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哺育我成長

李行健

1953年我從四川考入北大中文系，真是欣喜莫名。當時是奔新聞專業(yè)來的，認為新聞工作可以反映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上傳下達溝通黨和政府與大眾的關系。但入北大后，系里認為我們沒有社會生活經驗，年紀又小，就分到語文專業(yè)，讓調干的同志學新聞。1958年畢業(yè)離校。回想起來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那段日子讓我永生難忘。

一、欣逢盛世

中文系1953年經院系調整從城內沙灘紅樓搬到西郊燕園。一進中文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強大的師資力量、蓬勃高漲的學習熱情。中文系由北大、清華和燕京等著名高校合并組成，其強大的師資力量是空前的，往后恐怕很難有那樣壯觀的陣容。以我學過的課程說，大多是大師級的教授講課。王力先生1954年隨中山大學語言專業(yè)并入北大，給我們講授了“漢語史”、“漢語詩律學”和“現(xiàn)代漢語”（二）中的語音規(guī)范部分。游國恩先生講“中國文學史”（一），魏建功先生講“古代漢語”、“普通話語音史”、“漢文學語言”，楊晦系主任講“文藝學引論”。他們都是國內外著名學者、一級教授。此外，高名凱、袁家驊、周祖謨、岑麒祥、林庚、浦江清、吳組緗、王瑤等先生都給我們上過課。與此同時，還在社會上聘請著名學者來授課，當時語言研究所的呂叔湘先生給我們講“馬氏文通”，鄭奠先生講“修辭學”等?，F(xiàn)在很難再有這么多著名學者同時在一個系上課的盛況。就以輔導的老師說，當時給游國恩先生“中國文學史”（一）當輔導老師的是蕭雷南先生，他當時是副教授，但按他的資歷和學識在別的學校早就是教授了。

師資陣容的強大，為大家學習提供了可靠的保證，與之相得益彰的是大家高漲的學習熱情。當時新中國建立不久，百廢俱興，渴求學好知識建設國家是大家強烈的共同愿望。圖書館排隊借書，教學樓和宿舍深夜不滅的燈光就是這種氣氛的反映。后來學校只好限時拉閘熄燈，以保證學生的健康。特別有意思的是搶圖書館、閱覽室的座位。晚餐時背著書包，手里拿著饅頭夾榨菜邊吃邊向閱覽室匆匆快走的情景隨處可見。當時在閱覽室學習環(huán)境安靜，方便查工具書或借閱上課時老師指定的參考書，比在宿舍或教室自習有很大的優(yōu)越性。特別是1955年國家提出“向科學進軍”的方針后，知識越發(fā)受到重視，知識分子更加得到尊重，根本就不知后來在我們國家刮起的“知識無用論”為何物。

我在北大生活五年（中間休學半年），寒暑假都沒有離開，也沒有回過四川老家，除別的原因外，主要是北大專家學者云集和優(yōu)越的學習環(huán)境吸引著我。就是寒暑假里學校的學術活動也很多，借書更方便，閱覽室座位也不擠，特別是一些心儀已久的名師，可以到他們家里去面對面地問學。這些都是平常難得的條件。當時老師大多是著名教授，各有專長和個性，但他們對學生諄諄教導、誨人不倦的精神卻是共同的。當時去老師家比較隨便，不用電話預約（也沒有電話），直接就去了。高名凱先生做學問是一位“拼命三郎”，乃至不顧健康而英年早逝。我每次去他家他都在看書寫東西，總是熱情高興地在客廳接待我，后來熟了，就直接讓我到他書房中去談話。王力先生是時間抓得很緊的大忙人，教學科研任務重，社會活動多。他不愿別人去打擾，但我們去請他答疑解惑，他總是高興地從書房出來接待。他不與人閑談，所以我們等問題解答完就告辭，他也從不挽留。

