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賦”（一）

本文所言之“賦”，乃是“辭賦”之“賦”，是指古代的一種文體，這種文體應當說是我國所獨有的。

最早提到“賦”的，當是《詩·周南·關(guān)雎序》：“所謂詩有六義：風、雅、頌，賦、比、興。”這里所說的賦，只是詩之所謂六義中的一義，與比、興同列。歷來解釋很多，大致意思是：鋪陳其事曰賦（見《辭源》）。六義中的賦，不是指一種文體，而是指我們的古人常用的一種寫作方法，或者說修辭手法。

最早指出賦是一種文體，而且指出它的產(chǎn)生也是淵源有自的，是漢代的班固。他在《兩都賦》前面《序》的開頭說：“賦者，古詩之流也?！苯又鴥删?，“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于是賦就產(chǎn)生了。“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喻），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逼渲小坝喝荨币辉~，似可用來描述賦體的一個突出特點，即鋪陳描寫。

《漢書·藝文志》云：“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這登高能賦之賦，是一個動詞，指作賦。所作之賦，不可歌而只供朗誦，這說明賦的又一個特點，它和詩不同，詩是可歌的（指當時），賦是不可歌的。

《毛詩正義》云：“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這說的是賦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只直陳其事，不譬喻（沒有隱喻寄托）。

到了南朝的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篇中說：“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痹凇肚椴伞菲姓f：“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薄盀榍檎撸s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他把“六義”之賦，與文體之賦聯(lián)系起來，并且說明了賦與詩的區(qū)別：賦重在鋪陳描寫，所謂“淫麗”，所謂“煩濫”，大約即指此而言。我們只要看一看漢代的所謂大賦，包括上文說到的班固的《兩都賦》，大概就不難體會到賦作為文體的這一特點。

宋代的朱熹在《詩集傳》中這樣解釋“賦”：“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彼f的是賦、比、興之“賦”，但正好道出了作為文體之賦的兩大特點：一、敷陳其事；二、直言之。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鄭賓于在他的《中國文學流變史》中就直書：“賦之所以為賦，應有兩個條件：一，從其命意上說，則貴直陳；二，自其形式上說，則貴鋪張?！?/p>

賦自詩出，分流異派，“六義附庸，蔚為大國”（劉勰語）。其創(chuàng)始者，論者以為，一為北派的荀況，一為南派的屈原。而荀況雖為趙人，但后適楚，為蘭陵令，其著述亦多撰于晚年居楚時，是否可以說，始作“賦”者，應都屬南派？

《漢書·藝文志》載荀況有賦十篇，今《荀子》一書，有《成相》一篇、《賦篇》（分詠禮、知、云、蠶、箴）一篇，論者以為即是早期之賦。

楚辭亦稱楚騷、騷體賦，屈原作品稱屈原賦或屈賦，這在司馬遷的《史記》里即有此稱名。屈原的《離騷》《九章》，宋玉的《九辯》當不可歌，但寄托遙深，《九歌》則應是可歌的。劉勰區(qū)別詩、賦特點，“為情造文”“為文造情”云云，在屈賦并不明顯。但屈賦中天上地下、東西南北之“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當也是人們認屈賦也是賦體的源頭，屈原亦為賦體之創(chuàng)始人的原因。而且，由于荀況在楚著書時代比屈原略晚，論者有的甚至認為荀況之作還受到屈原騷體賦的影響。（參見游國恩《中國文學史講義》）

賦作為一種文體，涵蓋面廣，變化也多，約而言之，主要可分作兩類，一曰騷賦，一曰文賦。騷賦以楚辭中屈原《離騷》《九章》、宋玉《九辯》為代表。從結(jié)構(gòu)形式和表現(xiàn)方法來看，它們都是一種抒情詩體，只是或兩句中上句句末帶“兮”字（或“些”字），或句中帶“兮”字，與不帶“兮”字的詩有所不同。故今人也把它們稱為詩，古人則稱為“騷”，或稱為“辭”，或稱為“騷賦”。騷賦由楚地民歌發(fā)展而來。論文體，騷賦近于詩。

以相傳為屈原所作的《卜居》《漁父》為代表，傳為宋玉所作的《風賦》《高唐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以及荀卿的《賦篇》等，屬于另一種。這類賦基本上是一種有韻的文，所以可以統(tǒng)稱其為文賦。其直接源頭當是戰(zhàn)國縱橫家的說辭和諸子中的問答體。東漢以后產(chǎn)生的駢賦和唐以后形成的律賦，以及唐宋以來興起的新的賦體，皆應歸入文賦。論文體，文賦近于文。

賦，依其體制規(guī)模，又分作大賦、小賦。像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那樣大規(guī)模地描寫大國都會、宮廷苑囿，排比堆砌，鋪張揚厲，人們習慣稱之為大賦，或曰宮廷大賦；而將宋玉《風賦》、賈誼《吊屈原賦》、張衡《歸田賦》這一類形制短小，描寫對象具體而微，或只是抒寫個人懷抱的，稱作小賦；或者與宮廷大賦相對，稱作民間小賦。

