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子能讀父書
先君由于表現(xiàn)很好[1],1960年春,從生產(chǎn)組回本校數(shù)學(xué)組任教。1961年10月,摘去右派帽子。1962年春,仍回語文組任教。1963年秋,華農(nóng)附中初辦高中班,為能一炮打響,四個班,讓先君教兩個班的語文,并兼班主任。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fā),先君被再次打倒。此是后話,容下文再介紹。
我從六歲開始,受先君耳提面命。先君常引古人言:“有子能讀父書,乃人生一大幸事!”先君文史兼通,偏重于文,教我也是從文開始。首先他認為童稚時期記憶力最好,應(yīng)該多背多記古代詩文。其次他主張“卑之無甚高論”,常見的其實就是最好的。因此,最初是從《唐詩三百首》中選一首七絕和從《古文觀止》中選一篇散文(依稀記得分別是賀知章《回鄉(xiāng)偶書》和韓愈《師說》),讓我背誦,說是測試我的記憶力。同時,教我拼音和反切,給我一本剛出版的《新華字典》和一本民國版的《實用大字典》,讓我自己查生僻字。我讀七絕兩遍就能背誦,讀散文半天也能背誦。先君說:自己讀七絕一遍就能背誦,讀散文兩遍就能背誦,認為我雖不如他,但還算“孺子可教”。于是,《唐詩三百首》,從張九齡《感遇》(二首),到杜秋娘《金縷衣》;《古文觀止》二百二十二篇,從《左傳·鄭伯克段于鄢》,到明朝張溥《五人墓碑記》,都讓我全本背誦。
先君主張從小就應(yīng)博聞強記,認為:越是不懂的詩文,死記硬背下來,越是記得牢固。而零散難記的東西,編成詩歌或口訣,自吟自唱,其實很容易記誦。于是,《詩經(jīng)》三百五篇,從《周南·關(guān)雎》,到《商頌·殷武》,也讓我全本背誦。我自己憑興趣,從《楚辭》到明清詩文,也有選擇地背誦了不少。我特別對把零散難記的東西,編成詩歌或口訣背誦,有濃厚的興趣。譬如:學(xué)古天文學(xué)時,把二十八宿編成歌訣背誦:“(東方蒼龍)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白虎)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張翼軫?!睂W(xué)古代歷法時,把歲陽(十天干)、歲陰(十二地支)編成歌訣背誦:歲陽是:“閼逢旃蒙柔兆強,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與昭陽?!睔q陰是:“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閼,執(zhí)徐大荒落,敦牂與協(xié)洽,涒灘與作噩,閹茂大淵獻。”最后,我把從夏到清的歷代王朝的帝王也都編成歌訣背誦,譬如:夏朝十七帝王為:“禹啟太康中康相,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厪孔甲皋發(fā)桀,夏代四百年始亡。”唐朝二十帝王為:“高太高中睿,玄肅代德順,憲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哀?!泵鞒弁鯙椋骸疤莩扇市?,英代憲孝武,世穆神光熹,思宗終無補?!鼻宄闆r特殊,習(xí)慣按年號稱帝王,十年號編為:“順治康熙雍正乾,嘉道咸豐同光宣。”由于盡量使之押韻,讀來瑯瑯上口,很多自編歌訣,到晚年也能倒背如流。
我雖然從小就性格倔犟,但由于對是非善惡有敏銳的分辨力,盡管也經(jīng)過了常見的逆反年代,知道先君培養(yǎng)我都是為了我好,對先君的教誨言聽計從,從不逆反。因此,我九歲時,先君開始教我寫詩詞,我明知難度很大,但積極性很高。先君先告訴我:詩有詩的語言,詞有詞的語言,曲有曲的語言,古文自然更有古文的語言,只有背得多、記得多,才能分辨并在寫詩詞曲和古文時靈活運用。然后教我詩詞的平仄、格律、用韻,以及孤平、三平、拗救、一三五不論、二四六七分明等規(guī)則。我寫的第一首詩是《讀〈水滸傳〉》:“宰相人家玳瑁梁,金銀屈指萬千箱。司空見慣山珍味,哪管農(nóng)夫餓斷腸?!庇浀脮r間是1963年春,我剛過九歲生日之后不久。這首七絕雖然很稚嫩,但平仄一絲不茍,顯示已能熟練掌握格律技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先君傳統(tǒng)士大夫憂國憂民的情結(jié),已經(jīng)寫入我的基因,一生不離不棄。我寫詩詞,詩多詞少,也應(yīng)與此情結(jié)有關(guān)。因為詩言志、詞言情,特殊時代,志多情少,不知不覺會成為一種常態(tài)。如同陳寅恪,除了早年寫過幾首詞,后來都是只寫詩,流傳下來的也只有詩集[2]。
