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衡眉先生學述

一部約五十萬字的《先秦史論集》（齊魯書社1999年10月出版，以下簡稱《論集》），標志著李衡眉先生的“學問規(guī)?！币呀?jīng)確立。凡是讀過李先生論著的人，都對其學識之淵博、 學風之嚴謹、思辨之敏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先生多次在不同場合聲稱自己“半路出家，并非科班出身”。細品此語，在自謙之外，實在是隱含著一種“自傲”。如果把大學的專業(yè)學習視為“科班”出身，那么，李先生的自我評價不為無因：大學時代他的專業(yè)是英語，畢業(yè)之后多年的執(zhí)教生涯仍是從事英語教學。然而，在步入中年之后，他兩次投考于史學名師金景芳先生門下，潛心攻讀一般人不敢問津的先秦史專業(yè)，于“不惑”之年取得碩士學位，年過“知命”之后榮獲博士學位。有了這兩次負笈求學的經(jīng)歷，李先生自稱“非科班出身”，恐怕就有些自抑過甚了。當然，李先生步入史學研究領域較晚，則為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回顧李先生的治學歷程，卻不得不為他的碩果累累而欽佩不已：從1982年發(fā)表第一篇學術論文起，迄今已出版學術專著5部、發(fā)表論文百余篇，其中相當部分的論著，都在學術界備受好評。如此“高質高效”的科研成果，竟是集中在不足二十年的學術生涯之中，使人不得不嘆為奇才。僅此一點，在當今史學名流之林中，李先生就有他的獨特之處。為此，我愿冒昧撰文，對李衡眉先生的治學歷程和特點，略述愚見。

李衡眉《先秦史論集》書影

一、從三度改名看時代氣息與人格魅力

李衡眉先生，山東省煙臺市福山區(qū)人，1942年出生于一個貧苦農(nóng)民家庭。本姓張，名元勳，為了避免被人誤稱“勳”為“動”（動），中學時代改用“張元勛”之名。

“文革”初期，他正在煙臺師專英語科學習，作為一名品學兼優(yōu)的學生干部，他對于大批學校老師和領導于一夜之間變成了“牛鬼蛇神”很不理解，寫出題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師和領導是好的》的大字報，因而成了“保守派”。后來，由造反派所控制的《狂飆報》（原《煙臺日報》）刊出點名批判文章《敦促張元勛投降書》，使他在鄉(xiāng)下務農(nóng)的父母深為擔憂。為了避免此后可能再出現(xiàn)被點名批判而累及父母，他改名為李橫眉，“橫眉”取之名句 “橫眉冷對千夫指”，“李”則取“立”之諧音，暗寓“寧愿立著死，也不跪著生”之意。這一改名，當然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也反映出他的秉性特點。“文革”過后，他對“橫眉”一名中的“文革”痕跡和霸氣自感于心不安，再度改名為“衡梅”。本來的用意是表達對《詠梅》詩篇和梅花風骨的敬仰，但這一女性化色彩很濃的名字，也給他帶來了可視作雅事軼聞的誤會。他的兩篇頗有影響的史學論文《我國原始社會婚姻形態(tài)研究》（《歷史研究》1986年第 2期）、《先秦繼承制為選擇繼承說》（《學術月刊》1987年第10期）發(fā)表之后，只讀其文而不知其人的學界同仁，推定作者是一位功力深厚的“老太太者”不乏其人，直到有機會當面切磋，才知是一場笑談。為避免這種尷尬，他于1990年第三次改名，“李衡眉”的名字遂沿用至今。按他自己的解釋，這是一個“純粹的記名符號”。

我想李衡眉先生的改名換姓或許有其特定的內涵，“衡”字是否與王充《論衡》之說“如衡之平”有關？ “眉”字是否可與三國名士馬良“白眉最良”之諺產(chǎn)生聯(lián)想？

二、選擇學術重點和難點為攻堅方向

歷史研究的創(chuàng)新和突破，從來都是在繼承前人學術成果的基礎上才能取得。一般說來，越是學術意義重大的問題，前人的學術積淀也就越加豐厚，所存在的學術分歧也就越難解決，學術突破的難度也就增加了。因此，相當多的學者，在選擇學術主攻方向時，往往主張避開分歧太多的難點問題，開辟新的途徑，拓展新的學術空間，這確實不失為一種事半功倍的方法。但從史學研究的整體需要而言，總需要部分功力很強的人，對傳統(tǒng)研究中積淀下來的學術重點和難點作“攻堅戰(zhàn)”。在這一領域，容不得任何急功近利的意念存在，而一旦取得突破，則必定具有重大學術價值。李衡眉先生從步入史學殿堂以來， 就自覺地選擇了攻堅之路，《論集》所收的文章，就足以反映出李先生的治學膽識和方法。