正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在老師們手把手的教誨下，在大學階段，我在《中國語文》發(fā)表了《漢字為什么沒有走上拼音道路》的論文，美國和蘇聯(lián)出版了譯文。這是在高名凱、魏建功先生輔導下寫的，其中凝結著他們的心血。另一篇論文《〈世說新語〉中（都）和（了）用法比較》，發(fā)表在北大中文系的《語言學論叢》第二輯上。這是楊伯峻先生指導的。楊先生當時教外系課，只參加指導本系學生寫學年論文。系里要求老師們出一些研究題目，讓學生去選擇，誰出的題由誰指導。我當時愛看《世說新語》，選了這個楊先生出的題目，所以有幸由伯峻師指導。他從收集資料、分析研究問題到寫成文章指導了全過程。當時我是大三學生，我回想老師指導面談的次數，不比我后來自己帶研究生少。畢業(yè)后我才知道，這個題目楊先生以前探索過，他很熟悉。這種學習環(huán)境和學習方法，這種教學制度和師生關系，大概就是當時北大中文系盛世的風貌和特色吧！也就是溫儒敏同志回顧北大中文系六次變革，稱“第四次是1952年院系調整后……新的北大中文系達到鼎盛階段”（見《中華讀書報》2010年3月17日）的氣象。

二、師生情誼深

“尊師愛生”是我們多年的口號，在北大學習的幾年中，我真切地體會到這個口號的內涵和分量。

當時中文系的傳統(tǒng)，重大節(jié)日授課老師分別到所教學生中去一起過。學生很愿請老師來，老師也高興去，還要用抽簽的形式交換小禮物。過新年時游國恩先生就在我們班過的，正好我坐在他旁邊。第一次同這么權威的學者坐在一起，心里有點緊張。游先生卻很親切自然，像他講課一樣面帶笑容同大家聊家常。先生可能感到我說話方音較重，問我是什么地方人，我立即回答四川人。先生又問四川什么地方，我說四川遂寧。問者無心，答者隨意，事情好像就這樣過去了。不料學期結束考試時卻派上了用場。當時實行口試。我抽到的題是解釋《詩經》中的四句詩，分析一篇文章，還有一道知識題。答完題后，我看先生面帶笑容，知道他比較滿意，我也就放心了。先生說，你答得不錯，我應該給你5分（滿分）；不料話鋒一轉卻說，李行健，我還要考你一個問題，我心里就緊張起來。因為剛答的問題有半小時準備時間，這次是即問即答，心中沒有底。我只好說“請先生問吧”。先生笑著說，你不是四川遂寧人嗎？遂寧同《紅樓夢》有什么關系？我一慌回答不上來，先生卻安慰我不要著急，即使答不出來也要給你5分。我卻一時想不出有什么關系，但我想肯定有關系，老師才會這樣提問題。搜索枯腸，終于想起家鄉(xiāng)有一位著名詩人張船山，他的妹妹嫁給高鶚，而此人正是《紅樓夢》后四十回續(xù)書的人。我抱著試試的心情怯生生地答了出來。先生開心地笑了，說就是想考考你對家鄉(xiāng)的知識如何?；厮奚岬穆飞?，我真感慨良多。老師對學生關懷到如此程度，其良苦用心堪稱極至。自然，先生淵博的知識也著實讓人折服。

魏建功先生講課比較隨意，常有精彩發(fā)揮收不回來。但他很隨和，喜歡學生提問題，認為這是喜歡學習的表現(xiàn)。有一次，我趁他在校單人宿舍全齋住的機會，晚飯后帶著白天上課的幾個難句去請教。先生先問我查《辭?！妨藛?？我說沒有，先生臉上露出不悅之色，接著問我查過什么工具書，我說還沒有。先生很不高興地說，你們是大學生了，要知道自學，懂得做學問的方法；這些問題要先查工具書，搞不懂再來問，不要自己不動手只想老師告訴你，這樣怎么能進步提高。最后他說，今天你先回去，查查相關書后再來。過幾天查完書，反復思考后又去先生宿舍，聽我說完查了什么書，自己體會怎么樣后，先生高興地說，學習就要靠自己鉆研。這件事給我感觸很深，教育意義很大。在十多年前，我在一本雜志上專門談過這件事，文章的題目是“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用以自勵，同時也是懷念先生的嚴加教導。

后來先生任北大副校長，從全齋搬到中關村宿舍。但還是他一個人住，師母還在城里，其他屋子放滿了書。有一次去先生家借一本書，先生在前面書架上找不到，他說大概誰借去了，這樣吧，你自己到里屋去找找看；讓我“登堂入室”，算是破例，也是先生對學生的一片殷殷情與誼吧！我這才知道先生買書時，重要的書大都買兩本，一本準備供人借閱，方便別人；而自己看的一本，一般秘不示人，因為書中有先生寫的讀書心得和評論。后來我看過幾本書上先生寫的批評，才感到先生那樣做的道理。先生去世后，聽說那些書被華中理工大學弄去了，不知有人整理其中魏先生讀書的批注和即興的議論否？那應是魏先生非常寶貴的學術見解和研究成果。

