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司馬遷的歷史方法二—紀傳體的活用

晚近歷史的研究，已經(jīng)進入科學的階段，對于紀傳體的歷史方法，當然不能滿足。實際上，這種古典的方法，有一個最大的弊病，就是要把歷史割裂為無數(shù)的碎片，令人只看見個別人物的活動，看不見人類社會的歷史之全面的運動。此種弊病，雖有八書、十表，亦不能完全補救。雖然，在司馬遷當時，他并不是用紀傳體割裂歷史；反之，而是連串歷史。因為在當時，并沒有整然有系統(tǒng)的歷史著作，擺在司馬遷的面前，讓他去任意割裂；只有片斷零碎的史料，散見于古典文獻之中，等待他去編纂。紀傳體的歷史方法，就是為了連串這些零碎的歷史資料而開創(chuàng)出來的。

紀傳體的歷史方法，有一定的公式，自然是過于拙笨。但是在這個方法的創(chuàng)始者運用起來，卻能變而通之，神而化之。過細研究過司馬遷的歷史方法的人，就會知道他之運用紀傳體的方法，正如騎著一匹不羈之馬，縱橫馳騁，無往而不適，無適而不可。

司馬遷能夠發(fā)明紀傳體的方法，也能駕馭他自己所發(fā)明的方法。他絕不用公式來擺布歷史，而是用歷史去活用他的公式。他唯一的活用方法，就是依據(jù)具體歷史的資料而或為專篇，或為合篇。

首先，就本紀而論。本紀在原則上，是以帝王名篇，即一個帝王一篇本紀。但是司馬遷于夏以前的傳說時代，則五帝合為一紀。于夏，于殷，于周，則合一代的帝王，并為一紀。于秦則一代分為兩紀，而兩紀所分配的帝王，又不平均。于始皇以前，則合所有秦代的先王為一紀；于始皇、二世，則二人合為一紀。而始皇、二世的合紀，又以始皇為主，二世為附。自秦以后，項羽、漢高、呂后、孝文、孝景、武帝，才是一個人一篇專紀。由此而知本紀并不繩于一人一紀的公式，而有其活用之變體。

本紀何為而有此變體？非常明白，司馬遷的原則，是事少者紀略，事多者紀詳。事詳者，則一個帝王為一紀；較略者，則一個朝代為二紀；更略者，則一個朝代為一紀；最略者，則五帝合為一紀。五帝者，即特征中國史前社會中某一階段的五個神話人物，所以五帝合為一紀，就是把整個史前時代合為一紀。

司馬遷說過，“五帝三代之記尚矣”。“尚矣”就是遙遠的意思。當時對于遙遠的古史，雖已有傳說，但據(jù)他實地考察的結(jié)果，各地所傳不同。當時學者雖已多稱五帝，百家雖亦曾言“黃帝”，但“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而“儒者或不傳”。司馬遷對于當時流傳之古史的傳說，完全抱著懷疑的態(tài)度，所謂“疑者傳疑，蓋其慎也”。他于其所致疑者，皆曰“尚矣”；曰“不可紀已”；曰“靡得而記云”。例如他考歷法，則曰：“神農(nóng)以前尚矣?！笨箭敳?，則曰：“唐虞以上，不可記已?！笨计綔?，則曰：“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笨贾T侯世系，則曰：“殷以前尚矣?！比绻嘈?，除非與古文相合。他說：“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他說：在古文中，雖然“書缺有間矣”，而“《尚書》獨載堯以來”，是以虞、夏之文，尚可知也。至于虞、夏以前，則于傳說中，“擇其言尤雅者”以為史料。因為史料不多，所以于整個史前時代，并為一紀。

至于夏、殷的史料，孔子已不能考?？鬃釉唬骸跋亩Y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弊钥鬃又了抉R遷，其間并無新的史料發(fā)現(xiàn)。而且經(jīng)過秦始皇一度焚書，故孔子之所不得而征的史料，司馬遷亦不能征之。因此，司馬遷對夏、殷兩紀，僅就傳說，錄其世系，而不紀年。若周代史料，雖有《詩》、《書》可征，然史料亦簡略；且自共和以前，年代尚不可紀，何況其詳？所以司馬遷于夏、于殷、于周，皆并一代的帝王為合紀。

