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南方敘事作為一種寫作立場與方法

謝湘南

2020年8月，海天出版社推出“深圳新文學大系”系列書籍，包括李揚主編的《深圳新文學大系“新都市文學”卷》《深圳新文學大系“打工文學”卷》，孫民樂主編的《深圳新文學大系“非虛構寫作”卷》《深圳新文學大系“底層文學”卷》，以及鄧一光主編的《我的深南大道——深圳詩歌四十年》《我的光輝歲月——深圳散文四十年》，這套書對深圳特區(qū)四十年的文學書寫做了大致的梳理。從具體的作品到理論架構，這套書對深圳文學研究者是一個很好的線索。

在此之前，“南方敘事叢書”于2019年4月出版第一輯，這套叢書包括四本詩集（謝湘南《深圳詩章》、余文浩《早晨在植物園》、呂布布《幽靈飛機》、何招鑫《北面的山》），六本散文集（趙倚平《深夜記》、葉明鏡《走過這片田野》、倪海蘭《風從曬布路吹過》、羅松生《筆下山川》、藍運彰《深圳情濃》、梅玉文《遙遠的童話》），一本小說集（西西《陽光正好》）。這套叢書獲得羅湖區(qū)宣傳文化事業(yè)發(fā)展專項資金的支持，由羅湖區(qū)作家協會推出，這些作品充分展現了一群生活在深圳的作家、詩人當下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

十一位寫作者多數住在羅湖，他們的寫作與深圳的城市生活與城市發(fā)展有著內在的聯系，正是此時此地的火熱生活體驗，形成了他們各自的敘事軌跡與寫作風格。正如吳亞丁所言：“關于‘南方敘事’，我們其實是想表達一個夢想，一個關于深圳文學的期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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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敘事”這一概念于2014年，由時任深圳市作協副主席、羅湖區(qū)作協主席的吳亞丁與深圳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湯奇云提出。吳亞丁在“南方敘事叢書　第一輯”的總序中曾有詳細描述：“作為深圳文學的參與者，同時，也作為《羅湖文藝》的主編，時至今日，我仍然記得2014年那個秋天，我們首次在《羅湖文藝》提出‘南方敘事’或‘南方寫作’的概念。不，豈止是概念呢？事實上，那一年，我們正急切地期待一種全新的命名，來概括和詮釋當代深圳文學的寫作?！?/p>

他們認為，“深圳當代文學，經過數十年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正在步入一個更具寬度與深度的活躍期。作為受惠于改革開放、日益繁榮發(fā)展的深圳文學，理應得到世人更多的關注與重視。在這充滿希望之地，在這最具活力的南方經濟之城，深圳的文學，更加迫切地需要尋找到自己的發(fā)展坐標與路徑，需要認清自己的未來與使命。我們共同認為，深圳文學應該賡續(xù)和弘揚自屈原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融合和發(fā)展源遠流長的南方文化基因，在理想的旗幟下，承繼古老而新銳的文學夢想?；诖?，我們想給深圳文學的旗幟，寫上這樣的大字：‘南方敘事’，或者‘南方寫作’?！?/p>

關于“南方寫作”，近年來國內文學理論界、批評界多有熱議?！赌戏轿膲?021年第3期刊登了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楊慶祥《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一文，楊慶祥提出“新南方寫作”這一概念，他從閱讀海外華人作家作品切入，所指認的“南方”更為寬闊，包括廣東、廣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門、臺灣等地區(qū)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在此文中，他列舉了幾位關注到的作家，包括身處廣東的王威廉、陳崇正，海南的林森，廣西的朱山坡，香港的葛亮等。他從地理性、海洋性、臨界性、經典性四個維度，對“新南方寫作”的理想特質做出界定。

在2022年1月5日的《中國社會科學報》上，詩人馮娜對話陳崇正，談及“新南方寫作”的自覺。馮娜認為，一批“新南方作家”的文本為人們展示了諸多關于南方的獨特地理、文化和精神想象的“新南方經驗”。

可以說，“新南方寫作”概念與從深圳羅湖發(fā)端的“南方敘事”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南方敘事”提出之初，更是立足深圳的寫作實踐，是基于深圳文學現狀與發(fā)展的一種思考與呼喚。其時，以《羅湖文藝》等文學期刊為平臺，推出了一系列深圳作家、詩人的作品與評論專輯，形成了一定的文學聲場。

據我了解，近年來，深圳市作協以及各區(qū)作協，包括海天出版社、深圳報業(yè)集團出版社、深圳職業(yè)技術學院等都在組織關于深圳文學作品的出版及研究，推出過一系列文叢，如“深圳當代短小說8大家”、“深圳網絡文學拉力賽精品文庫”、“新城市文學理論叢書”、“深圳新銳小說文庫”、“我們深圳”文叢、“深圳文學研究文獻系列”叢書等。

