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韓裕文

年來籌設中國哲學研究所者，因吾深感今日著書決不濟事。今人從小學至大學，所見所聞皆與大道背馳，其日蔽于浮雜知見者太深，此語勿作罵人語句看，非真了然于時下學風者，不知此痛。欲其看吾書，談何容易？今誠欲學者敦素業(yè)，求真理，則非可徒事著書而已，必身親教人焉，而后可冀此學此道之大明而不至于晦也。昔吾夫子，杏壇聚三千七十之眾，此豈不憚煩哉？誠有所不容已也。故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若只學不厭而已，則自私自利者皆優(yōu)為之，豈足為圣乎？釋迦牟尼菩提樹下固其專精自得之時，其后來悠長歲月，只以全副精力為眾生說法，與吾夫子誨人不倦又未嘗不同也。今之愛我者，皆勖吾以著書，不知斯人陷溺已深，先圣哲之遺訓喪亡略盡，區(qū)區(qū)著書豈足揮魯陽之戈以反墜日乎？吾痛心及此，而不能無意于講學也。今時社會組織不同前世，生活情形迥異古昔，學術之復雜又日益甚，雖孔孟程朱復起于今，亦不可以鄉(xiāng)塾之規(guī)而講學也。此中有千言萬語，吾憚于筆述，明者可自思之。吾欲規(guī)設中國哲學研究所，冀聚若干有志士得與吾共朝夕，專而不紛，期以數(shù)年，精神通，思理達，夫而后此學此道不失其真。斯所以上對千圣百王，下為無量人群廣植善種子，則吾之心盡，而天地生民其亦有所與立、有所與托矣。雖然，研究所之經(jīng)費，非窮書生可辦也，必資乎有權勢者籌募于有錢階級，而后可集事也。吾性孤冷而不能與權勢接觸，縱有一二留心學術者為達此意于數(shù)輩大官，彼固漫然諾之，其實亦漠然若不聞而已。然吾終不易吾素守，決不茍且周旋于勢利之途，為枉尺直尋之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