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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希拉里·曼特爾小說研究 作者:嚴春妹 著


緒論

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是當代英國暢銷小說作家,至今已出版11部長篇小說、1部自傳、1部短篇小說集,且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等期刊雜志上發(fā)表了眾多評論文章。隨著《狼廳》(Wolf Hall)及其續(xù)曲《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先后摘得布克獎,她一躍躋身于當下英語文學世界最炙手可熱的作家行列,并被譽為“最偉大的現(xiàn)代英語作家”(the greatest English prose writer of modern times)(Chennai,2012)。曼特爾兩度得到英國文學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垂青,與其作品中表征的共同體關懷有著莫大關系。而由此反觀其先前著作,盡管從處女作《每天都是母親節(jié)》(Every Day Is Mother's Day)至今,曼特爾創(chuàng)作取材各異,但共同體形塑是始終貫穿于其寫作的重要主題。曼特爾多樣化題材的嘗試表明她對共同體反思并沒有局限于某一類型或人群,其創(chuàng)作不僅反映基于共同歷史、文化和政治利益基礎上的傳統(tǒng)英國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也反映了當代英國民族共同體對新時代“英格蘭特性”(Englishness)的獨特理解,揭示了英國本土作家利用自身的創(chuàng)作深化民族身份認同、推進共同體建設的民族情懷。一方面曼特爾小說中的共同體書寫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當下英國多元文化社會的病癥,直指英國民族核心價值英格蘭特性面臨的挑戰(zhàn),另一方面小說中圍繞敘事與文化兩個維度展開的共同體書寫,又為英格蘭特性建構提供一條可能的路徑。

1.共同體語境下曼特爾小說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降,與諸如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A.S.拜厄特(A.S.Byatt)及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等英國當代作家一樣,曼特爾在其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表達了濃厚的現(xiàn)代性焦慮情緒:對當下人類的生活狀態(tài)、精神狀態(tài)、性格命運的諸多思考及對英國民族身份認同和當代共同體構建的關注和擔憂。與上述作家不同,在審思英國民族身份認同與當代共同體形塑上,曼特爾借助小說創(chuàng)作的文學形式表達倫理關懷、民族文化關懷以及社會責任意識。

因而,“共同體、倫理、民族文化”等可視為研究曼特爾小說的關鍵詞,其中“共同體”既是曼特爾創(chuàng)作的表征對象,又是其書寫“倫理關懷與民族文化關懷”的具體語境。

“共同體”一詞,是一個社會學概念。“community”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和《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辭典》中注解為:①the people living in one place,district or country,considered as awhole;②group of people of the same religion,race,occupation,etc.,or with shared interests。“community”譯成中文對應有“社區(qū)/共同體”,相應的解釋為:①在一個地區(qū)內(nèi)共同生活的有組織的人群;②有共同目標和共同利害關系的人組成的社會團體。在西方傳統(tǒng)思想中,對“共同體”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強調(diào)“在一個共同體中,對共同善的共同追求使人們獲得相應的利益或善”。在眾多共同體研究中,德國學者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觀點無疑最具代表性。他認為,“共同體意味著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而社會不過是一種暫時的表面的東西。因此,共同體本身必須被理解為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而社會則是一種機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共同目標和共同活動為共同體成員帶來共同利益(Tonnies,2001:15)。”時至今日,這種“持久的共同體生活”又逐漸被細化,除“民族文化共同體”、“區(qū)域文化共同體”等傳統(tǒng)“文化共同體”視角外,“共同體”已經(jīng)越過血緣和地緣的局限,衍生出了科學共同體、學習共同體、經(jīng)濟共同體、職業(yè)共同體等,并由此引發(fā)出較多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見,作為一個“生機勃勃的有機體”,共同體自其產(chǎn)生之日起就是一個流動性與矛盾性并存的場域。20世紀下半葉以降,隨著“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濫觴,英國社會的多元文化格局逐漸形成,這給英國社會既有的共同體帶來較大沖擊,同時又為之注入一股新活力。曼特爾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無疑對這一歷史宏觀變化有所體悟,而她將此種體悟揉入創(chuàng)作中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三十多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曼特爾對歷史邊緣人物、弱勢群體、異質(zhì)文化等始終給予充分關照,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他(它)們在共同體語境下面臨的焦慮與困惑及其對共同體形塑所發(fā)揮的作用。然而,在對國內(nèi)外曼特爾小說研究的文獻梳理中,筆者卻發(fā)現(xiàn)以往研究較少涉及該方面的探索,更鮮有批評家從敘事倫理與文化批評兩種視角解讀其作品中的共同體建構。

