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第一章
東方作家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
在東方國家中，印度和日本較早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泰戈爾于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日本則有兩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位是川端康成，于196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另一位是大江健三郎，在20世紀90年代又一次為日本文壇帶來榮譽的光環(huán)。一些小國家雖然也向往諾貝爾文學獎，但畢竟沒有太大的心理負擔。而作為東方大國和東方大民族的中國與阿拉伯在20世紀的漫長等待中，不能不對諾貝爾文學獎這一世界性的大獎視而不見。由于諾貝爾文學獎100年的歷史所形成的巨大聲望和權威，尋求得到這一國際大獎的承認便演變成東方各國文學贏取強國地位的重要標志。而百年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作家的缺席，更是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作家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阿拉伯人雖然在80年代末等到了姍姍來遲的諾貝爾文學獎，但對于一些本來對該獎滿懷期待卻希望落空的作家來講，那濃重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依然揮之不去。
第一節(jié)
阿拉伯作家：從洋人情結到諾貝爾文學獎情結
1988年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阿拉伯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坦言，他那一代的阿拉伯作家沒有追求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們身上沒有諾貝爾文學獎情結，但是他們這一代人有種“洋人情結”。[1]即認為阿拉伯文學本身沒有多大的成就，起碼比不上歐美作家的成就。馬哈福茲本人雖然認為阿拉伯也有馬哈穆德·阿卡德那樣的大師，但他也更多地把蕭伯納、托馬斯·曼、阿納托爾·法朗士、薩特、加繆等歐美作家當成世界級的大師，以其作為師從、效仿的對象，視其為某種標志。對歐美文學大師的仰視，使包括馬哈福茲在內的許多阿拉伯作家缺乏自信。
“洋人情結”的一個最為突出的表現是跟署名有關。在馬哈福茲的同代人中，有許多阿拉伯作家給自己創(chuàng)作的小說署上一個外國名字。一來容易被相關的刊物采用發(fā)表，二來借洋人之名以壯自己的聲勢，可以擁有更多的讀者。所以，這種“洋人”情況不只是存在于阿拉伯作家身上，還普通存在于讀者和批評家之中。
“洋人情結”在阿拉伯持續(xù)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20世紀中葉才有所改觀。“從納賽爾時期開始，這種情結淡化了，因為我們感到一種新的精神給予我們前所未有的自信，于是有了走向世界的渴望。有些作家開始瞄準諾貝爾獎了，他們到國外介紹自己及其作品，請一些機構向諾貝爾獎評委會推薦他們。從此，阿拉伯文學的形象開始引起國外注意。但我認為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對阿拉伯文學的學術研究和數量有限的一些翻譯，從事翻譯的是些專門機構，如法國的辛巴達出版社，和著名的三大洲書店。雖然這些譯作主要面向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東方語言學習者，而不是文學市場和普通讀者，但是它為吸引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對阿拉伯文學的注意起了很大作用，因為評委會并不要求出版社非常著名，但起碼要求文學作品被譯成歐洲語言，這樣才能得到評委會所信賴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推薦。”[2]不少阿拉伯作家的確對諾貝爾文學獎抱著非常明顯的意圖。埃及著名作家陶菲格·哈基姆就曾在晚年的時候專門跑了一趟歐洲，為自己做宣傳，在巴黎的時候還抓緊時間創(chuàng)作了一部劇作，就連馬哈福茲都認為哈基姆最后一趟歐洲之行是沖著諾貝爾文學獎而去的。
即便在馬哈福茲獲獎之后，阿拉伯世界仍然熱衷于對諾貝爾文學獎推薦與提名進行炒作。早年亞歷山大大學曾推薦塔哈·侯賽因，埃及前總理毛希丁領導的最高政治委員會推薦陶菲格·哈基姆，這在阿拉伯文壇都已是公開的秘密。而后來尤素?！ひ恋吕硭?、尼扎爾·格巴尼、阿卜杜·拉赫曼·穆尼弗和艾杜尼斯等人的被推薦則更是被炒得沸沸揚揚。
2001年度奈保爾獲獎前后，阿拉伯的許多報紙雜志都刊載了有關黎巴嫩詩人阿多尼斯獲得提名的傳聞，傳說在瑞典文學院評獎委員會的投票中，阿多尼斯的得票居于第二而與當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很多阿拉伯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有一位阿拉伯詩人得諾貝爾文學獎，有的甚至認為應該是由另一位詩人代替馬哈福茲獲獎，因為“詩歌歷來就是阿拉伯人的文獻”，只有詩歌更能代表阿拉伯文學和文化的水平，它比包括小說在內的其他文學形式更加悠久，也更有成就。馬哈福茲對攻擊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各種觀點予以駁斥，但他唯一承認反對的觀點中的“比較客觀而且值得提出的，是認為應該由一個阿拉伯詩人來獲諾貝爾文學獎?！?sup>[1]因而，人們對艾杜尼斯這樣卓有成就的阿拉伯詩人寄予厚望，也就不難理解了。在馬哈福茲之后，阿拉伯人對于諾貝爾文學獎的情結并未因為他的獲獎而得到完全的解脫，相反地，他們所表現出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在某些方面表現得更加突出。
阿拉伯人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在馬哈福茲獲獎之后在阿拉伯各國，在埃及社會各個階層、各個領域都表現得相當明顯。當馬哈福茲獲獎的消息傳出以后，阿拉伯各國和各種文化機構都向馬哈福茲表示祝賀，就連當時和埃及關系不睦的國家如敘利亞也是如此。敘利亞還派出電臺、電視臺人員去采訪馬哈福茲。據說阿薩德總統(tǒng)親自審看了敘利亞電視臺采訪馬哈福茲的節(jié)目，并下令馬上播放。當時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派出代表團親赴馬哈福茲家中傳達其領導人的恭賀與喜悅。阿拉伯各國作家和讀者給馬哈福茲寄來的賀信更是多得不可勝數。其中有不少是巴勒斯坦被占領土的阿拉伯人和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據馬哈福茲本人透露，還有一些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青年作家專程到馬哈福茲經常去的山魯佐德咖啡館，去和他見面，談論各種事情。