這些作品、文本以及理論的梳理與建構，從不同角度與層面，展現出南方敘事與南方寫作的特質，呈現深圳作為文學現場的寫作景觀。以“南方敘事叢書　第一輯”為例，這里面有個體寫作者清晰的面貌，也很好地呈現了一組寫作者群像。這一群像是深圳作家扎根于此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的縮影——也是在時代的巨變中，在城市化背景下，為現實寫作、為夢想寫作、為生命寫作的一個可供觀察的典型樣本。這一樣本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可做個人化微觀言說的逐一分析，也可放大至講好中國故事的南方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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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為，“南方敘事”首先代表了一種寫作立場與價值取向，這一立場，源自中國改革開放的精神譜系，扎根于現實生活土壤的文學想象與真理探尋，它根植在深圳這樣一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我們甚至可以將這種精神立場溯源至鄧小平南方談話。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礈柿说?，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摸著石頭過河”“殺出一條血路”等政治思想話語，個人認為這些思想資源，不僅是深圳搞活經濟的指南針，它也是一種文學話語，是“南方敘事”生動形象、直接有力的精準表述，是生活與工作在這塊土地上的寫作者的創(chuàng)作原動力。

“南方敘事”就是基于改革開放精神資源的文學實踐，是一種探尋各種可能性的寫作價值立場的展現，從母語出發(fā)，從火熱的現實與生活現場出發(fā)，從時代性出發(fā)，從文學的本質出發(fā)，從活生生的人出發(fā)，去建構我們時代的文學景觀與精神圖譜。它是城市的，也是超越城市的；它是地域的，也是超越地域的；它是當下的，也是連接過去與指向未來的。吳亞丁所言，“我們今天所提倡的‘南方敘事’，并不單純是一個地域或方位的概念，而是一個突出人與文學的雙重自覺的文化概念。我們心目中的‘南方敘事’，尤為關注它的世界意識和現代價值”，也正是出于這樣一種判斷。

當然，一定意義上，“南方敘事”也是一種方法論，尤其是當它與敘事學聯系起來時。首先它明確了一個寫作主體；再者它樹立了一個言說空間；第三它創(chuàng)造或者說預設了一種表達氛圍；第四它有源自民間的活力與結構（移民城市與開放性社會強大的流動性）；第五它將寫作行動轉化為媒介與符號，本身是對寫作的激活。寫作主體、言說空間、表達氛圍、民間活力、媒介屬性五者糅合，形成了“南方敘事”的寫作向度與方法指引。

湯奇云在《移民文化與南方敘事的誕生》（《羅湖文藝》2019年第5期）中曾探討過“南方敘事”的邏輯起點與傳統文學敘事的差異：“深圳文學敘事對新興市民社會的倫理（既包括了家庭倫理，也包括了職業(yè)倫理）建構，既是對‘五四’啟蒙文學的超越，也是對90年代盛行的新寫實文學的超越。仔細想來，這雙重超越的背后，恰恰是基于深圳作家對傳統情義敘事的繼承與撿拾。他們在應對現代城市生活中的孤獨病癥時，本能性地將傳統情義審視與現代理性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使得他們的文學敘事，既順利完成了對當下都市人生的寫實，又表達了他們對新的社會人倫關系的期盼。如此說來，深圳作家所聲稱的‘南方敘事’，就不僅僅是他們所倡導的一種創(chuàng)作方法論，更是一種嫁接了現代理性文明而形成的新的人學思維方式。他們力圖通過這種新的人學思維方式，重新定義自我，并進而重新定義他們的文學意義?！?/p>

這是從寫作主體上去思考寫作向度與文學意義的嶄新呈現。當然，界定“南方敘事”的寫作特質，還有更多的向度與更廣的文本。縱觀現有的深圳作家的作品，展現出“南方敘事”特質的作品眾多，如鄧一光、南翔、吳君、蔡東、曹征路、盛可以、丁力、吳亞丁、郭建勛、鐘二毛、薛憶溈、謝宏、厚圃、舊海棠、陳再見、孫向學、戴斌、林棹等人的小說；李蘭妮、黃燈、慕容雪村、蕭相風、南兆旭、王國華、涂俏、張黎明、聶雄前、秦錦屏、虞霄、鐘芳、廖虹雷等人的非虛構作品與散文；王小妮、呂貴品、黃燦然、孫文波、從容、何鳴、謝湘南、阿翔、遠人、萊耳、谷雪兒、橋、張爾、樊子、太阿、趙目珍、遠洋、孫夜、寶蘭、一回、余叢、余文浩、呂布布、阮雪芳、蘭淺、陳末、趙俊、程鵬、郭金牛、李晃、何招鑫、李雙魚、居一、不亦、葉耳、劉郎、姜二嫚等人的詩歌，等等。

