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終究不會騙我。當進東山師范時，他對我說，省城有合適的學堂可投考的時，一定送我出省，決不叫我在“東山”讀滿五年。

我于四月初復出省城投考清華學校。同伴有一個從堂兄弟名秉仁的，考清華的經(jīng)過也在“脫了軌道的星球”里面略述過了。這里不再加贅說。因為提學司把復試延期至那年的冬期，我不能久等，在九月初，便考入高等巡警學校了。

一般的學校的管學官是提學使。但是高等巡警學校卻是屬民政部管轄，故管學官是巡警道，——今日的省會公安局長。屬于學部的學堂的學生們都說，高等巡警學校畢業(yè)后等于往日的佐雜，沒有科名的獎勵，至高等學堂優(yōu)級師范、法政學堂等，都有獎勵舉人的希望的。

我以才滿十七歲的青年來進高等巡警學堂，確是不甚適當?shù)?。但是除此之外，別無學校可就的了。

在高等巡警學堂所習的學科更加是面目一新。除了粗淺的英文和算術之外，天天都在課堂里抄黑板。這是因為第一講義的印刷來不及，第二在學生們之間，方言不同。最初有幾位教授來上課要求學生筆記，他們都說廣州話，外府的學生，——特別是我們從東江來的潮梅學生，便要求先生們用正音教授。廣州的學生說，學堂設在省會，應當用省城話。外府的學生說，學堂是國立的，應當用全國通用的正音。雖有些廣州教授是會說正音的，但也不甚好，大部分的廣州教授都不會說官話。結果他們唯有叫我們在教室里每小時抄三黑板的講義。

我們有談海的法學通論，陳融的大清律例（陳先生不稱大清律例，而稱為現(xiàn)行刑律），葉夏聲的刑法，譚燮堯的行政法（全抄日本某法學博士的），章叔通的大清會典（講義是黎慶恩編的）。此外英文、算術由湖南的羅君毅擔任，體操由一個滿人名玉珂擔任。

在中國人教授之外，尚有一位日本教授，姓大脅，名菊次郎。他教授我們級里的國家學。他第一次上課，帶著一個姓黃的通譯同來，最先介紹他是東京帝國大學出身的法學士，其次教訓我們求學要如吃飯，必須先加充分的咀嚼，不可囫圇吞棗地吃下去，若不消化，反會生病的。他說有許多同學是徒逞暗誦文章，而不求理解科學的內容，結果是浪費了時間和精力。最后他演講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

對于這些法政科學，我一點也不發(fā)生興趣，并且還討厭先生們的講義編得太不通了。第一，句子拖得太長；第二，“的”字用得過多；第三，“場合”、“法人”、“引渡”、“勿論”等新詞句也穿插得太頻繁了。在當時“勞働”兩字仍然是非常新奇，并且對于“働”字也覺得討厭，以為“人傍”是無必要的。

更令我驚異的是譚燮堯先生的行政法。他把日本人的著作一字不改地抄了過來，講義里有“北海道廳”，有“臺灣總督府”，有“遞信省”，有“大藏省”，有“樞密院”，有“元帥府”。假如在今天仍提出這樣的講義來叫學生們筆記，那末包管早給學生們打破了腦殼。的確，當時的譚先生太不該了，他應當在“行政法”之上冠以“日本”二字才對啊。

但是上了半年的課，我對于這些法政功課也居然發(fā)生興趣了，尤其是大脅氏的國家學和陳融氏的現(xiàn)行刑律。大脅氏對于教授很盡職。陳融氏之現(xiàn)行刑律講義確是用了一番苦心編成的。此外的教授，盡是剽竊日本人的著述，拿來換銀毫而已。