阿拉伯文化界也因為馬哈福茲的獲獎而重新激起了對阿拉伯文學和文化自豪感，許多人開始重新審視阿拉伯的傳統(tǒng)文化與民族遺產。在有關馬哈福茲獲獎與阿拉伯傳統(tǒng)文化的討論中，埃及作家、評論家拉賈·尼高什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說納吉布·馬哈福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第一個獲得該獎的阿拉伯作家，那么這一獎掖實際上是對阿拉伯文化的獎勵，因為它生養(yǎng)了第一流的世界性作家。從這個意義上講，阿拉伯人已在世界上第一次根深蒂固地實現了文化的勝利。這種勝利的實現不是靠金錢的力量，也不是靠武器的力量，而是智力和精神的力量，靠的是他們在文化領域所擁有的深度。阿拉伯文化在其繁榮的時代曾是第一流的世界性文化。隨后的黑暗時代，我們隱匿了很長時間，遭受大大小小的戰(zhàn)爭之苦。如今新的曙光照耀阿拉伯民族，在許多埋伏守候著的黑色獠牙中推出一個代表純粹天才的兒子，獲得了世界的承認。”[3]拉賈·尼高什把一個深厚、龐大的文化體系的成敗優(yōu)劣同一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聯系起來，可見阿拉伯人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有多深。
瑞典文學院把諾貝爾獎授予一位阿拉伯作家，光是這樣一件文化事件就改變了西方人、改變了整個世界對阿拉伯文化的看法嗎？就改變了阿拉伯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地位嗎？瑞典文學院肯定了一位阿拉伯作家就等于肯定了整個阿拉伯文化嗎？實際上，瑞典文學院把該獎授予馬哈福茲，除了要擴大諾貝爾文學獎的世界性影響，消除東方國家對諾貝爾文學獎公正性的懷疑與批判，就像在世紀末把該獎授予一位已取得法國籍的中國作家一樣，其目的在于提高諾貝爾文學獎本身的地位，另一方面，我們仍然無法排除諾貝爾文學獎在授予東方國家/第三世界時出于政治上考慮，這一點在馬哈福茲和高行健身上都是一樣的。
在1988年，馬哈福茲獲諾貝爾獎的年頭，正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各國的伊斯蘭主義運動蓬勃展開的時候。我們知道，伊斯蘭主義運動是強烈反對西方的?，F代伊斯蘭主義者不僅反對西方的殖民主義侵略、壓迫與控制，而且在文化觀上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蝕?！艾F代伊斯蘭主義認為，西方殖民主義者把他們的文化拿到被他們征服的國家去傳播，是企圖利用它為他們的侵略行徑辯護，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消滅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文化意識和民族文化特性，破壞其宗教信仰，培養(yǎng)一批為他們的殖民統(tǒng)治服務的具有西方文化觀的精英。因此，現代伊斯蘭主義感到，西方文化在殖民地的傳播，其破壞性之大，后果之嚴重，無論如何不能低估，它是關系到殖民地人民的前途、國家的存亡、民族的存亡和伊斯蘭教的存亡這樣一些生死攸關的大問題?！?sup>[2]
伊斯蘭主義的理論家哈?！ぐ嗉{在描述西方文化使伊斯蘭教及其信仰受到嚴重威脅的程度時說道：“歐洲人力圖以他們的帶有腐朽現象和致命細菌的物質生活的大浪淹沒所有伊斯蘭國家，他們的這種社會侵略計劃訂得非常周密，并以政治陰謀和軍事力量相配合，完全達到了他們的既定目標。他們引誘穆斯林中的大人物上當，再通過他們取得經濟干涉權，用西方的資本、銀行和公司把伊斯蘭國家壓垮，從而能夠隨意轉動這些國家經濟工作的車輪，獨占巨額的利潤和大量的財富，并使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制度染上西方的色彩。西方把裸體女郎、酒、戲劇、舞廳、娛樂廳、報紙、小說、幻想、玩世不恭和淫蕩不羈都輸送到埃及來，縱容過去不曾允許的犯罪行為，美化充滿罪惡和淫穢的喧囂的現世；這還不夠，他們辦學堂、設科學文化研究機構，以教育埃及人如何貶低自己的價值，如何蔑視自己的宗教和祖國，如何放棄自己的傳統(tǒng)和信仰，而去崇拜西方的一切，相信唯有西方的東西才是生活的最高理想。學校招收的盡是上層社會的子弟，他們都將成為偉人、統(tǒng)治者、伊斯蘭民族和人民的事情都得由他們來操持。西方這種有組織的社會侵略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深入人心，受到喜愛，因此它比政治侵略和軍事侵略要危險許多倍?，F在這股西化浪潮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廣度和深度擴展，以至于現在我們很難讓一個穆斯林理解，伊斯蘭是一種規(guī)范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完美社會制度。因此，我們可以說，西方文化在伊斯蘭的土地上，在一場以穆斯林的心靈、靈魂和理智為戰(zhàn)場的殘酷的社會戰(zhàn)爭中，戰(zhàn)勝了伊斯蘭文化。然而就像政治侵略喚醒了民族感情一樣，文化侵略促使了伊斯蘭思想的復蘇，各地要求回歸伊斯蘭，了解伊斯蘭教義，實行伊斯蘭制度的呼聲日高?！?sup>[4]
現代伊斯蘭主義的反西方立場讓西方感到恐慌。一方面，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遭到過阿拉伯人的頑強抵抗，兩種文明之間的交鋒早就已經發(fā)生過，阿拉伯人對歐洲安達盧西亞（今西班牙）長達800年的統(tǒng)治，讓歐洲人至今心有余悸；另一方面，現實社會中存在大量來自阿拉伯國家的移民及其對阿拉伯一伊斯蘭文化的固守，以及中東地區(qū)人口的迅速膨脹使歐洲產生了一種隱憂，更令歐洲人感到恐懼的是一些奉行現代伊斯蘭主義主張的極端暴力組織對來到阿拉伯國家旅行的西方人的襲擊。如1992年現代伊斯蘭主義的埃及極端組織伊斯蘭集團在埃及的艾斯特槍擊一輛外國游客汽車，導致英國人一死兩傷[3]；1994年2月23日，伊斯蘭集團在開羅至阿斯旺的旅客列車上安置炸彈，炸傷6名西方游客和5名埃及人[4]；1996年4月18日，伊斯蘭集團在開羅襲擊歐羅巴旅館的希臘游客，打死18人，打傷21人[5]……當然這些事件是在馬哈福茲獲獎之后發(fā)生的，但它們和馬哈福茲獲獎也不無關系。與我們的話題更加密切的是在馬哈福茲獲獎之前暴力恐怖活動就已經開始，而且這些暴力活動直接威脅到阿拉伯一些國家的世俗政權。西方不愿看到阿拉伯世俗政權的倒臺和伊斯蘭政權的上臺，因此，他們不僅在政治上支持阿拉伯的世俗政權，譴責一些伊斯蘭主義極端組織的行動，同時也在思想上支持阿拉伯的世俗主義，授予阿拉伯世界世俗主義思想代表人物馬哈福茲諾貝爾文學獎的深意即在于此。
馬哈福茲的不少作品實際上宣揚的是世俗主義的思想。特別是他那被查禁的小說《我們街區(qū)的孩子們》[6]中的老祖宗杰巴勒被一些西方評論家和阿拉伯評論家認為是對真主/上帝的象征，而象征著科學的后世子孫阿拉法特不慎用炸彈炸死了老祖宗被認為是宣告了真主的死亡，類似于尼采所提出的“上帝死了”的口號。盡管瑞典文學院在授予馬哈福茲諾貝爾獎的時候主要肯定了他的代表作《宮間街》《甘露街》《思宮街》三部曲，但也提到了《我們街區(qū)的孩子們》，從而引起阿拉伯世界一些宗教人士的抗議，特別是一些深受現代伊斯蘭主義思想影響的評論家對馬哈福茲的這部作品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指出他對伊斯蘭教和先知的褻瀆。
