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之“文”與中國文論話語

《文心雕龍》是一部什么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曾有過一場小小的爭論。其中影響最大的，應該算是王運熙先生的觀點了。他在《〈文心雕龍〉的宗旨、結(jié)構(gòu)和基本思想》一文中說：

人們一提到《文心雕龍》，總認為它是我國古代最有系統(tǒng)的一部文學理論書籍，其性質(zhì)相當于今天的文學概論那樣。我過去也是這樣看的。誠然，《文心雕龍》對不少重要的文學理論問題，如文學與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內(nèi)容與形式的關(guān)系、文學批評的標準和方法等等，都作了系統(tǒng)的論述，發(fā)表了精到的見解，理論性相當強，不妨把它當作一部文學理論專著來研究；但從劉勰寫作此書的宗旨來看，從全書的結(jié)構(gòu)安排和重點所在來看，則應當說它是一部寫作指導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學概論一類書籍。^注

王先生在《劉勰論文學作品的范圍、藝術(shù)特征和藝術(shù)標準》一文中又指出：“劉勰心目中的文學范圍雖然很寬泛”，但“可以肯定地說，劉勰心目中文學作品的主要對象是詩賦和富有文采的各體駢散文，而詩賦尤占首要地位”^注。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中，王先生又貫通以上觀點而謂：“《文心雕龍》全書，廣泛評論了歷代作家作品，涉及到不少重要文學理論問題，論述有系統(tǒng)而又深刻，無疑是一部偉大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但從劉勰寫作此書的宗旨看，從全書的結(jié)構(gòu)安排和重點所在看，它原來卻是一部寫作指導或文章作法?！?sup>注李淼先生則從完整認識《文心雕龍》理論體系的角度，指出：“不能把《文心雕龍》說成是‘文章理論’或‘寫作指導和文章作法’，或其他什么理論，而應該明確確定是文學理論，其理論體系是文學理論體系?！?sup>注這場爭論涉及的范圍不大，更沒有充分地展開，但實際上，直到今天，關(guān)于《文心雕龍》一書的性質(zhì)，仍然難以得出一個公認的結(jié)論。筆者認為，在當代文藝學的語境下，王先生說《文心雕龍》“不是文學概論一類書籍”，是完全正確的；但王先生何以又小心地說《文心雕龍》“無疑是一部偉大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呢？原因可能是“說它是一部寫作指導或文章作法”，也與現(xiàn)代文章寫作學并不一致，這也正是李淼先生不同意《文心雕龍》是文章作法的原因。這里，筆者想借此指出的是，解決諸如《文心雕龍》性質(zhì)等問題認識上的兩難之困，可能需要暫時走出現(xiàn)代文藝學的語境，著力于《文心雕龍》乃至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還原。即以《文心雕龍》一書的性質(zhì)而論，假如以現(xiàn)代文藝學的概念體系來衡量，無論說它是文學概論還是文章作法，都會讓人覺得似是而非而心有未安；而從《文心雕龍》的實際出發(fā)，搞清楚劉勰所論之“文”的內(nèi)涵，或許會有不同的認識。

一

按照筆者的?？?，《文心雕龍》全書共有 587 個“文”字（不包括《隱秀》篇補文），其中用于人名 35 個，地名 2 個，篇名 10 個，出于引文者 23 個，屬于衍文者 1個，合計 71 個^注；除此之外的“文”字，可以說皆為《文心雕龍》專用術(shù)語，共有 516個^注。顯然，被劉勰用得如此頻繁的這個“文”字，稱得上《文心雕龍》的第一術(shù)語了。正因如此，不少龍學家對這個字予以極大的關(guān)注。

