的第一個開山時代，就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就有爭取思想自由的意義。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師老子，就是一位大膽批評政府的人。他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薄胺钭陶?，盜賊多有?！薄懊裰嚕云渖鲜扯愔?，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薄懊裰p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薄疤熘罁p有余，而補不足?！薄叭酥绖t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崩献油瑫r的鄧析是批評政府而被殺的。另一位更偉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間派”，他對于當時的宗教與政治，都有大膽的批評，他的最大膽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

有教無類：“類”是門類，是階級民族，“有教無類”，是說：“有了教育，就沒有階級民族了?！?/p>

從老子孔子打開了自由思想的風氣，二千多年的中國思想史，宗教史，時時有爭自由的急先鋒，有時還有犧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說是全世界的自由主義的最早一個倡導(dǎo)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是中國經(jīng)典里自由主義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歷史上，每到了宗教與思想走進了太黑暗的時代，總有大思想家起來奮斗，批評，改革。

漢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譚，王充，張衡起來，作大膽的批評。后來佛教勢力太大了，就有齊梁之間的范縝，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后期的韓愈出來，大膽的批評佛教，攻擊那在當時氣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還記得韓愈攻擊佛教的結(jié)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佛教衰落之后，在理學(xué)極盛時代，也曾有多少次批評正統(tǒng)思想或反抗正統(tǒng)思想的運動。王陽明的運動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統(tǒng)思想的。李卓吾是為了反抗一切正宗而被拘捕下獄，他在監(jiān)獄里自殺的，他死在北京，葬在通州，這個七十六歲的殉道者的墳?zāi)梗两翊嬖?，他的書?jīng)過多少次禁止，但至今還是很流行的。北方的顏李學(xué)派，也是反對正統(tǒng)的程朱思想的，當時，這個了不得的學(xué)派很受正統(tǒng)思想的壓迫，甚至于不能公開的傳授。這三百年的漢學(xué)運動，也是一種爭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運動。漢學(xué)是抬出漢朝的書做招牌，來掩護一個批評宋學(xué)的大運動。這就等于歐洲人抬出圣經(jīng)來反對教會的權(quán)威。