當然，這一名單還可以相當長地開列下去，因為深圳作為一個寫作現場，在四十多年的累積中，已逐漸呈現一個文學城市的儲能，只是尚未有人能系統地發(fā)掘其內在書寫與繁雜的文本，從而形成一種人類城市建設史上的奇跡般的文學脈絡與文化景觀。個人覺得已出版的“深圳新文學大系”，也只是呈現了深圳文學的一個側面而已。而如果從“南方敘事”與“南方寫作”的概念上去梳理，深圳文學亦將展現出全新的面貌。作為寫作現場的深圳文學，明看是深圳的文學史，隱匿其中的其實是深圳的城市發(fā)展史與改革開放圖景下風云變幻的精神圖譜與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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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寫作立場延伸到藝術特色，個人認為“南方敘事”正在構建的是一種新的家園感。如果我們的現實生活正被各種力量進行“解構”的話，那么文學書寫或者說致力于寫作這一行動，無疑是一種精神建構。盡管作家與詩人的寫作是個人化的，卻有物理空間與生活背景上的大致同一性，不管是以深圳為背景，還是以粵港澳大灣區(qū)為言說空間，還是像“新南方寫作”概念所指認的更寬闊的南方。作為地域寫作的模型建構（我更愿意將其看作是南方精神的語言與視覺呈現），它其實展現出了一種現代世界誕生以來，如何建構精神家園的深層叩問。

今天的時代，我們所生活的家園，在現代（觀念）的沖擊與洗刷下，已完成了無數次的改頭換面。作為生活于斯的寫作者，我們怎樣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們怎樣展現對自身歷史的理解？我們怎樣呈現對周圍世界的觀察？我們是不是進入了一種文學生活，詩意的棲居距我們還有多遠？還是只能在虛構中實現？這些都是擺在寫作者面前的問題。這也就是我想要強調的“南方敘事”對建構我們自身的精神家園的重要性。

以林棹202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潮汐圖》為例，這是一部具有典型南方敘事特質的小說。它以“我是虛構之物”展開敘事，以魔幻故事寫嶺南風物，以一場穿梭于東方與西方、歷史圖景與生活現實之間的旅行，展露出極為獨特的書寫視角與語言景觀。她的敘事基調構筑了近、現代史上的珠江三角洲的開放圖志，以巨蛙之眼觀世界、話南方，呈現出光怪陸離的現代世界的神話原型。它自然也具有“新南方寫作”所提的“地理性、海洋性、臨界性”等特質，我們甚至也可以賦予它探究了時代精神、歷史命運這樣一些關鍵詞。從閱讀體驗上講，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虛構性的“歷史寫作”，它讓南方、讓廣東的歷史在一個奇幻故事里搖曳生姿。

從“歷史寫作”角度歸納，在“南方敘事叢書　第二輯”中，我們同樣呈現了可供閱讀的扎實文本，如有記述羅湖近代以來一百多年歷史的非虛構文學作品《大羅湖》（劉深著）、有寫保障香港生命線的東深供水工程的《水向高處流——“東深供水工程”實錄》（胡忠陽、李健輝著）、有講述東江流域境內革命故事的《紅色東江》（尤波、明勇著）。這三本書，從不同視角書寫了羅湖的大歷史，套用克勞福德對《到芬蘭車站》“觀念的旅行”的評語，從對羅湖歷史的書寫的閱讀中，也可以看到改革開放精神的宏大背景與起承轉合，看到這一觀念在我們時代的旅行軌跡。

“南方敘事叢書　第二輯”有歷史的維度，更有當下的書寫；有非虛構的真實展現，也有詩意的凝練與升華。如尹維穎的隨筆集《生活在深圳》，作者以靈動的筆觸呈現了深圳眾多有趣的文化與藝術現場，描寫了這個城市中那些著迷于藝術與藝術生活的人，是都市游牧者的心靈地圖；歐陽德彬的小說集《我想去趟布拉格》，充滿了對異文化的想象，他講述的故事中洋溢著青春的騷動，透過一個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營造出南方的潮濕與氤氳氛圍；程鵬的詩集《崇高的沉睡》是一曲獻給母親的頌歌，是詩人對精神故鄉(xiāng)與成長過程的詩性回望；詩歌選本《春風寫羅湖》（謝湘南主編）則有如一抹城市的精神剪影，突顯春風的沐浴，是詩歌地理志，亦是深圳詩人對城市生活的詩意呈現，是想象力的集結，亦是語言飛翔之翼，其中不乏如惠特曼寫布魯克林大橋、桑德堡寫芝加哥般的精彩文本。

從這套書中，同樣可以讀到我所強調與指認的新的家園感的建構過程，它是精神歸旨，亦是藝術特色。在每天都在更新的深圳（或者再放大點，到粵港澳大灣區(qū)）作家的文學生產中，我們將其抽樣與呈現出來，希望它能成為一個關注焦點，亦期待它承續(xù)與擴大“南方敘事”與“新南方寫作”的精神圖譜，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