類似這樣的事情，在師從高名凱、袁家驊、王力、周祖謨等先生受業(yè)中還有不少，可能怎么也說不完。

三、與時俱進、獨立思考的學風

北大的精神是什么，許多文章進行過分析研究，也有見仁見智的不同說法。我感受較多的就是與時俱進、獨立思考，不迷信、不盲從。所以北大的學風特色始終是跟隨時代的脈博，獨立的，有創(chuàng)造性的。

1955年上半年我們學完周祖謨先生講的“現(xiàn)代漢語”基礎課后，中央在當年提出了推廣普通話和漢語規(guī)范化的任務，當全國還在學習討論時，以王力先生為首的現(xiàn)代漢語教研室就安排下學期開設“現(xiàn)代漢語”（二）課，專門講授推廣普通話和漢語規(guī)范化的問題。王力先生帶頭開講普通話語音的來歷以及語音規(guī)范，林燾先生和周祖謨先生接著分別講詞匯和語法規(guī)范問題。這就是“現(xiàn)代漢語”（二）這門課的來由，講義就發(fā)表在北大的《語言學論叢》上。這種速度開設這樣性質的課程，在全國當是獨一無二的。這充分體現(xiàn)了北大與時俱進，教學與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密切結合的精神，走在時代的前列，非常難能可貴。它既具有先進的富有學術性的特色，又是為現(xiàn)實服務的很有實用價值的學科內容。

1955——1956年我國進行了一場大規(guī)模的漢語詞類問題的討論。發(fā)起討論的是中文系著名的語言學理論研究家高名凱教授。高先生認為漢語沒有狹義的形態(tài)，形、動、名三類詞可以較靈活地轉類（后來被人“誤稱”為“漢語無詞類論”）。這下在語言學界引起軒然大波，中文系以王力先生為代表的一些老師發(fā)表文章不同意高先生的意見。于是高先生又連發(fā)兩篇論文進一步論證他的觀點。由于主流的語言學家反對他的觀點，加之有西方學者也有過類似高先生的說法，于是一時全國幾乎形成一面倒的形勢，報刊不斷登載批評高先生所謂“漢語無詞類”的文章，甚至被一些同志批為帝國主義學者的理論。好在當時還沒有完全把學術同政治混同，但一邊倒、不以理服人、扣帽子的風氣卻有了苗頭，除好上綱上線外，就是批高的文章容易得到發(fā)表，支持高的文章卻難與讀者見面。當時我抱著學習甚至好奇的想法把有關文章找來學習，但讀后經過思考，我認為高先生講的很有道理，于是斗膽寫了一篇同意高先生觀點的長文，如同石沉大海，一年后才被一本名叫《漢語詞類問題》（二）的論文集摘錄了部分登出來。就是這樣，我也感到高興，參與了討論，表達了我對討論的明確態(tài)度。當時有同學勸我不要參與，因為批評高先生的有權威學者，且多是我們的老師，如王力、呂叔湘、朱德熙等先生。但我認為如果我沒有觀點也就罷了，既有自己思考后的想法，應該只服從真理，其他就不必過多考慮了。后來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呂叔湘先生領導下工作，也從未因我不同意他關于詞類的觀點而有什么不愉快。恰恰相反，在呂先生晚年我陪他外出時有一次談話，我問先生當年你和其他先生認為高名凱先生的觀點不妥，怎么過去三十多年了，詞類問題還未解決，您主持編寫《現(xiàn)代漢語詞典》時為什么不標詞類。先生說，當時把漢語的詞類問題看簡單了，有的問題還需要好好研究。當時先生正領導我們編寫國家語委“八五”規(guī)劃中的《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詞典》。我向先生匯報我們準備在詞典中標詞類，分別按詞的義項標注，一個“詞”可能兼類的情況就較多。幾經討論，先生同意了我們的想法，他的意見已寫在《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詞典》的序言里。2004年《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詞典》出版時，詞條都標注了詞類，后來得到許多同行的響應，之后中國出版的漢語詞典大多標注了詞類?，F(xiàn)在回想起來，高先生的理論還是有道理的，過去不同意他觀點的學者也承認漢語的詞大量兼類的事實。這樣，好似兩種對立的觀點也就相互接近起來。

