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話本小說與文言小說中“東京”描寫的異同

東京在話本小說中，是具體情節(jié)展開的背景。反過來，諸多作品也構(gòu)成了東京的整體形象。前兩節(jié)所論話本小說中的人物與時空背景就是東京整體形象的反映。需要進(jìn)一步說明的是，由于不同體式的小說關(guān)注的角度有所不同，即使同樣以東京為背景的小說，文言小說與話本小說的區(qū)別還是很明顯的。通過比較，我們可以更真切地把握話本小說的特點。

相對于娛樂化、商業(yè)化更強(qiáng)的話本小說，文言小說更接近史書傳統(tǒng)，也就是所謂“野史”。而說話藝人也把熟悉文言小說如《太平廣記》《夷堅志》等，當(dāng)成必備的修養(yǎng)。與此同時，文言小說也成為話本小說重要的題材來源。

應(yīng)當(dāng)說明的是，文言小說之所以能成為話本小說的題材來源，與文言小說本身的發(fā)展也是分不開的。宋代文言小說盡管頗受非議，但有一點還是值得肯定的，即在題材上，文言小說的作者與時俱進(jìn)，也描寫了宋代城市生活。這種描寫使得文言小說與話本小說具有了某種同步性。雖然唐代文言小說也較多地描寫了當(dāng)時的大都會^[1]，但由于作者身份與趣味的文人化，相關(guān)描寫也帶有這樣的特點或局限性。而宋代文言小說有所不同，在市井社會發(fā)展的事實面前，文言小說家們表現(xiàn)出了更開放的態(tài)度與眼光。

在宋代文言小說中，有關(guān)東京的故事不少。其中有些為話本小說采為本事，還有不少沒有被襲用。如《李師師外傳》對東京的描寫，頗具現(xiàn)實性和政治性：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乳L，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

徽宗既即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為名，勸帝復(fù)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為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充溢府庫。于是童貫、朱勔輩，復(fù)導(dǎo)以聲色狗馬宮室園囿之樂。凡海內(nèi)奇花異石，搜采殆偏。筑離宮于汴城之北，名曰艮岳，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為狹邪游……

暮夜，帝易服，雜內(nèi)侍四十余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zhèn)安坊。鎮(zhèn)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余人，獨(dú)與迪翔步而入。^[2]

又如《夷堅志補(bǔ)》卷八《京師浴堂》：

宣和初，有官人參選，將詣吏部陳狀，而起時太早，道上行人尚希，省門未開，姑往茶邸少憩。邸之中則浴堂也，廝役兩三人，見其來失期，度其必村野官員乍游京華者。時方冬月，此客著褐裘，容體肥腯，遂設(shè)計圖之。密擲皮條套其項，曳之入簾里，頓于地，氣息垂絕，群惡夸指曰：“休論衣服，只這身肉，直幾文錢?！币匀陨羞b，未即殺。少定，客以皮縛稍緩頓蘇，欲竄，恐致迷路，遲疑間，忽聞大尹傳呼，乃急趨而出，連稱殺人。群惡出不意，殊荒窘，然猶矯情自若，曰：“官人害心風(fēng)耶！”俄而大尹至，訴于馬前，立遣賊曹收執(zhí)，且悉發(fā)浴室之板驗視，得三尸，猶未冷，蓋昨夕所戕者。于是盡捕一家置于法，其膾人之肉，皆惡少年買去云。^[3]

外地人“乍游京華”，不知深淺，有時直如羊入狼群?！毒熢√谩肪驼故玖藮|京極為兇險的一面。

《夷堅甲志》卷八《京師異婦人》則化實為虛，為現(xiàn)實生活涂抹上怪異的色彩：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游，至美美樓下，觀者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隘，遂迷失侶，今無所歸矣?！币匝哉T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為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即攜手還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4]

這一段描寫，與上節(jié)所論話本小說中的東京元宵場景如出一轍。而接下來的描寫，則頗類傳統(tǒng)志怪小說。士人之友認(rèn)定此女“非人類”，而葆真宮王文卿法師也看出士人身上“妖氣極濃”，并以朱書二符授之，降伏此妖。雖然情節(jié)有類一般志怪，但描寫此女“張燈制衣，將旦不息”和開封府初以為法師用妖術(shù)取民女，遣獄吏逮王師下獄等細(xì)節(jié)，仍具有現(xiàn)實性。

劉斧《青瑣高議》后集卷四《龔球記》敘京師無賴龔球遭報應(yīng)的故事：

時元夜燈火，車騎沸騰。球閑隨一青氈車走。車中有一女人，自車后下，手把青囊，其去甚速。球逐之暗所。女人告曰：“我李太保家青衣也。售身之年，已過其期，彼不舍吾，又加苦焉。今夕吾伺其便走耳。若能容吾于室，愿為侍妾?！鼻蛳?，許之。^[5]