一些宗教情緒高漲的評論家詳細地分析了小說的各種細節(jié)，從中找出馬哈福茲瀆神的證據。他們認為第一代子孫伊德里斯（Idris）是魔鬼易卜利斯[7]（Iblis）的諧音，而艾德海姆（Adham）則是亞當（Adam）[8]的代名詞。小說開頭部分寫到老祖宗杰巴拉維選擇艾德海姆代替伊德里斯，被認為說的是上帝（真主）選擇亞當取代魔鬼一事，因為在《古蘭經》中提到“我必定在大地上設置一個代理人”[9]。而伊德里斯的抗辯之詞“我和我的兄弟是良家婦女所生，而這個人只不過是黑女仆的兒子”，被拿來比附《古蘭經》中魔鬼所說的話：“我比他高貴；你用火造我，用泥造他”[10]。杰巴拉維說艾德海姆了解佃戶的情況，知道他們中大部分人名字，還能寫會算。這一情節(jié)則被拿來與《古蘭經》中所說的“他將萬物的名稱，都教授阿丹，然后以萬物昭示眾天神”[11]進行比較。評論家還指出，艾德海姆后來在妻子吳梅妹（Umaymah）的慫恿下去偷看老祖宗的遺囑而被雙雙逐出大房子，暗喻亞當夏娃因偷吃禁果被趕出伊甸園。吳梅妹這一名字也被拿來分析，認為它是阿拉伯語里母親（Umm）一詞的指小名詞，暗指吳梅妹為人類的第一位母親（夏娃）。
第二代人杰巴勒則被看成是摩西的化身。他們首先從字義上分析“杰巴勒”一詞：它的意思是“山”，而摩西便是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的啟示的，說明兩者之間是有聯系的。有關杰巴勒的描寫在這些讀者和評論家看來也與摩西的故事有不少吻合之處。如杰巴勒住在耍蛇人巴爾基忒家里，幫助耍蛇人的兩個女兒沙菲卡與賽伊達汲水，并且與沙菲卡結婚成家，這頗似摩西與牧羊父女的故事；杰巴勒帶著妻子悄悄回到街區(qū)后對大家講述自己在黑暗的沙漠中聽到老祖宗杰巴拉維的聲音，則可對應摩西接受上帝啟示一事；杰巴勒施展從岳父那里學到的魔法，消除了惡頭人放進哈姆丹家族各居所的毒蛇，則有著摩西用手杖與法老斗法的影子；哈姆丹家族在杰巴勒的帶領下挖掘深坑，誘得惡頭人落進陷阱，然后水淹土埋之，頗似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法老追兵被淹而以色列人奇跡般地安全渡海的神跡。
第三代人里法阿在這些讀者看來是耶穌的象征。在里法阿的身上有不少耶穌的影子。如里法阿雖是木匠沙菲儀和妻子阿卜黛的兒子，卻長得與傳說中的老祖宗的相貌最為相似（基督教徒相信耶穌乃上帝之子）；他主張非暴力，向說書人的妻子學魔法為窮苦人治病，驅除他們身上的邪魔穢氣；他不受妓女雅斯敏的誘惑，但為解救她舍棄與頭人的女兒定親的機會而與她結婚（耶穌與妓女的故事）；他還收留了四個改邪歸正的人跟隨他走四方，治病救人（耶穌的十二門徒）；最后雅斯敏背叛他，向惡頭人告發(fā)里法阿及其追隨者的出行計劃，導致里法阿被抓并被處死（猶大背叛耶穌，致使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等等。
有些評論家把小說的人物形象與宗教人物對應起來之后，就把小說的各種虛構情節(jié)全都看成是宗教人物的言行。如他們把里法阿、高西姆看成是耶穌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象征，那么在讀到里法阿與妓女雅斯敏結婚后不能生育時，就認為這是對耶穌性無能的嘲諷；而在讀到高西姆在新婚之夜喝酒、吸食大麻的情節(jié)時，他們認為這是對先知穆罕默德的褻瀆。
盡管那些現代伊斯蘭主義者對馬哈福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給予猛烈的抨擊，但這并沒有影響全埃及從上到下的欣喜之情。當馬哈福茲獲獎以后，埃及總理西德基博士親自去作家府上道賀，埃及總統(tǒng)穆巴拉克則親自為馬哈福舉辦了一個招待會，授予他尼羅河勛章。埃及的知識分子，包括作家、思想家、醫(yī)生、工程師、農藝師和大學教授等各個領域的專業(yè)組織都為馬哈福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舉辦慶祝會，法官俱樂部甚至還授予馬哈福茲名譽成員的稱號。普通的老百姓也表現出極大的興奮，當他走在街上時，認出他的人會攔住他，和他熱情擁抱，以樸素的語言表達他們的愛意和崇敬之情。馬哈福茲曾透露街上遇到的出租車司機將崇敬之情化為實際的行動來表達：“最奇特的是出租車司機對我的態(tài)度，他們爭相要我上車，絕不收費，若是非要付費，他們就拿休妻來發(fā)誓堅決不收?！?sup>[12]按照馬哈福茲自己的說法，他的獲獎帶來的是“全民的歡樂”。
特別有意思的是，與阿拉伯文化界人士認為馬哈福茲獲獎是阿拉伯文化的勝利這種想法頗為相似的，是馬哈福茲認同埃及群眾及對獲獎給埃及文化帶來的積極意義。他說：“有些淳樸的百姓認為，外國人長期對我們實行殖民統(tǒng)治，控制了我們的資源，這次獲獎是我們戰(zhàn)勝了他們。我獲獎的時機，正是埃及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面臨諸多的問題的困難時候。當時，阿拉伯各國對埃及的抵制仍未解除，[13]雖然穆巴拉克總統(tǒng)在處理危機時表現明智，我們同一些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得到恢復，但是抵制埃及的氣氛依然存在，阿拉伯國家聯盟及其附屬機構仍然設在埃及以外。在體育方面，由于在漢城奧運會上埃及運動隊空手而歸，我們都垂頭喪氣。在文學方面，出現了一些懷疑埃及領先地位的聲音，還有人認為阿拉伯文化中心應由開羅轉到別的阿拉伯國家首都。這些說法都讓我十分痛心。所以，諾貝爾獎可以恢復對埃及在阿拉伯世界文化上居領先地位的信心?！?sup>[14]雖然馬哈福茲本人在獲獎以后一再否認自己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但我們從他的這些話中也可以看到，他實際上還是非常看重這一給他帶來世界性盛譽的西方大獎。
既然馬哈福茲這樣的作家都帶有或多或少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其他的有一定實力的作家就更不用說了。尤其是在認識到東方作家的作品是否被翻譯成西方文字和能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有一定的關系以后，一些阿拉伯作家便開始將自己的作品如何翻譯成英語和其他西方文字作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一種追求，從而加劇了“為翻譯而寫作”的現象。這種“為翻譯而寫作”的心態(tài)，說白了還是沖著諾貝爾文學獎去的。在馬哈福茲獲獎之后，阿拉伯世界開始重視將阿拉伯文作品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歐洲文字，這實際上是阿拉伯人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的一種延續(xù)。特別是他們還希望起碼有一位阿拉伯詩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此來重建他們對阿拉伯民族文化的自信。
第二節(jié)
中國作家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
