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名士教科書

——讀《世說新語》之一

讀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筆者總是想起《菜根譚》的名句：“是真名士自風流?！边@倒不是因為《世說新語》中的《賞譽》篇有范豫章謂王荊州“卿風流雅望，真后來居上”的說法，也不是因為《品藻》篇有袁侍中認為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的記載；而是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講演稿中的一句話，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深處：“《世說》這部書，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書?！?/p>

名士風流，這風流當然包括風度、儀表，但風度、儀表不等于風流的全部。馮友蘭先生在《論風流》一文中說，風流是一種人格美，而構成真風流需有四個條件，即玄心、洞見、妙賞和深情。（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滿足這四個條件，而又風度翩翩，那當然是風流出眾；而即使是外表邋遢，也無礙名士風流。當然這種人格美或所謂真風流，是以那個時代的標準來衡量的。

那個時代，即漢末、魏晉到劉義慶生活的時代。誠如魯迅先生所言：

漢末士流，已重品目，聲名成毀，決于片言。魏晉以來，乃彌以標格語言相尚，惟吐屬則流于玄虛，舉止則故為疏放，與漢之惟俊偉堅卓為重者，甚不侔矣。蓋其時釋教廣被，頗揚脫俗之風，而老莊之說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為反動，而厭離于世間則一致，相拒而實相扇，終乃汗漫而為清談。渡江以后（指晉室南渡），此風彌甚，有違言者，惟一二梟雄而已。（《中國小說史略》）

鄭振鐸先生在他的《描圖本中國文學史》里，對這些漢末以來魏晉名士的言談做派，有這樣一段想象的話：

我們懸想，那些名士們各執(zhí)著麈尾，玄談無端，終日未已。或宣揚名理，或臧否人物，相率為無涯岸之言，驚俗高世之行。彼此品鑒，互相標榜。少年們則發(fā)狂似的緊追在他們之后，以得一言為無上光榮。

鄭振鐸先生的“懸想”不是沒有根據(jù)，從《世說新語》隨便舉出一則，即可見一斑：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仆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蓖跷渥印O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浹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保ā堆哉Z》）

今人《世說新語校箋》本前言亦云：

漢代郡國舉士，注重鄉(xiāng)評里選，所以漢末郭泰號稱有人倫之鑒，許劭有“汝南月旦評”；魏晉士大夫好尚清談，講究言談容止，品評標榜，相扇成風，一經(jīng)品題，身價十倍，世俗流傳，以為美談。

人們對于“美談”，當然期其流播地域更廣、時間更長，于是“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舊聞，或者記述近事，雖不過叢殘小語，而俱為人間言動”（魯迅語），魯迅先生遂名之為“志人”小說，以別于以前的“志怪”。東晉裴啟的《語林》、郭澄之的《郭子》都是志人筆記，但今已失傳。流傳至今而廣播人口乃至海外的，只有《世說新語》?！妒勒f新語》理所當然地成為志人筆記小說的代表作。

《世說新語》的編撰者劉義慶（403～444），是南朝宋武帝劉裕之侄，長沙王道憐之子，出繼臨川王道規(guī)，襲封臨川王，官至尚書左仆射、中書令。他尊崇儒學，晚年又好佛，愛好文義，喜招文學之士，《宋書》說他“才詞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世說新語》應是他組織門下的文人學士，雜采眾書編纂而成（《中華文學通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謂“或成于眾手，未可知也”，當然起主導作用的還是劉義慶（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

今本《世說新語》凡三卷，每卷又分上下（《世說新語校箋》本去其上下）。全書分三十六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言今本三十八篇，未知何據(jù)）。上卷《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篇，中卷《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guī)箴》《捷悟》《夙慧》《豪爽》九篇，下卷《容止》《自新》《企羨》《傷逝》《棲逸》《賢媛》《術解》《巧藝》《寵禮》《任誕》《簡傲》《排調(diào)》《輕詆》《假譎》《黜免》《儉嗇》《汰侈》《忿狷》《讒險》《尤悔》《紕漏》《惑溺》《仇隙》二十三篇。上卷四篇，正是孔門四科（見《論語·先進》），當然是正面的褒揚，說明此書雖然釋、老雜出，但思想傾向還是有崇儒的一面。中卷九篇，也是正面的褒揚。下卷二十三篇中，《容止》《自新》《賢媛》褒揚之意比較明顯；《任誕》《簡傲》《儉嗇》《忿狷》《惑溺》諸門看似有貶義，但也不盡是貶責。有的是貶責，如《讒險》《汰侈》中的一些條目；還有許多條目，只是寫某種真情的流露，并無所謂褒貶。編撰者只是將那些饒有興趣的、可資談助的逸聞軼事、言談舉止，采集來匯編成書，態(tài)度是比較客觀寬容的。今人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評論其思想內(nèi)容說：

《世說新語》按類書的形式編排，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篇，以類相從。主要記述自東漢至東晉文人名士的言行，尤重于晉。所記事情，作為史實看，絕大多數(shù)無關緊要，但可藉此窺見人物精神面貌某些特征的，則為數(shù)不少。書中表彰了一些孝子、賢妻、良母、廉吏的事跡，也揭露和諷刺了士族中某些人物貪殘、酷虐、吝嗇、虛偽的行為，體現(xiàn)了一些基本的評價準則。但就全書來說，并不以宣揚教化、激勵事功為目的。對人物的褒貶，也不持狹隘單一的標準，而是以人為本體，對人的行為給予寬泛的認可。高尚的品行，超逸的氣度，豁達的胸懷，出眾的儀態(tài)，機智的談吐，或勉力國是，或忘情山水，或豪爽放達，或謹嚴莊重，都是作者所肯定的。即或忿狷輕躁、狡詐假譎、調(diào)笑詆毀，亦非必不可有。從而也就反映出士族階層的多方面的生活面貌和他們的思想情趣。

據(jù)載，《世說新語》原名只有《世說》二字，流傳中有《世說新書》和《世說新語》兩個名字，唐代尚是如此，大約自宋初開始，《世說新語》的書名即已通行。這當中的因由已無法考知，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只是說：“殆（大概，推測之辭）以《漢志》儒家類錄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世說》，因增字以別之也?！蹦铣簞⑿藶椤妒勒f新語》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駁或申，映帶本文，增其雋永。所用書四百余種，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中國小說史略》）。

《世說新語》連同劉孝標之注，涉及各類人物共一千五百多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引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凡例），魏、晉兩朝主要的人物，無論帝王、將相、隱逸、僧侶，都包括在內(nèi)?！妒勒f新語》是研究魏晉風流的極好史料，其中關于魏晉名士的種種活動如清談、品題，種種性格特征如任誕、簡傲，種種人生的追求，以及種種的愛好或嗜欲，都有生動的描寫。綜觀全書，可以得到魏晉時期幾代士人的群像。通過這些人物形象，可以進而了解那個時代上層社會的風尚（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正因為如此，魯迅先生稱《世說新語》是名士的教科書，實為切當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