秦之先世，出自西羌，春秋時，尚不與于中國之盟會。其時代既屬遠古，而活動范圍，又僻在西陲，亦無詳細論著之歷史資料，故亦并為一紀。至于始皇，則秦族已統(tǒng)一中國，典章制度、人物活動，其錄于文書、流為傳說者至多。但秦代的歷史至二世，已成尾聲，史實不多，不能自成一紀。所以司馬遷于秦代則分二紀，其一紀，紀秦之先王；其一紀，紀始皇而附以二世。

自楚、漢之際至于漢武，則為司馬遷之近代，有若干歷史事實都在司馬遷的眼前繼續(xù)發(fā)展，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無往而非史料。當此之時，一個帝王的史料，多于夏、殷、周一代的史料，乃至整個史前時代的史料，故司馬遷以一帝為一紀。由此看來，司馬遷絕不略其所詳，而詳其所不詳，以維持其一個帝王一篇本紀的公式；反之，而是依據(jù)史實的繁略，以變通其公式。

其次，說到世家。世家，在原則上，是以諸侯之始封祖先或輔相名篇，亦以一人一世家為正規(guī)。前者如于吳則以太伯名篇，于齊則以太公名篇，于魯則以周公名篇，于燕則以召公名篇，于衛(wèi)則以康叔名篇，于宋則以微子名篇，于越則以勾踐名篇。后者如蕭何、曹參、陳平、周勃等，皆以人名篇，而且皆系一人一世家。但是司馬遷于陳、杞、晉、楚、鄭、趙、魏、韓等世家，則以其封國名篇，換言之，即并一個封國世代的諸侯合為一篇世家，是世家的寫法，也有變體。

世家何為而有變體？顧名思義，我們可以想到世家的主要任務，是在敘述諸侯的世系，即對貴族作集團的描寫。集團的描寫，必須要有一個鮮明的主題，如某一貴族的始祖，系一有名的歷史人物，則以其始祖名篇；如其始祖，來歷不明，或來歷雖明而無史實可記，則以其封國名篇。

例如吳之太伯、齊之太公、魯之周公、燕之召公、衛(wèi)之康叔、宋之微子、越之勾踐，都是有名的歷史人物，其史跡亦多流傳于當時。他們有值得大書的歷史價值，有可以詳書的歷史資料，故司馬遷用以為標題，以為一篇的主干，而以其后裔附之。如此，則輕重自分，世系自明。

至于陳、杞、晉、楚、鄭、趙、魏、韓等則不然，此諸國貴族的始祖，或為傳說中的人物，來歷不明；或來歷雖明而史料簡略，不能當作一個主題的人物，所以就合其世世代代的子孫，平行敘述，合為一個世家，而以其封國名篇。

例如《史記·陳杞世家》記陳之始祖曰：“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后也?！劣谥芪渫蹩艘蠹q，乃復求舜后，得媯滿，封之以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胡公卒……”記杞之始祖曰：“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后，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

《楚世家》記楚之先世曰：“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瓍腔厣懡K，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后也?！?

《趙世家》記趙之先世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仲衍，為帝大戊御。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惡來弟曰季勝，其后為趙?！?

《魏世家》記魏之先世曰：“魏之先，畢公高之后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于畢，于是為畢姓。其后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以魏封畢萬?！?

《韓世家》記韓之先世曰：“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后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

像陳胡公、杞東樓公、楚季連之流的人物，有無其人，都大成問題，何能以之作為其世家的主題呢？他若晉之始封諸侯唐叔虞，鄭之始封諸侯桓公友，趙之季勝，魏之畢萬，韓之韓厥，雖來歷較明，但史跡甚少，故亦不能以之名篇。

或曰，陳、杞不說，但晉獻公、楚文王、趙簡子、韓康子、魏桓子，都是有名的歷史人物，何以不以其人為其世家的標題呢？但是我們知道以上諸人，都不是始封的諸侯，他們都是發(fā)跡于中世，若以中世的諸侯為其世家的主題，則首尾倒置，先世不明。故雖系有名的歷史人物，亦不能以之為主題。