1840年，當英國用堅船利炮轟開閉關鎖國的“天朝”，中國這個神秘的東方古國從政治到經濟，從軍事到外交，都不得不直接面對西方。有識之士接受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理念，從“洋務運動”“百日維新”到“辛亥革命”，為救亡圖存而努力發(fā)起一系列的運動，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啟蒙。這種思想啟蒙在20世紀初興起，至新文化運動蔚成大觀。高舉民主與科學巨纛的啟蒙運動最終找到了新文學這一最富影響力的載體。一大批文學、文化巨星便在“五四”時期的文壇上冉冉升起。此時離中國被動地打開國門已經七八十年了。在1840—1917年這段被定義為近代的文學史上，統(tǒng)治文壇的主要還是文言文文學。其中雖有“官場小說”和黃遵憲的“詩界革命”兩朵浪花，亦不乏康有為、梁啟超這樣的思想巨匠，但文學就其整體而言還是滯后于時代需要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塑造了中國新文學，而新文學也極大地促進了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發(fā)端迄今有八十多年，其間各式各樣的作家、文學流派和文學作品層出不窮，文學思潮波起云涌，誕生出魯迅、老舍、巴金、沈從文、曹禺、郭沫若、茅盾、金庸等一大批的文學大師。文學曾幾何時占據了文化思想的核心位置，文學作品一度成了平民百姓主要的精神食糧。無論從作家作品的數量，還是從文學在社會生活中所占地位、所起作用來看，中國都稱得上是一個超級文學大國。隨著經濟的逐步強大，這個東方古國開始在崛起，竭力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與這種渴求相適應，中國文學也在尋求擁有一個強國的地位?！扒笾畯浨校弥y；得之愈難，求之彌切?！薄Z貝爾文學獎幾十年來已經成為中國作家心頭永遠的痛，成為籠罩在中國文學頭上揮之不去的巨大魔影。
中國人傳統(tǒng)的中庸思想、好大喜功心態(tài)促使中國作家背負著十三億人民的期望，期待中國文學能夠沖出亞洲，走向世界。這種期望與國人對于男足的期望有異曲同工之處。如果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則必然猶如中國文學贏得了奧運會或是世界杯冠軍一樣，能在文壇內外引起了極大震動，滿足許多人脆弱的虛榮心、自尊心或自信心。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首屆開始頒發(fā)，中國人起初似乎并無人予以關注。但這一獎項一年年地頒下去，巨額獎金與國際性影響等因素漸漸造就了這一獎項不可動搖的巨大權威。1927年，當瑞典人擬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托人探詢魯迅意見時，魯迅鄭重回答道：
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中國”兩個字罷，那么，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yōu)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15]
從魯迅的這番話中可以看出，到20世紀20年代時像魯迅這樣有代表性的中國作家對諾貝爾文學獎推崇之一斑。如果說魯迅認為中國尚無可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這一看法是對20世紀頭二三十年中國文壇較為冷靜而理智的評價的話，那么，似乎可以認為，20世紀初期的中國作家并不太在乎中國文學要如何走向世界獲取國際性認同，這一時期的作家更多關注的是國計民生，關注國內的事情以及文學藝術本身。這或許是那一時期文學自在自為、名家名作迭出、繁榮發(fā)展的一大原因吧。
在20世紀上半葉只有1940年賽珍珠推薦過林語堂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林語堂對中國人的描述與刻畫，如《吾國吾民》《中國人的精神》等書，曾被西方人認為是了解中國的重要著作而備受推崇。
1949年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文學與西方世界的交流基本中斷，中西文學的交互作用和影響不復存在，中國作家基本淡忘了文學世界性和文學要獲西方大獎的渴求，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國內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關注正在發(fā)生的現實問題。文學的藝術性問題相對被削弱。其間除了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鄉(xiāng)巨變》等曾獲得過斯大林文學獎外，還有些作品被譯介到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作品被譯介到西方及獲國際性獎項幾乎是一片空白。
“文化大革命”期間，老舍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一事，至今仍是一個不解之謎，一直有一種傳言，說是老舍在1966年已被擬定為頒獎對象，但在諾貝爾獎評委會即將正式宣布將該年度大獎授予他的時候，他卻已投湖自盡。后來該獎不得不臨時授予另一位作家。傳言虛實難辨，前些年有很多人特別是作家傾向于相信它是真的，各種媒體一度也加入到這種熱烈的探討中去。這些，也正印證了世紀之交一段時間里中國人特別是中國作家相當嚴重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
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拉美作家獲得諾貝爾獎，拉美文學大爆炸極大地刺激中國作家?！盎厥姿麄兩砗笥汕越德柫⒌囊蛔Π挝《氲奈膶W大山，他們感到了心力不足而自慚，而面對諾貝爾文學獎等帶來的世界性挑戰(zhàn)，他們又升起一種神圣的民族責任感”，“在這一時期，中和西，傳統(tǒng)和現代之間的碰撞、融匯是最深層的，同時又十分表層化。有些作家急于‘走向世界’，急于去拿到世界上的文學大獎，于是走上‘惡性西化’之途”。[16]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受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影響的“尋根文學”勃興而起。隨著中國電影在國際上頻獲巨獎，一方面刺激中國作家調整自己的創(chuàng)作路子、取向，另一方面也為一些作家、作品走向世界打開了一條通道，使一些年輕作家的作品很快地就被譯介到西方，并贏得了很高的知名度。這期間有一個插曲是沈從文幾乎就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85年馬悅然被選為瑞典文學院院士，這位據說精通中文的漢學家早在他的青年時代就喜歡沈從文，這時他開始著手翻譯沈從文的作品。1987年，他翻譯的瑞典文版《邊城》正式出版，緊接著，《沈從文作品集》又出版，這成了瑞典文學界的一大盛事。沈從文也立即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并名列前茅。到了1988年，據說，瑞典文學院已初步決定授予他本年度的文學獎。怎料到他卻在這一年的五月十日去世。聽到沈從文去世的消息，馬悅然很著急，立即打電話詢問中國駐瑞典使館，而使館竟稱：“我們不認識沈從文這個人。”[17]