劉勰《文心雕龍》說到賦時，有“興楚而盛漢”的說法。所謂興于楚，無論騷賦還是文賦，都是產(chǎn)于楚地，屈原、宋玉不必說；就是北人荀卿，也是適楚后才作的《賦篇》。所謂盛于漢，《昭明文選》即以漢賦開篇，選賦多至十九卷，且多為漢賦。后人多以漢賦與唐詩、宋詞等并提，所謂“文章一代有一代之勝”（清焦循《易馀龠錄》）。漢賦也得到了近代的大學者王國維、章太炎諸人的宣揚和推崇。漢賦多為文賦?！段倪x》另有“騷”部，收錄騷體作品。賦也就離詩愈遠，而離文愈近了。但仍然是“不歌而誦”的韻文，這應當是賦語言形式上最大的特點。漢代大賦以司馬相如《子虛》《上林》、揚雄《甘泉》《解嘲》、班固《兩都》、張衡《二京》為代表，馬、揚、班、張，稱為漢賦四大家。對于這些體制博大、鋪張揚厲，以堆砌辭藻、羅列名物為能事的宮廷大賦，現(xiàn)代的讀者讀起來，可能一是望而生畏，二是味同嚼蠟，而難以卒讀。但是這些大賦，反映了一種闊大的境界和磅礴的氣概，有助于今天認識兩漢極盛時期的自然和社會情形，以及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風貌，是后人認識漢代社會形態(tài)的形象教材，有著重要的認識價值和歷史價值。

漢賦以宮廷大賦為代表，并不是說這類大賦是賦的極則或最高成就。盡管當時和以后很長的一段時期，對這類大賦推崇備至，所謂“洛陽紙貴”；而用今天欣賞文學作品的觀點看來，雖然排比堆砌了不少名詞和形容詞，但這類大賦并沒有創(chuàng)造出鮮明生動的藝術(shù)形象，也沒有能很好地發(fā)抒作家個人的思想感情。它們的存在，主要是一種歷史文化的見證。正如有的論者所說，像司馬相如《子虛》《上林》《長門》三賦，有大型文賦開創(chuàng)之功，后人要寫出那樣的大賦，恐怕也還不是那么容易呢。

漢代后期，一直到魏晉南北朝，賦體文學持續(xù)發(fā)展，表現(xiàn)出新的特色，取得了新的成就。特色之一就是抒情賦的大量出現(xiàn)。像描寫愛情婚姻題材的，如曹植的《洛神賦》、潘岳的《哀永逝文》、陶淵明的《閑情賦》；抒發(fā)個人離情別恨的，如江淹的《恨賦》和《別賦》；哀悼逝者、表達追思的，如向秀的《思舊賦》、陸機的《吊魏武帝文》；描寫山水景致、歸居田園的，如孫綽的《游天臺山賦》、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還有把個人的身世之感和對重大歷史變故的深沉感慨融為一體而加以表現(xiàn)的，如王粲的《登樓賦》、庾信的《哀江南賦》；等等。這些抒情賦的空前發(fā)達，應當說是同當時抒情詩與抒情文的興盛相適應的，也是文學“自覺”的開始。文學脫離經(jīng)史而獨立，正是這一時期的一個顯著標志?！段男牡颀垺返淖?，《昭明文選》的編就，是其明證。

抒情賦之外，還有一些用賦作來批評社會、抨擊現(xiàn)實的所謂諷刺賦。像曹植的《蝙蝠賦》《鷂雀賦》、阮籍的《獼猴賦》《大人先生傳》、魯褒的《錢神論》、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這些諷刺賦善于把諷刺之意滲透在客觀事物的描述之中，與之前所說一些大賦在贊頌之余加一個諷喻的結(jié)尾不同，呈現(xiàn)出一種新的面貌。

單純從形式上看，漢末、魏晉南北朝的賦壇上，駢賦盛行起來。像陸機的《文賦》、江淹的《恨賦》和《別賦》，就都是講究排偶而又不乏變化的駢賦的名作。這一時期，騷賦、駢賦以及其他文賦的作家們，已經(jīng)不滿足、甚至不屑于用名物羅列、辭藻堆砌的比較簡單的方法來表現(xiàn)，他們追求用生動傳神的形象描寫，來創(chuàng)造意境，把情意與景物融為一體，并且采用多種修辭方法，驅(qū)使典故，來增強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包括詞采和音律之美。

一般論者都認為漢魏六朝是賦的黃金時代，其實唐、宋在唐詩、宋詞這所謂“一代之文學”之外，唐賦與宋賦也有一些新的發(fā)展。反映的社會生活面更廣闊，表現(xiàn)的思想感情更充實，體式更加多樣化，出現(xiàn)了語言趨于平易的新文賦，以及篇幅短小、對仗嚴整、限定韻字的律賦。藝術(shù)構(gòu)思、藝術(shù)風格和藝術(shù)技巧，也更加靈活多變。韓愈的《進學解》、柳宗元的《瓶賦》《牛賦》、李商隱的《虱賦》、杜牧的《阿房宮賦》、歐陽修的《秋聲賦》、王安石的《思歸賦》、蘇軾的《赤壁賦》《后赤壁賦》等，都是唐宋時期有名的賦篇。

唐宋而后，作為文學體裁之一的賦，應當說有式微之勢，但直至清代，黃宗羲的《海市賦》、王夫之的《霜賦》、夏完淳的《端午賦》、蒲松齡的《屋漏賦》、袁枚的《笑賦》、張惠言的《黃山賦》、龔自珍的《哀忍之華賦》、王闿運的《嘲哈密瓜賦》、章炳麟的《哀山東賦》等，即從題目，亦可見賦的題材豐富而多彩，正所謂源流未斷，連綿不絕。至于今人以純白話寫作的散文，如《茶花賦》《雄關(guān)賦》《秋色賦》之類，當然不是古人所謂的賦，但其中偏重于鋪陳描寫，詞采飛揚，或可視作賦體對當今散文的一種積極影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