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曷為而有史耶？曷為惟人類為能有史耶？人類又曷為而貴有史耶？人類所以優(yōu)勝于其他生物者，以其富于記憶力與模仿性，常能貯藏其先世所遺傳之智識與情感，成為一種“業(yè)力”，以作自己生活基礎。而各人在世生活數(shù)十年中，一方面既承襲所遺傳之智識情感，一方面又受同時之人之智識情感所熏染，一方面又自濬發(fā)其智識情感，于是復成為一種新業(yè)力以貽諸后來。如是展轉(zhuǎn)遞增，展轉(zhuǎn)遞蛻，而世運乃日進而無極。此中關鍵，則在先輩常以其所經(jīng)驗之事實及所推想之事理指導后輩，后輩則將其所受之指導應用于實際生活，而經(jīng)驗與推想皆次第擴充而增長。此種方法，在高等動物中已解用之。如犬、如猴……等等，常能以己之動作指導或暗示其幼兒，其幼兒亦不怠于記憶與模仿，此固與人類非大有異也。而人類所以優(yōu)勝者，乃在記憶模仿之能繼續(xù)。他種動物之指導暗示恒及身而止，第一代所指導暗示者無術(shù)以傳至第二、第三代，故第二、第三代之指導暗示，亦無以加乎其舊。人類不然，先代所指導所暗示，常能以記誦或記錄的形式傳諸后代，歷數(shù)百年數(shù)千年而不失墜。其所以能遞增遞蛻者皆恃此。此即史之所由起與史之所以為有用也。

最初之史烏乎起？當人類之漸進而形成一族屬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長老每當游獵斗戰(zhàn)之隙暇，或值佳辰令節(jié)，輒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圍爐藉草，縱談己身或其先代所經(jīng)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聽者則娓娓忘倦，興會飆舉。其間有格外奇特之情節(jié)可歌可泣者，則蟠鏤于聽眾之腦中，湔拔不去，展轉(zhuǎn)作談料，歷數(shù)代而未已，其事跡遂取得史的性質(zhì)。所謂“十口相傳為古”也。史跡之起原，罔不由是。今世北歐諸優(yōu)秀民族如日耳曼人、荷蘭人、英人等，每當基督誕節(jié)，猶有家族團聚徹夜談故事之俗，其近代名著如熙禮爾之詩、華克拿之劇，多取材于此等傳說，此即初民演史之遺影也。

最初之史用何種體裁以記述耶？據(jù)吾儕所臆推，蓋以詩歌。古代文字傳寫甚不便，或且并文字亦未完具，故其對于過去影事之保存，不恃記錄而恃記誦。而最便于記誦者，則韻語也。試觀老聃之談道，孔子之贊《易》，乃至秦、漢間人所造之小學書，皆最喜用韻，彼其時文化程度已極高，猶且如此，古代抑可推矣。四《吠陀》中之一部分，印度最古之社會史宗教史也，皆用梵歌。此蓋由人類文化漸進之后，其所受之傳說日豐日賾，勢難悉記，思用簡便易誦之法以永其傳。一方面則愛美的觀念，日益發(fā)達，自然有長于文學之人，將傳說之深入人心者播諸詩歌，以應社會之需，于是乎有史詩。是故邃古傳說，可謂為“不文的”之史，其“成文的”史則自史詩始。我國史之發(fā)展，殆亦不能外此公例。古詩或刪或佚，不盡傳于今日，但以今存之《詩經(jīng)》三百篇論，其屬于純粹的史詩體裁者尚多篇。例如：

《玄鳥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長發(fā)篇》：“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袏环綄?，帝立子生商?！趸笓埽事牟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渫踺d旆。有虔秉鉞?！f顧既伐，昆吾夏桀?！?

《殷武篇》：“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粲谐蓽?，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生民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牡畚涿綮?。……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公劉篇》：“篤公劉，匪居匪康?！斯准Z，于橐于囊，……干戈戚揚，爰方啟行?！V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乃理。……”

《六月篇》：“六月棲棲，戎車既飭?！窨谉?，我是用急?！穹巳?，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薄伐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此等詩篇，殆可指為中國最初之史。《玄鳥》、《生民》等述商周開國之跡，半雜神話?！兑笪洹贰ⅰ读隆返蠕仈⑽涔?，人地粲然。觀其詩之內(nèi)容，而時代之先后亦略可推也。此等史詩，所述之事既饒興趣，文章復極優(yōu)美。一般人民咸愛而誦之，則相與謳思其先烈而篤念其邦家，而所謂“民族心”者，遂于茲播殖焉。史之最大作用，蓋已見端矣。