到了第二學期，即是可紀念的辛亥年春，在我們級中，又增加了統(tǒng)計學、監(jiān)獄學、行政警察、司法警察、國際公法等科目，統(tǒng)計學由大脅氏擔任。監(jiān)獄學由廖維勛氏擔任，在當時的廣州，氏有唯一的監(jiān)獄學專家之稱，其余的功課仍然是由那些住日本不久的在私立大學專門部混了二三年就回來的留學生擔任，把日本人的著作翻譯過來，叫我們筆記而已。記得有一位駱鴻翔先生，他擔任司法警察，是極和氣的先生。不過他什么科學都可以教。他會教國際法，也會教刑法，他會教國法學，也會教民法?？傊彩欠ㄕW科，他都能擔任。所以學生們替他起了一個綽名，——洛士利雜貨洋行。

這些學科對于我的影響，非常之大。讀者試想想，在當時的我，是一個初中程度尚未完備的，僅滿十七歲的青年，而跟著那班老童、老秀才、老廩生們在這間特別的學堂里習法政科學，目的為什么呢？想畢業(yè)后，在警界上謀一官半職而已。預算我二十歲，便可以來當一名維持社會安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chǎn)的警官。其實同級之中尚有比我更年輕的，才從高小畢業(yè)出來獲獎了廩生的十五六歲的童年。

“二十歲成年了。該出來獨立求活了?！?

這是在當時的一般的思想。過了二十歲仍要靠父親吃飯覺得是很可恥的一件事。我有時也碰著去年同考測量學校的朋友。他們都興高采烈有官費可靠，無須再累家中的老父了?；仡櫼幌伦约?，每月仍須父親把他的汗血的一部分寄來給我，在省城鬼混，——進這樣徒有形式、內容腐敗的學校，而對于在故鄉(xiāng)的老父，還常常唱高調，且扯謊，每一反省，心里便有說不出來的難過。

因有上述的情形，我求出路的心非常之急，巴不得把三年并作一年，快點畢業(yè)。按學校的章程，每級成績在前五名畢業(yè)的，可以入巡警道署當隨習科員，每月支薪壹百貳拾毫（即小洋十二元）。十二元，在當時的我們，是莫大的薪額啊。因為有這點希望，我對于校課頗為留心。不過望了望全級的同學，覺得他們個個都是可怕的勁敵，欲在八十人的同學中，競爭第五名以上的成績，恐怕不容易呢。

一面求學，一面在思索畢業(yè)后要怎樣地去活動。故在那時代只十七八歲的我，在精神上竟像三十歲前后的人了。

因為不能久等清華的復試，我才決意投考高警。當時父親尚未十分表示肯定，只是說，考上了時，再看。但進校之后，父親在家中又對人說，高警如何好如何好了。想到父親的這點苦心至今猶會使人垂淚。父親也很心急，希望我能早日出社會來服務，藉所得的報酬來幫他整理家事。他稱贊進高警之適當。因高警有三個條件合了他的意。第一是性質和法政專門部相似，不是普通的教練所那樣簡單，低級；第二是期限只需三年，而不收學費；第三是畢業(yè)后尚有“賜同七品小京官出身”的名譽。由今日的眼光看來，父親的思想確也有點腐敗。但他是那時代的秀才，對于功名還是表示崇仰，并且住在鄉(xiāng)間，很難和革命的思潮接觸。他只罵西太后不肯變法，不準立憲為失策。父親似乎贊成效法日本行君主立憲。不過他又秘密地為我們講釋過鄒容的《革命軍》。對于“槍指吾胸，刀加吾頸，吾敢曰滿人之虐待我”，亦曾拍桌對鄒容致敬。這是表明在封建崩潰期中，智識階級（intelligentsia）的徘徊，而沒有一定的見解，同時因敷衍生活而斬傷了進取的勇氣。

同級的同學有些怎樣的人物？在這里也不妨分析一下吧。

滿州旗人…………………5％

候備佬子弟………………10％

高小畢業(yè)…………………50％

老童生……………………20％

廩秀班……………………5％

其他………………………10％

我是屬于最后一項，舉凡從中學或其他學校退學出來的，及各地教練所的畢業(yè)生，亦歸入此類中。

最初，我當這些同學，在競爭試驗上，一定是我的勁敵，最少，他們的國文程度一定比我高，而法政各學科正是需要國文為補助的。故我心里雖然想和他們競爭第五名以上的成績，但總有點膽怯。