但龔球卻卷其財物而去，此女被拷打致死，而其鬼魂則向龔索命。

與宋元話本一樣，涉及東京的文言小說有不少也把情節(jié)的時間節(jié)點放在了元宵，上面兩篇是如此，其他如《夷堅志補(bǔ)》卷八《真珠族姬》敘真珠族姬被拐，也在“宣和六年正月望日，京師宣德門張燈”之際，正因為“貴近家皆設(shè)幄于門外，兩廡觀者億萬”，歹人才便于乘亂下手。又有《夷堅乙志》卷一五《京師酒肆》、《夷堅乙志》卷一六《趙令族》、《夷堅志補(bǔ)》卷一四《郭倫觀燈》等，都在東京元夕的時空背景下展開世俗生活的描寫。

由于有的文言小說為話本小說所襲用，兩相對比，更可見彼此的相互關(guān)系。如洪邁《夷堅支景》卷三《王武功妻》，敘一僧人施展詭計，謀奪去某官員妻?！逗喬蜕小饭适屡c此頗相類，或即據(jù)此改編而成。在《王武功妻》中，背景描寫十分簡單：

京師人王武功，居韈柪巷。妻有美色?；壣^門，見而悅之。陰設(shè)挑致之策，而未得便。會王生將赴官淮上，與妻坐簾內(nèi)，一外仆頂盒至前，云：“聰大師傳信縣君，相別有日，無以表意，漫奉此送路?！闭Z訖即去。王夫婦亟啟盒，乃肉繭百枚。剖其中，藏小金牌餅，重一錢，以為誤也，復(fù)剖其他盡然。王作聲叱妻曰：“我疑此禿朝夕往來于門，必有故，今果爾?！?sup>[6]

其中僅“京師”“韈柪巷”略示地域背景。而正如前文所引，《簡帖和尚》中的描寫，充分展現(xiàn)了東京市坊特殊的背景與人物，給讀者的印象是，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情節(jié)的展開才有充分的合理性。且看其中僧兒傳書一段：

……等多時，只見一個男女托個盤兒，口中叫：“賣鵪鶉、馉馉饳饳兒！”官人把手打招，叫：“買馉饳兒?！鄙畠阂娊?，托盤兒入茶坊內(nèi)，放在桌上，將條篾篁穿那馉饳兒，捏些鹽，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吃馉饳兒。”官人道：“我吃。先煩你一件事?！鄙畠旱溃骸安恢錾趺矗俊蹦枪偃酥钢鴹楅孟锢锏谒募?，問僧兒：“認(rèn)得這人家么？”僧兒道：“認(rèn)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里。殿直押衣襖上邊，方才回家。”官人問道：“他家有幾口？”僧兒道：“只是殿直，一個小娘子，一個小養(yǎng)娘?！惫偃说溃骸澳阏J(rèn)得那小娘子也不？”僧兒道：“小娘子尋常不出簾兒外面，有時叫僧兒買馉饳兒，常去，認(rèn)得。問他做甚么？”

官人去腰里取下版金線篋兒，抖下五十來錢，安在僧兒盤子里。僧兒見了，可煞喜歡，叉手不離方寸：“告官人，有何使令？”官人道：“我相煩你則個?！毙渲腥〕鲆粡埌准?，包著一對落索環(huán)兒，兩只短金釵子，一個簡帖兒，付與僧兒道：“這三件物事，煩你送去適間問的小娘子。你見殿直，不要送與他。見小娘子時，你只道官人再三傳語，將這三件物來與小娘子，萬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這里等你回報?！?/p>

在《王武功妻》中，只是很突兀地寫了“一外仆”的傳信。而《簡帖和尚》卻極為細(xì)致地描寫了僧兒的身份：“賣馉饳兒”的。這種身份為他走街串巷，熟悉居民提供了方便。至于他賣馉饳兒時“將條篾篁穿那馉饳兒，捏些鹽，放在官人面前”，見到賞錢“可煞喜歡，叉手不離方寸”等情態(tài)，都活畫出一個油滑的小商販的性格和心理。盡管這只是一個過場人物，但正是在這些細(xì)節(jié)上，東京的市井氣息得到切實的加強(qiáng)。

宋代文言小說有關(guān)東京的描寫是一個寶庫，有的還為后世的話本小說所繼承，如《夷堅志補(bǔ)》卷八《王朝議》記錄了一個發(fā)生在東京的騙局故事，《二刻拍案驚奇》卷八《沈?qū)⑹巳зI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就是據(jù)以敷演的。

總體而言，由于文言小說數(shù)量巨大，在有關(guān)東京社會生活的廣度方面，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宋元話本小說，不少題材內(nèi)容與人物都未見于話本小說。當(dāng)然，受到語體的限制，文言小說的描寫相對較為簡單，在對東京市民生活細(xì)節(jié)的描寫與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畫方面，都稍遜于話本小說。

[1] 參見葛永?！豆糯≌f與城市文化研究》第一章，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第23—89頁。

[2] 出自《琳瑯秘室叢書》，作者不詳。收入魯迅校錄的《唐宋傳奇集》、程毅中編《古體小說鈔》（宋元卷）、李劍國編《宋代傳奇集》等。茲據(jù)《宋代傳奇集》，中華書局，2001年，第911頁。

[3] 洪邁《夷堅志》第四冊，中華書局，1981年，第1625—1626頁。

[4] 洪邁《夷堅志》第一冊，中華書局，1981年，第65頁。

[5] 劉斧《青瑣高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3頁。

[6] 洪邁《夷堅志》第二冊，中華書局，1981年，第9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