陸侃如、牟世金先生《文心雕龍譯注》全書的第一條注釋就是關(guān)于“文”的，其云：“一般來說，劉勰用這個字來指文學或文章，但有時也用來指廣義的文化、學術(shù)；有時指作品的修詞、藻飾；有時則指一切事物的花紋、彩色……”^注馮春田先生在《文心雕龍語詞通釋》中，概括了“文”的五個義項：一是“廣義上包括世界萬物的形容聲貌以及社會文化和文學辭章等?！瓕Ｖ肝膶W、文章?！种疙嵨摹！肝牟?，文辭形式，與‘質(zhì)’或‘實’相對?！倍恰爸覆始y、花紋”，三是“有文采”，四是“文字”，五是“法，規(guī)章”^注。在此基礎上，馮先生列舉了諸如“文人”、“文人相輕”、“文士”、“文才”等以“文”為首的七十多個詞組，并逐一進行了解釋，可以說是對《文心雕龍》之“文”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規(guī)模檢視。周振甫先生在由他主編的《文心雕龍辭典》中，專門作了“文釋”，其云：“劉勰講的‘文’，有各種不同的含義。一指文字……二指文彩……三指音律……四指文辭……五指韻文……六指駢文……”又說：“劉勰講的文，主要是講文章……原來劉勰講的文章，主要是講駢文?！?sup>注陳書良先生在其《〈文心雕龍〉釋名》中，將“文”的含義概括為九個方面：一是“文學作品或文章”，二是“講究音節(jié)、聲韻的作品”，三是“花紋色彩”，四是“人為美的作品的文采、華美”，五是“作品的藝術(shù)形式”，六是“文化、學術(shù)”，七是“人為美的聲音”，八是“文字”，九是“文治、禮法”。^注

上述對“文”的解釋，除了周振甫先生以外，都有一個共同的義項，也可以說是中心義項，那就是“文學或文章”。顯然，以“文學或文章”來解釋《文心雕龍》之“文”，則這個“文學或文章”當然是現(xiàn)代文藝學中的“文學或文章”。然而，劉勰自己也恰恰經(jīng)常把“文”叫做“文學”或“文章”，只不過劉勰的“文學”或“文章”與我們今天所謂“文學或文章”大相徑庭了。因此，在現(xiàn)代文藝學的語境下，對《文心雕龍》之“文”，似乎也只能以“文學或文章”來解釋了；但這對《文心雕龍》本身而言，此“文學”非彼“文學”，此“文章”非彼“文章”，也就有些不倫不類而齟齬難通了。或許正是因為如此，周振甫先生便舍棄了這個“文學或文章”，而用“韻文”、“駢文”來代替，而且特別指出“劉勰講的文章，主要是講駢文”。但如此一來，《文心雕龍》豈非成了一部“駢文概論”？這顯然又是不符合《文心雕龍》一書的實際的。

其實，《文心雕龍》一書所用“文”字雖多，其含義卻并不復雜。筆者以為，《原道》以下這段話中的三個“文”字，正好概括了全書之“文”的中心含義：

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為盛。元首載歌，既發(fā)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yè)峻鴻績；九序惟歌，勛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zhì)；《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注

從“文字”到“文章”再到“文質(zhì)”，正包含了《文心雕龍》之“文”的基本內(nèi)容。正如周振甫先生所說，“劉勰講的文，主要是講文章”，但這個“文章”并非“主要是講駢文”，當然也不是現(xiàn)代文藝學中與“文學”相對的“文章”，而是形諸書面的所有“文字”，也就是章太炎所謂“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注。對此，劉勰說得是非常明白的?！毒氉帧酚性疲骸胺蛭南罅卸Y(jié)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sup>注劉勰認為，文字乃是語言的形象符號，也是文章寫作的工具。因此，“心既托聲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sup>注也就是說，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現(xiàn)為有聲的語言，語言則落實到有形的文字。吟詠諷誦，在于聲韻的和諧；落筆成文，則視文字的運用了。所謂“聲畫昭精，墨采騰奮”^注，文字運用精確，作品自然奮飛?？梢?，在劉勰的心目中，用“文字”寫成的“文章”，必然也必須追求辭采，以便能夠充分表現(xiàn)作者的思想感情，這也就是“文勝其質(zhì)”了。正因如此，劉勰所謂“文”，就與“采”或“彩”密不可分，如《征圣》所謂“精理為文，秀氣成采”^注、《銓賦》所謂“鋪彩摛文”^注、《才略》所謂“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玚學優(yōu)以得文”^注等。從而，所謂文章的寫作，關(guān)鍵也就是文采的運用問題了。如《情采》：“若擇源于涇渭之流，按轡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sup>注《镕裁》：“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枰?，職在镕裁：檃括情理，矯揉文采也。”?^注顯然，“文章”也就意味著“文采”了。