但是東方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shè)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正在這一點，他們覺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夠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義的政治意義是強調(diào)的擁護民主。一個國家的統(tǒng)治權(quán)必須放在多數(shù)人民手里，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羅撒克遜民族的貢獻居多，代議制度是英國人的貢獻，成文而可以修改的憲法是英美人的創(chuàng)制，無記名投票是澳洲人的發(fā)明，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義應(yīng)該包含的意義。我們古代也曾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邦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主思想。我們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廢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統(tǒng)的國家，在這個大一統(tǒng)的帝國里，我們也曾建立一種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試制度，使全國才智之士有參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們始終沒有法可以解決君主專制的問題，始終沒有建立一個制度來限制君主的專制大權(quán)，世界只有安格羅撒克遜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漸發(fā)展出好幾種民主政治的方式與制度，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國，也可以用在大國。（1）代議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1295年為正式起始。（2）成文憲，最早的1215年的大憲章，近代的是美國憲法（1789）。（3）無記名投票是1856年South Arsthlia最早采用的。自由主義在這兩百年的演進史上，還有一個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義，就是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shù)人的自由權(quán)利。向來政治斗爭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被壓的人是沒有好日子過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卻漸漸養(yǎng)成了一種容忍異己的度量與風氣。因為政權(quán)是多數(shù)人民授予的，在朝執(zhí)政權(quán)的黨一旦失去了多數(shù)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黨了，所以執(zhí)政權(quán)的人都得準備下臺時坐冷板凳的生活，而個個少數(shù)黨都有逐漸變成多數(shù)黨的可能。甚至于極少數(shù)人的信仰與主張，“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種種子里是頂小的，等到他生長起來，卻比各種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樹，空中的飛鳥可以來停在他的枝上。”人們能這樣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別人的態(tài)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數(shù)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國家里，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shù)人的權(quán)利，久已成了當然的政治作風，這是近代自由主義里最可愛慕而又最基本的一個方面。我做駐美大使的時期，有一天我到費城去看我的一個史學(xué)老師白爾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類爭自由的歷史，這時候他已八十歲了。他對我說：“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边@句話我至今不忘記，為什么容忍比自由還更要緊呢？因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可說了。至少在現(xiàn)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種互相容忍的精神，無論是東風壓了西風，是西風壓了東風，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殘自由。多數(shù)人若不能容忍少數(shù)人的思想信仰，少數(shù)人當然不會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過來說，少數(shù)人也得容忍多數(shù)人的思想信仰，因為少數(shù)人要時常懷著“有朝一日權(quán)在手，殺盡異教方罷休”的心理，多數(shù)人也就不能不行“斬草除根”的算計了。最后我要指出，現(xiàn)代的自由主義，還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兩個意義，第一就是和平的轉(zhuǎn)移政權(quán)，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體改革，一點一滴的求進步。容忍反對黨。尊重少數(shù)人權(quán)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會改革的唯一基礎(chǔ)。反對黨的對立，第一是為政府樹立最嚴格的批評監(jiān)督機關(guān)，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選擇的機會，使國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來轉(zhuǎn)移政權(quán)，嚴格的批評監(jiān)督，和平的改換政權(quán)，都是現(xiàn)代民主國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近代最重大的政治變遷，莫過于英國工黨的執(zhí)掌政權(quán)，英國工黨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選擇出十幾個議員，三十年后，工黨兩次執(zhí)政，但還站不長久，到了戰(zhàn)爭勝利之年（1945），工黨得到了絕對多數(shù)的選舉票，故這次工黨的政權(quán)，是鞏固的，在五年之內(nèi)，誰都不能推翻他們，他們可以放手改革英國的工商業(yè)，可以放手改革英國的經(jīng)濟制度，這樣重大的變化，——從資本主義的英國變到社會主義的英國，——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裝革命，只靠一張無記名的選舉票，這種和平的革命基礎(chǔ)，只是那容忍反對黨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數(shù)人自由權(quán)利的政治制度，頂頂小的芥子不曾受摧殘，在五十年后居然變成大樹了。自由主義在歷史上有解除束縛的作用，故有時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義的運動，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績。例如英國自從1832年以來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黨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許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義竟成了“和平改革主義”的別名，有些人反對自由主義，說它是“不革命主義”，也正是如此。我們承認現(xiàn)代的自由主義正應(yīng)該有“和平改革”的含義，因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軌道的國家里，自由與容忍鋪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義者也就不覺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這最后一點，有許多沒有忍耐心的年青人也許聽了不滿意，他們要“徹底改革”，不要那一點一滴的立法，他們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進。我要很誠懇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歷史，很清楚的指示我們，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制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權(quán)可以鏟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也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們不承認他們的見解會有錯誤，他們也不能承認反對的人會有值得考慮的理由，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異己，也絕對不能容許自由的思想與言論。所以我很坦白地說，自由主義為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

總結(jié)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

新聞獨立與言論自由

主席，各位同人：

剛才程滄波先生說我也算是一個編輯人，我的確是編過好幾個報，只是沒有編過日報。有一個時候，我?guī)缀踝龀虦娌ㄏ壬那叭?。上海有個大報，要我去做編輯人，那時我考慮結(jié)果，我不敢做，因為日報的工作太苦，我的生活不規(guī)則，擔任不了。除日報以外，我曾編過三個周報，編過兩個月報，周報最早的是《每周評論》，但最初并不是我編起來的，而是陳獨秀這班朋友編的。不過在民國八年陳獨秀先生被拘捕，那時沒有人負責，就由我接辦了幾期，直到被北京警察廳封掉為止。以后又辦《努力周報》，辦了七十五期，有一年半，到曹錕賄選時期，我們自己宣告停止。以后的《獨立評論》是三個人負責，大部分是我編的，編了五年，出了二百五十期。因為這個資格，所以我在美國做外交官的時候，美國有個新聞記者名譽協(xié)會，叫我“正在工作中的新聞記者”，并送我一個金質(zhì)鑰匙，因為我正在做外交官。假如我知道今天會有這樣一個盛會，一定會把那個金質(zhì)鑰匙帶來給大家看看，因為有這個資格，所以剛才我敢稱大家為同人。

在參加今天這個盛會以前，我決沒有想到大家要請我來說話，以為只是請我來吃飯的。到了門口才看到是講演會，所以今天我一點沒有準備，在餐桌上就請程滄波先生和曾虛白先生給我題目，他們都很客氣，可是剛才主席說的話等于給了我一個范圍。可是這個題目太大了，言論自由的確是個大題目。