國外學者對希拉里·曼特爾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對其處女作《每天都是母親節(jié)》的研究,主要涉及政治、宗教及家庭,研究方向更多的是關注作家的黑色幽默技巧。大多數(shù)學者對曼特爾的布克獎獲獎小說《狼廳》和《提堂》的研究關注較多,研究視角主要集中于小說的主題、結構、語言、敘述基調(diào)、想象力及主人翁托馬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的形象再塑等方面。“道德的模糊”(moral ambiguity)和“政治生活的不確定”(the real uncertainty of political life)是人們較多關注的主題,“歷史現(xiàn)實與自由想象的交融”彰顯了小說創(chuàng)作無盡的魅力(Bordo,2012)。在小說情節(jié)方面,曼特爾聚焦于都鐸王朝緊張的君臣關系和一代權臣的榮辱興衰(Kevin,2012)。對于曼特爾其他幾部小說的評論多見于《紐約客》(The New Yorker)、《旁觀者》(The Spectator)等專欄評論中,系統(tǒng)的學術論文則比較有限。

國內(nèi)學者對希拉里·曼特爾小說研究起步較晚。在獲布克獎之前,曼特爾在我國還鮮為人知,早期的研究也僅以零星介紹曼特爾生平和訪談為主。隨著兩度獲布克獎后,曼特爾引起了國內(nèi)學者的強烈關注。針對其獲獎作品《狼廳》和《提堂》的研究也逐步呈現(xiàn)多元化趨勢:有的學者從歷史小說的特征入手對《狼廳》進行了細致的解讀;有的學者探討了作者高超的文學想象和精細的語言描寫;也有學者著重討論主人翁克倫威爾的形象塑造問題。在許多人看來,曼特爾刻畫的克倫威爾幾乎是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角色:自我意識和自我懷疑并存,冷酷無情與多愁善感糾纏,對傳統(tǒng)觀念不屑一顧。也有評論者贊賞作者曼特爾以女性特有的筆觸詮釋克倫威爾人性與狼性并存的政治生命,探索重塑后的克倫威爾的魅力。

