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先生

王得后

王瑤先生被無常奪走四個月了。第一個清明也已經(jīng)過去?！扒迕鲿r節(jié)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那幾天常常想起這首小詩；想起王先生是山西人，不善飲，卻喜歡喝一點，而且常常是杏花村的汾酒。但我們，還在這人生旅途“辛苦輾轉(zhuǎn)”的蘊如師母、超冰、曉村、理群、福輝、平原、趙園和我，都無心趕熱鬧去八寶山憑吊王先生的孤魂，卻又都期待5月7日王先生誕辰的日子，再去拜訪他，問候他。我們曾相約慶賀王先生的八十大壽。去年的這一天，我們就都到了鏡春園76號。誰能想到王先生竟不能度過90年代第一春的他的生日，遑論八十？而且連想死在“正寢”也不可得！

“死去元知萬事空”！倘若人沒有靈魂，這詩句說的就是真實。她那么動人心魄，固然在于詩人對民族、對國家命運的偉大關(guān)懷，然而對個體生命的“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眷戀，也是內(nèi)心深處的情愫吧？依據(jù)王先生的研究，在中國，是魏晉人開始了對于人類個體生命的自覺的。他寫道：“我們念魏晉人的詩，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動人心的，便是那在詩中充滿了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與情感；阮籍這樣，陶淵明也是這樣，每個大家，無不如此。生死問題本來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覺到這個問題的嚴重和親切，自然是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視的?！既烁胁坏剿赖谋В液喼币庾R不到死的存在，這是人類學者已經(jīng)證明了的；因此，自然也就不覺得死的可怕和時光的無常。中國詩，我們在三百篇里找不到這種情緒，象《唐風·蟋蟀》中的‘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今我不樂，日月其邁’，雖然有點近似，但較之魏晉詩人，情緒平淡多了?！冻o》里，我們看到了對社會現(xiàn)實的煩悶不滿，但并沒有生命消滅的悲哀?！覀兛吹搅诉@種思想在文學里的大量浮出，是漢末的古詩。象‘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以上皆《古詩十九首》中句），這一類句子，表現(xiàn)了多么強烈的生命的留戀，和對于不可避免的自然命運來臨的憎恨。”（見《中古文學史論》第13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重版本）王先生而立之年得出了這樣的學術(shù)結(jié)論，當親歷了“拔白旗”以及“史無前例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后，年逾古稀，又專攻魯迅研究四十年，以魯迅思想作自己學術(shù)研究的指南，待人處事的良知，他對自己的“生命的留戀，和對于不可避免的自然命運來臨的憎恨”是怎樣的??？王先生是現(xiàn)實感極強的人，對自己的地位與活力與處境清醒到近乎嚴酷的人。他大病住在上海華東醫(yī)院，已經(jīng)做了切開喉管的緊急搶救手術(shù)，看到我趕到他病榻之側(cè)，微微點一下頭，輕輕碰碰我的手，要求寫字，寫道：“驚師動眾，又可能還未到彌留之際，極不安，謝謝?！蔽疫€看到他寫過一句話，說這么多人去看他，倘若不死，豈不成笑話！他是這樣承受不了人間的溫情。我死也不會忘記，有一次他同我談到招幾個博士研究生的事。報考的人多，大家也希望他再一次多招幾個。他對我說，不行，最多只能招三個。以我在北大的地位和影響，三個我還能保證他們通過，也可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四個就無能為力了。他就是這樣估量著人間世，估量著自己。他有許許多多期待，他有許許多多希望。但他沒有看見，也看不見了，甚至聽也聽不到?！八廊ピf事空”，人人都是這樣子的。倘若人沒有靈，《示兒》之類，也不過活人生時的一點心愿，果真一瞑之后，言行兩忘，祭與不祭又與他何干！王先生是少有的熟悉魯迅思想的學者，當真正人于彌留的時候，在留戀，期望、憎恨之中，大概，我想一定會想起魯迅的遺囑“忘記我，管自己生活?！炔恢埽痪驼媸呛肯x”的吧？這才是生者的第一要義。

這是真的。王先生很關(guān)心人，不是一般的入時的關(guān)心，而是入俗的關(guān)心。頗像魯迅為青年入學擔保，勸他們不要剪辮子，借錢給他們，為他們謀生計之類。