前天在《自由中國》雜志三周年紀念的茶會上我也稍微說了幾句，我說言論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樣，都是要各人自己去爭取的。言論自由并不因為法律上有規(guī)定，或者憲法上有這一條文，就可以得來，就是有規(guī)定也是沒有用的。言論自由都是自己爭取來的。我為什么這樣說呢？這幾天與朋友們也講過，無論世界任何國家，就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國家，當政的人以為他是替國家做事，替人民做事，他們總是討厭人家批評的。美國當然是很尊重自由的，絕對沒有限制言論自由，但是諸位還記得的吧，前兩年在華盛頓，有一個《華盛頓郵報》的戲劇音樂批評家，批評總統(tǒng)的小姐唱歌唱的不好，杜魯門先生就生氣了。第二天自己寫了一封信送給這個音樂評論專欄記者，連他的秘書也不知道，罵他，并且說，你要再這樣批評，我就要打你。這件事也曾轟傳一時，成為笑談。故事開始時，我們明白，杜魯門總統(tǒng)對于人家批評他的政治，已經(jīng)養(yǎng)成容忍的習慣，不能發(fā)脾氣。批評他的行為，批評他的政策，批評他的政治，他盡管不高興，但是沒有法子干涉。不過到了人家批評他小姐的唱歌好不好時，他覺得做爸爸的忍不住了，就出出氣，用粗鄙的語句說要打人家。可是他的信寫出以后，得到社會上很不好的反應(yīng)，我可以相信，杜魯門先生決不會寫第二次這樣的信。因為他的小姐唱歌好不好，別人有批評的自由，可是他寫信時并沒有想到戲劇歌曲家批評唱歌好不好，這也是言論自由。而且言論自由是社會的風氣，大家覺得發(fā)表言論，批評政府是當然的事，久而久之，政府當局也會養(yǎng)成習慣，所以言論自由是要爭取的。要把自由看做空氣一樣的不可少。不但可以批評政治，不但有批評政策的自由，還可以批評人民的代表，批評國會，批評法院，甚至于批評總統(tǒng)小姐唱歌唱的好不好，這都是言論自由。人人去做，人人去行，這樣就把風氣養(yǎng)成了。所以我說言論自由是大家去爭取來的。這樣好像是不負責任的答復(fù)，但是我想不出比這更圓滿的答案。

在自由企業(yè)發(fā)達的國家，尤其像美國，他們的報紙是不靠政府津貼的。所用的紙，都是在公開市場上買的。他的收入完全靠廣告。因為在自由企業(yè)發(fā)達的國家，商業(yè)競爭劇烈，無論有了那一樣新的產(chǎn)品，大家互相競爭，所以花在廣告上的錢往往不下于制造的費用。這是報紙經(jīng)費最大的來源。雜志也是這樣，這些條件我們都缺乏。在美國就沒有一個報紙可以說是國家的。政府決不辦報紙。有黨籍的人辦報也不是以黨的資格來辦。譬如有許多報紙，在選舉期間，在候選人出來之前就有一種表示，有些表示的早，有些較晚，當初共和黨人的報紙占大多數(shù)，然而二十年來共和黨并不能當政。共和黨人都是有錢的大資產(chǎn)階級；民主黨向來是代表農(nóng)民、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階級的黨。照黨的背景看來，報紙老板共和黨的人特別多，應(yīng)該是共和黨永遠當政。但是社會并不因為共和黨報紙多而影響選舉。英國也是一樣，有一個時期，工黨只有一個報，銷路很小，叫做《H.R.報》，后來銷路增加，那時自由黨有無數(shù)報社，然而工黨已經(jīng)當政了兩次。這就說明這些國家沒有一個報算是政府的，他們是獨立的，能夠自立的。這與我們有很大的區(qū)別。像我們現(xiàn)在的困難狀況之下，紙的來源要政府配給，一部分材料也得要政府幫忙，至于廣告，在我們工業(yè)不發(fā)達的國家等于沒有。所以廣告的收入不算重要。尤其在這個困難時期，主要的報紙都是政府報，或是黨的報紙，因為是政府的報、黨的報，言論自由當然就比較有限制，我個人的看法，感覺到勝利之后，政府把上海幾個私家報紙都收歸政府辦、黨辦，至少黨或政府的股東占多數(shù)，這個政策我想是不對的。應(yīng)該多容許私營的報紙存在，而且應(yīng)該扶助，鼓勵私家報紙，讓它發(fā)展，這也是養(yǎng)成言論自由的一個方向。政府要靠政策行為博取輿論的支援，而不靠控制來獲取人民的支持。我覺得這是言論自由里面一個重要問題，值得大家考慮的。