因此，盡管劉勰“以有文字著于竹帛”者均謂之“文”，但這個“文”或“文章”卻又必須是美的，必須是富有文采的。這正是羅宗強先生所指出的：“我國古代雖然所有文章都稱為文，但是有一條發(fā)展線索在這所有文章中或有或無、或隱或現(xiàn)、或充分或不充分地存在著，那就是對于藝術(shù)特質(zhì)（或稱文學特質(zhì)）的展開和探討?！绷_先生又說：“在劉勰的文學思想中，不僅存留有學術(shù)未分時的文章觀，而且有文學獨立成科過程中逐步展開的對于文學藝術(shù)特質(zhì)的追求。他不僅論述了神思、風骨、體勢等命題，而且論述了比興、聲律、麗辭、夸飾、隱秀等主要屬于藝術(shù)技巧方面的問題。重視神思、重視聲律、重視駢辭儷句，酌奇玩華，都是文學自覺的趨勢起來之后的追求。這樣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劉勰文學思想的另一面。這一面，就是他反映著我國古代文學思想中明確追求藝術(shù)特質(zhì)的發(fā)展趨向?！?sup>注所以，劉勰所謂“文”、“文章”，與我們今天所說的“文章”是顯然不同的。

至于劉勰所謂“文學”，亦如章太炎先生所說：“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sup>注《文心雕龍》中有三處用到“文學”一詞，一處是《頌贊》篇的“崔瑗《文學》”^注一語，指的是崔瑗的《南陽文學頌》一文；另外兩處都在《時序》篇，一云“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注，一云“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zhuǎn)”^注，這兩個“文學”皆有文化學術(shù)、文人學士之意，也就是關(guān)于“文”的學問。除此之外，劉勰關(guān)于“文”和“學”的對舉，也有助于我們理解所謂“文學”，如：《時序》所謂“元皇中興，披文建學”^注，《才略》所謂“二班、兩劉，弈葉繼采，舊說以為固文優(yōu)彪，歆學精向”^注，以及“然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以后，頗引書以助文”^注，等等。這些“文學”，與我們現(xiàn)代文藝學中的所謂“文學”，也是顯然不同的。

實際上，中國古代很早就有“文學”一詞?！墩撜Z·先進》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sup>注“文學”乃是孔門四科之一，楊伯峻先生謂：“指古代文獻，即孔子所傳的《詩》、《書》、《易》等?！?sup>注所以，“文學”之“學”，從一開始就是“學問”之意?！盾髯印ご舐浴酚性疲骸叭酥谖膶W也，猶玉之于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sup>注這段話中有兩個“文學”，且荀子自己已經(jīng)做了解釋：“謂學問也?！痹谒抉R遷的《史記》中，更有不少“文學”，值得我們仔細玩味，如：

元年，漢興已六十余歲矣……而上鄉(xiāng)儒術(shù)，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后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注

晁錯者，潁川人也?！晕膶W為太常掌故。^注

夫齊魯之間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注

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xiāng)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案]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shù)百人。^注

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郁滯，乃請曰：“……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xiāng)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味Y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扔谜b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薄源艘詠?，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注

倪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yè)，受業(yè)孔安國。^注于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注

這眾多的“文學”，皆為文章博學之意，與《論語》、《荀子》所謂“文學”，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自古以來，我們的“文學”指的主要就是關(guān)于“文”的學問?！段男牡颀垺穼Α拔膶W”一詞的運用，可以說淵源有自，與中國古代文化乃是一脈相承的。

二

可以看出，在《文心雕龍》和中國古代文論中，“文學”一詞與現(xiàn)代文藝學的“文學”完全不同，而“文章”才大約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謂“文學作品”。這在中國古代文論中，也仍然是一以貫之的?！墩撜Z·公冶長》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sup>注《論語·泰伯》云：“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注顯然，這個“文章”乃是“文學”中的“文”，指的是作品?！盾髯印し窍唷吩疲骸肮寿浫艘匝裕赜诮鹗?、珠玉；勸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于鐘鼓、琴瑟?！?sup>注可以看出，“文章”還包含華美、文采之意，這可以說是“作品”的引伸之意了?！妒酚洝と辶至袀鳌份d公孫弘語云：“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注這個“文章”，當然也是作品。班固《兩都賦序》云：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nèi)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xié)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yè)?！恃哉Z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蛞允阆虑槎ㄖS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馀篇。而后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注

這段話中的兩個“文章”，已經(jīng)不是一般的作品，而是文人“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的辭賦之作，那就更是今天所謂“文學作品”了。班固在其《漢書》中，也用了不少“文章”，如：

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倪寬代之。^注

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shù)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注

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于世，鄉(xiāng)黨慕循其跡。后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注