國內(nèi)外學者從多個層面剖析了曼特爾小說的創(chuàng)作主題和創(chuàng)作技巧,尤其是針對歷史人物的重新塑造進行了較多的探討,這些成果將為本書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但是,對曼特爾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及其作品的研究有待深入和拓寬思路,如對其小說中民族身份、民族文化根源以及當代英國民族精神等方面,尤其是涉及共同體價值核心觀念的“英格蘭特性”研究較少?!坝⒏裉m特性”體現(xiàn)著共同體中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全面理解,文學作品則是表達并傳遞這種理解的重要媒介;英國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塑造和發(fā)展直接影響著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文學作品則反過來對民族身份認同的加深產(chǎn)生重要影響。就文學研究而言,只有將這種互為表里的關系納入視野,才能擁有對作品的透徹把握,進而將文學研究提升至民族文化研究的高度。英國文學作品研究是我國世界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成果豐碩,然而,由于此前的工作不夠重視英國民族身份認同觀念的問題,導致對文學作品的研究常常局限于審美愉悅的層次,缺乏民族意識和社會價值觀的深度探討。希拉里·曼特爾作為唯一一位兩度獲布克文學獎的女作家,雖然著作頗豐,也有了一定的文學地位,但是對其作品的研究尚不夠系統(tǒng)全面,也未能充分闡釋其作品在深化民族身份認同、塑造共同價值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如何將這兩方面的研究融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使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解讀與共同體意識的構建真正地相互契合,以推進英國文學研究,并為當前國內(nèi)的文化建設工作服務,是學術發(fā)展的追求,也是社會現(xiàn)實的需求。本書主要從敘事倫理與文化批評兩種視角闡釋曼特爾小說中共同體的價值形構,如從隱含作者、敘事視角、敘事時間等敘事元素中闡釋“去理解,而不是去決斷”的敘事倫理指涉,以及從英格蘭特性、民族身份認同、倫理形態(tài)等文化關鍵詞中解讀民族共同體文化構建。因此,將曼特爾小說置于共同體語境之下,有助于挖掘作家創(chuàng)作背后的人道主義關懷,為了解英國當下復雜的多元文化社會提供切入口,也可為探索我國當前公共文化建設提供新思路。

2.曼特爾創(chuàng)作的倫理情懷

現(xiàn)代生活中,人、自然、神性陷入分崩離析的沉淪境遇中(托多羅夫,2005:153)。人的生產(chǎn)和生活與時序無關甚至相互沖突,工業(yè)產(chǎn)品最終成為廢棄物,無法歸還與獻祭。在當下這個追求真實和論爭的年代,人們對敘述細節(jié)和生活中的逸聞瑣事越來越不耐煩,因為這些沒有使用價值和意義,除非它們是信息或說明了某種道理。現(xiàn)代社會把敘事遣送到新聞報道,把敘事虛構變成了一種大規(guī)模的文化工業(yè)。由此,小說敘事魅力日益凋零,小說的“嚴肅精英性質(zhì)逐漸被通俗流行所替代,純文學走向了邊緣,小說家從此徘徊在文學與文本之間、嚴肅與娛樂之間、理性與非理性之間(楊金才,2009)。”無怪乎美國當代著名小說家唐納德·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就發(fā)出“小說已死”的悲愴感言。在這樣的小說敘事逆境中,希拉里·曼特爾依然對小說創(chuàng)作傾注了極大的熱情,這是其對小說敘事的維護,是對個性、主體性的堅守。隨著兩度榮膺布克獎,曼特爾的小說在商業(yè)上也取得巨大成功。《狼廳》在英國銷量就趕超了美國當下著名暢銷書作家丹·布朗(Dan Brown)的《失落的秘符》(The Lost Symbol)。曼特爾的成功表明,即使在工具理性幾乎獨霸天下的時代,文學虛構敘事仍然可以賦予個人生活以意義,賦予人類的生活經(jīng)驗以講述的動力。

人類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不可避免與其產(chǎn)生關系。人類要尋求生存的意義,其內(nèi)心的欲望必然要求他把握這個世界及其本質(zhì)。因而人與世界就展開了互相建構的活動。小說家與小說敘事的關系也正是如此。小說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奧斯本,2004:277)?!毙≌f主人公及其感受,其對事物的情感意志的總體取向并不是一開始就擁有純粹審美形式,而是首先受到作者的認識和倫理的界定。作者在對小說做出形式上的直接審美反應之前,先要在認識倫理上做出反應,然后才能從純粹審美方面來塑造經(jīng)過認識倫理(指道德上、心理學上、社會學上、哲學上等)判定的主人公。主人公的認識倫理所加的限制,總帶有無法擺脫的利害關系和個人隱秘的價值認知。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文學評論家開始關注作家的創(chuàng)作自由與社會責任的辯證關系。聶珍釗強調(diào):“任何創(chuàng)作與批評都必須承擔道德責任。作家有創(chuàng)作和虛構的自由,批評家有批評和解釋的自由,但是不能違背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應該有益道德而不能有傷風化。無論作家創(chuàng)作作品還是批評家批評作品,都不能違背文學的倫理和損害道德(聶珍釗,2015)?!蔽膶W的基本功能是教誨,因此,作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就不能只兼顧市場效應,還須維護文學創(chuàng)作的倫理秩序和道德規(guī)范。