關(guān)于材料，包括紙、原料的配給，在現(xiàn)在艱難的時期，我覺得應(yīng)該養(yǎng)成一種習慣，由編輯人協(xié)會，報業(yè)公會，外勤記者聯(lián)誼會等團體，參加支配報紙。因為言論自由不應(yīng)該受這種不能避免的物資的影響，這是值得討論的，不過要想在這困難時候做到完全自由獨立，確是很難。

回想我們辦《獨立評論》時，真是獨立。那時銷路很廣，銷到一萬三千份。我們是十二個朋友組織一個小團體，預(yù)備辦報，在幾個月之前，開始捐款，按各人的固定收入百分之五捐款，這是指固定收入而言，臨時的收入不計算，幾個月收了四千多元，就拿來辦報。我們工作的人不拿一個津貼，也沒有一個廣告，因為那時廣告要找國家銀行或國營機關(guān)去要，那么就等于接受了政府的津貼，等于賄賂，所以五年之中，我們除了登書刊的廣告之外，沒有收入。我們發(fā)表的文章有四千篇，沒有出一個稿費，因為那時我們這班人確是以公平的態(tài)度為國家說話，為人民說話，所以我們即使不給稿費，人家也把最好的稿子送來。最初我們的稿件百分之九十是自己寫的，后來外稿逐漸增加，變成自己的稿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外稿占百分之五十五，甚至有許多好的文章先送到我們這里來，如果我們不登，再轉(zhuǎn)投其他有稿費的刊物去發(fā)表。在民國三十五年回國的時候，許多朋友說：“胡先生，我們再來辦個《獨立評論》”，但是那時排字工人的工資比稿費還要高，我拿不出這些費用，非政府幫忙不可，而且人人都要稿費，我也拿不起，若是我辦雜志而要求人的話，我就不辦了。這并不是責備任何人，而是事實。這就表示在自由企業(yè)不發(fā)達的國家，又在這種局面之下，當然有許多方面不容易有完全獨立或完全自由的言論。不過無論如何，自由的風氣總應(yīng)該養(yǎng)成。就是政府應(yīng)該尊重輿論，我說這話是一個事實，大家應(yīng)該諒解。我覺得，不要以為自己黨來辦報、政府來辦報，就可以得到輿論的支持，沒有這回事的。這種地方，應(yīng)該開放，越開放越可以養(yǎng)成新聞獨立，越可以養(yǎng)成言論自由，而政府也就可以得到輿論的支援。至于支配紙張材料的機關(guān)，應(yīng)該由有關(guān)的團體參加，政府不要以配給政策影響言論的自由。

有人說只有胡適之有言論自由，這話不是這樣說的。從前我們辦《努力周報》，正在北洋軍閥時代；辦《每周評論》是民國八年，也是軍閥時代；辦《新月》雜志是國民革命后的頭兩年，后來辦《獨立評論》，完全是國民黨當政時候，是在九一八事件發(fā)生以后的幾個月，我們受了“九一八”的刺激才辦的，一直辦了五年，到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最后的一期，二十八日北平就丟了。在這個時期，人家就曾說過胡適之才有言論自由，其實不然。我承辦的頭一個報就是被北平警察廳關(guān)閉的。第二個在曹錕賄選時代，當時的局面使我們不能說話，所以就自己將它取消了。后來的《新月》雜志也曾有一次被政府沒收，《獨立評論》也曾被停止郵寄，經(jīng)過我打電報抗議以后才恢復(fù)的。當宋哲元在北方的時候，那時是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我新從國外歸來，一到上海就看見報紙上說“北平的冀察政務(wù)委員會把《獨立評論》封了”。這是因為我12月1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給我一個下馬威。那時我也抗議，結(jié)果三個月后又恢復(fù)出版，所以我并沒有完全失掉言論自由。為什么那時我們的報還有一點言論自由呢？因為我們天天在那里鬧的。假使說胡適之在二十年當中比較有言論自由，并沒有秘訣，還是我自己去爭取得來的。