80年代，由于改革開放的機遇，各個學科的學會如雨后春筍，蓬蓬勃勃，幾乎有要覆蓋中國大地的架勢。在北京的學人，對于入會，當理事，了不關(guān)心者大有人在；就是帶點反感的，也不是絕無僅有。王先生不這樣。1982年在海南島的年會上，一開始就囑咐我找學會秘書要幾張會員入會申請表，為他剛畢業(yè)的幾位碩士生填上；閉會前又一再問及辦理情況。他們?nèi)霑遣粫袉栴}的。并不是因為王先生是會長，而是他們自己已經(jīng)脫穎而出，鋒芒初露了。關(guān)鍵在王先生的想法，他反復叮嚀我說，入會其實也沒有什么，只是他們年輕，入了會，將來參加學術(shù)活動方便一些，這于研究有益。還有王先生的做法。這種事他是絕對以導師自居，不去征求他們的同意的。他認為這是為師的權(quán)利。而且他是那樣急不可待，好像回到北京就搭不上末班車似的。

對于青年人的職稱評定，他更是念茲在茲。他一直在北大，1976年魯迅研究室開創(chuàng)時期，曾兼任副主任，后來又兼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去了，因此對于幾個單位的職稱評定情況，都比較熟知，也時時談起，他體諒年輕人的急切，多次為他們解釋說，這是實際問題，關(guān)系到工資、住房、兩地關(guān)系，評不上就解決不了，有什么辦法？有的學術(shù)頭頭，大力組織集體研究，集體編著，難免影響研究個性，影響獨異才能的發(fā)揮。他解釋說，當頭頭也不易，他要照顧大家的職稱，搞個集體項目，成績大家有份，就好辦一些了。1980年魯迅博物館評職稱的時候，我忝為學術(shù)委員。私心以為高級職稱嚴一點好，因為社會上有比較，影響也大。王先生給我回信，告訴我：“北大提級已完畢，現(xiàn)代文學方面為樂黛云與孫玉石二位，文研所材料也已送來，尚未開會，其中有吳子敏、劉再復、張炯等?？梢娔鷤儐挝徊⑽捶潘蓸藴?。陳鳴樹情況不詳。有些事想得過多反而不好，似不必過于考慮人事關(guān)系，我行我素即可。”如果誰的職稱，由于單位領(lǐng)導耽誤了，壓得過低了，他比當事人還著急。他不勸人“清高”，自己也不裝出“清高”模樣。只要能說話，有說話的地方，他總要主動說說。而又“出語多諧”，有時候?qū)W給我聽，聽了都不能不開懷大笑。如果說不上話，他是很憂愁的。他不止一次同我嘆息過遠在上海的一位學生的境遇。

王先生關(guān)心學生輩雖不避俗事，更多的自然還是他們的研究成果。去看望王先生，常常可以聽到他提起某某熟人發(fā)表了什么文章，有時會笑著補充：我是從報上的廣告看到的，文章還沒有見。時間久了之后，我發(fā)現(xiàn)王先生看報是非常仔細的，有時一些很不起眼的刊物的廣告，他也會提到。

有了重要的事，重要的文章，他就要發(fā)表議論，進行分析。一次《光明日報》在頭版報道朱正兄艱辛的經(jīng)歷之后，香港報刊也爭相報道。記得有一篇文章題目是《班房里的魯迅通》。王先生特地拿出來給我看，幾次說只能到此為止了，宣傳只能到此為止了。并囑咐我轉(zhuǎn)告朱正兄。