《論集》共收錄論文58篇，分為六組。第一組是史前史研究的7篇文章，以《三皇五帝傳說及其在中國史前史中的定位》《論兩性在文明前夜的激烈爭斗》為核心；第二組是婚姻家庭史研究的17篇文章，以《我國原始社會婚姻形態(tài)研究》《周代社會母系色彩濃重原因考》為重點；第三組是昭穆制度研究的8篇文章，以《昭穆制度與周人早期婚姻形式》《昭穆制度與宗法制度關系論略》為代表；第四組是關于孔子與儒學研究的8篇文章，以《先秦儒家婚姻觀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孔子作〈易傳〉之明證、補證與新證》為魁首；第五組是有關法制史研究的7篇文章，以《中國古代刑法淵源》《盟誓淺說》為重鎮(zhèn)；第六組是其他方面研究的10篇文章，以《先秦繼承制為選擇繼承說》《齊國得名原因再探》最為引人注目。本《論集》所收論文的研究范圍極為廣博，但研究的兩個重點卻非常突出：其一，血緣關系與上古婚姻形式的研究；其二，先秦典章制度的研究。關于前者，李學勤先生在為《論集》所作的《序》中已給予高度評價：“特別值得稱道的是，李衡眉教授在先秦史研究中強調自血緣關系研究入手，令人有探驪得珠之感。”田居儉先生在《序》中，對此也有點睛之論：“衡眉同志用力最勤，鉆研最深，創(chuàng)獲最多的是中國古代婚姻形式的變遷?！标P于后者，我認為同樣重要。

典章制度的研究，極為重要而難度很大。清代禮學名家凌廷堪有詩一首闡明其理：“儒者不明禮，六籍皆茫然。于此茍有得，自可通其全?！偶接蝎@，用志須精專?！保ā缎６Y堂文集》卷五《學古詩》）不通典章禮制，無法讀懂古籍，更無力深研古史。李衡眉先生之所以能對先秦史研究作出特殊的貢獻，首先由于他敢于對先秦典章禮制進行系統(tǒng)的探討，終成一家之言。僅以《論集》所收文章而言，涉及先秦的國家禮儀制度、宗法與宗廟制度、昭穆制度、婚姻制度、刑法制度、盟誓制度、君位繼承制度、賦稅制度等許多重要的典制，其中每一制度的復雜艱難，都足以使一般人望而卻步，而李衡眉先生卻鍥而不舍，終有大成。其中，關于“昭穆制度”的研究成果，最為學界所推重。昭穆制度，與宗廟、祭祀、墓葬、親屬繼承、婚姻等禮制有多層面的聯(lián)系，既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更是一種文化內涵豐厚的社會制度。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對它的研究和論述，雖積兩千年之久而無定說。正如田居儉先生在《序》中所說：“自漢到清的許多儒家大師，一生皓首窮經(jīng)也未切中肯綮，甚至博學如皇侃、雄辯如孫詒讓等名家亦莫能外?！弊盍钊烁械竭z憾的是，王國維先生《殷周制度論》一文，遍述西周禮制的重大創(chuàng)新，卻對昭穆制度不置一詞，或許也是因為“知難而退”？當代學者曹聚仁先生亦曾坦言：“古有‘左昭右穆’之說，何以要昭穆分明？就沒有一位說《禮經(jīng)》的人說得明白了。”（《中國學術思想隨筆》，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第261頁）李衡眉先生《昭穆制度與周人早期婚姻形式》一文，就是為了把這個聚訟兩千多年的典制問題說明白。他一改前人詮釋《禮記》等古代禮書記載的傳統(tǒng)方法，而是從分析周人早期婚姻形式入手，又成功地把劉啟益先生《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4期）一文所提出的每隔一代的周王“就要娶一個姜姓女子為妻”的現(xiàn)象，予以全新的闡發(fā)，并引入了文化人類學家“兩合氏族婚姻”的理論，得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觀點。他認為：昭穆制度當產(chǎn)生于原始的兩合氏族婚姻組織向地域性的兩合氏族婚姻組織轉變的過程中，其產(chǎn)生的直接原因是由“男孩轉入舅舅集團改變?yōu)檗D入父親集團”而引起的。昭穆制度是為了嚴格區(qū)分相鄰輩分之間的界限而設，其最初的意義是在“相鄰輩分的男人 （父親和兒子）”之間樹立一塊明白無誤的界標，借以區(qū)別二者氏族成員的身份。有了對昭穆制度起源及其實質的全新認識，其他聚訟不已的相關問題，都可得以迎刃而解。在該文中，李衡眉先生還指出：昭王之稱“昭”，穆王之稱“穆”，與昭穆制度中以排列次序為目的的“昭”“穆”無關，而是謚法上的專用名詞，它說明，隨著父權的加強，宗法制逐漸取代了昭穆制度的重要地位，昭穆制度似乎已經(jīng)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保留在墓葬和宗廟里的只是它的空殼而已。因此，原本用來區(qū)別父子氏族身份的“昭穆”，逐漸變?yōu)橹u或號，并顛倒了它們的次序。這就解決了長期困擾史學界的一個重大難點問題。李衡眉先生的這一論斷，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重視，被認為是繼呂思勉、李玄伯、李亞農(nóng)、加藤常賢、張光直之后的一家之言（見王恩田《周代昭穆制度源流》，《第二次西周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陜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79頁）。其后，李衡眉先生又陸續(xù)發(fā)表了《兄弟相繼為君的昭穆異同問題》《昭穆制度與宗法制度關系論略》《歷代昭穆制度中“始祖”稱呼之誤厘正》等論文，都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其中“兄弟同昭穆”的觀點，已被學術界充分肯定。