爭取言論自由我們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政府的諒解，得到各地方政府的諒解。政府當然不愿意你批評，但要得到政府諒解，必須平時不發(fā)不負責的言論。比方中日問題，我們的確對于政府有一百分的諒解，在報上不說煽動的話，即使有意見或有建議，只見之于私人的通信，而不公開發(fā)表。在那時，我們曾提出一個平實的態(tài)度，就是公正而實際，說老實話，說公平話，不發(fā)不負責的高論，是善意的。久而久之，可以使政府養(yǎng)成容忍批評的態(tài)度。

人家說，自由中國言論自由不多，不過我看到幾個雜志是比較有言論自由的，譬如杜衡之先生辦的《明天雜志》，臧啟芳先生辦的《反攻雜志》，我覺得他們常有嚴厲的批評?！斗垂ァ飞系奈恼聦τ谧x經(jīng)，有贊成的，有反對的，這個也是言論自由。我還看見幾個與黨有關(guān)系的雜志，對于讀經(jīng)問題，批評的也很嚴厲。《明天雜志》對于政治的批評也頗有自由，這都是好的現(xiàn)象。只要大家能平實，以善意的態(tài)度來批評，是可以爭取言論自由的。況且我想政府也需要大家的幫助，只要大家都說公平的話，負責任的話。今天我因為沒有準備；講的很草率，請大家原諒。

為學(xué)生運動進一言

我在十五年前，曾提出一條歷史的公式：

在變態(tài)的社會國家里，政治太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guān)，那時候，干預(yù)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xué)生界發(fā)生的。

這條公式是“古今中外”都可以適用的。從東漢北宋的太學(xué)生干涉政治，直到近年的“公車上書”，留學(xué)生組織革命黨，五四運動，民十三以后的國民革命，共產(chǎn)黨運動等等，這都是“古今一例”的。從中國兩千年的學(xué)生干政，到歐洲各國最近三百年中的種種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到眼前全世界的各種學(xué)生干政運動，也都是“中外一理”的。

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中年老年的人，壯氣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態(tài)度，不肯輕易參加各種帶有危險性的政治活動。只有少年學(xué)生的感情是容易沖動的，膽子是大的；他們沒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壓倒情緒，所以他們一受了義憤的鼓動，往往能冒大險，做出大犧牲，不肯瞻前顧后，也不能遲徊猶豫。古今中外，同是一樣的。

懂得了這一條很淺近的歷史公例，我們就應(yīng)該明白，這幾年中國國難之下青年學(xué)生的沉寂只是一種變態(tài)，而不是常軌。這沉寂的原因，一部分固然是自身能力脆薄的覺悟，一部分還是政治勢力的壓抑。絕大多數(shù)學(xué)生確然覺悟了這回國難的空前嚴重性，覺悟了口號標語游行示威的絕對無力，所以他們決心向圖書館實驗室里去尋求他們將來報效國家的力量。然而這不是近年學(xué)生界沉寂的主因，因為這一類學(xué)生本來是沉寂的，他們壓根兒就不是鬧政治運動的材料，凡是干政運動總是少數(shù)“好事”“好動”的青年們鼓動起來的。而近年“特務(wù)機關(guān)”的密布，秘密告訐的盛行，往往使各地學(xué)校里的好事分子銷聲匿跡。此項政治活動的策動人物的被壓抑，似是近年學(xué)生界沉寂的主要原因。

一個開明的政府應(yīng)該努力做到使青年人心悅誠服的愛戴，而不應(yīng)該濫用權(quán)力去摧殘一切能糾正或監(jiān)督政府的勢力，在外患最嚴重壓迫的關(guān)頭，在一個漢奸遍地的時勢，國家最需要的是不畏強御的輿論和不顧利害的民氣。我們這個國家今日所缺少的，不是順民，而是有力量的諍臣義士。因此，近年政府鉗制獨立輿論和壓迫好動的青年的政策，我們都認為國家不幸的事。

我們試回頭想想，在三四年前，我們還能自信，國家的軍備不能作戰(zhàn)時，我們還有經(jīng)濟的武器可以使用。如今呢？可憐我們只許談經(jīng)濟的提攜了！這一項經(jīng)濟的武器的失其效能，一半由于沒有政府的后盾，一半也由于輿論和愛國青年的被鉗伏。

今年五六月之間，華北受了壓迫，報紙不登一條新聞，不發(fā)一句評論，全國青年睡在鼓里，無聲無息的幾乎丟了整個的華北！

獨立的輿論，愛國的青年，都無聲無息的時候，所謂“自治”運動卻公然抬頭露面了。這是必然的結(jié)果。偌大的地面早已成了“無人之境”，奸人們還不公然活動，更待何時！