八九十年代，巴金、王蒙、北島、莫言、李敖等作家都曾獲得過諾貝爾獎提名，有些作家對獲提名淡然處之，但各種媒體卻不肯錯失良機，不惜大力加以炒作，于冷新聞中炒出熱新聞；有的作家則對被提名沾沾自喜，進而自吹自擂，揚言似乎中國若有作家獲此大獎，第一人當非他莫屬。譬如李敖1999年獲得提名后的“表演”即是證明。他利用中國普通讀者對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及評頒程序的生疏，大肆自我炒作，使人誤以為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似乎就將落到李敖的頭上了。這種炒作，無論是媒體的還是作家自我的，都與九十年代文化市場化、商品化戰(zhàn)略緊密相關。李敖自我炒作的第一大成果便是帶動了其長篇小說《北京法源寺》的暢銷，并且使這座小小的廟宇一夜之間“佛光重觀”，揚名天下。
對于諾貝爾文學獎的夢寐相求，導致了中國少數作家心態(tài)上的變異。當馬悅然訪華時，有些作家便簇擁前后，刻意迎合，向他推介自己的作品，并將馬悅然有關中國文學的講話“神化”，把他的批評奉為創(chuàng)作的圭臬，唯“馬”首是瞻。有些作家在寫作時刻意與瑞典人、瑞典“傳教士”之類扯上邊，格外留心馬悅然先生有關的評論，對來自瑞典文學院或與諾貝爾文學獎有關的消息特別予以關注。為數不少的作家還不斷地追逐每年度獲獎作家，這些作家獲獎后其作品立即被譯成中文并在中國暢銷，便是一大例證。于是出現了不少模仿福克納、馬爾克斯的作品。而每當一些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來華訪問，必會受到中國人特別是作家們特別的關注。這種種現象的背后，深藏著的是中國作家牢固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揮之不去的想要讓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受到西方認同的深刻焦慮。
1999年，劉再復在《北京文學》雜志發(fā)表長文《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作家的缺席》，在國內文壇引起了巨大反響，引發(fā)了人們對于諾貝爾文學獎評獎標準等問題的思考和爭議。1895年，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立下最后遺囑，以自己遺產的絕大部分——3200萬瑞典克朗作為基金，“將基金所產生的利息每年獎給在前一年中為人類作出杰出貢獻的人”，其中，“一份獎給在文學界創(chuàng)作界創(chuàng)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而“對于獲獎候選人的國籍”則“不予任何考慮”。[18]應該說，諾貝爾在設立獎項時對于評獎標準的規(guī)定相當含糊，可操作性極弱。后來奉命執(zhí)行評選頒發(fā)文學獎的瑞典文學院對于如何評選出“創(chuàng)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難以確定。在最初的一二十年里，評委們在評選過程中往往顯得謹慎有余而大膽不足，致使一大批應該得獎的優(yōu)秀作家受到了不應有的忽略，比如托爾斯泰、左拉、易卜生、卡夫卡、喬伊斯等。在隨后的幾十年中，評獎標準做了部分調整。大致可以歸結為三條[19]：（1）授給文學上的先驅者、銳意創(chuàng)新者；（2）授給雖不太出名、但確有成就的優(yōu)秀作家，通過授獎給他（她）而使其成名；（3）授給名氣很大，同時頗有成就的大作家。同時也兼顧獲獎者的國別和地區(qū)的分布和語言的使用。正像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委員謝爾·埃斯普馬克教授所說的，“諾貝爾文學獎并非衡量一個作家優(yōu)劣的唯一標準，”只是由于其設立歷史最長，而且國際影響最大，因而備受全世界的關注，人們對其評獎標準的批評便接踵而至，多如牛毛。十多年前，當馬悅然宣稱“中國作家至今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好的西文譯本”，當時不少中國作家憤然質問，究竟是在評翻譯獎還是評文學獎？殊不知，任何評獎都難免偏頗，難免有失公正和公平。這一西方文學大獎，評委中至今只有一人能直接閱讀中文作品，它對中國文學的疏忽或關注不足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他們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家作品帶有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偏激，亦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對于諾貝爾文學獎評獎我們本不必太在意，對于來自西方的聲音我們也可以不去聽，不予理睬。但由于諾貝爾文學獎的巨大權威以及巨額獎金的誘惑，中國作家仍按捺不住對它的熱切期待和執(zhí)著追求。
多年來，馬悅然先生似乎是在證實自己的話：一直不遺余力地譯介中國作家的作品。比如，他翻譯了沈從文的代表作并幾乎讓他獲獎，他又翻譯了北島的全部詩作，李銳的《厚土》《舊址》。對于高行健這位客居法國的中國作家，他更是堅持不懈地予以推介，在《靈山》中文本尚未出版時，由他翻譯的六七百頁厚的瑞典文本就已經出版了。2000年，高行健作為華裔第一人榮膺諾貝爾文學獎殊榮，恐怕無法去除馬悅然先生極力推薦之功。
高行健獲得200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這是世界文壇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中國文壇的一件大事，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加入國際文學潮流進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當高獲獎后，中國作家協會隨即發(fā)表聲明，指出諾貝爾文學獎已背離其原先的文學評獎標準，而被用于政治的目的。頒獎業(yè)已演變成在政治上對抗中國的一種手段，因為它表彰的作品明顯帶有反對中國政府的傾向，是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不接納的。這有點像若干年前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情形。如果說達賴獲獎尚未給中國作家敲響警鐘，那么高行健獲獎，則從根本上，至少從很大程度上粉碎了中國作家的“諾貝爾美夢”，它立即引發(fā)了中國文壇一場熱鬧非凡的外在的和潛在的爭論和議論。有些作家認為高行健根本算不上中國的一流作家，中國比他優(yōu)秀的作家多得很；有人認為高行健不具備獲獎實力，他之所以獲獎一是占了“流亡國外”、法國籍的便宜，占了反中國政府創(chuàng)作姿態(tài)的便宜，作品迎合了西方某些人的反華需要；二是占了用法文寫作的便宜，其作品受到馬悅然賞識并被譯介成瑞典語，則是他一舉登極的關鍵，云云。正如一些批評者指出的那樣，凡此種種的議論正印證了中國作家揮之不去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而這之中亦不乏“吃不著葡萄的狐貍”。
高行健的獲獎，起碼證明了以下兩點：一是中國作家要想獲獎，必須被譯介到西方；二是作品必須滿足西方評論者的選擇標準和閱讀期待。第一點正是馬悅然先生一貫強調的。第二點則正像美國作家李薩茜（Lisa See）在評論李銳的小說《舊址》（葛浩文翻譯，譯名《銀城》）時所說的：“這是我讀到的有關中國的書籍中最令人驚嘆的一本，它是中國的《齊瓦吾醫(yī)生》（又譯《日瓦戈醫(yī)生》——筆者注）”，[20]帕斯捷爾納克創(chuàng)作的小說《日瓦戈醫(yī)生》被認為具有反蘇聯傾向而受到蘇聯政府查禁，卻在西方社會大行其道，廣受歡迎，作者亦因此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換言之，唯有寫那些受西方歡迎被西方認可的作品才有可能進入諾獎評委的視野。
