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深墨淺無從寫

——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錢鍾書簽名本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錢鍾書先生簽名贈書兩種，一種是1949年3月出版的“晨光文學叢書”版的《圍城》，一種是1979年8月中華書局出版的《管錐編》。雖然這兩種書都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善本，但因為書上有錢鍾書先生的親筆簽名，故而哈佛燕京圖書館將其定為“新善本”。

《圍城》寫于1944年，最早連載于李健吾、鄭振鐸先生主編的《文藝復興》上，從1946年2月1卷2期開始登載，一直到1947年1月2卷6期刊完，總共10期（中間停了1期）。1947年5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圍城》單行本，列為趙家璧先生主編的“晨光文學叢書”第八種。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又出了第三版，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藏本即為第三版。版權頁上除了版次之外，還寫著“本書有著作權”“每冊定價四元”。此書不是在1949年一出版時就入藏哈佛燕京的，而是在1961年7月21日（當時哈佛燕京圖書館還名為“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該書有扉頁，畫有一幅漫畫，中心位置是一位穿著博士袍的青年男士，旁邊飛的是博士帽、文憑和書卷，博士袍上還畫著一位疑似裸體的女人，女人下面則是一艘郵輪。顯然這隱喻的是《圍城》開頭寫的故事，講的是方鴻漸回國時在白日拉隆子爵號上與鮑小姐的風流韻事。就在這扉頁上有錢鍾書先生的簽名“錢鍾書贈”，但沒有贈書的日期，也沒有個人的印章。

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晨光版《圍城》封面及扉頁錢鍾書的簽名

那么問題就來了，這本書1949年出版，卻是1961年入藏，難道是1961年錢鍾書從中國寄給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嗎？考慮到當時中美之間并無外交關系，以及當時的中國政治形勢，錢鍾書不可能寄書到美國來，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可能性是1979年春，錢鍾書隨中國社科院代表團訪美，到訪哈佛大學，在參觀哈佛燕京圖書館時，臨時簽在這本書上的。

1979年4月28日，錢鍾書隨中國社科院代表團到達哈佛，在哈佛逗留了四天。在哈佛期間，錢鍾書最重要的活動就是見到了數(shù)十年未見的清華老友方志彤（Achilles Fang,1910—1995）先生。會面之后，兩人還有書信往返，如今錢鍾書寫給方志彤先生的英文信還完整地保存在哈佛大學檔案館方志彤檔案中，高峰楓先生專門作文討論過這一問題（參見高峰楓《錢鍾書致方志彤英文信兩通》，《東方早報》2010年12月19日）。筆者也曾親自調閱過方先生的檔案，讀過這封信的原件。30多年過去了，這封信仍然筆墨如新。高先生文章中也引用到方志彤1979年5月2日寫給Elizabeth Huff的信，信中詳細介紹了錢鍾書在哈佛的行程，其中就提到錢鍾書與哈佛大學東亞系兩位教授海陶瑋（James Hightower）、韓南（Patrick Hanan）的會見。正是有了這一層關系，所以錢鍾書贈《管錐編》給韓南也就可以理解了。

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管錐編》扉頁上的錢鍾書簽名及印章

《管錐編》由中華書局初版于1979年8月，故不可能是當年4月錢先生訪問哈佛時所贈，定是8月出版后，錢先生從中國寄給韓南教授的。簽名本扉頁上有錢先生的親筆題字“韓南教授存政 錢鍾書奉”，字是用毛筆寫的，題字旁邊還有錢鍾書先生兩枚印章，一枚是陰文的“錢鍾書印”，另一枚是陽文的“默存”。看了錢先生贈韓南教授的《管錐編》簽名之后，我越發(fā)相信《圍城》上的簽名是后來訪美時寫上去的。一是簽字用的是圓珠筆，因為當時在美國，條件不允許用毛筆，故臨時用了圓珠筆；二是沒有鈐章，因為在外，印章沒有隨身帶。筆者在網上搜索了一下，錢先生的簽名贈書基本上都是用毛筆寫的，一般都鈐有印章。錢鍾書先生的簽名有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即將“錢鍾書”三個字融為一個字，我們從哈佛藏的《圍城》和《管錐編》上都可以看到這一別具特色的簽名。除了《管錐編》上的“錢鍾書印”之外，我在網絡上看到錢先生送給揚之水先生的贈書上有另一種陰文的“錢鍾書印”，與此不同。

韓南教授從1968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學東亞系，是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專家，曾將多部中國古代小說翻譯為英文，他于1997年榮退后，將他的大部分藏書贈送給了哈佛燕京圖書館，故錢先生的簽名本應是韓南教授的贈書。2014年4月，韓南教授遽歸道山。捧讀這位曾經做過近十年哈佛燕京學社社長的韓南教授的藏書，看到錢先生的簽名，覺得時光仿佛就定格在這方寸之間，幾十年間的中美人文交流也凝固在其間，不禁感慨系之。

錢鍾書先生與哈佛的緣分可能并不止于此，他的同學好友方志彤先生長期執(zhí)教于哈佛東亞系，但郁郁不得志，始終沒能當上哈佛的教授，僅以高級講師退休，但他在哈佛培養(yǎng)了不少學生，著名漢學家艾朗諾（Ronald Egan）教授即為其一，艾氏也曾在哈佛東亞系任教多年，現(xiàn)為斯坦福大學漢學講座教授。1979年，方志彤讀到《管錐編》后，愛不釋手，囑咐艾朗諾以后若有機會可將其翻譯為英文（參見盛韻《艾朗諾談〈管錐編〉》，載《東方早報》2009年4月19日）。艾朗諾教授不負老師之期待，花費數(shù)年時間，將《管錐編》500則譯為英文，于1998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書名為“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梢哉f，錢先生與方先生的友誼延續(xù)了哈佛兩代學人。

另據(jù)郭宏安先生記載，錢先生可能“是第一個知道并了解儒勒·布羅迪的中國人”，他很早就讀過布羅迪的作品，并在《管錐編》中加以引用，而儒勒·布羅迪正是哈佛大學羅曼語系的名教授（參見郭宏安《錢鍾書〈外文筆記〉：露鈔雪纂，可補三篋之無》，載《人民日報》2014年8月26日）。據(jù)說，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的頭牌教授——“白璧德比較文學講座教授”萊文（Harry Levin，1912—1994）學富五車，對西方文學造詣極深。到北京與錢鍾書談話后，他覺得非常沮喪，說了一句話：“我知道的東西，他都知道，而我對他的世界一無所知?！?/p>

雖然錢鍾書沒有在哈佛求過學，也沒有長期訪問過，但他與哈佛的緣分匪淺，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他的兩部簽名本正是他與哈佛因緣的縮影。

2016年4月6日

本文原載《書屋》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