第一學期的成績發(fā)表了。我的成績列第十名，平均點數(shù)尚未滿八十分，這使我心里有些郁郁不樂。又看見考第一名的陳君，是比我小一歲的高小畢業(yè)生。我便想那些年紀比我大的廩秀們壓在我的頭上還可恕。給這些小孩子們考在我的前面，卻有點不好意思。讀者諸君試想想，我在當時的頭腦是如何的頑固啊。那時候，我若能作上表的統(tǒng)計，就不難決定高小畢業(yè)生才是最新進的英俊，也是在我們級中占最多數(shù)的份子。我自己呢，是準高小畢業(yè)生，只差沒有得廩、增、附的獎勵而已。

我有一個從堂兄也同我一路進了這個高警學堂，他是從中學官立中途退學出來的。有一天，快要到第二天學期試驗的一天，他對我說：

“那個考第一名的陳君太傲慢了！只會暗誦講義，有什么了不起？這趟，你努力一下，把他拖了下來吧！”

陳君本是一位很沉靜老成的青年。平心而論，我的氣質實在比他浮躁。對于校課我只鬧才子脾氣，不甚注意，而陳君之天資精力均不錯，且很努力，當然由他獨占鰲頭。

“欲由第十名一躍而占第一名，不容易吧?！?

我無論如何沒有自信，只笑著搖頭。

“一點不難。你的國、英、算三門都比他好。跳上去吧。”

他在我的屁股上拍了一下，這才豈有此理。

我雖不表示我愿意去和陳君競爭第一名，但我暗暗地進行我的工作了。在暑期前二星期，我努力去熟讀那些現(xiàn)行刑律、大清會典等?！笆鞓O生巧”，這句話真是不錯。我在這時候才會悟這些法政科學亦是具有科學性的。國家學和憲法有許多相通之點，刑法和現(xiàn)行刑律差不多是大同小異。而行政法和大清會典是可以互相比較參照的。不過前者是日本的行政法，而后者是清朝的行政法而已。一經(jīng)觸悟，自己便產(chǎn)生出批判力來了。我打倒了陳君，奪得了錦標，不是在熟讀講義，而是在我的幼稚的，——其實是大膽的批判力，并且在答案之后，還附加些老古詞藻上去，作余波的唱嘆。教授們便給我的文章籠絡住了。

一直到我出國為止，我都占住了我的級首席，而陳君也扎住了他的副首席。級中再無人能奪他的第二名的榮冠了。

從那時起，我便目空一世，看不起同級的同學了。后來細心地觀察他們的行動和氣質，才知道他們盡是好人，——無邪的青年，只是染有一點少爺公子的習氣，不能刻苦用功而已。但是，不問他們是滿人，或候補老爺?shù)纳贍?，盡是可愛的青年。

我不相信只有這些功課便達到了法政科學的大成，而在這級里考第一名便盡了天下的能事。我想，最少，我習這些功課要趕上那些教授們。最初，我決意學習法律，特別是刑法，準備當刑名師爺或律師。我對民法，亦感著興趣。

“畢業(yè)后出社會上做兩三年事，弄些錢后，就到日本去，把招牌加漆一下，漆得光亮亮地回來，這學堂和法政學堂的教授也有我的份兒了吧。”

我對于教授們的生活也相當?shù)亓w慕。毫不費力地每星期上十余點鐘的課，每月便可以拿二百元以上的月薪。我想天下那有這樣好的職業(yè)呢？

在辛亥年的上半年，發(fā)生了兩件值得我們注目的革命事件。第一是溫生才之暗殺孚琦；第二是三月廿九日黨人之進攻督署。

封建社會正是在這時候開始崩潰。一般對于科名大都失了信仰。在省會的重要官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由捐納出身的人們充任。他們對于那一班候補的名流，——進士出身的榜下知縣，——還得敷衍敷衍。故當局叫他們來辦學，或當校長，或任教授。這些科舉出身的師長，當然常以名器鼓勵學生，而學生的大部分亦是為日后得獎副榜或舉人而來的。當然也有一部分的教授和學生是受了民族革命洗禮的同盟會會員。但在袁樹勛時代他們的行動是十分秘密的。