曼特爾創(chuàng)作的小說大致可歸類為:歷史小說、家庭小說、超自然小說、女性小說,其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如陰險毒辣與忠君愛國的權力人物克倫威爾、表面患有精神病癥實則心理扭曲變形的小女孩穆里爾(Muriel)、對上帝失去信仰卻用嚴格的教條偽裝自己的神父安格溫(Father Angwin)以及惡鬼纏身的專業(yè)靈媒艾莉森·哈特(Alison Hart)等。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認為小說人物是具體的和社會的植入,因此小說人物鼓勵我們對照他們的行為反思我們自己的選擇和行動(伍茂國:2013:78)。小說家曼特爾塑造的小說人物形象足以表達出她的人道主義理念?!叭说乐髁x”是人區(qū)別于“獸道”和“神道”的、以人類生存需要為前提、以人類道德文化為內(nèi)涵的基本原則(徐岱,1990:46)。曼特爾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的生命本體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人道主義的語境。威廉·??思{(William Faulkner)接受諾貝爾文學頒獎時說道:“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唯獨他留有綿延不絕的聲音,而是人有靈魂,有能夠憐憫、犧牲和耐勞的精神。詩人和作家的職責就在于寫出這些東西。他的特殊的光榮就是振奮人心,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思{,1980:255)。曼特爾借助于想象的翅膀塑造了一個個虛構故事中的人物,實現(xiàn)了對自由生命的體驗,這永遠是人類詩性文化創(chuàng)造的價值與意義所在。她的小說敘事雖然離不開敘述者的生活經(jīng)歷,但難能可貴的是,作者至少以此作為敘事的腳手架來為我們表現(xiàn)具有普泛的生命意識。曼特爾用她的小說敘事表達著人類的憤怒、哀傷抑或歡樂,她的小說也因其對人類命運的關懷而贏得尊重與好評。

曼特爾在虛構小說人物時深刻把握了人的基本特點:在人的身上善惡共存的特點。無論是社會中的人,還是文學作品中的人,都是作為一個斯芬克斯因子存在:人性因子與獸性因子。這兩種因子有機組合起來,構成一個完整的人。曼特爾筆下的人物形象幾乎都具有善惡共存的特點,是其作為小說創(chuàng)作者推動人們擇善棄惡的道德實踐。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說過:“嚴肅的小說家是實實在在地思考道德問題。他們講故事。他們敘述著所發(fā)生的事情。他們在我們可以認同的敘述作品中喚起我們共同的人性,盡管那些生命可能遠離我們的生命。他們刺激我們的想象力。他們講的故事擴大并復雜化——因此也改善——我們的同情。他們培養(yǎng)我們的道德判斷力(桑格塔,2009:218219)?!焙翢o疑問,曼特爾是有責任心的說故事高手,她的確試圖通過講述自己的故事而培養(yǎng)現(xiàn)代人的道德判斷力,她的諸多小說感動當下讀者絕離不開其中樸素的倫理追求。當代作家正是借助自己的作品來探索和表達自身對世界和人生的感受與認識。

