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帽頂當(dāng)了一回月下老人

官場人士總是渴望利用親上加親來擰成一股繩。張之洞督四川時，王闿運托人將女兒許與張之洞曾經(jīng)過繼出去的兒子；丁寶楨任四川總督期間，他又將自己的第七女王莪(乳名棣芳，莫六云所生)，許與丁寶楨的第八子丁體晉。這就是“王七”配“丁八”，但絕對不是許配給“丘八”，真絕了!何人作媒？乃是王闿運請?zhí)泼表敵鲴R而一舉撮合成功!這事在《湘綺樓日記》光緒五年十一月一日(1879年12月13日)有明確記載。真到了女兒出嫁當(dāng)日，唐友耕為王闿運送來的，不過是一大盆祝愿吉祥、長春的萬年青，這其實是大有深意的。在四川、江南等地婚嫁造房民俗中，萬年青屬于一種很重要的吉祥植物，“韓湘子送萬年青”可能是其源頭。萬年青與吉祥草、蔥、松四品，并列盆中，隱喻四季如春。女兒出嫁之日，父母會給女兒一株萬年青，這就意味著，唐友耕在這場婚宴中，自詡是“王家”之人，扮演“嫁女”的角色。

一代大儒與一省總督就此便成為兒女親家，并由此保持了與四川大員的深刻關(guān)系。團結(jié)一致向前看。大儒總是目光如炬，審時度勢，獻言獻策，張之洞每年白白奉送六百金與他，丁寶楨、劉峴莊都有同樣的舉動，因此他在成都與湘潭之間奔波，也是生活得有滋有味。目送歸鴻，手揮五弦，好不快哉!他的日記充斥了飲宴、打牌、玩樂的豪華生活記錄。

我反復(fù)查閱《湘綺樓日記》，明確了王闿運與唐帽頂訂交的時間，他們首次見面于光緒五年四月初十(1879年5月30日)。這種往來一直持續(xù)到光緒八年六月初一(1882年7月15日)。三年多時間里，是不是武人送禮宴請?zhí)嗔?，禮賢“上”士，因而大儒覺得拿人手短，不得不應(yīng)酬呢？我覺得問題不是這般簡單。因為隨著交往的深入，王闿運開始發(fā)現(xiàn)這個武人的過人之處了。不管怎么說，唐帽頂與大文人的觥籌交錯，顯然起到了“互惠互利”的作用。

他們的首次見面在王闿運日記里也有表現(xiàn)。王闿運到達成都四個多月后，在光緒五年四月初十日《湘綺樓日記》里他特意記載說：“唐友耕總兵來，字宅坡，號帽頂，照通(蔣藍按：應(yīng)是昭通)山盜投誠者。言語有小說氣，余誤問其所以至蜀，遂言之不諱，似勝楊玉科?！?/p>

這是一段十分珍貴的描繪，等于把唐友耕的耿直氣質(zhì)活脫脫展示出來。在閱人無數(shù)的大儒心目中，一個人有“小說氣”乃是具有生龍活虎的市井氣。而談及出身，唐友耕不以為忤，他具有極強的控制能力，干脆把自己的底牌翻轉(zhuǎn)出來。這在十分講究“正朔”的時代，體現(xiàn)了唐友耕的豁達。王闿運提到的楊玉科，是云南近代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其前半生鎮(zhèn)壓回民起義“戰(zhàn)功卓著”，由最下層的把總擢升至一品大員的提督，獲賞“正一品封典”，承襲“輕車都尉世職”，晉“二等男爵”。起義軍的鮮血染紅了他的帽頂，是除岑毓英外的第二號劊子手。初初一見，王闿運已經(jīng)認(rèn)為唐友耕在楊玉科之上，真是聞名不如見面，他對唐友耕的率直產(chǎn)生了好感。