高警學堂里面的人物現(xiàn)象卻和其他的學堂相反。監(jiān)督（校長）是一位日本留學生，由捐納出身的候補知縣。最多他的科名只是一個秀才吧。所以重科名的學生，不能以戴這個校長為滿意。但他是袁樹勛的私人，卻以日本留學生的資格做了高警的校長。教授之中，也很少舉人以上的人物，盡都是留日的速成學生。在學生方面或許有一二個和同盟會發(fā)生了關系的人，但大多數(shù)只是想畢了業(yè)后出去當警官。還有許多功名熱的學生，因畢業(yè)后沒有功名的獎勵，竟主張派代表進京，要求民政部，準我們高警學生要和法政的專門部（三年畢業(yè)的特別科）受同樣的待遇，獎以副榜出身。

有人說，在各校的滿人學生便是統(tǒng)治階級的偵探，看見有革命嫌疑的，便向當局告密。我們聽見，有些害怕起來，在教室里，對于說話也謹慎起來了。可惜行刺孚琦代理將軍的溫生才，是嘉應州人。一般便說，嘉應州產(chǎn)出最多的革命黨。我們級里有一個姓門名安藻的同學是旗下人，并不是偵探。不過他有偏見，似乎有些恨嘉應州人。有一天，他在黑板上大書特書地寫了一行字：

“嘉應子的心又硬又黑！”

廣州人叫梅子做嘉應子。他所謂心，是指核的意思。我看見了，只是笑了一笑。但是姓門的這種態(tài)度，——侮辱嘉應州人的態(tài)度，卻激怒隔鄰教室的兩個嘉應州籍的學生。他們走過來，一面責備我沒有血性，一面捉著姓門的手，要他同到學監(jiān)處去理論，并拉我一同去作證人。

“我是說好吃的嘉應子呢。”

姓門的看見嘉應州的學生聲勢洶洶的，也有點害怕了，只是這樣無邪地抵賴。我們疑他是偵探完全是冤枉了好人。雖然說是由于清廷的昏憒，沒有注意到用偵犬的政策，但對于沒有革命行動的黨人，似乎是取寬大的政策。因為那些當局仍然是相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教訓。不幸的是內部完全腐化了，縱令取如何的寬大政策，也無法挽救大局了。

在增祺代理總督的期內，不特別制設什么緊急條令去壓抑黨人，所以在省垣也平靜無事。自庚戌年冬張鳴岐來署理兩廣總督后，對于鎮(zhèn)壓革命的方法特別嚴厲，搜查黨人的事實也時有所聞了。壓力愈大，革命的風潮亦愈高。剿除得愈猛烈，黨人的數(shù)也愈增加，溫生才之行刺孚琦，三月廿九黃花崗之役，及陳敬岳等之炸李準，都是在張鳴岐任內發(fā)生的事。張鳴岐來廣州后之作威作福，完全是欲犧牲多數(shù)有覺悟的青年，以向清廷獻媚，要功，同時表他鎮(zhèn)壓革命的手腕之高明。

孚琦之死，及三月廿九日之役以后的張鳴岐，按例是應該革職查辦的了。但是，清廷卻加實了他的職守，改“署理”為“實任”了。由此可以知道清廷在那時之無力了。

三月廿九日的革命失敗后，大多數(shù)的學生以為從茲又可以長享太平，繼續(xù)他們的學業(yè)。當然我也是其中的渾渾噩噩的一個。

但是到了下學期，革命的風聲更加急迫了。在鳳山被炸以前，便聽見在白鵝潭泊著有許多外國的兵船，列強不日就要瓜分中國了。為什么要瓜分中國？因為清廷政治太腐敗了。要怎樣才可以挽救危亡？當然是要從速革命，要求那些貴族把政權歸還給我們平民！于是像我一類的渾渾噩噩的學生也漸次知道革命的需要了。不過怕危險，不敢去參加實際的工作，而只是希望革命成功而已。到革命成功之后，可以來幫忙一份的工作。大多數(shù)的人皆如此，獨能怪我么？到后來，我的希望終于達成了。即以胡漢民為都督，以鐘榮光為教育司的革命政府，送了我們一批新人才到日本去留學。