其實，王先生遠不只是看了廣告，知道誰寫了什么，他常常發(fā)表具體的看法。許多流行的術(shù)語，時興的觀念，他都思考過。大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文章強調(diào)人人反省，甚至說到民族的懺悔意識云云。王先生反感透了。他說：“我不反省！人人反省，錯誤人人有份？！當人說話都不起作用，甚至不準說話的時候，他反省什么？我只有挨斗的份，我還要反省？我不反省?！?0年代末，魯迅又一次大走“華蓋運”。青年罵魯迅，中年罵魯迅研究，老年悻悻地辯白與魯迅的關(guān)系，免不了帶點刺。一次談到一位“左翼”老戰(zhàn)士的文章，王先生說：“他都談出來，也不過如此而已，并未影響過去的看法，也無損于魯迅。”又談到一位復出而走紅的作家在新的高度批評魯迅一個主張和魯迅研究的罪過的文章，王先生說：“此為‘時論’，非研究性文章；如欲爭鳴，則仍以雜文形式為宜。”王先生讀報刊確實是細心的。1988年第7期《魯迅研究動態(tài)》登了《“魯迅與中國現(xiàn)代文化名人學術(shù)座談會”資料專輯》，長文不少。而其中一篇短文《魯迅與罵人——“魯迅與中國現(xiàn)代文化名人”之我見》，王先生向我稱贊了幾次，連連說寫得好。并幾次問我作者王荊是誰。可惜我一向疏懶，忝為編委而不問實事，尤不打聽作者。看到王先生那么高興，那么興奮，我答應問問，可后來似乎忘了。王先生去世后，心里時時晃悠著他那“華發(fā)滿顛，齒轉(zhuǎn)黃黑，頗符‘顛倒黑白’之譏；而濃茗時啜，煙斗常銜，亦諳‘水深火熱’之味”的形象，許多忘卻的往事也會突然甦醒。一天忽然想起這件事來，問同車回家的允經(jīng)兄。他說，王荊就是王景山先生呀！有什么辦法呢？王先生，還有多少事我要告訴您，您是知道的。

王先生是經(jīng)過嚴格訓練的學者，熟悉人文科學研究的具體操作程序。他對清華大學的感情，似乎比對北京大學還深，還好。清華的校慶，他是一定要去參加的，而且寧愿放棄別的活動，假如時間發(fā)生沖突的話。回憶起他的導師朱自清先生以及聞一多先生來，沉思，細語，好像走到一個遙遠的親切的世界去了。

王先生對于后學的指導，大概發(fā)揚著先賢的遺風：熱心、誠懇、切實；循循誘導，多所鼓勵。

1979年8月，王先生回信說：“您的研究計劃（‘關(guān)于魯迅對“人”的探索’）是一個新的領(lǐng)域，從一個有重大關(guān)系的角度來探索具有廣泛思想內(nèi)容的問題，值得鉆研。我沒有考慮和探索過這方面的問題，提不出具體的意見，但認為這個選題很有意義，值得花力氣，只是在寫作中必須在廣闊的背景中展開，不能局限于《全集》所提供的資料。就是說雖然是研究魯迅思想，但必須以近代中外思想潮流為背景。背景當然不必羅列許多，但勾勒和概括總須有所依據(jù)，故寫起來頗費工力，……只是工程艱巨，并不省力而已。今距‘紀念’之期尚有兩年，我想是可以用來獻給這一‘紀念’的。”

一個月后，王先生再次教導我：“您定的題目本來很大，需要多花一點時間，但我相信是會寫好的。這類文章有兩種寫法：（一）把魯迅言論梳辮子，引出論點加以發(fā)揮；（二）融會貫通，以自己所要闡述之論點作為框架，只于論點展開時才引用魯迅的話作證明。照您的題目看，似以后一種寫法較好。姑妄言之，聊供參考。”

主要由于我的功力不足，加上我有“研究魯迅思想首先要研究清楚魯迅到底有哪些思想，然后才能進一步研究這些思想的性質(zhì)，評論它的是非，衡量它的高低”（見拙著《（兩地書）研究》第247頁）的想法，我走著“梳辮子”的路子。幾年過去了，有一次又談到研究方法，王先生邊笑邊比劃著對我說：“有一種人是把研究題目有關(guān)的資料全都收集起來，分析，比較，梳理，提出自己的看法，很有成就；有一種人就拿著一篇文章看，反復看，看來看去，也能看出別人沒看到的東西。也是一法？”于是又談到“六經(jīng)注我”和“我注六經(jīng)”的問題。對于幾本魯迅研究著作，作著實際的評估。

王先生看不起兩種文章，一種是“大批判”，一種是人云亦云，認為這都不是學術(shù)研究。王先生逝世前躺在病床上給巴金寫信，祝賀巴老八十五歲壽誕，說：“最近十年，巴金學術(shù)研究收獲頗大，其作者多為我的學生一輩，如陳丹晨，張慧珠等，觀點雖深淺有別，但都是學術(shù)工作，不是大批判，這是迄今我引以為慰的。”足見他對“大批判”的厭惡，至死不渝。王先生又告訴我：做學問的最高成就，是得出定論，如魯迅研究中國小說史，得出“譴責小說”的結(jié)論，一直為研究者所沿用，就是贊同，就是接受，就是定論。其次是自圓其說。不一定正確，不一定深刻，不一定人家同意，自己提出和人家不同的見解，說圓了，也不錯。最沒有用的是人云亦云，東拼西湊，沒有自己的東西。這種文章寫了等于沒寫，不應該寫的。