這些“文章”或“文辭”，指的顯然是不同于學術(shù)著作的藝術(shù)之作。尤其是以“儒雅”與“文章”相對而言，其意就更為明顯了。王充的《論衡》一書，也屢用“文章”一詞，如“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注、“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注，等等，這些“文章”亦與學術(shù)顯然有別，其別在“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文章”乃是一種具有形式美的藝術(shù)。

魏晉南北朝的文論家們更是經(jīng)常以“文章”來概括五花八門的文體。曹丕說：“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sup>注陸機云：“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sup>注摯虞的著作題名即為“文章流別論”。蕭子顯認為：“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sup>注蕭統(tǒng)評價陶淵明說：“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sup>注蕭綱勉勵其弟蕭繹云：“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注又論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注至于《文心雕龍》，則有二十四處用到“文章”一詞，如《原道》：“唐虞文章，則煥乎為盛”^注，《征圣》：“圣人之文章，亦可見也”^注、“天道難聞，且或鉆仰；文章可見，寧曰勿思”?^注，《宗經(jīng)》：“洞性靈之奧區(qū)，極文章之骨髓”?^注、“性靈镕匠，文章奧府”?^注《正緯》：“事豐奇?zhèn)?，辭富膏腴，無益經(jīng)典，而有助文章”?^注，《風骨》：“文章才力，有似于此”?^注，《定勢》：“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注，《情采》：“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注《聲律》：“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注，《事類》：“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注，《指瑕》：“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歲久而彌光”^注，《附會》：“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注，《時序》：“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注，《才略》：“虞夏文章，則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注，《序志》：“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注、“唯文章之用，實經(jīng)典枝條”^注，等等。顯然，《文心雕龍》之“文”，主要就是指“文章”；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心雕龍》正是一部“文章學”。但必須明確的是，這里的“文章”決非今天與所謂“文學創(chuàng)作”相對而言的一般文章，而根本就是所謂的“文學作品”。

然則，六朝人所謂的“文章”，主要包括哪些文體呢？這只要看一看范曄在《后漢書·文苑傳》中所用到的大量“文章”，就非常清楚了：

王隆字文山，馮翊云陽人也?！芪恼?，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注

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注

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骃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于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注

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也?！觳W經(jīng)典，究精道術(shù)，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注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賦、銘、誄、頌、七嘆、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shù)十篇。^注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注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章知名，教授數(shù)百人。^注

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注

很明顯，這些所謂“文章”，乃是詩、賦、銘、誄、頌、祝等等的統(tǒng)稱，都是當時的語言藝術(shù)之作。

也許正因如此，魯迅先生專論魏晉之文的著名論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題“文章”而不稱“文學”，論述過程中則是二者并用而以“文章”為多。如說“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又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注；在引證劉勰“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之后，魯迅先生解釋說：“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注顯然，這些“文章”都是我們今天所謂“文學作品”，而且有時主要是指詩。實際上，在詩歌藝術(shù)輝煌燦爛的唐代，人們恰恰是喜歡用“文章”來概括以詩歌為主體的藝術(shù)之文的。如王勃：“夫文章之道，自古稱難?！?sup>注陳子昂說：“文章道弊五百年矣?！?sup>注李白詩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fā)?！?sup>注杜甫感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sup>注又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注韓愈有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注又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sup>注這許多“文章”，大多說的是詩歌或辭賦。

三

在中國古代文論中，“文章”與“文學”、“文”與“學”是分得很清楚的。劉劭《人物志·流業(yè)》有云：“蓋人流之業(yè)，十有二焉：……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sup>注又說：“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圣人之業(yè)，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sup>注他指出：“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sup>注可見，“文章”與“儒學”乃是不同的才能，一為“屬文著述”，一為“傳圣人之業(yè)”?！度龂尽の簳弧份d夏侯惠稱贊劉劭語云：“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shù)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sup>注這里所謂“文學之士”和“文章之士”，已經(jīng)清楚地表明了“學”與“文”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也就明確了“文學”與“文章”的不同含義。

蕭繹《金樓子·立言》有一段著名的論述：

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zhuǎn)相師受，通圣人之經(jīng)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于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屬辭，守其章句，遲于通變，質(zhì)于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jīng)教之宗旨，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注

