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徐光啟、李之藻等廣譯算學、天文、水利諸書，為歐籍入中國之始，前清學術(shù)，頗蒙其影響，而范圍亦限于天算。

“鴉片戰(zhàn)役”以后，漸怵于外患。洪楊之役，借外力平內(nèi)難，益震于西人之“船堅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設，附以廣方言館，京師亦設同文館，又有派學生留美之舉，而目的專在養(yǎng)成通譯人才，其學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數(shù)十年中，思想界無絲毫變化。惟制造局中尚譯有科學書二三十種，李善蘭、華蘅芳、趙仲涵等任筆受。其人皆學有根柢，對于所譯之書，責任心與興味皆極濃重，故其成績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會之在中國者，亦頗有譯書。光緒間所為“新學家”者，欲求知識于域外，則以此為枕中鴻秘。蓋“學問饑餓”，至是而極矣。

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蓋當時之人，絕不承認歐美人除能制造能測量能駕駛能操練之外，更有其他學問，而在譯出西書中求之，亦確無他種學問可見。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輩，即生育于此種“學問饑荒”之環(huán)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構(gòu)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而已為時代所不容。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

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眾。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yè)特盛，定期出版之雜志不下數(shù)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shù)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蓋如久處災區(qū)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頤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而亦實無衛(wèi)生良品足以為代。

時獨有侯官嚴復，先后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穆勒約翰《名學》、《群己權(quán)界論》，孟德斯鳩《法意》，斯賓塞《群學肄言》等數(shù)種，皆名著也。雖半屬舊籍，去時勢頗遠，然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fā)生關(guān)系者，復其首也。亦有林紓者，譯小說百數(shù)十種，頗風行于時，然所譯本率皆歐洲第二三流作者。紓治桐城派古文，每譯一書，輒“因文見道”，于新思想無與焉。

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者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嘗參加于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為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tǒng)、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為社會所輕。就此點論，則疇昔之西洋留學生，深有負于國家也。

而一切所謂“新學家”者，其所以失敗，更有一總根原，曰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時主方以利祿餌誘天下，學校一變名之科舉，而新學亦一變質(zhì)之八股。學子之求學者，其什中八九，動機已不純潔，用為“敲門磚”，過時則拋之而已。此其劣下者，可勿論。其高秀者，則亦以“致用”為信條，謂必出所學舉而措之，乃為無負。殊不知凡學問之為物，實應離“致用”之意味而獨立生存，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質(zhì)言之，則有“書呆子”，然后有學問也。晚清之新學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輩具有“為經(jīng)學而治經(jīng)學”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故光、宣之交，只能謂為清學衰落期，并新思想啟蒙之名，亦未敢輕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