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用彤《理學·佛學·玄學》前言

九年前，我和樂黛云曾在一篇文章中，對先父湯用彤先生留下的許多遺稿沒有整理出來和讀者見面一事，感到遺憾。時至今日，讓人稍覺欣慰的是，湯先生的部分遺稿已得到整理和出版。近年來，中華書局把湯先生的著作編為《湯用彤論著集》，已經出版了《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湯用彤學術論文集》、《印度哲學史略》四種，尚有《魏晉玄學講義》、《饾饤札記》兩種待整理出版。但是中華書局已出或將出的湯先生的論著沒有收錄湯先生早年在清華學堂學習時和抗日戰(zhàn)爭前發(fā)表的部分論文，為了便于更全面地了解湯用彤先生的學術工作，我們編輯了這本《理學·佛學·玄學》論文集。

湯用彤先生在清華讀書時，對宋明理學發(fā)生了興趣，從20年代初起轉而研究中國佛教史，為了更深入、全面地進行這項工作，他同時研究了印度哲學史；抗日戰(zhàn)爭中，又對魏晉玄學作了深入的探討，值得一提的是，這期間他一直不忘對西方哲學的介紹和研究。為了便于讀者了解湯先生遺稿的情況，我愿在這里再作一點介紹。除去已出版的著作，湯先生留下的遺稿，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有待整理出版的著作；二是需要最后編定的資料；三是大量的讀書筆記、研究提綱和講演提綱等。

一、有待整理出版的著作

《魏晉玄學講義》

湯先生在1957年出版的《魏晉玄學論稿》“小引”中曾說：“我原在抗日戰(zhàn)爭初期想寫《魏晉玄學》一書，但以后因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統(tǒng)治下，生活顛沛流離，無法寫書，只能寫些短篇文章發(fā)表?，F(xiàn)在出版的這本書就是這些論文的匯集，而不是一本系統(tǒng)的著作。至于原來計劃，本在‘流別略論’一章后，應有‘貴無’學說數(shù)章，除王弼外，還應有嵇康和阮籍、道安和張湛等人的‘貴無’學說；對向郭崇有義本應多加闡述；原來計劃還包括《玄學與政治理論》、《玄學與文藝理論》。這些本都在西南聯(lián)大講過，但未寫成文章。”湯先生的《魏晉玄學》一書雖未完成，但仍留下了大量研究成果，這些成果見于他的四種講課提綱：第一種是在西南聯(lián)大講課用的《魏晉玄學綱領》；第二種是在西南聯(lián)大講課用的《魏晉玄學專題》；第三種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在北大講課用的《魏晉玄學講課提綱》；第四種是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講課用的《魏晉玄學》英文提綱。此外還有他講這門課程時學生的聽課筆記兩種和他的一些有關這一問題的講演提綱和研究提綱(詳見下文)。根據(jù)這些材料，完全可以整理出一份比較完整和系統(tǒng)的《魏晉玄學》。

根據(jù)這幾種講課提綱和聽課筆記，這部《魏晉玄學講義》包括以下十五章：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魏初名理之學

第三章：言意之辨

第四章：本末有無之爭

第五章：貴無之學上——王弼與何晏

第六章：貴無之學中——阮籍與嵇康

第七章：貴無之學下——道安與張湛

第八章：崇有之學與向郭義

第九章：僧肇不真空義

第十章：道生頓悟義

第十一章：王弼與郭象之比較

第十二章：自然與因果

第十三章：自然與名教

第十四章：玄學與政治理論

第十五章：玄學與文學理論

這部《魏晉玄學講義》整理起來自然要比《隋唐佛教史稿》困難一些，因為后者已形成文字，而前者只有提綱和學生的聽課筆記，但它的學術價值或比《隋唐佛教史稿》更大一些。我們研究了《魏晉玄學講義》后，得到幾點深刻的印象：第一，可以清楚地看到魏晉玄學發(fā)展的線索，在分析其發(fā)展線索時對思想發(fā)展的規(guī)律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第二，在歷史發(fā)展中對魏晉玄學的主要問題如言意之辨、本末有無、自然與名教、自然與因果等作了分析，應該說這是抓住了當時哲學思想的幾個最重要的問題；第三，分析了重要哲學家的特點(如“貴無”三派)和他們之間的異同(如王弼與郭象)；第四，把道安、僧肇、道生放在玄學中講，這不僅可以看出佛學與玄學的關系，而且可以看到中國哲學思想從魏晉南北朝發(fā)展到隋唐的一些重要環(huán)節(jié)；第五，材料相當豐富，提出的問題也有啟發(fā)。我們整理了“貴無之學下——道安與張湛”一章。在這一章中，湯先生高屋建瓴地勾畫了道安以前佛教在中國發(fā)展的規(guī)律；抓住了玄學在東晉初年提出的新問題——生死問題，從這個問題入手分析道安和張湛的思想，這是合乎實際的；他指出道安和張湛雖亦是貴無派，但和王弼、嵇康等很不相同；他還提出了若干很有啟發(fā)性問題，如道安和張湛思想中漢代元氣論的影響、漢代自然論反對目的論的凈化運動等。之后，我們又陸續(xù)整理出了《魏晉玄學與文學理論》、《崇有之學與向郭學說》等發(fā)表在有關刊物上。