此外，李衡眉先生對先秦的君位繼承制度，也作了全新的探討，提出了“選擇繼承說”的觀點，他對散見于不同典籍的材料加以索隱探微，歸納出上古君位承襲實態(tài)中的七種選擇方式：擇賢，立長，立愛，行私，卜定，外援，攘奪。這就直接沖擊了漢儒所總結的“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公羊傳·隱公元年》）的禮制傳統(tǒng)，并突破了王國維等史學名家的原有論斷，故被學界認定為一家之說。

又如，《國語·齊語》所記管仲輔佐齊桓公“相地而衰征”一事，現(xiàn)代史學家大多推定為是對“井田制”的突破，甚至有人據(jù)以討論社會性質的轉變，而李衡眉先生在《“相地而衰征”考辨》一文中，卻從論證井田制下存在著不同模式的貢賦制度入手，對多種典籍中“相地而衰征”的記載逐一探研，并對古今學者的相關注釋細心對勘，得出了如下結論：“相地而衰征”，就是要根據(jù)土地的“位置和土質”而定不同差等的力役之征和賦稅之征，它不是管仲的新發(fā)明，而是一條相沿日久的古老井田制的賦役制度。它非但無法證明井田制被廢除，恰恰相反，它有力地證明了這一時期的井田制度還是虎虎有生氣的。這一與時賢定論大相徑庭的賦稅制度之說，能否被學界普遍認可姑且不論，本文考辨之精細卻不得不使人敬服。