這里的“古人之學者有二”，指的是“通圣人之經(jīng)”的“儒”和“止于辭賦”的“文”，郭紹虞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說：“前者屬于學術(shù)的范疇，后者屬于文章的范疇?！?sup>注是非常正確的。這里的“今之學者有四”，實際上只論及“學”、“筆”、“文”三者。所謂“學”，指的是“博窮子史”的學者，他們“率多不屬辭”，而只是“守其章句”，雖然“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識”，但其“挹源知流，亦足可貴”。至于“筆”和“文”，《文心雕龍·總術(shù)》有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注當然，蕭繹所謂“筆”和“文”，除了以是否有韻相區(qū)別，還有文采多寡等的不同，但無論如何，二者顯然都屬于“文章”的范疇。所以，盡管六朝以來較之前代名目更多，實際上仍然是“學”和“文”即“文學”與“文章”兩個方面。

唐代姚思廉撰《梁書》，其《文學傳》有云：

昔司馬遷、班固書，并為《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為《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后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jīng)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qū)宇，旁求儒雅，詔采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壽光，皆后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跡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為《文學傳》云。^注

這里，姚思廉說得很明白，之所以叫“文學傳”，乃是“文兼學者”，“文”就是“文章”或“文采”，所謂“文章尤著”、“文章之盛”、“文采妙絕”，等等；“學”則是對“文”之研究，所謂“文學”。正因如此，劉勰、鐘嶸等文論家就都被列入了“文學傳”，他們可謂真正的“文兼學者”，這是毫不含糊的。

誠然，中國古代文論有著漫長的歷史，“文學”、“文章”觀念也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有著不少變通的用法，應該說情況是頗為復雜的。但萬變不離其宗，可以說，在整個中國古代文論史上，上述關(guān)于“文學”、“文章”的基本含義，乃是一以貫之的。只是到了二十世紀初，英文的“l(fā)iterature”一詞被翻譯為“文學”，用以指語言的藝術(shù)；“五四”運動以后，這一翻譯被廣泛接受并流行至今。對此，現(xiàn)代文藝學早已習焉不察了。但從中國古代文論的角度而言，這實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因為這一誤會，使得現(xiàn)代漢語中的“文學”一詞面臨諸多尷尬的境地。比如，研究哲學的人叫哲學家，研究歷史的人叫歷史學家，研究數(shù)學的人叫數(shù)學家，那么研究文學的人呢？顯然不能叫文學家，因為文學家一般是指那些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的人。再如，我們的中文系都有“文藝學概論”之類的課程，但這里的“文藝”一般不包括繪畫、音樂等的藝術(shù)，而只是指文學；所謂“文藝學”，嚴格說來是“文學學”，只是這個“文學學”實在太拗口了，只好用不包括藝術(shù)的“文藝學”來代替。又如，現(xiàn)在很多大學都有文學院，但實際上文學院的人很少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應該說只有我們的魯迅文學院才是名副其實的。所以，大學里的文學院其實是指“文學學院”。還如，著名的《文史哲》雜志，這個“史”當然是史學，這個“哲”當然是哲學，可是這個“文”是文學嗎？《文史哲》雜志顯然不刊登文學作品，這個“文”是指對文學的研究；對文學的研究只能叫“文學學”，所以“文史哲”并非“文學、史學、哲學”的簡稱，而是“文學學、史學、哲學”的簡稱。那么，同樣一個“學”字，在同樣的使用環(huán)境中，卻面臨如此的尷尬。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尷尬呢？就因為我們把“ literature”一詞翻譯成了“文學”。這一翻譯首先是無視漢語的基本規(guī)范，試想，這里的“學”如果不是指學術(shù)、學問、學科，又能指什么呢？可是英文的“l(fā)iterature”似乎并沒有“學”的這些含義。也許正因如此，現(xiàn)代文藝學所謂“文學”之“學”，其實是不知所指、沒有意義的，上述所謂“文學作品”的習慣說法，實際上根本就是不倫不類的。因此，筆者以為，把“l(fā)iterature”一詞翻譯為“文學”，乃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因為它不僅無視漢語的基本規(guī)范，而且無視中國古代文論的傳統(tǒng)，割斷了中國古代文論的傳統(tǒng)。

那么，還原中國古代文論的話語，是否就能擺脫這一尷尬的境地呢？應該說，這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不是簡單的肯定或者否定可以回答的。但就“文學”、“文章”之詞而言，筆者認為是可以解決的。按照上述羅列的中國古代文論中關(guān)于“文學”、“文章”的基本話語，研究“文”（文章）的人自然就是文學家了，所謂《文史哲》，當然是“文學、史學、哲學”的簡稱，原本是名副其實的。所以，“ literature”不能翻譯為“文學”，而應該翻譯為“文章”；而作為“文章之學”（Literary study）的“文學”，或可翻譯為“Philology”^注。