中文系一直有一個語言和文學學習安排的問題。楊晦先生有一個很重要的指導思想，體現(xiàn)著北大博學的精神。先生一直堅持倡導“語言和文學有機聯(lián)系”論。以先生的系主任身份，文藝家的專業(yè)特長和老革命家的地位，只有他，也許只能是他發(fā)出這樣的宏論才最合適、最有權威性，也最能引導大家正確對待語言和文學課。從理論上說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是文學永遠離不開的表現(xiàn)形式，它們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在楊先生的心中，語言是民族文化的載體和文化的集中表現(xiàn)。楊先生認為中文系就是語言和文學兩根支柱，學語言的要重視文學課，學文學的要學好語言課，只有廣博、只有根深才能真正培養(yǎng)出學者乃至大師級人物。這是北大的傳統(tǒng)，北大最早的校訓開頭兩個字就是“博學”。當時主要的語言課應該說都是頂尖級的學者開設的很有特色的課程。楊先生要求文學專業(yè)的同學也必須學。自然語言專業(yè)的同學也要學好文學方面的主要課程，這是不會有人抵觸的。文學專業(yè)的某些同學對楊先生關于“語言和文學有機聯(lián)系”的思想可能不完全理解，甚至有抵觸，以至在當年所謂拔白旗、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整改等一系列錯誤的政治運動中有一位同學給楊先生貼了一張“大字報”，掛在系里很顯眼的地方，題目叫“楊晦先生的有‘雞’聯(lián)系論”，畫了兩本大書，一本名“文學”，一本名“語言”，上面站著一只大公雞嗚嗚地叫，一腳踩在“文學”書上，一腳踩在“語言”書上。人們看了除覺得好笑外，并不以為然。寫“大字報”的同學很有想象的天才，但用錯了地方，想來他會因自己的幼稚而后悔的。

“有機聯(lián)系”論，系里的老師們大都是支持的，因為他們深知二者的關系，深知語言學對學文學的人成長發(fā)展中的影響。王力先生是語言學大師，他既搞創(chuàng)作、寫雜文，也搞文學翻譯；魏建功先生創(chuàng)作了不少詩詞，對書法有很高的造詣；就是平常除教學著述外很少涉獵其他事物的高名凱先生也酷愛繪畫、收藏古董，翻譯了不少巴爾扎克的作品。實踐說明，楊先生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何以這樣說呢？我的同班學長袁行霈教授，人稱他為國學大師，是知名的古典文學專家，現(xiàn)任北大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文史館館長。他的成就不會同楊先生的主張沒有關系，且不說從“現(xiàn)代漢語”、“古代漢語”等課程中受益，就“漢語史”和“漢語方言學”對他研究我國幾千年文學發(fā)展變化的歷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來說，也一定會給他不少有益的啟迪。

北大人才輩出，大師級學者出了不少，北大有博學的傳統(tǒng)是一個重要原因。且不說北大文科的先輩們對祖國語言文字的高深學養(yǎng)，就是理科中也不乏精通語言文字的大師。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著名熱物理學大師王竹溪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王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學物理卻旁聽唐蘭先生的文字學課，后來留學英國回北大教書，楊振寧先生就是他的學生。二十多年前，王竹溪先生編出了《新部首大字典》，收字廣博，釋義也很考究，學術含量很高。我想這都是對北大博學精神的最好說明。

欣逢中文系成立一百周年大慶之際，拉雜寫出上面的一些回憶，謹作為我對北大、對中文系和老師們哺育、培養(yǎng)我的感謝，沒有他們，也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2010年3月31日

李行健，男，1935年生。1958年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專業(yè)畢業(yè)，先后在天津師大和教育部國家語委任職。主編《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詞典》、《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字典》以及《兩岸現(xiàn)代漢語常用詞典》（主編之一）。專著有《語文學習新論》、《現(xiàn)代漢語異形詞研究》（合著）、《八百漢字意義源流探索》（合著）等數種，發(fā)表論文一百多篇?，F(xiàn)任國家語委咨詢委員、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研究員、北京語言大學兼職教授、中國語文報刊協(xié)會會長、中國辭書學會顧問，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