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上章討論中國及歐洲歷史學觀念演進的時候，已經歸納到下列的幾個結論：

一、史的觀念之進步，在于由主觀的哲學及倫理價值論變做客觀的史料學。

二、著史的事業(yè)之進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變做如生物學地質學等一般的事業(yè)。

三、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倫理，不是神學，并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yè)，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

假如有人問我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說：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假如一件事只有一個記載，而這個記載和天地間一切其他記載（此處所謂記載，不專指文字，猶史料之不以文字為限）不相干，則對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們沒有法子去對他做任何史學的工夫。假如天地間事都是這樣，則沒有一切科學了，史學也是其一。不過天地間事并不如此。物理化學的事件重復無數，故可以試驗，地質生物的記載每有相互的關系，故有歸納的結論。歷史的事件雖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個事件既不盡止有一個記載，所以這個事件在或種情形下，可以比較而得其近真；好幾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關聯(lián)的地方，更可以比較而得其頭緒。

在中國詳述比較史料的最早一部書，是《通鑒考異》。這是司馬君實領導著劉攽、劉恕、范祖禹諸人做的。這里邊可以看出史學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標準。在西洋則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幾百年，到十七八世紀，這方法才算有自覺的完成了。

史學便是史料學：這話是我們講這一課的中央題目。史料學便是比較方法之應用：這話是我們討論這一篇的主旨。但史料是不同的，有來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價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樣的不同。比較方法之使用，每每是“因時制宜”的。處理每一歷史的事件，每每取用一種特別的手段，這手段在宗旨上誠然不過是比較，在迎合事體上卻是甲不能轉到乙，乙不能轉到丙，丙不能轉到丁……徒然高揭“史學的方法是以科學的比較為手段，去處理不同的記載”一個口號，仍不過是“托諸空言”；何如“見諸實事之深切著明”呢？所以我們把這一篇討論分做幾節(jié)，為每節(jié)舉一個或若干個的實例，以見整理史料在實施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