革命黨人之炸鳳山，那是在九月里的一天。早晨，我們正在上英文課（由八點至九點之第一課）。炸彈爆發(fā)時，我們的教室亦震動得很厲害，像地震一樣。隨后又聽見幾十響的槍聲。我們都驚駭起來，特別是教職員們，個個都幾乎嚇得至面無人色。我們便停了課，全校都浮動起來。還是我們的英文教員（福州閩候人）膽大些，極力勸告我們要鎮(zhèn)靜。不一刻，號房來報告，炸彈是炸新任的將軍鳳山的，地點在大南門外太平沙?，F(xiàn)在全城的商店都關了門，恐怕官兵和革命黨沖突起來，發(fā)生巷戰(zhàn)。請諸位先生暫時莫出去，等過一下再看外面的情形吧。

自此以后，省城無日不在風聲鶴唳之中。今天說，革命黨于一二日內，就要暴動了，明天又說，張鳴岐早有準備，實行屠殺。城內的商業(yè)就因此忽然蕭條起來。吃過晚飯七八點鐘的時分，在街路上便冷落得沒有幾個行人。

我訪了幾個同學，都遇不著。問公寓的老板或看祠堂的人，（當時學生不是住公寓便是租住祠堂，）才知道他們有的回鄉(xiāng)里去了，有的搬到城外去住了。這些消息更加使我發(fā)生了恐慌。

武昌起義的消息也傳到了羊城。住在城里的人們，更加惴惴然地不安。出城入城也須要搜身了。我和兩個堂兄弟決意搬到靖海門外的嘉屬會館去住。幸喜學堂當局發(fā)給了證明書給我們，證明我們是該學堂的學員，并非革命黨。所以我?guī)е粋€被包、一只箱子便安然無事地出了城。

又過了兩天，聽說各學堂所發(fā)的證明書也不發(fā)生效力了。因為發(fā)覺了幾個革命青年都持有學堂證明書。這證明不是革命黨偽造的證明書，便是學生們和革命黨有聯(lián)絡。

在這時候，風聲更緊。但我仍然從城外走向城里去上課。我穿的是高警制服，戴的是高警制帽，后頭部依然垂著辮子。這個怪樣子到現(xiàn)在回憶起來，自己也還要失笑。

那個同級的堂兄弟罵我是“板獺”（蠢才之意），并且恐嚇我，萬一有事變，圍在城里就糟糕了。我聽見果然擔心了。并且看見上課的同學實在是寥寥無幾。但是教務長譚先生仍是在天天出布告教打安神針。他布告著說，能不請假者，到學期終，記大功一次。

有一天，我仍然走向五仙門來，看見城門關起來了，只留一道可以通行人的空隙，讓人出進，并且是出城的多而進城的少。從城里出來的人大多數(shù)都挾有包袱，像逃亡的一樣。

我看見這樣的情形，知道形勢十分嚴重了，忙折回頭。第二天我也跟著幾個同寓的人躲到香港去了。現(xiàn)在想來這是多此一舉的。因為在當時，我們是久享太平的百姓，不單沒有聽炮聲的經(jīng)驗，而對于戰(zhàn)爭的想象也非常地錯誤，小的時候常聽祖父母說長毛的故事。他們都說長毛亂殺人。但他們并沒有目擊過長毛殺人。我們在這時候，也只當是天下將大亂了，不問是官兵或是革命黨，開戰(zhàn)之后，我們一定遭殃吧。故當時逃奔香港的非常之多。