先君先母有二子三女,我行二,是長子。“文革”前,先君住在華農(nóng)附中所在的武昌獅子山,先母則跟隨外祖父母住在武昌閱馬場辛亥革命首義紅樓(外祖父鄭南宣老先生時任湖北省政協(xié)副秘書長),兩地相距二十多里,每周只相聚一次。我從幼兒園起就跟隨先君,其他子女多隨先母寄居外祖父母家,這種客觀現(xiàn)實也使我與先君關(guān)系更加近密,受教機會也更加頻繁。先君當時除了教學(xué),自己的研究計劃也在滿負荷運行。1957年,除了完成前揭《辛棄疾評傳》外,還完成了著作《唐宋元明清五朝詩詞選》。之后不久,又完成了論文《秦觀及其〈淮海詞〉》。1961年,完成了著作《中國學(xué)術(shù)史初探》(原名《國學(xué)初綱》,六朝文體)。1962年,完成了著作《中國文學(xué)史初綱》。1963年,完成了著作《唐宋文學(xué)史年表》。同時還在編著《歷代名人生卒年表》。1965年,又開始編著《顧亭林詩箋釋》。先君晚上寫作時,常讓我?guī)椭鲆恍┹o助性工作。譬如編著《唐宋文學(xué)史年表》和《歷代名人生卒年表》時,讓我?guī)椭嫳砀?。先君是極其聰明之人,能一心二用。這個時候,他常常一邊寫作,一邊給我講他的研究心得。而我由于擔(dān)心先君以后會提問,總是一邊畫表格,一邊拼命地往大腦里搶記。久而久之,在生吞活剝了大量文化知識的同時,自己也學(xué)會了一心二用。
此外,先君認為:讀書學(xué)習(xí),培養(yǎng)好的習(xí)慣非常重要。譬如:(一)讀書要有始終。就是說,讀書要從“前言”看起,然后是“目錄”與“正文”,最后還得看“后記”。即使是臨時借閱,馬上要還的書,“正文”可以暫時不看,“前言”、“目錄”、“后記”也是必須看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了解作者的思想變化,了解本書的內(nèi)容大概。(二)讀書必須端坐。讀書是求知,是非常神圣的事,要視書如神靈,對書要有起碼的尊重。因此,讀書必須正襟危坐,目不斜視。這兩個習(xí)慣,我至今奉行不殆。前一個習(xí)慣,更是從封面看起,直到最后的版權(quán)頁也不放過。后一個習(xí)慣,即使是看閑書,譬如到北京工作后,有段時間,看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非常著迷,每天要看20個小時,即使再困再乏,也還是端著坐著看??梢姀男∨囵B(yǎng)好的讀書學(xué)習(xí)習(xí)慣,非常重要,它能影響人的一生。
先君還特別強調(diào):讀書不能有功利心。讀書是為自己修心養(yǎng)性而讀,不是為謀生找飯碗而讀。如果是為謀生找飯碗而讀書,那是讀不好書的。因為為謀生找飯碗而讀書,其實不是讀書,而是查書。這種人,關(guān)注的僅是眼前功利之所需,是不可能有長遠規(guī)劃的。而知識是需要積累的,是需要有廣博的基礎(chǔ)的。正如胡適所說:“為學(xué)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保ā蹲x書》)沒有廣博的積累,是不可能做出高深的學(xué)問的。我自己讀書治學(xué),一直全憑興趣,當時從未想到能有什么用。即使再苦、再累、再瑣細、再麻煩,只要能學(xué)到新知識,心里也是美滋滋的。我一直保持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心態(tài),也就是只享受創(chuàng)作過程,不關(guān)心人家怎樣評價。后來,我個人的論著從不拿去參加正式評獎,應(yīng)該也是這種心態(tài)的遺留。為了功利讀書做學(xué)問,其實是享受不了真正的讀書的快樂的。
[1] 平心而論,先君是很冤枉的。正如后來徹底平反,先君撰《賀新涼·六十自嘲》所說:“正欲鞚弦破左的,一箭冤哉射右?!卑矗骸办澫移谱蟮摹痹霾苤病栋遵R篇》?!吧溆摇背霰蔽汉蟆独畈ㄐ∶酶琛罚鳌坝疑洹?。此詞緊扣一個“嘲”字,句句皆含“嘲”意,為先君晚年得意之作(收入先君《支離室詩詞稿》,待出版)。一個思想一貫左傾的學(xué)者,居然被劃為右派,確實堪“嘲”!
[2] 陳寅恪《陳寅恪集·詩集(附唐筼詩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