三、科學的治史方法

李衡眉先生治學不走偏鋒，所論多為傳統(tǒng)經(jīng)學與史學中的重大問題，但他討論問題的方法，卻不是完全沿用傳統(tǒng)的考據(jù)之法，而是充分運用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多作跨學科的綜合研究，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在《論兩性在文明前夜的激烈斗爭》一文中，衡眉先生用了四個標題：“埃斯庫羅斯筆下的兩性的搏斗”，“自為牝牡的神獸與二性神的出現(xiàn)”，“禹的兩種出生說與產(chǎn)翁習俗”，“單親生育論與生殖器崇拜的移位”，具體地分析了東西方上古傳說中的相似素材，分析了母權制向父權制過渡中的激烈斗爭， 學術視野相當開闊?！豆攀穫髡f中的帝王性別問題》一文，是李衡眉先生運用文化人類學的觀點詮釋神話傳說的經(jīng)典之作。繼聞一多先生早年提出“五帝為女性說”之后，幾位知名度很高的學者于20世紀80年代又先后著論，證成其說。特別是鄭慧生先生《我國母系氏族社會與傳說時代——黃帝等人為女人辨》（載《河南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一文， 影響最大。李衡眉先生的駁論，主要針對鄭文“在母系社會，所有氏族首領都應該是個女人”這一似乎早成學界定論的觀點而展開。他指出：凡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大多是受了西方早期人類學家如摩爾根等人關于母系等于母權學說的影響；而近期西方人類學家最新的調查材料和研究成果證明，在母系社會里，并不存在母權社會，而以男性普遍居于領導地位作為前提。李衡眉先生又大膽地把西方動物學家觀察和研究的成果“優(yōu)勢原則”，引入對早期人類社會的考察之中，認為在與人類有物種親緣關系的動物群體之間，雌性的主要任務是生育和照料幼仔，強壯好斗的雄性則負責狩獵和保衛(wèi)領地，由此雄獸就成為群體的當然首領。他又大量征引各種人類文化學著作（包括精神病學家的研究結論），推論依據(jù)同樣的“優(yōu)勢原則”，男性作為原始人群的首領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嗣后，李衡眉先生又逐一對五帝的性別加以考定，指出：五帝時代即便確是母系社會，作為最高首領的五個帝王也肯定是男性。此論一出，實有打破成說之價值。在《野合習俗的由來》一文中，李衡眉先生對《史記·孔子世家》所載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之說，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給予全新的解釋，他不僅從我國的拉祜、瑤、苗、納西、傈僳、黎等少數(shù)民族的婚姻習俗中尋得啟示和旁證，而且還從蘇聯(lián)學者謝苗諾夫的著作中征引了大量材料，從而把“野合”界定為“在兩合氏族婚姻時期曾經(jīng)有過的一般的男女隔離，特別是性伴侶隔離的形形色色的遺跡”。又如，《先秦繼承制為選擇繼承說》一文的觀點之所以能獨成一家，是因為作 者首先引入了英國人類學家W. H.李佛斯的論點，繼承可以區(qū)分為三種不同內容和性質的繼承，并指出：正是由于三種繼承互相影響，互相滲透，有時又扭結在一起，這就使我國古代的繼承制度呈現(xiàn)出復雜、多樣的狀態(tài)，不是用某種繼承方式所能規(guī)范得了的。這一理論，實際成為作者論述多種繼承方式的思想基石。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李衡眉先生之所以能在多個研究領域取得重大突破，與他熟悉并能運用國內外最新學術動態(tài)、理論模式，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青壯年時代他學習、執(zhí)教英語的這段人生閱歷，為他改行從事歷史研究后直接接受國外的學術信息，實在是提供了一種語言工具上的便利。無獨有偶，當代史學名家徐旭生、徐中舒、趙儷生諸先生，都從學習外語而轉攻史學最終蔚成大家，這是否也昭示我們去反思史學“科班教育”可能存在著錮蔽思想的弊端？

此外，李衡眉先生治學嚴守學術規(guī)范的精神，也是值得充分肯定。他的每篇學術論文，皆是針對富有學術意義的問題而立論；對此前的研究狀況有詳細的介紹，對不同的學術觀點于列述之中有評價、有取舍；既尊重先哲，又不迷信權威；在學術爭鳴之中，觀點非常明確，不含糊其辭，同時對論敵少有刻薄之語；觀點新意迭出，而以公允、平實之語表達，不強作驚人之語以標新立異。他的學術創(chuàng)新精神與恢宏器度，都是史學后進應奉為楷模的。

作者附記：得知著名歷史學家李衡眉先生于2001年3月27日去世，很感悲痛！李衡眉先生在世之時，我曾寫過一篇評論李先生治學特點的文章，并曾送李先生過目，得到李先生的首肯。在先生遠行之后，謹以此文表達深切的哀思。

責任編輯程奇立編后記：原煙臺師范學院歷史與社會學系主任、教授，《煙臺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 前任主編李衡眉先生不幸于2001年3月27日去世，享年59歲。李衡眉先生是我國史學界具有很高聲望和影響力的杰出學者。他治學勤勉，著作等身，迄今已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孔子研究》《學術研究》《文史哲》《社會科學戰(zhàn)線》《人文雜志》《齊魯學刊》《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fā)表學術論文13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5部，主編著作14部。他有關中國古代家庭婚姻、昭穆制度和史前文化的研究成果博得了學界的廣泛重視和高度評價。李衡眉先生生前還有許多學術研究宏愿，若天假以年，肯定將會成就許多學術盛事。他的去世不僅是我們學校的重大損失，也是我國學術界的重大損失。李先生去世后，學界的許多朋友均為李先生的英年早逝深感悲痛、惋惜和遺憾！現(xiàn)刊出中國人民大學孫家洲先生的《李衡眉先生學述》，以慰學界的悲悼之情。

原載于《煙臺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6月第18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