在香港住了一個多星期，才聽見省垣安然無事地反正了。

初到香港，映在我們眼簾里的，有一個新奇的現(xiàn)象，就是一般商人，十中八九都剪了辮子。有些人，看見我們垂著辮發(fā)從省城落來，因加以誹笑的。他們都相信，清廷是壽終正寢了。住了一二天之后，碰見了好些同學和同鄉(xiāng)，比我們先落香港來的，也都剪了辮發(fā)，有的剪光頭，有的留些長發(fā)剪文裝。（當時稱分發(fā)為文裝。）到后來，我也跟他們在一家理發(fā)店把追隨我十余年的毛辮子一無愛惜地剪斷了。我是剪文裝，——周圍是短發(fā)，中間留一叢長發(fā)，把它按三七的比例分開來。

聽見省城平靜無事地光復了，我們又搭省渡趕回省城來。當輪船沿著長堤駛入珠江里來時，在蒙昧的晨光中望見水師提督的門首已經(jīng)卸下了黃龍旗，改掛革命旗了。（即今日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但是一登岸，又令我們失望了。在平時是熙熙攘攘有不少行人和車子往來的長堤馬路，但在今天除相隔二三十步有一二名穿黃色軍服，荷來復槍的滇軍（龍濟光部下）以外，景象差不多可以說是等于塞外的沙漠了。

我們叫了挑夫，把行李挑回嘉屬會館來。我跟在行李后面走，當時我真擔心那些兵士會來檢查，或竟押收我的行李。但是他們對于我們，像沒有看見的一樣。他們的神氣，及今想起來，有些像在上海?？匆姷挠《缺?。在一方面，可以批評他們是誠實的模范兵，在另一方面，又可以批評他們是神經(jīng)遲鈍。

回到省城來后，覺得公安秩序不及從前好了，到處都是亂糟糟的。這是因為在新舊勢力之間，還沒有獲得調和的緣故。革命政府因怯于龍濟光和李準的實力，（其實是不值一擊的，）不惜委曲求全，和張鳴岐、龍濟光、李準妥協(xié)。只要他們決意反對清廷，則廣東政局仍有請他們維持的意思，不過張、龍、李都是清廷的受恩深重的忠臣，對革命政府，只是虛與敷衍，一睹有機可乘，便圖復辟。因有這種種的關系，不能固定中心勢力，所以省城人心仍然是非常浮動。

到后來，決定了胡漢民為廣東都督了。人民似乎稍為安定了些，但是仍缺實力以對付龍、李等之封建的力量。在當時，擁有最多民軍——即當時的革命軍，亦是民眾力量，與舊勢力相對峙的，——的人便是尚滯留惠州的陳炯明。于是大家歡迎了這位新革命英雄入廣州來。故在革命初年，廣東的光復只是便宜了陳炯明。不過他能在廣東稱霸數(shù)年，當然也有他的長處吧。

陳炯明來廣州主持軍政后，龍、李的舊勢力雖然減削了，但招募民軍的風氣卻極其旺盛。凡略與革命有關系的人物都投機地招募鄉(xiāng)間窮人編為民軍。這一部說是“得”字營，那一部又自稱“勝”字營，自居營長，自委連排長，然后造冊向都督府請餉。結果在革命軍——民軍里面，自身發(fā)生矛盾了。陳炯明之槍斃石錦泉及追擊王和順，即是民軍內部之沖突。王和順譬如項羽，陳炯明則如劉邦了。成則為王。假定當日王和順戰(zhàn)勝了陳炯明，王和順也可得革命政府之承認，而變?yōu)檎y(tǒng)派吧。故知斗力之外尚需斗智。實力相等時，智便是決定勝負的契機。陳炯明的策士多于王和順的。陳炯明能把捉著經(jīng)濟的力量。（例如與財閥資本家聯(lián)絡及敷衍。）陳炯明能攫新軍為自己的群眾。戰(zhàn)勝了王和順之后，他更加獲得了省會民眾的信仰和擁戴。

胡漢民終于和陳炯明沖突而離開了廣州。陳炯民便統(tǒng)一廣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