在世家中除以封國為單位合為一篇者，又有以血統(tǒng)為單位合為一篇者，如《五宗世家》、《三王世家》，就是例子。此外又有合兩個封國而并為一篇者如《陳杞世家》、《荊燕世家》，就是例子。

最后，說到列傳。司馬遷寫列傳，更表現(xiàn)了他對方法運用的活潑。如前所述，他首先把他所選定的列傳中的人物，不管異代同時，先依其人的性質(zhì)，類而別之，為若干組。然后再次其先后，別其輕重，定其主從，或作專傳，或作合傳。

在《史記》列傳中，我們可以看出凡司馬遷作專傳的歷史人物，大概不是他認為這個人物之事跡獨特，沒有可以與他類聚的；便是這個人物史實豐富，非專傳不能詳其平生。如伍子胥、商鞅皆作專傳，就是因為他們的事跡獨特。如孟嘗君等四公子，本為同一類型的人物，可以為合傳；韓信、彭越，也是同一類型的人物，可以為合傳；樂毅、田單等也是同一類型的人物，可以為合傳；但都不作為合傳而各為專傳，這就是因為他們的史實豐富。把這些人獨立起來，作一專傳，而將與他們有關的若干史實和人物，附麗在他們的專傳中，則可以透露一個歷史側(cè)面。若與人合傳，反而失去了敘述的重心，所以寧為專傳，不為合傳。

《史記》中的合傳，也有各種各樣的體裁。有兩人平等并列，合為一傳者；有多人平等并列，合為一傳者；有以一人為主，一人為從，合為一傳者；有以二人為主，多人為從，合為一傳者。不論怎樣合法，要之，凡合為一傳的人物，非其性質(zhì)相同，即其歷史行動有相互的關系。

兩人平等并列為一合傳者，如管、晏合傳，孫武、吳起合傳，屈原、賈誼合傳，扁鵲、倉公合傳，都是因為他們的性質(zhì)相同。如張耳、陳余合傳，魏豹、彭越合傳，都是因為他們的歷史行動，有相互的關系。

多人平等并列合為一傳者，如老子、莊子、申不害、韓非合傳，是司馬遷以為他們同是道家。仲尼弟子七十七人合傳，是因為他們同是儒家的門徒，而又同時并世，在生活上有其相互的關系。此外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之各為合傳，而且這些合為一傳的人物，又生不同時，這就是因為他們是同一類型的人物。

以一人為主、一人為從而合傳者，如伯夷傳而從以叔齊，是以其為兄弟，而又同以身殉于殷朝。以二人為主多人為從而合傳者，如孟軻、荀卿合傳，而從以淳于髡，慎到、騶奭，這是因為他們同是戰(zhàn)國時代的學者。又如衛(wèi)青、霍去病合傳，而從以公孫賀、李息、公孫敖、李沮、張次公、蘇建、趙信、張騫、李蔡、曹襄、韓說、郭昌、趙食其、荀彘、路博德、趙破奴，這是因為他們都是武帝時代北擊匈奴、遠征西域的將領。

此外，在列傳中，尚有以民族名篇者，如南越、東越、朝鮮、匈奴、西南夷、大宛等傳，這是司馬遷以為他們都是蠻夷。實際上，司馬遷當時，雖然這些四周諸民族與大漢帝國都有或多或少的關系，但對于他們民族內(nèi)部的情形，還是不大明了。例如他對西南夷的君長，僅能說，“以什數(shù)”，至于他們內(nèi)部的人物活動，更不知道，所以不能寫出民族人物的列傳；只有以民族為單位，寫出其民族的集團活動。如果南越尉佗，不是司馬遷所云是真定人，那么，在《史記》中，就有一篇民族人物的列傳了。

總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之運用紀傳體的方法，是何等的活潑！他就是用這樣的方法，寫成了一部有名的《史記》。即因他在紀傳與紀傳之間，建立了一些無形的關系，所以《史記》，拆開看，是許多個人的歷史；合攏來看，簡直是一部漢武以前的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