很多人都認為，自從高行健獲獎之后，中國作家的諾貝爾文學獎之夢徹底破滅了。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發(fā)生的這一事件，結束了中國作家數十年的翹首企盼和紛紜議論，也結束了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作家百年缺席的歷史。從21世紀開始，中國作家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熱情與關注似乎一下子冷卻了下來。2001年度對于奈保爾的獲獎反應，中國文壇也已出奇的冷淡。這究竟是一種躁動過后的冷靜，還是狂熱過后的厭倦，只有等待時間來證實。然而中國作家對于作品融進世界文學大潮的追求，對于得到國際性承認、擁有世界性聲譽（特別是贏得西方讀者）的渴望則決不會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銷蝕，淡化。
第三節(jié)
日本文壇的諾貝爾文學獎策略
日本文壇較之以印度、中國和阿拉伯等亞洲民族和國家，在諾貝爾文學獎上無疑是幸運的。1968年川端康成獲得了來自瑞典學院的第二次超越歐洲視野的獲獎殊榮。[21]時隔26年之后，大江健三郎于1994年再度為日本文壇贏得了這一來自歐洲同時顯然也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文學大獎。
一、日本人對兩次獲獎的不同反應
由這兩次獲獎而引發(fā)的種種思考與爭議似乎并不比獲獎本身遜色。這兩位日本作家的獲獎，與其說是對該國文學的一種褒獎，莫如說這一來自西方“世界”的認同更讓日本人感到精神振奮，尤其是1968年川端康成的獲獎更具有超越文學世界的重大意義。盡管凝聚著川端康成的巨大心血、同時也代表了其文學創(chuàng)作最高頂峰的《雪國》等獲獎作品，在關乎日本精神世界與文學表現上，展示了全然迥異于西方的、無與倫比的域外的絕美姿態(tài)，由此而顯示了川端本人的文學造詣，并進而有代表性地顯露了日本文學的創(chuàng)作面貌。但它無疑也是一劑醫(yī)治源發(fā)于1945年的日本國民整體性“精神創(chuàng)傷”的最佳良藥，再加上20世紀60年代末的日本已走上了令人不可小視的復蘇之途，故而這樣的創(chuàng)傷療治劑同時還是一種強心劑，在文學世界之外足以取到任何政策性策略或法規(guī)所無法企及的鼓勵民眾的最佳效果。
在這樣的意義上，繼川端之后大江的獲獎，情形遠遠比讓日本人再次領略被肯定與認同的喜悅更為復雜。川端獲獎之前在日本文壇已具有公認的地位與影響；而大江不僅在知識階層中是一個有爭議性的人物，一般日本民眾也對他不甚熟知。作為日本“戰(zhàn)后民主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受到了來自右翼和左翼的兩面夾攻。對于他的獲獎，“一般日本市民都普遍覺得突然”[22]，一些大學生則對他抱以冷漠的態(tài)度，或者甚至明言不喜歡他。[23]出現這種情形的原因是多重的，大江本人所抱持的“邊緣化”寫作和“邊緣人”定位使他的創(chuàng)作既不同于主流，又與大眾文化存在一定的距離。他那源出于薩特的存在主義人生觀、價值觀與創(chuàng)作觀，雖然相當切合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人類生存景況，但的確與川端式的日本傳統(tǒng)美相隔甚遠。并且，從世界文化交融的外部大環(huán)境到內在的自我反省與審視，都使20世紀中葉的日本在領受這一殊榮時較之26年前更為冷靜與清醒。
如果說川端的作品“以敏銳的感受，高超的敘事技巧，表現了日本人的精神實質”（瑞典學院授獎辭），并因此得到廣泛的認同；那么，針對大江獲獎而引發(fā)的批評似乎更為喧囂與尖銳。有些批評指責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拿西方的審美觀來評價東方文化，其實質無異于文化上的霸權；另有些批評則質疑大江本人是有意識地改變其風格以迎合西方讀者。姑且不論其正確與否，這兩種批評有一個共同的潛在話語，即淵源久遠的東西方文化的緊張關系，并且這種緊張關系并非單純出自文學，而更關乎文學之外的人種、權利與隱含在政治經濟背后的利益關系。這樣的話題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文化全球化的滾滾聲浪中，不僅沒被全球化淹沒，反而更加突出，有力地揭示了不同文化間達到完全和諧共處的艱巨性。高行健獲獎而引發(fā)的爭議與質疑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二、策略：從譯本到政府行為
那么，日本作家兩度獲獎除了作家本人的創(chuàng)作實績之外，是否還存在其他的因素？話題不妨從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過程談起。瑞典學院馬悅然院士在一次接受臺灣《自由時報》的采訪時，曾詳細談及川端康成得獎的經過，他認為川端獲獎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評獎的嚴謹和費時提供了最好的說明。現將這一過程簡述如下：1961年瑞典學院委托院外一位精通日文、深諳川端文學的瑞典作家與評論家進行初步調查，他根據川端被譯成德文、英文、法文的作品給予其高度的評價。同時，美國哈佛大學的希貝特教授（Howard S．Hibbett）、哥倫比亞大學的唐納金教授（Donald Keene）、日本學者伊藤整這三位學者也接受了學院的委托，在當代日本文學的報告中肯定了川端的成就。希貝特教授在報告里將重心放在谷崎潤一郎和川端上，認為他們是世界級作家。唐納金教授推薦川端和三島由紀夫，且偏愛川端。伊藤整則認為，谷崎于1965年去世后，夠資格拿諾貝爾獎的日本作家只有川端一人。之后瑞典學院評估種類繁多又互有差異的川端作品歐文譯本的質量，根據這些資料和院士各自對川端譯本的審閱最后才決定給獎。[24]
馬悅然院士的這一說法的確使人們看到了與諾貝爾文學獎之精神相符的，對一個作家的成就給予肯定時的慎重。就一個具世界性影響的獎項來說，也只有付出這樣的慎重才能最大程度地確保它的嚴肅性與權威性。[25]且不論這四位學者中只有一位是日本本土的學者，顯然一個作家的作品能否獲獎與其譯本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換言之，要獲得委員們手里的選票，首先必須讓他們接受作家的作品，對于東方國家的作家而言，接受至少包括語言與文本（文化）兩個層面。這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經常受到質疑的根本原因之一。文學語言遠非自然科學等具明晰的可譯性，此為其一；優(yōu)秀的文學文本又是一種超越了語言本身，蘊涵著豐富的風俗、傳統(tǒng)與歷史的藝術承載體，此為其二。而川端之所以能夠獲獎，與他的作品在西方有大量的譯本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我們甚至可以為其譯本列出一份非常詳細的清單。[26]眾多譯本必然存在著良莠不齊的情況，但又可借此互為補充，也就能達到最大限度地傳達該文本信息的作用。