除了對現(xiàn)實的道德關懷,曼特爾對民族特性也表現(xiàn)出了較強的熱情和洞察力。事實上,現(xiàn)當代英國文學界表現(xiàn)出強烈民族情感的作家不乏其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詩歌、A.S.拜厄特所創(chuàng)作的“新維多利亞小說”、朱利安·巴恩斯的作品《英格蘭,英格蘭》(England,England)、魯?shù)聛喌隆ぜ妨郑↗oseph Rudyard Kipling)帕克系列歷史故事、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白牙》(White Teeth)以及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長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等文學作品從帝國霸權、殖民主義、經(jīng)驗主義、多元文化等方面對“英格蘭特性”進行深入的闡釋和探索,從而審視了英格蘭民族身份認同的內(nèi)涵。這些研究印證了文學作品與英國民族共同體意識之間的密切關系。民族是不斷變化的人類共同體,在記憶基礎上的自我認同意識是其存在的基礎。小說家們通過自身的文學創(chuàng)作從歷史、風俗、文化、宗教等多重視角闡釋英國民族特性,強化民族共同體意識。當代作家們對民族共同體的關注真實地反映了一個民族身份認同危機時代苛求民族身份屬性和共同體精神的強烈愿望。

3.本書研究意義、內(nèi)容框架與創(chuàng)新之處

中國的英國文學研究為中國人了解西方、融入現(xiàn)代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隨著改革開放的加深、經(jīng)濟轉(zhuǎn)型的加快,中國的傳統(tǒng)價值觀和民族凝聚力的內(nèi)涵也在不斷豐富。本書通過審視、解讀當代英國本土女作家希拉里·曼特爾的創(chuàng)作背景及其經(jīng)典小說,探究其倫理態(tài)度和倫理立場,審視其民族意識,提煉其作品中包含的加深民族身份認同的元素,解析其文學作品在構建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的創(chuàng)作路徑。本研究針對當代倫理轉(zhuǎn)向語境中的敘事倫理及英國民族身份認同危機狀況,創(chuàng)新、系統(tǒng)地研究英國共同體文化,旨在服務于我國公共文化建設。本書的研究至少體現(xiàn)了以下幾點意義和價值:

(1)關注曼特爾經(jīng)典作品中的敘事倫理問題,對文學作品的倫理思想內(nèi)容進行深入探討,有助于為敘事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研究提供新維度,提高人們的文學鑒賞水平。

(2)關注英國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塑造和發(fā)展對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與傳播的影響,有助于拓展國內(nèi)文學界對英美文學研究的新思路。

(3)探索希拉里·曼特爾經(jīng)典作品的民族文化特性,有助于加深國內(nèi)文學界對英國布克文學獎作品的了解。

(4)挖掘蘊藏在文學作品中的道德教誨價值,發(fā)掘文學作品在加深民族身份認同意義上的深層價值,關注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與解讀對增強民族凝聚力、創(chuàng)新共同體文化意識方面的積極作用,有利于探索我國文化特色和建構共同體文化。

美國當代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提出文學批評的四大要素:①作品(work)、②世界(universe)、③藝術家(artist)、④欣賞者(audience),并采用一個方便實用的三角關系圖,將“作品”這個闡述對象擺在中間,世界、藝術家和欣賞者處在三個邊上。在這個藝術系統(tǒng)中,作品是中心,經(jīng)由它把其他三個要素勾連起來。世界與藝術家的聯(lián)系被凝聚在作品的藝術形態(tài)中,而創(chuàng)作活動的成果就是作品;作品同時也是連接藝術家和欣賞者的橋梁,欣賞者通過作品去認識世界,理解生活。四要素理論的三角形式表明,評價、分析、解讀一部藝術作品,既要立足于作品又不局限于作品;既要探究作品的內(nèi)部構成,又需考察其與其他因素的關系;既要分析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意圖、思想情感、個性才能如何顯現(xiàn)于作品,又要考慮作品對讀者的社會功用等。本書基本上是沿著艾布拉姆斯對四大要素的概括和三角形關系圖的闡釋來對曼特爾小說進行解讀。大多數(shù)文學史學家和批評家都注重作者個人與他們所生活、創(chuàng)作的社會和文化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也注重文學作品與其所反映或針對的社會層面之間的關系。社會學派的批評家認為,文學作品——題材的選擇與形成,作品體現(xiàn)的思維方式,作品對其表現(xiàn)的生活方式的評價,甚至作品的形式特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其特定時代的社會、政治與經(jīng)濟力量及結構。他們同時也認為,閱讀大眾所處的時代與地點所特有的環(huán)境決定了閱讀大眾對文學作品的闡釋和評價。顯然,文學社會學將文學作品完全視為文化產(chǎn)物,認為文學作品完全扎根于時代、地點的背景環(huán)境之中,這正是本書研究的一以貫之的原則。