王先生又曾對我說，搞研究和搞創(chuàng)作不一樣。搞研究靠積累，要下死功夫讀書。有一次，王先生指著一篇長論文對我說，一部新文學史上有名的書，作者都張冠李戴，搞不清楚，醉心于宏觀看問題，這樣研究是不行的。后來在武漢“全國魯迅研究教學研討會”上，王先生又用“見樹不見林”和“見林不見樹”來比喻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說“如果不從具體出發(fā)，見林不見樹，黑壓壓一片，究竟是林還是著了火也搞不清，那就不好”，就是這次談話一個話題的公開發(fā)表，只是隱去了具體例子，話也沒有私下說得尖刻。

我認識王先生是1976年，王先生已經(jīng)六十二歲了。那時魯迅研究室剛剛成立。不久，粉碎了“四人幫”。又不久，否定“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家痛恨浪費了十年歲月。談到這個話題，王先生也十分痛苦，甚至有點憤激。他說：“我也是十年！不光你們年輕人耽誤十年。老年人的十年更可怕，他更接近死亡了，更難補救了?！彼€談到他的同輩同學，說：“看到誰發(fā)表文章，有一個好處，就是知道誰還健在。老人有幾種，拼命寫作的，是‘垂死掙扎’；不能寫，寫不出文章來的，是‘坐以待斃’。我就是‘坐以待斃’啦！”

其實，王先生在最后的十三年，做了大量工作。修訂重版了《中國新文學史稿》，修訂重版了《中古文學史論》，其他幾部著作也大都校閱重版了；結(jié)集了《魯迅作品論集》并已出版；結(jié)集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論集》，所作《后記》，幾乎就是王先生的絕筆。這本集子大約也會出版的吧？十三年間，王先生寫了不少論文。為紀念魯迅誕生百周年而作的《〈故事新編〉散論》，是全國學術(shù)討論會七篇大會報告之一，實為杰作。兩次出國講學，一次赴香港講學，在他個人的生平，也是“史無前例”的。培養(yǎng)了近十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碩士、博士研究生，他們新作迭出，苗而且秀。從80年代開始，長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整十年，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整十年?！?/p>

不過，王先生最后十三年的心境，卻也是難以承受之輕。僅僅在給我一個人的信里，就常常發(fā)出這樣的感喟：

我近來甚么也未作，效率奇低，頗感焦慮。這大概也是衰老現(xiàn)象的表現(xiàn)罷。堆的事甚多，頗思奮勉，但效果并不理想。

我近來工作效率之低，并非耿耿于過去之挨批，確系精力衰退之故，每日應付日?，嵤?，即感到再無力作事，雖欲振作，頗有力不從心之感，殊覺苦惱。今后當努力寫一點東西，藉答盛意。

我終日蟄居斗室，消息閉塞，又做不出事來，更無從談質(zhì)量?！聦嵣献?8年被當作‘白旗’以來，二十年間雖偶有所作，也是完成任務，已無要打算如何如何之意了。蹉跎歲月，垂垂老矣，雖欲振作，力不從心。此并非發(fā)牢騷，意在促您抓緊時間，多寫東西，自高自大固然不好，妄自菲薄亦大可不必，應該有高度自信，刻苦努力，多做貢獻。是非功過，皆自有公論，外間反應不可不聽，亦不可過聽，不知然否？信口妄論，尚希諒之。

這是真實的聲音，自己的聲音，覺悟的聲音。倘若魯迅的意見是對的，“蓋惟聲發(fā)自心，朕歸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是對的，那么，王先生，恕我沒有得到您的同意就發(fā)表了您的這些話，作為對您的紀念。

倘若天假我以年，我還會寫文章紀念王先生的。倘若天不假我以年，也不幸早死，就不會再寫文章了。那么，永別了，王瑤先生！我們的昭琛師。

1990年4月26日于安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