所以馬悅然指出，那些在語言上不容易獲得西方世界讀者了解的國家，如果想問鼎這一由西方世界國家頒發(fā)的獎項，國家文化單位的全力支持與高質量的譯本（優(yōu)秀的譯者）均起舉足輕重的作用。雖然不同語言文本之間的轉換多少會造成原語國作品的損傷，但對于不能直接閱讀原文本的評委來說，也只能以譯本質量的好壞來評判。不過國家文化單位作為一國政府在文化上的代表，通過一定的策略將本國的優(yōu)秀作家推上世界文壇以贏得人們的注目，在馬悅然看來也非常重要。作為一種策略，他認為國家文化單位可以從以下三個途徑進行：（1）為優(yōu)秀杰出的譯者提供不帶任何條件的、大方的獎助和補助金；（2）支持一切以該國文學為主體的研討會和大型會議的召開；（3）以選集的形式，重新印行那些已經發(fā)表在刊物上，卻又不易為西方讀者看到的好的翻譯作品。[27]
如果以此來反觀川端的獲獎，我們可以從一份材料上得到不少相符的信息。《環(huán)球時報》曾刊登過一篇名為《日本：推銷自己的文化》的文章，該文以一些具體的數據說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日本政府在向外推銷自己的文化時不惜重金的措施，其中包括設立由官方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項目，請最好的翻譯家將本國作品翻譯成各種語言，甚至將國外的翻譯家請到日本長期居住，在日期間的所有費用由日方負擔，譯著出版后還付給豐厚的稿酬等。日本在戰(zhàn)后恢復了國際筆會會員的資格后，20世紀50年代就申請申辦第29屆國際筆會，以川端為首的一些著名文學家四處奔走募捐，人民慷慨解囊，會議最后得以圓滿成功。在這一次活動中，不僅日本文學得到了充分展示的機會，作為會議主持者的川端也成了國際文壇關注的對象，之后川端就經常參加國際性文學活動，這些都為川端獲獎創(chuàng)造了不少有利的外部條件。[28]
以上對譯本與策略的說法只是為了指出與諾貝爾文學獎相關的一些外部條件的存在，完全沒有借此鄙薄川端本人及其創(chuàng)作的意思。然而不管是譯本還是策略，尤其是策略，多少為欲申請國所諱言；或者欲言之時，必以發(fā)揚本國文化為旗號，其目標是否為問鼎該獎是無法言明的。因此，馬悅然的這一說法首先一定程度地破解了該獎項的神秘性。再者，這一獎項在由西方世界頒發(fā)給東方世界的過程中，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沖撞及其實質也必然地不可回避。也就是說，獲得該獎的過程即是讓西方接受東方的過程，以譯本獲獎而非原文本獲獎使東方世界不得不面臨首先要轉換自身母語的尷尬。在積極的意義上，它的確是促進不同文化間交流所必需的文化手段之一。但因差距巨大的物質與科技發(fā)展水平而決定的，現在的西方世界（及其文明）高于東方世界（及其文明）的觀念之限制，這樣的評獎永遠有著抹不去的西方文壇接受非西方文學的微妙的曖昧，并且1968年比1994年的曖昧色彩更為濃厚。
三、川端與大江：從文化沖突中的他者到認同
如果仔細比較川端與大江的獲獎，除了兩人都有杰出的文學成就之外，可以發(fā)現從外部條件到作家自身都有了巨大的變化。大江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卻于同年表示拒絕接受日本政府擬頒發(fā)的文化勛章。這一不合作的姿態(tài)顯然需要相當的勇氣，作家的獨立人格與精神也由此可見。這多少與上述政府行為在獲獎過程中的作用有些相悖，但也就是這種相悖恰好可以說明世界文壇在這短短的二三十年間發(fā)生的變化，即跨國界的文化交流從完全的政府扶持到知識分子較為相對的獨立性與個人性的轉變。
大江1994年之前還曾獲得歐洲共同體設立的猶羅帕利文學獎（1989年）、意大利蒙特羅獎等跨國界的獎項（1993年）。1960年作為第三次日本文學家訪華團訪華，1961年在歐洲旅行期間訪問薩特，1965年參加哈佛大學的研討班，1968年《個人的體驗》英譯本在美國出版，并應譯者與出版社的邀請赴美旅行。1974年在日本作家要求釋放索爾任尼琴的聲明上署名。1975年為抗議韓國政府鎮(zhèn)壓詩人金芝河而參加有關活動。1976年于墨西哥首都用英語講授“戰(zhàn)后日本文學史”。1977年參加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研究所舉辦的“東西文化在文學里的相遇”研討會，做了“關于邊緣性文化”的報告。1984年參加國際筆會東京大會，圍繞“核狀況下的文學——我們?yōu)槭裁磳懽鳌钡闹黝}，做了《日本文學如何表現核爆炸》的演講。
大江獲獎之前的這些跨越國界的主要文學、文化活動，既使他的身影較為頻繁地出現在國際文壇上，同時又為他的創(chuàng)作與思想提供了廣闊的世界性視野。他的法國文學專業(yè)出身，以及對加繆、薩特、福克納、梅勒和索爾·貝婁等作家的熱心學習，使他對創(chuàng)作方法論的探尋也更具有外來而非本土的特征。但就像他在獲獎“答謝辭”里自述的那樣：“我是一個在幼年時代全面接受尼爾斯·霍格遜影響的奇怪的日本人”[29]如果象征性地去理解這句話，“我是日本人”是他在寫作中鮮明的日本立場（或曰主體性立場），“影響”顯示了他對外來文化的自覺攝取，“奇怪”既指他的邊緣化創(chuàng)作與對自身的定位，又與他表現出來的自覺地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的、在外人看來顯然有些“奇怪”的姿態(tài)。換言之，這一“奇怪”的身姿是因為他站在民間的立場去嚴厲批判反省由日本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的實質，對人民造成的傷害，以及具普遍意義的人道主義關懷與喧囂塵上的右翼勢力、包括與政府的分歧。這也是置身戰(zhàn)敗國的日本，作為文學家的大江與川端的主要區(qū)別之一。盡管帶有特殊時代環(huán)境的限制，但比起川端在戰(zhàn)爭期間以棋道為言說的委婉方式，大江激烈的姿態(tài)顯然需要更多的勇氣。
兩相比較瑞典學院的授獎辭，可以發(fā)現一種相似的模式，即對兩位作家的成績的肯定同樣含有兩層意思：（1）與西方文學的聯系；（2）與日本文化的“根”的聯系。在給川端的授獎辭里，有“正像已逝的前輩作家谷崎潤一郎一樣，川端康成先生顯然受到歐洲近現代文學的洗禮，但同時也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學，對純粹的日本傳統(tǒng)體裁，顯然加以維護和繼承?！薄八跉赓|上同西歐現代作家有某些相似之處。說到這一點，我們腦海里首先浮現出來的，便是屠格涅夫?！?sup>[30]在給大江的授獎辭里，有“人生的悖謬、無可逃脫的責任、人的尊嚴等這些大江從薩特中獲得的哲學要素貫徹作品的始終，形成大江文學的一個特征?！?sup>[31]從上述的這些引文里，可以窺視到獲獎的一絲端倪，即獲獎作品在文學上既有著本土的根，又有著外來的文化資源。一方面，它說明了具有生命力的優(yōu)秀文化是開放性的；另一方面，這里是否還是排除不掉歐洲人欣賞自身文化在東方文化里的身姿的、哪怕是非常微弱的潛在意識？這就是諾貝爾文學獎之光環(huán)籠罩下的東西方文化互相撞擊時的必然命題嗎？