二、需要最后編定的資料

1949年后，湯先生特別注意資料的整理工作，以便為年輕人的學習和研究提供條件。在病中十年，他在資料整理方面作了三件事：

慧皎的《高僧傳》

《高僧傳》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雖然過去有過一些整理，但都不理想。日本佛教史專家常盤大定曾把它譯成日語，并加以注釋，但錯誤甚多；《大正藏》雖有校勘、斷句，但錯誤也不少；金陵刻經處本無“?？庇洝?，亦有錯誤，故湯先生很想把這部書整理出版。他為整理這部書所寫的“說明”，現(xiàn)摘要如下：

一、本書定名為《校點〈高僧傳〉初集》，內容分三部分：前面是緒論(包括本書的評價、史料來源及可靠性，其他)及校勘說明；主體是僧傳原文；后面有三個附錄。

二、本書用大正藏為底本，并采錄其?？庇浰卧魅静糠?，以及弘教藏、磧砂藏、金藏(即趙城藏，不全，缺七、八、十至十四卷)及金陵刻經處本互相校對，并參?！冻鋈赜浖?《祐錄》)、《名僧傳抄及目錄》、《內典錄》、《法苑珠林》、《開元錄》、慧琳《音義》、可洪《隨函錄》等書有關部分。

三、我們的原則是：?？睍r“寧濫勿缺，有聞必錄”，采用時“寧缺毋濫，去蕪存精”，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棄之。

四、本書有下列三種小注：(一)文字的?？保?二)資料的介紹；(三)文字的解釋。以(一)為主，不多作史實考證。

其他五、六、七是關于標點符號、排印形式等從略。

這部書，三個附錄是“關于《高僧傳》”、“關于慧皎”、“《高僧傳》分科分卷人數(shù)對照表”，湯先生已寫好；“?？闭f明”已列出幾條，“緒論”有個簡單提綱；“僧傳原文”部分已整理好十卷，并抄寫成文。如要出版，尚須作三項工作：(一)沒有整理完的后五卷繼續(xù)整理完；(二)“說明”中提到的三種小注，第三種“文字的解釋”似乎少了一些，應略有增加；(三)“緒論”、“?？闭f明”根據(jù)原有提綱形成文字。就湯先生已整理出來的部分看，如果繼續(xù)完成，這將是一部整理得較好的古籍，因為它不僅有文字的?？?，且有資料的介紹和文字的解釋。湯先生雖說“不多作史實的考證”，但這方面實是他的專長，這一點從書中的“按語”部分還是可以看出來的。我們已把書中關于史實考證和解釋的“按語”選出四十條加以整理，連同兩個附錄在北京圖書館編的《文獻》雜志1980年第2期發(fā)表。此書整理工作也已結束，由中華書局出版。

《漢文印度哲學史資料匯編》

湯先生在《印度哲學史略》的“重印后記”中說：“關于印度哲學在中國文字中所保留下的資料是可以推測印度哲學各時代發(fā)展的大體情況，并也可推測到印度各地域流行的學派的不同?！苯又信e從漢譯《阿含經》到清辯、護法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印度哲學的資料，提出如果“依派別及年代整理出來，實可供中外學者研究印度哲學參考之用”。后面還說：“現(xiàn)在為著促進對印度哲學方面的研究，我正在編一《漢文印度哲學史資料匯編》——在大藏經中廣泛抄集，無論經論或章疏中的有關資料長編或另片均行編入?！边@部《漢文印度哲學史資料匯編》，湯先生生前大體已編成。他從漢文大藏經中抄出了137條，編成《六師學說》、《順世外道》、《耆那教》、《勝論》、《數(shù)論》、《吠陀》、《因明論》(《正理論》)及《各派綜述》等22項。但這也還不能說是最后定稿，所抄出的資料還可進一步歸類，次序亦可調整，標點尚可斟酌，另外尚有備用卡片79張(是關于“六師”、“吠陀”、“譬喻師”的)尚未抄出編入。這部資料集已整理完畢，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漢文印度佛教史資料選編》