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fā)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fā)達（二百年前，可云如此）。其原因何在，吾未能斷言。然史官建置之早與職責之崇，或亦其一因也。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國則起原確甚古，其在邃古，如黃帝之史倉頡、沮誦等，雖不必深信，然最遲至殷時必已有史官，則吾儕從現(xiàn)存金文甲文諸遺跡中可以證明。吾儕又據(jù)《尚書》、《國語》、《左傳》諸書所稱述，確知周代史職已有分科，有大史、小史、內(nèi)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又知不惟王朝有史官，乃至諸侯之國及卿大夫之家，莫不皆有。又知古代史官實為一社會之最高學府，其職不徒在作史而已，乃兼為王侯公卿之高等顧問，每遇疑難，咨以決焉。所以者何？蓋人類本有戀舊之通性，而中國人尤甚，故設專司以記錄舊聞，認為國家重要政務之一。既職在記述，則凡有關于人事之簿籍皆歸其保存，故史官漸成為智識之中樞。又古代官人以世，其累代襲此業(yè)者漸形成國中之學問階級。例如周任、史佚之徒，幾于吐辭為經(jīng)。先秦第一哲學家老子，其職即周之守藏史也。漢魏以降，世官之制雖革，而史官之華貴不替。所謂“文學侍從之臣”，歷代皆妙選人才以充其職。每當易姓之后，修前代之史，則更網(wǎng)羅一時學者，不遺余力，故得人往往稱盛焉。三千年來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為中心。雖不無流弊（說詳下），然以專才任專職，習慣上、法律上皆認為一種重要事業(yè)。故我國史形式上之完備，他國殆莫與京也。

古代史官所作史，蓋為文句極簡之編年體。晉代從汲冢所得之《竹書紀年》，經(jīng)學者考定為戰(zhàn)國時魏史官所記者即其代表。惜原書今復散佚，不能全睹其真面目。惟孔子所修《春秋》，體裁似悉依魯史官之舊。吾儕得藉此以窺見古代所謂正史者其內(nèi)容為何如。《春秋》第一年云：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吾儕以今代的史眼讀之，不能不大詫異。第一，其文句簡短達于極點，每條最長者不過四十余字（如定四年云：“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wèi)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保?，最短者乃僅一字（如隱八年云：“螟。”）。第二，一條紀一事，不相聯(lián)屬，絕類村店所用之流水帳簿。每年多則十數(shù)條，少則三四條（《竹書紀年》記夏、殷事，有數(shù)十年乃得一條者）。又絕無組織，任意斷自某年，皆成起訖。第三，所記僅各國宮廷事，或?qū)m廷間相互之關系，而于社會情形一無所及。第四，天災地變等現(xiàn)象本非歷史事項者，反一一注意詳記。吾儕因此可推知當時之史的觀念及史的范圍，非惟與今日不同，即與秦漢后亦大有異。又可見當時之史，只能謂之簿錄，不能謂之著述。雖然，世界上正式的年代史，恐不能不推我國史官所記為最古?！吨駮o年》起自夏禹，距今既四千年。即《春秋》為孔子斷代之書，亦既當西紀前七二二至四八一年，其時歐洲史跡有年可稽者尚絕稀也。此類之史，當春秋戰(zhàn)國間，各國皆有。故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墨子稱“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又稱“百國《春秋》”，則其時史書之多，略可概見。乃自秦火之后，蕩然無存，司馬遷著書時已無由資其參驗。汲冢幸得碩果，旋又壞于宋后之竄亂。而孔子所修，又藉以寄其微言大義，只能作經(jīng)讀，不能作史讀。于是二千年前爛若繁星之古史，竟無一完璧以傳諸今日。吁！可傷也。

同時復有一種近于史類之書。其名曰“書”，或曰“志”，或曰“記”。今六經(jīng)中之《尚書》即屬此類。《漢書·藝文志》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此種嚴格的分類是否古代所有，雖屬疑問。要之此類記載，必發(fā)源甚古。觀春秋戰(zhàn)國時人語常引《夏志》、《商志》、《周志》，或《周書》、《周記》等文，可知也。此等書蓋錄存古代策命告誓之原文，性質(zhì)頗似檔案，又似文選。但使非出杜撰，自應認為最可寶之史料。蓋不惟篇中所記事實直接有關于史跡，即單詞片語之格言，亦有時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也。此類書現(xiàn)存者有《尚書》二十八篇，其年代上起堯舜，下訖春秋之秦穆。然應否全部認為正當史料，尚屬疑問。此外尚有《逸周書》若干篇，真贗參半，然其真之部分，吾儕應認為與《尚書》有同等之價值也。