所以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學(xué)生大請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我們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況這些血氣方剛的男女青年！

那一天下午三點多鐘，我從王府井大街往北去，正碰著學(xué)生游行的隊伍從東安門大街往南來，人數(shù)不算多，隊伍不算整齊，但我們望見他們，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那一天的學(xué)生反對“自治”大請愿，雖然平津各報都不許記載，卻是天下皆知的壯舉。天下人從此可以說，至少有幾千中國青年學(xué)生是明白表示不承認那所謂“自治”的傀儡丑戲的。

但是9日以后，各校學(xué)生忽然陸續(xù)有罷課的舉動，這是我們認為很不幸的。

罷課是最無益的舉動，在十幾年前，學(xué)生為愛國事件罷課可以引起全國的同情。但是五四以后，罷課久已成了濫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還可以招致社會的輕視與厭惡。這是很淺顯的事實，青年人豈可不知道？

罷課不但不能絲毫感動抗議的對象，并且決不能得著絕大多數(shù)好學(xué)的青年人的同情。所以這幾天鼓動罷課的少數(shù)人全靠播弄一些無根的謠言來維持一種浮動的心理。城內(nèi)各校傳說清華大學(xué)死了一個女生；城外各校傳說師范大學(xué)死了一個女生。其實都是毫無根據(jù)的謠言。這樣的輕信，這樣的盲動，是純潔的青年學(xué)生界的恥辱。捏造這種謠言來維持他們的勢力的人，是純潔的青年運動的罪人。

我們愛護青年運動的人，不忍不向他們說幾句忠告的話。第一，青年學(xué)生應(yīng)該認清他們的目標。在這樣的變態(tài)政治之下，赤手空拳的學(xué)生運動只能有一個目標，就是用抗議的喊聲來監(jiān)督或糾正政府的措施。他們的喊聲是輿論，是民意的一種表現(xiàn)。用在適當?shù)臅r機，這種抗議是有力量的，可以使愛好的政府改過遷善，可以使不愛好的政府有所畏懼。認清了這一點，他們就可以明白一切超過這種抗議作用的直接行動，都不是學(xué)生集團運動的目標。

第二，青年學(xué)生應(yīng)該認清他們的力量。他們的力量在于組織，而組織必須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礎(chǔ)之上。法治精神只是明定規(guī)律而嚴守他。一切選舉必須依法，一切討論必須使人人能表現(xiàn)其意見，一切決議必須合法。必須如此，然后團體的各個分子可以心悅誠服，用自由意志來參加團體的生活。這樣的組織才有力量。一切少數(shù)人的把持操縱，一切淺薄的煽惑，至多只能欺人于一時，終不能維持長久，終不能積厚力量。

第三，青年學(xué)生應(yīng)該認清他們的方法。他們都在受教育的時代，所以一切學(xué)生活動都應(yīng)該含有教育自己訓(xùn)練自己的功用。這不是附帶的作用，這是學(xué)生運動的方法本身。凡自由的發(fā)表意見，虛心的研究問題，獨立的評判是非，嚴格的遵守規(guī)則，勤苦的鍛煉身體，犧牲的維護公眾利益，這都是有教育價值與訓(xùn)練功用的。此外，凡盲從，輕信，武斷，壓迫少數(shù)，欺騙群眾，假公濟私，破壞法律，都不是受教育時代的青年人應(yīng)該提倡的，所以都不是學(xué)生運動的方法。團體生活的單位究竟在于健全的個人人格。學(xué)生運動必須注意到培養(yǎng)能自由獨立而又能奉公守法的個人人格。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牽著鼻子走的少年人，在學(xué)校時決不會有真力量，出了校門也只配做順民，做奴隸，而已。

第四，青年學(xué)生要認清他們的時代。我們今日所遭的國難是空前的大難，現(xiàn)在的處境已夠困難了，來日的困難還要千百倍于今日。在這個大難里，一切聳聽的口號標語固然都是空虛無補，就是在適當時機的一聲抗議至多也不過臨時補漏救弊而已。青年學(xué)生的基本責任到底還在平時努力發(fā)展自己的知識與能力。社會的進步是一點一滴的進步，國家的力量也靠這個那個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養(yǎng)個人的知識與能力是報國的真正準備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