《漢文印度哲學史資料匯編》是“無論經論或章疏中的有關材料長編或另片均行編入”的，因為佛經中這方面的材料較少，全部抄出也不過幾十萬字，然而漢文印度佛教史的資料卻較多，因此不能不選編?！哆x編》分四大部分：甲、原始佛教；乙、分部及一切有部；丙、般若空宗；丁、經部及其發(fā)展。中又分子目十九，約三十萬字。這個《選編》已經抄出，加了標點，可以說大體已編成。這個資料的編排和材料的選擇，也反映了湯先生對印度佛教發(fā)展的看法。

這里順便提一下關于編輯《中華大藏經》的問題。1962年，湯先生曾寫信給文化部建議編《中華大藏經》，這件事得到齊燕銘同志的支持。后由潘梓年同志出面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這個問題，陳垣、周叔迦、向達等先生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并在會上決定請呂澂先生先編一《中華大藏經目錄》。1963年初，呂先生編好目錄，并油印成冊送專家討論。當時周叔迦先生、巨贊法師都對這部目錄提出了書面意見，后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繼續(xù)下去。值得欣慰的是，這項工作已在任繼愈先生的主持下實現(xiàn)了。

三、大量的讀書筆記、研究提綱和講演提綱等

湯先生留下了68本讀書筆記，其中解放前的43本(應為46本，丟失了3本)，主要是他研究中國佛教史、印度哲學史和魏晉玄學時所用的資料的摘抄；解放后的25本，其中《讀佛藏札記》16本，《讀道藏札記》8本，《有關印度哲學的資料》1本。這些札記除抄錄材料外，還有湯先生自己寫的許多“按語”。如《讀佛藏札記》主要是讀《續(xù)大正新修大藏經》、《大日本續(xù)藏經》、《大日本佛教全書》的筆記，內容包括：(1)寺院經濟；(2)中國佛教無“十宗”；(3)中國佛教各派的發(fā)展、相互關系和所討論的問題；(4)隋唐僧人事跡；(5)佛教對唐代社會的影響；(6)日本僧人所傳中國佛教各宗；(7)印度佛教的發(fā)展等方面的材料。所寫“按語”大體包括所閱讀書的內容提要、應注意的問題、書的評價以及一些簡單考證等。這里抄錄幾條以見一斑。

在讀宗性《俱舍論本義抄》的札記開頭有一段“按語”說：“按宗性東大寺華嚴宗人，在南宋末葉也。本書浩繁(四十八卷)，系據(jù)唐譯《俱舍》逐段逐句提出問題，說明《論》之文句；多結合《光記》、《寶疏》辨其異同，并有時提到神泰、圓暉及他們的書；有時言及真諦，及新舊譯之不同；并涉及《婆沙》及《毗曇》。書雖有時表現(xiàn)懂得，但多沉溺于文字瑣碎之中，實無足取。但可資《光記》、《寶疏》諸書?？庇?，且神泰之書被保存了一些。但據(jù)此書可知南宋末年日本和尚知道：(1)《俱舍》出于薩婆多(有部)，而意同經部，其主張有時與《成實論》同；(2)未言及中國有俱舍宗。宗性為凝然之師，而凝然則談到了俱舍、成實二宗?！痹谧x遁倫《瑜伽師地論記》的札記中有“按語”多條，現(xiàn)抄錄兩條：