本書研究的總體框架以文學敘事的倫理藝術本質(zhì)及英國民族身份認同危機為切入點,以英格蘭特性內(nèi)涵的理解和闡釋為重點,以希拉里·曼特爾的小說《狼廳》和《提堂》及其評論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歷史、文化及政治認同為關鍵因素,探索其作品所透視的敘事倫理價值及民族特性,審視希拉里·曼特爾的人文情懷與民族意識,分析英國本土作家借助文學作品解構傳統(tǒng)民族身份認同的行為,研究英國人推動公共文化建設、構建當代民族共同體的新思路,同時經(jīng)由文學研究、心理學研究及社會學研究等多棱視角,著重審視作家的社會道德責任和英國民族獨特的當代共同體意識,探索文學作品對當代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實影響及意義。本書將在小說敘事倫理和民族共同體文化視域下展開研究,具體研究內(nèi)容如下:

第一章為希拉里·曼特爾小說創(chuàng)作背景及創(chuàng)作思想研究。要解讀一位作家的作品,真正了解作品所體現(xiàn)的豐富內(nèi)涵,就有必要研究作家的創(chuàng)作背景。希拉里·曼特爾自1985年發(fā)表處女作《每天都是母親節(jié)》以來,迄今已出版11部長篇小說、1部短篇小說集和1部傳記。曼特爾創(chuàng)作不僅涉足不同文類,而且作品的題材跨度較大。但她似乎比較青睞歷史題材。1993年的小說《一個更安全的地方》(A Place of Great Safety)通過追溯革命家喬治·雅克·丹東(George Jacques Danton)、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等人的一生,再現(xiàn)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恢宏場面。1998年,曼特爾以18世紀末的真實歷史人物查爾斯·奧布萊恩(Charles O'Brien)為主人公創(chuàng)作完成了小說《巨人奧布萊恩》(The Giant O'Brien),探索了靈與肉、想象與理性的對立。而2009和2012年推出的《狼廳》和《提堂》則堪稱作家對歷史題材完美操縱的典范。曼特爾小說的創(chuàng)作背景可以從作者經(jīng)歷、所處時代、創(chuàng)作動機等方面進行透視分析。探討曼特爾的創(chuàng)作背景和創(chuàng)作意圖意在從不同視角和層面發(fā)掘作品的豐富意蘊,也是對作家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的一個梳理。

第二章為希拉里·曼特爾經(jīng)典小說研究。曼特爾的經(jīng)典小說——如歷史小說《狼廳》和《提堂》,反映了英國16世紀都鐸王朝一代權臣克倫威爾的政治生活和豐功偉績——取得了巨大成功,為其兩度贏得布克獎,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其歷史小說《一個更安全的地方》描寫的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丹東、羅伯斯庇爾、卡米爾(Camille)三個革命者所表達的政治理想;《巨人奧布萊恩》是一個關于18世紀愛爾蘭巨人查爾斯·奧布萊恩的神話故事,等等。本章從文化功能這一視角,研究曼特爾小說如何暗示英國民族文化走向,解析共同體文化價值觀念的形成。文學經(jīng)典是民族文化的承載者與推動者,也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捍衛(wèi)者,具有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坐標原點價值,反映著一個廣闊的領域,包括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風俗、道德、思想、文字等多重文化觀念,這一切都為我們考察文學經(jīng)典作品在引領民族文化方面的作用,提供了學理依據(jù)。

