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歷史的教訓，我們可以斷言國哀之可哀不在外而在內，不在仇敵之強暴而在我們自己之不覺悟，不努力。我說這樣的話，決不是說暴敵之有何可以使我們寬恕之處，是說我們徒然憤恨暴敵，詛咒暴敵，于御敵雪恥決無絲毫之裨補，欲收御侮救國的實效，非我們自己有徹底的覺悟，下努力的決心不可。

我們國人從來未有徹底的覺悟，乃事實所昭示。即就日本之圖我而言，自甲午之戰(zhàn)起，距今已三十余年；民四二十一條之要求，距今亦十六年；濟南慘案距今亦三年余了。每次受一重大刺激，雖未嘗沒有一度之興奮，但除一度之短期興奮外，仍復沈沈入睡，武人政客之你爭我奪如故，一般國民之麻木如故，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教育上科學上均未因外患之急迫而有何積極的進步。我們現在應深切明白一向以亡國或亡國奴為口頭禪，視為嘴上瞎吹的濫調兒，如今死路越走越近，如不猛醒回頭，遼吉一帶同胞所受的亡國慘禍，所過的亡國奴生活，即全民族人人所必經歷的慘境，故所謂國哀，必全國上下深切覺其可哀，深切覺其于自身有切膚之痛之可哀，然后始有努力之可能。聞民四日以暴力強迫我國簽定“二十一條”的時候，北大學生聽說袁世凱將允許，特求援于英使朱爾典，朱爾典謂“目前只有承諾，無他法，君等欲報日，準備十年，可一戰(zhàn)也”，對亡國條件謂為“只有承諾”，固為中國人所不愿承認，但至今已忽忽十六年，較朱爾典所預期的“準備十年”已逾六年，仍是急來抱佛腳，有何覺悟？有何努力？

不過僅有散漫的意識，一時的感情，決不能持久，決不能有實效，所以既有徹底的覺悟，復有努力的決心，尤須有通盤籌算的計劃和堅毅奮邁的執(zhí)行。如政府不能應民眾的這種希望，那末這種誤國的當局應為民眾所不容，民眾當群起而謀所以自救，否則國哀永無變?yōu)閲鴳c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