卷三十二“今釋景公所疑，《起信》據(jù)不思議熏習真如受熏之義；《瑜伽》據(jù)可議熏習賴耶受熏之義，法門各異，不可一準”云云，后有“按語”一段說：“按上條遁倫引(順)景對《起信論》的疑問，提出《起信》與《瑜伽》之不同，甚可注意。查唐實叉難陀譯《起信》約與遁倫同時，則景所引《起信論》似應為以前真諦所譯。又按《論記》卷三十二及三十三大半全屬《瑜伽論·菩薩地種性品》，其中詳述印度(護月、護法等)、中國(玄奘、泰、基、景等)諸師所說，并加以己意，討論性種姓、習種姓、本有無漏無性諸問題，頭緒紛亂。但大都歸結個人體性(佛性、賴耶)、宇宙本體(真如、法身)的總問題。而這在中國南北朝以后就有兩方面的爭辯：一方面是本有當有，所謂當?，F(xiàn)常、無性種姓是也；另一方面是染凈，所謂八識九識爭論屬之。而法相宗人和起信論師之爭(從唐代直到近二三十年前)，亦與后一方面很有關系。因此上列一條標明《瑜伽》和《起信》之不同，實可注意。但是這一切是‘即心即佛’、‘即心即宇宙’所必生的糾紛，猴子翻跟頭，不過掌心，如此而已?！?/p>

卷七十三：“何故佛言觸為外處若四大種所造，不言觸外別有余色。此是佛陀提婆問。彼立四大外無別，一切所造色皆是觸處所攝故”云云，后有一長段“按語”說：“按佛陀提婆即覺天，薩婆多部論三世有的四大論師之一，其學說散見《毗婆沙》(《大正藏》卷二十七，4、8、392頁)，《百論疏》卷六及《了義燈》(《大正藏》卷四十三，723頁)。覺天突出的學說是‘色唯大種，心所即心’(《俱舍》卷二、《光記》卷七，指為譬喻師說?。?！)，此義實為佛教發(fā)展之一重要關鍵，初步了解略如下：

A.從佛陀分析心色諸法，一切有部立(甲)法謂‘持自性’，‘一切法自性所攝’，同時立(乙)a1大種、a2大種所造色，b1心、b2心所，二方面之伴生(此《雜心論》、《俱舍論》稱為俱生)。

B.上(甲)與(乙)之間有矛盾，因而產生出不同意見，主觀唯心論可乘機而入，于是有

C.覺天的學說，即(等于)取消了a1、b1，而留下a2、b2。這意味著佛教早已取消了心(無我？人空)，現(xiàn)在更徹底取消了物(色空)，而有

D.成實以四大是假，四塵是實，以及

E.唯識的‘人法兩空，所顯真如’，‘賴耶緣起’之說?！?/p>

從以上抄錄的三條看，這些“按語”如稍加整理，作點必要的說明，對研究中國佛教史和印度佛教史都是有用處的。

湯先生還留下近二十份研究提綱和講演提綱，有的比較詳細，有的比較簡單，其中主要的有：(1)漢代思想之主流與逆流；(2)漢魏名學與王弼；(3)郭象的自然觀念；(4)圣人學致問題；(5)佛教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6)由唐到宋佛教發(fā)展的趨勢；(7)法相唯識學；(8)中印文化的融合；(9)佛經的翻譯；(10)玄奘法師等。這些提綱大都是抗日戰(zhàn)爭后的，多半是闡述湯先生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例如在《漢代思想之主流與逆流》中，他提出在漢代天人感應目的論流行的同時，存在著一種與目的論相對立的自然論的凈化運動，此一凈化運動實是引起魏晉玄學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又如在《佛經的翻譯》中，他講了中國佛經翻譯的特點，兩大翻譯家鳩摩羅什和玄奘在人格上、學問上、翻譯技巧上的異同。這些提綱似乎也可整理利用。

《理學·佛學·玄學》是《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之后的又一部論文集。本論文集收錄了湯先生三個不同時期的部分論文。1914—1918年在清華學堂時期，他出于對國家民族的關心，希望昌明國學，而開始研究理學，并介紹西方文化，這實是在1922年后他參加《學衡》所抱宗旨：“昌明國故，融會新知。”在中國現(xiàn)代哲學史上，二三十年代一批學者提倡宋明理學，可以說湯先生更早地注意到了對理學的研究。1922年后，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上，于1937年寫成傳世名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本論文集所收有關佛教史論文均是這一時期為寫《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所作的準備，它可以告訴我們湯先生研究佛教史的過程。40年代后，湯先生開始研究魏晉玄學，發(fā)表的文章已收在《魏晉玄學論稿》中。但《論稿》為一論文集，有些湯先生的重要研究成果并未包含其中，因此本論文集收錄了根據(jù)他的講課提綱和筆記整理的論文若干篇。這幾篇論文可以說是對《論稿》的補充。

這本論文集的資料收集工作由北京大學哲學系陳繼東同志完成，北京大學出版社張文定同志提出過不少寶貴意見，在此對他們表示感謝。

本文作于1990年3月，原收入《理學·佛學·玄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