第三章為希拉里·曼特爾經(jīng)典小說的敘事倫理研究。曼特爾作為當代實力派作家,始終關注自我、身份、命運、生死、愛、靈魂、信仰等眾多人類生活基本命題,不倦地探索人的生存方式,積極呈現(xiàn)生命的感覺。曼特爾眾多經(jīng)典作品充分演繹了作家的生命哲學和高超的敘事藝術。研究曼特爾小說的敘事倫理,意在闡述其以《狼廳》和《提堂》為代表的經(jīng)典作品中敘事了何種倫理和倫理如何敘事,探討敘事中呈現(xiàn)的倫理關系和敘事主體在敘述文本中構建出的倫理價值,探討曼特爾的小說敘述形式產(chǎn)生的倫理效果。因而本章節(jié)主要從敘事倫理的角度切入,通過對《狼廳》、《提堂》的故事倫理研究和敘述倫理研究來闡釋曼特爾的倫理價值和敘事技巧。首先,論述小說敘事倫理批評的常用策略,如敘事視角、敘事主體等,并概述曼特爾小說的敘事倫理精神;其次,論述《狼廳》與《提堂》的故事倫理,探索敘事中蘊含的倫理內(nèi)涵;最后,曼特爾經(jīng)典小說中的人物始終表達了對人性陰暗面的揭露與嘲諷和對善與溫情的渴望與贊美,由此分析曼特爾的倫理烏托邦建構。敘事倫理研究是一種后經(jīng)典敘事學的全新方向,在對于敘事性作品的既有研究中已經(jīng)證實其具有極大的理論意義。選取曼特爾經(jīng)典小說,尤其是以其布克獎獲獎作品為研究文本,具有較強的典型性。從敘事倫理角度探討曼特爾的小說藝術,打開了曼特爾文學作品研究的新維度,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第四章為希拉里·曼特爾經(jīng)典小說中的民族共同體形塑研究。曼特爾在其小說中所體現(xiàn)的民族共同體文化,有反映社會較低階層需求的大眾文化,有體現(xiàn)英格蘭貴族社會特色的主流文化,也有代表皇室傳統(tǒng)的精英文化,這三個方面作為一個內(nèi)在有機系統(tǒng),既有其尖銳的意識形態(tài)沖撞,但更多的是具有共同的價值指向——英格蘭民族的文化自覺、文化自豪。英國民族公共文化建設離不開大英帝國情懷的重新審視、文學經(jīng)典的繼承和發(fā)揚、黑色幽默手法的運用以及民族記憶信息和特征的傳承及補充等方面。研究希拉里·曼特爾借用小說創(chuàng)作方式解讀和闡釋當代英格蘭特性所體現(xiàn)的民族獨特性、包容性和多樣性,以進一步延伸對英國民族共同體文化與當代公共文化建設的研究,是本書的重要研究內(nèi)容。

全書四個章節(jié)主要圍繞以下問題展開論述:一是怎樣真正體現(xiàn)文學作品與共同體形塑之間的雙向解釋。本書通過對英國本土作家希拉里·曼特爾的創(chuàng)作思路及其經(jīng)典小說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以全面、具體、細致的方式闡釋文學作品對民族共同體形成、鞏固和發(fā)展所發(fā)揮的作用,在小說作品的研究領域有一定的挑戰(zhàn)性。二是如何從倫理價值取向及民族共同體文化等視角界定“英格蘭特性”的概念及其內(nèi)涵。界定國家的民族身份認同是相當復雜的課題,因為英國現(xiàn)在涌入大量外來移民,使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國家之一?!坝⒏裉m特性”的表征因時期不同而不同,但其內(nèi)涵卻一直在延續(xù)、鞏固和發(fā)展。如何界定“英格蘭特性”這一概念,梳理反映其內(nèi)涵的表征現(xiàn)象,也是本書研究的關鍵。第三,一直以來,“英格蘭特性”、“道德判斷”、“倫理視角”、“民族身份認同危機”以及“共同體文化構建”等熱點話題在各個研究領域得到強烈關注。本書是在文學研究、心理學研究、文化學研究及社會學研究等領域?qū)ι鲜鰺狳c話題的有機延伸,既具有思想性、歷史性、民族性及學術性,又是對當下種種研究熱點的積極回應和參與。本書探討了如何在這種參與和回應中探索我國倫理價值以及民族文化的共同體意識內(nèi)涵,形成適用的研究范式,真正實現(xiàn)共同體文化領域的東西方對話。