不過在這一命題下倒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我在美麗的日本”和“我在曖昧的日本”的不同。安德斯·奧斯特林在給川端的“授獎辭”中還說道：“我們對日本人的傳統(tǒng)觀念及其本質，幾乎一無所知，似乎無法領略川端作品的奧蘊”。如果把“他者”視為一種異文化的沖突，那么川端的《雪國》《千鶴》和《古都》就是以一種鮮明感性的“他者”身份進入歐洲文化視野的。這正如孫歌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川端的“演說辭”主要談的是日本人在花鳥雪月中悟到的禪機，而聽眾或許大多是聽不懂這其中的真意的；即川端言說的核心主旨其實是在強調人與自然中的日本人的纖細微妙感性的“日本的美”，那是無可替代的。[32]換言之，屠格涅夫抑或在歐洲近現代文學是橋梁，是陌生的世界里的依稀的熟悉面影，讓人在接受陌生之先就有了親切的感受，然后才是被陌生的美、陌生的世界打動的震撼與臣服般的接受。日本的“美”不僅是戰(zhàn)后川端棲息的精神家園，也是那一時代日本文化可以用來與西方文化相抗衡的最具實力的堡壘。
大江“曖昧”的魅力與力量來自于批判的鋒芒，借助的思想工具是西方民主主義政治理想與存在主義的哲學、美學理念，借以施展其文學想象世界的實際土壤是日本內陸的森林里的峽谷，峽谷的生命則來自祖先靈魂的一次次再生。另一方面，他那以廣島、沖繩為基地反省核戰(zhàn)爭、侵略戰(zhàn)爭的超國家主義，也顯示了尖銳的批判鋒芒。西方的讀者在他的文學世界里遭遇了與“盧貢·馬卡爾家族”相似的體系建構，并因其“以詩的力量創(chuàng)造了一個意象世界，在其中，生命和神話濃縮成一幅令人不安的今日人類困境的圖畫”而折服，[33]因為這樣的“困境”不僅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所以，比之川端的異國的美，毋寧說西方世界在認同大江的同時也是在認同自身。也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上，世界文學的交融孕生（cross-fertilization）才有其真正的價值。
[1]
[2]
[3]
[4]
[1] ［埃及］納吉布·馬哈福茲：《自傳的回聲》，薛慶國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1年，第113頁。
[2] 陳嘉厚主編：《現代伊斯蘭主義》，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195頁。
[3] See Middle East Jourual，Volume47，No.2，Spring1993，p.320.
[4] See Middle East Journal，Volume48，No.3，Summer1994，p.523.
[5] See Middle East Journal，Volume50，No.4，Summer1996，p.581.
[6] 該小說于1959年在《金字塔報》上連載，很快被人指責褻瀆了伊斯蘭教，到宗教界人士的強烈攻擊，終于被禁止發(fā)行，直到10年之后，即1969年才在貝魯特出版了單行本，但已經不是足本。據說原稿被一位英國的東方學家收藏。
[7] 又譯易卜劣斯。
[8] 《古蘭經》中的阿丹。
[9] 《古蘭經》（2：30），本書所引《古蘭經》均以馬堅譯本為準。馬堅譯，法赫德國王古蘭經印制廠，回歷一四零七年版。本文所引古蘭經經文均據此版本，標以章節(jié)數。
[10] 《古蘭經》（38：76）。
[11] 《古蘭經》（2：31）。
[12] ［埃及］納吉布·馬哈福茲：《自傳的回聲》，薛慶國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1年，第109頁。
[13] 1978年埃及簽署戴維營協議、實現與以色列的和解以后，遭到很多阿拉伯國家的譴責與抵制。阿拉伯國家聯盟也將原設開羅的總部遷至突尼斯，直至1990年才遷回開羅。
[14] ［埃及］納吉布·馬哈福茲：《自傳的回聲》，薛慶國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1年，第108頁。
[15] 魯迅1927年9月25日致臺靜農信，見《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1卷，第580頁。
[16] 田中陽、趙樹勤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湖南師范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5頁。
[17] 參見劉再復：《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年第8期。
[18] 王渝生：《20世紀科技史的縮影——寫在諾貝爾獎頒發(fā)100周年之際》，載《光明日報》2001年12月10日B1版。
[19] 參見五宇《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失之交臂？》，《北京青年報》2000年7月3日第11版。
[20] 參見劉再復：《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年8期。
[21] 第一次是1913年的泰戈爾，不過泰戈爾是以英國的皇家文學協會成員的身份獲得提名的，并且學院最后給獎是根據泰戈爾自己的英文版本的《吉壇迦利》而決定的。
[22] 參見葉渭渠：《偶然與必然》，見《大江健三郎作品集》，“編前的話”，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年。
[23] 參見《拿中國人開玩笑的諾貝爾文學獎》，www.ahjob.com.cn。
[24] 《文學、翻譯和臺灣》，《自由時報·副刊》1998年10月9-10日。
[25] 對于中國內地的讀者來說，也許他們也非常需要這樣的關于高行健獲獎的給獎過程說明。
[26] 桑典司克1955年譯《伊豆的小歌女》，1956年譯《雪國》，1959年譯《千羽鶴》，在美國出版；八代佐地子1956年譯《千羽鶴》，奧斯柯、拜爾1957年譯《雪國》，在德國出版；愛爾克、瓦侖德也譯《雪國》，在瑞典出版；盧柯、蘭貝爾特譯《雪國》，馬麗奧、丹弟1965年譯《千羽鶴》，在意大利出版；1958年伊爾珠、克密司譯《雪國》，曼乃爾譯《千羽鶴》，在芬蘭出版；1960年藤森文吉、阿爾門歌倫譯《雪國》、《千羽鶴》，在法國出版；1961年阿威荷德詳譯《千羽鶴》、1963年譯《雪國》，在荷蘭出版。1963年滋夫特夫、格里安譯《雪國》、《千羽鶴》，1965年柯拉尼克譯《千羽鶴》，在南斯拉夫出版；1962年撒爾吧德爾譯《千羽鶴》，在西班牙出版。1965年可丹司克譯《雪國》，在波蘭出版。1966年文德菲爾德哈島遜和麥拉爾地合譯《千羽鶴》，在丹麥出版。http：//www.home.njenet.net.cn。
[27] 參見《文學、翻譯和臺灣》，《自由時報·副刊》1998年10月9-10日。
[28] 參見《日本：推銷自己的文化》，見《環(huán)球時報》2000年11月17日。
[29] 參見《大江健三郎作品集》之“答謝辭”，鄭民欽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年。
[30] 瑞典科學院授獎辭?？梢姟矮@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之《雪國·千鶴·古都》的附錄，高慧勤譯，漓江出版社，1985年。
[31] 參見《大江健三郎作品集》之“頒獎辭”，鄭民欽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年。
[32] 孫歌：《美的意識形態(tài)的功能》，《中華讀書報》，1998年5月27日。
[33] 參見《文學、翻譯和臺灣》，《自由時報·副刊》1998年10月9-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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