不過，問題并非如此簡單。筆者在拙著《〈文心雕龍〉與中國文化》的“后記”中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本書探索《文心雕龍》的文論思想，多用‘文章’一詞，或徑用一個‘文’字，有時則‘文章’、‘文學’并用。此無他，主要是想符合劉勰思想的實際?！男牡颀垺摹?，在現(xiàn)代漢語中很難找到與之相適應的詞語。今天的‘文學’一詞固然不能概括這個‘文’，即使‘文章’一詞也是差強人意；劉勰之‘文’的實質(zhì)固然是‘美’，但徑直稱之為‘美’有時卻并不妥當。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兩難’之境，我以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失語’———失去了我們自己的語言。實際上，《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有著很強的自洽性，其概念的運用是并不含糊的，‘文’也一樣。我之所以慎用‘文學’一詞，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企圖‘復原’劉勰的理論話語?！?sup>注顯然，當“文學”一詞在現(xiàn)有意義上被普遍運用了一個世紀之后，它已經(jīng)不僅僅是一個單一的詞匯了，而是與眾多詞匯、文句乃至文化現(xiàn)象相關(guān)聯(lián)，而且又直接影響到人們對“文章”一詞的理解和使用。所以，居今而言，把“l(fā)iterature”翻譯為“文章”，恐怕還難以被接受，這也正是筆者所謂“兩難”的原因所在，則所謂文論話語的還原也就決非一蹴而就的了。

季羨林先生有言：“我們中國文論家必須改弦更張，先徹底擺脫西方文論的枷鎖，回歸自我，仔細檢查、闡釋我們幾千年來使用的傳統(tǒng)的術(shù)語，在這個基礎上建構(gòu)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然后回頭來面對西方文論，不管是古代的，還是現(xiàn)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華，為我所用?！?sup>注對此，筆者深以為然，并曾指出：“我想，‘仔細檢查、闡釋’工作的重要性，研究者們大多已認識到了；但這個檢查和闡釋要‘徹底擺脫西方文論的枷鎖’而‘回歸自我’，則是一個相當艱苦的過程。”^注這里，筆者想要補充的是，無論這一回歸過程如何艱苦，要想擺脫現(xiàn)代文藝學中諸如“文學”等詞語的諸多尷尬，我們都必須認真面對并最終踏上中國文論話語的回歸和還原之路。

注：王運熙：《〈文心雕龍〉的宗旨、結(jié)構(gòu)和基本思想》，《復旦學報》1981 年第 5 期。

注：王運熙：《劉勰論文學作品的范圍、藝術(shù)特征和藝術(shù)標準》，《文心雕龍學刊》（第三輯），濟南：齊魯書社，1986 年，第 3、4 頁。

注：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330 頁。

注：李淼：《略論〈文心雕龍〉的文學理論體系》，《文心雕龍學刊》（第一輯），濟南：齊魯書社，1983 年，第 125 頁。

注：用于人名者，如“文王患憂”（《原道》）、“文帝、陳思”（《明詩》）、“文舉屬章”（《書記》）等；用于地名兩處，分別為“講文虎觀”（《時序》）、“置崇文之觀”（《時序》）；用于篇名者，如“獨制《文言》”（《原道》）、“昔陸氏《文賦》”（《總術(shù)》）等；出于引文者，如“‘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征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定勢》）等；屬于衍文者一處，為“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諸子》）。

注：陸侃如、牟世金先生《文心雕龍譯注》曾據(jù)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編《文心雕龍新書通檢》謂《文心雕龍》全書中單獨用“文”字共三百三十七處（見《文心雕龍譯注》上冊，濟南：齊魯書社，1981 年，第 2 頁），乃《通檢》一書不確。陳書良先生《〈文心雕龍〉釋名》之第九單元“文”則謂“文 412 處”（見該書第 48 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未知何據(jù)。

注：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注》（上冊），第 2 頁。

注：馮春田：《文心雕龍語詞通釋》，濟南：明天出版社，1990 年，第 642 －643 頁。

注：周振甫主編：《文心雕龍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第 190 頁。

注：陳書良：《〈文心雕龍〉釋名》，第 48 －50 頁。

注：［梁］劉勰：《文心雕龍·原道》，戚良德：《文心雕龍校注通譯》，第 4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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