第二天即四月十一日，王闿運即“出拜帽頂”，由此拉開了“濃得化不開”的交往史。

對于一如市井水準(zhǔn)的蜀地官場和文人，王闿運怎么會放在心上？這等人一方面是脆弱而狡黠，另一方面又是頭腦冬烘，無法交談。王闿運在當(dāng)年十一月二日(1879年12月14日)的《緗綺樓日記》中說：“自院外生者，人品以帽頂為最優(yōu)，議論以帽頂為可聽，殊為可慨。”

為什么要“殊為可慨”？顯然，讀書人早已言語無味了，反而是武人以生活的本味直指人心。就是說，他在尊經(jīng)書院之外的蜀地交往中，唐帽頂是最佳交往人選。唐友耕的人品能得到大儒如此好評，也屬難能可貴了。

反過來看，唐友耕繪聲繪色演繹出來的與石達開的戰(zhàn)事，也極大地豐富了王闿運《湘軍志》中的內(nèi)容。

王闿運同樣描繪了那個時代四川官場的娛樂生活。1879年10月6日的日記記載：“與綬廷及岳生同步穿少城，至武擔(dān)山看石鏡，便至芮園小酌，看墨池書院。主人芮少海招余及督府諸客夜飲，會者十一人?！礁T客艷言‘瑞華班’之難得，因議召至唐宅演之?！边@一幫官員里，唐帽頂是主角兒。眾官邀請川戲“瑞華班”演戲，也是由唐帽頂出面籌措，演出地點就在文廟后街的唐府。王闿運也帶莫六云赴約，大飽眼福?；貞浀酱?，唐振常先生不禁感慨，自己家的后花園雖然經(jīng)過父親唐仲威的改造，已經(jīng)半中半西了，但是大戲臺巍然存立，因為想到大儒王闿運竟然在自己家里看過戲，真是“與有榮焉”。而在我看來，通過這一段交往，唐友耕身上的戾氣多多少少得到了洗淘，表面上看他更是“正朔”之輩，而他的書法造詣突飛猛進。這莫非也是得力于王闿運的點撥？

“瑞華班”呼聲甚高，后來又應(yīng)約在唐友耕住宅上演過《玉堂春》等川劇折子戲。即便是同一劇目，川戲的風(fēng)格與京劇的典雅嚴(yán)謹(jǐn)、含蓄雋永恰恰相反，宛如直接摘自田野的果蔬和辣椒，又麻又辣又熱，蜀地語言、文化中特有的“消解”意味縈縈而起。尤其是“三堂會審”這一場，從劇本到表演，無不充分體現(xiàn)了川劇中喜劇的特色：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叭鹑A班”里有一個姓孟的女主角，托辭天冷，僅演了一折就施施然退場，也讓看客大呼過癮。

唐友耕大宴賓客，王闿運眼福、口福俱至，大快朵頤了，回家卻在當(dāng)天日記里寫了一句“浪費非豪舉也”。想來唐友耕鋪張?zhí)^，讓人有點招架不住。不料演出后的次日，唐友耕來到王闿運宅，說李湘石準(zhǔn)備告發(fā)他，理由是說他過于“驕橫”。王闿運認(rèn)為“此心多疑，非豪士也”。大儒的筆法，在此可以有兩種結(jié)論，一是指唐友耕，二是指李汝南。

李汝南字湘石，四川溫江人。同治三年(1864年)優(yōu)貢。1870年在京城廣交名士，工書畫。高麗貢大使在京城，請作草書墨蘭，獻給高麗王。川督丁寶楨禮聘入幕。后來授福建福鼎知縣，未出都而卒。我估計，怕是李汝南沒有得到唐友耕邀請而怒火攻心所致吧。由此可見，宴游也是官場十分重要的內(nèi)容。

后來唐友耕干脆把“瑞華班”請到家里唱起了“堂戲”，成為成都官場一個休閑重地。因為被李汝南誣告，他一度把戲班子遣送出城，待風(fēng)平浪靜后由接回來?？梢娝麘虬a之深。