從敘事倫理視角和民族共同體文化視角研究希拉里·曼特爾及其文學作品,同時審視文學作品對民族共同體形塑及公共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是本書研究的創(chuàng)新之處。文藝研究領域中的“敘事倫理”是對倫理學視域中的“敘事倫理”的借鑒和拓展,包括“故事倫理”和“敘述倫理”兩個部分,其中,敘述倫理指在敘事過程中敘事技巧、敘事形式如何展現(xiàn)倫理意蘊以及敘事中倫理意識與敘事呈現(xiàn)之間、作者與讀者、作者與敘事人之間的倫理意識在敘事中的互動關系。置身于當代倫理轉(zhuǎn)向語境中的敘事倫理既是一種對文學藝術敘事以及超文藝敘事進行研究的新視角,同時也是一種批評方法;民族共同體是一定地域內(nèi)形成的具有特殊歷史文化聯(lián)系、穩(wěn)定經(jīng)濟活動特征和心理素質(zhì)的民族綜合體。研究民族共同體的成長,是研究公共文化建設繞不開的話題。英國民族共同體研究就是研究英國人如何建設共同體?!坝⒏裉m特性”體現(xiàn)著共同體中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全面理解;而文學作品是表達并傳遞這種理解的重要媒介。共同體的塑造和發(fā)展直接影響著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而文學作品反過來對民族身份認同的加深產(chǎn)生重要影響。就這個角度而言,只有將希拉里·曼特爾的文學作品納入民族共同體文化視域下進行研究和審視,才能擁有對作品的透徹把握,進而將文學作品的研究提升至民族文化的研究高度。

本書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為指導思想,運用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闡釋學和譯介學等相關理論,通過文本細讀和語境化處理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對當前英國社會倫理危機和身份認同危機背景下的以希拉里·曼特爾的創(chuàng)作為代表的英國文學作品從“英格蘭特性”視角進行深入、辯證的思考和闡釋。本書以審美體驗、理性分析和價值判斷的視角研究希拉里·曼特爾的小說與共同體形塑,以厘清“英格蘭特性”的內(nèi)涵,探索英國小說、詩歌等文學作品所體現(xiàn)的民族特性;借用(新)歷史主義和多元文化視角來考察相關文化、社會互文的意識。在此基礎上,對相關的英國文學作品作出具體的解讀和闡釋,無疑會用到新批評和闡釋學的方法。假如只能用一句話來概括本書的研究策略,那就是英國民族身份認同和文學作品的雙向闡釋。將文學作品置于民族思想和文化觀念場域中加以考察,以文學作品所凸顯的民族特征為主軸,切入希拉里·曼特爾小說的理解、闡釋與研究,形成雙向互動。

本書在整理、補譯、重譯和闡釋曼特爾經(jīng)典文學作品的基礎上,追溯文化觀念的脈絡,評價社會核心文化價值觀在這些作品的形成和發(fā)展中產(chǎn)生的作用。同時經(jīng)由文學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交互視角,著重審視英國民族和英國社會建設公共文化的獨特經(jīng)驗,探索英國公共文化思想形成與發(fā)展的源泉、脈絡、形態(tài)和現(xiàn)實影響,進而延伸至我國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研究?;谝陨系慕缍ê退伎?,本書的研究路線如下:

希拉里·曼特爾小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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