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詩，窮而后工”呢？還是“文，富而后達”呢？

雜貨店老板提出“窮而后工”“富而后達”這兩句話，原意并不是說做詩系“窮而后工”，寫文系“富而后達”；只想借用這兩句話探討我們研究學問想有成就，當從窮苦艱難中得來呢？或從富裕舒適中得來呢？

照過去一般情形說，文人學子的成就，大半都是經過窮苦艱難的階段，方有造詣，且必貧而愈堅其志，愈顯其學。像復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居于陋巷，人皆不堪其憂，他獨不改其樂。像歷代所傳鑿壁借光而求學，牛角掛書而求知等等故事，都是安貧樂道，有所自勵的成功者。“人窮志短”，分明是不知上進而以膏粱子弟為羨的庸夫俗子罷了！一代名儒，十年寒窗，英雄固然不怕出身低，儒士同樣不怕出身貧的。“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越是有心胸，有志氣，忍得住窮苦，熬得過艱難，不憂于貧，不畏乎勤，在學問上越是有出人頭地的一日。誠然！富而好學非無其人，縉紳錄中，代有傳者。惟求其志之堅，心之切，學之廣，識之深，似乎仍以經過窮苦的鍛煉透入艱難的滌洗，方有成就，乃為上乘。

然因過去的觀察，到了現(xiàn)代工業(yè)化的社會里，卻不免有點變化。許多人都說要做學問而有造詣，不必學而后富，實應富而后學，因為工業(yè)化社會生活水準提高，不比農業(yè)社會生活的簡單樸素，有錢萬事皆足，無錢寸步難行，縱有志士想來樂道，也為環(huán)境所誘，風氣所化，有誰還能安貧？何況升米有其高價，杯水也須花錢，縱欲簞食瓢飲一樣得來不易，更是不能安于貧的。據(jù)說，日本有一位學人，拋棄過去苦學儉學的理論，先做土地買賣生意致富，然后堅心研究學問，憑其財力而有種種設備，并糾合人力，分工合作，在學問上居然有其相當成就。我國許多青年聞風而起者大有人在，大學畢業(yè)，不必即求深造進研究院，就令希望取得碩士資格，卻也心不在學。他們預定先從營利事業(yè)方面投機發(fā)財，以后，再進而求學問上的深造不遲。這又是老板最近常聽到的言論。

對于“窮而后工”及“富而后達”兩句話的批判，誠然因時代的先后，而在價值上有其輕重的不同。但也各自有其風格卓然獨立，不受時代變化的影響。先以“窮而后工”為說：今日，國民教育雖已延長，人人有書可讀，但衣食足然后知禮義，生活難怎能再閱讀，各級貧戶的子弟茍無獎學的機會或社會的援助，想要在學問上飛黃騰達，實在是鳳毛麟角，這是現(xiàn)時代在原則上所難允許的現(xiàn)象。不過說到較為平淡而非復雜性的學問，只在涉獵與思索方面下工夫，自可耐貧苦學而得深造，當然是不受時代環(huán)境影響的。

倘再就“窮而后工”一句話作深一層的觀察，更與時代先后無關。說起“窮苦艱難”來，并非專以貧困凍餒的情況為限，他如遭悲蹇慘痛的命運，或懷抱憂時憫世的心情，更是精神上的窮苦艱難，同為“窮而后工”的座上客使文人學子賴其刺激，有其奮發(fā)，在學問上建樹起不朽的事業(yè)。這種窮不是真窮，確有一種雄厚的力量蘊藏其中，對于學問上所表現(xiàn)的著作，可說不工而自工了。在過去像楚國屈原以忠憤的筆鋒，寫出萬世傳誦的離騷；像漢司馬遷以腐刑的隱痛，寫出千古稱贊的史記；像杜甫終身坎坷，奔跋各地，終能成為詩圣；像韓愈三試不成，十年依然布衣，終能被謚文公。其他，像文天祥的正氣歌乃泣血飲恨之作，像顧炎武的《讀史方輿紀要》乃匡時謀興之文，一時真是說不盡的。照這看來不但詩是窮而后工，文也是窮而后工，誰能否認？其實在精神上所遭遇的窮苦艱難，發(fā)而為奇文名詩，完全出于個人的振奮向上，任何時代皆然，不以舊時社會為限。即如抗戰(zhàn)中愛國志士的殺賊不屈，其能發(fā)而為文，凝而為歌者，一定都是精品絕作，只因老板非文藝圈內人，一時不能指出姓名罷了。那么，“窮而后工”的話，能因到了工業(yè)時代，就被絕對否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