這個戲癮，肇始無疑來自大關(guān)的儺戲。大關(guān)儺戲經(jīng)過長期改進，融入高原本土，形成一套獨具特色的表演方式，表演角色分生、旦、凈、丑四類，其唱腔有“九極十三腔”之說。曲牌有《西江月》《哭梧桐》《柳含煙》《豆芽黃》《洞中春》《梅花詠》《二簧腔》《高腔》《哭聲腔》和《走板》等等。演員必須具備唱、做、念、打和手、眼、身、法、步的表演藝術(shù)及撲、翻、打、斗、踢的諸多功夫，演出時既有武場伴奏，又有絲竹管弦的文場設(shè)置。

在成都上流階層，儺戲登不了大雅之堂，川戲才是上品。

看戲、宴請、交游，幾乎填滿了王闿運書院空間之外的業(yè)余生活。再如1883年7月26日的日記：“申正至江南館，顧家山設(shè)飲，朱小舟、幼耕、鳳茀堂同集，甚熱，亥散?！边@里的“幼耕”，自然是“友耕”之筆誤。可見那個時候，在官場的飲酒、聽?wèi)虻墓不顒涌臻g中，會館已經(jīng)峭拔其上，構(gòu)成了達官貴人“出塵”的高臺。

清中葉以后，成都的會館逐漸林立。緊鄰浙江館之外，有江西、安徽、江蘇三省合建的“江南會館”，位于大慈寺西側(cè)，里面神位極多，戲臺多達7座，隨時都在辦神會——演戲。名為“樂神”實為樂人，因而冠蓋云集，在成都堪稱人文薈萃之地。光緒年間，江蘇盱眙人吳棠任四川總督，后署成都將軍，他特意從江蘇昆山訓(xùn)練一批唱昆曲的科生，來成都供官場宴樂，號“舒頤班”，取開口而笑之義。這個戲班后來留在了成都，與川劇融合，對川劇的發(fā)展起到積極作用。

王闿運在光緒五年七月八日(1879年8月25日)的日記里記述說：“莫總兵送燒豬鵝鴨，無所用之，以與唐帽頂?！睆倪@個細節(jié)可以看出，莫祖紳總兵央請王闿運為其“募修北路”而寫序，在大熱天竟然送這等粗糙食物，王闿運還可以用來做順?biāo)饲?，這固然是王闿運第一次給唐友耕送禮，而稍后唐友耕回贈的禮物不過是甘寒的昭通梨子，但也暗示我們，晚清時節(jié)的四川成都，官場生活水平遠非我們推測的那樣奢侈。

老師的生活態(tài)度，不能不反映在他對弟子的看法上。尊經(jīng)書院的學(xué)生眾多，最突出的是廖平、宋育仁(蕓子)、吳之英和楊銳，才俊中有“院中八景”之稱。但是，有其師未必有其一成不變的弟子。

王闿運認(rèn)為“富順才子”宋育仁的文章最好，日后必有大作為。與對廖平的態(tài)度相左，他更喜歡這個淳樸而恭謹(jǐn)?shù)膶W(xué)生，他甚至把對宋育仁的看法講給唐友耕聽，暗示宋育仁經(jīng)濟情況不佳，而且遭受了一次意外變故。唐友耕是何等心機？他是一踩九頭翹的人，立即送上了豐厚禮物：數(shù)套刺繡衣物以及大把銀兩。但宋育仁卻是一介孤僻的耿直之人，認(rèn)為唐帽頂不懂“禮儀”，向毫無瓜葛之人貿(mào)然送上大禮，必有不軌意圖。他竟然不知趣地退回了全部禮品，也不登唐門致意。夫子王闿運自作自受，只好親自把禮品送還唐府。但這絲毫沒有讓王闿運不快，他在同治六年十一月(1867年12月)的日記里稱贊宋育仁為“耿介奇士”，足見對弟子的稱贊。

1. 　《讀<湘綺樓日記>一得》，見《唐振常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03—204頁。
2. 　見丁治棠：《仕隱齋涉筆》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