《春秋》、《尚書》二體，皆可稱為古代正史，然此外尚非無史籍焉。蓋文字之用既日廣，疇昔十口相傳者，漸皆著諸竹帛，其種類非一。例如《左傳》所稱《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莊子》所稱《金版》、《六弢》，《孟子》所云“於《傳》有之”，其書今雖皆不傳，然可懸想其中所記皆前言往行之屬也。汲冢所得古書，有《瑣語》，有《雜書》，有《穆天子傳》。其《雜書》中，有《周食田法》，有《美人盛姬死事》（《穆天子傳》及《美人盛姬死事》今存，《瑣語》亦有輯佚本）。凡此皆正史以外之記錄，即后世別史、雜史之濫觴。計先秦以前此類書當不少，大抵皆經(jīng)秦火而亡。《漢書·藝文志》中各書目，或有一部分屬此類，惜今并此不得見矣。

右三類者，或為形式的官書，或為備忘的隨筆，皆未足以言著述。史學界最初有組織之名著，則春秋、戰(zhàn)國間得二書焉，一曰左丘之《國語》，二曰不知撰人之《世本》。左丘或稱左丘明，今本《左傳》，共稱為彼所撰。然據(jù)《史記》所稱述，則彼固名丘不名丘明，僅撰《國語》而未撰《左傳》?；蛑^今本《左傳》乃漢人割裂《國語》以偽撰，其說當否且勿深論。但《國語》若既經(jīng)割裂，則亦必須與《左傳》合讀，然后左氏之面目得具見也。左氏書之特色：第一，不以一國為中心點，而將當時數(shù)個主要的文化國平均敘述。蓋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漸為地方的發(fā)展，非從各方面綜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當時史官之作大抵皆偏重王室，或偏重于其本國（例如《春秋》以魯為中心?！吨駮o年》自周東遷后，以晉為中心，三家分晉后，以魏為中心）。左氏反是，能平均注意于全部。其《國語》將周、魯、齊、晉、鄭、楚、吳、越諸國分篇敘述，無所偏畸?！蹲髠鳌肥欠裨?，雖未敢斷，即以今本論之，其溥徧的精神固可見也。第二，其敘述不局于政治，常涉及全社會之各方面。左氏對于一時之典章與大事固多詳敘，而所謂“瑣語”之一類，亦采擇不遺。故能寫出當時社會之活態(tài)，予吾儕以頗明瞭之印象。第三，其敘事有系統(tǒng)，有別裁，確成為一種“組織體的”著述。彼“帳簿式”之《春秋》，“文選式”之《尚書》，雖極莊嚴典重，而讀者寡味矣。左氏之書，其斷片的敘事雖亦不少，然對于重大問題，時復遡原竟委，前后照應，能使讀者相悅以解。此三特色者，皆以前史家所無。劉知幾云：“左氏為書，不遵古法?！欢允孪嗉?，煩省合理。”（《史通·載言篇》）誠哉然也。故左丘可謂商、周以來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漢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左丘舊云孔子弟子，但細讀其書，頗有似三家分晉、田氏篡齊以后所追述者。茍非經(jīng)后人竄亂，則此公著書應在戰(zhàn)國初年，恐不逮事孔子矣。希臘大史家希羅多德生于紀前四八四年，即孔子卒前六年，恰與左氏并世。不朽大業(yè)，東西同揆，亦人類史中一佳話也。

《世本》一書，宋時已佚，然其書為《史記》之藍本，則司馬遷嘗自言之。今據(jù)諸書所征引，知其內(nèi)容篇目有《帝系》，有《世家》，有《傳》，有《譜》，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兜巯怠贰ⅰ妒兰摇芳啊妒闲掌?，敘王侯及各貴族之系牒也。《傳》者，記名人事狀也?！蹲V》者，年表之屬，史注所謂旁行斜上之《周譜》也?！毒悠穭t匯紀王侯國邑之宅都焉?！蹲髌穭t紀各事物之起原焉。吾儕但觀其篇目，即可知其書與前史大異者兩點。其一，開后此分析的綜合的研究之端緒。彼能將史料縱切橫斷，分別部居，俾讀者得所比較以資推論也。其二，特注重于社會的事項。前史純以政治為中心，彼乃詳及氏姓、居、作等事，已頗具文化史的性質(zhì)也。惜著述者不得其名，原書且久隨灰燼，而不然者，當與左氏同受吾儕尸祝也。

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遷之年代，后左丘約四百年。此四百年間之中國社會，譬之于水，其猶經(jīng)百川競流波瀾壯闊以后，乃匯為湖泊，恬波不揚。民族則由分展而趨統(tǒng)一，政治則革閥族而歸獨裁，學術(shù)則倦貢新而思竺舊。而遷之《史記》，則作于其間。遷之先，既世為周史官，遷襲父談業(yè)為漢太史，其學蓋有所受。遷之自言曰：“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保ā短饭孕颉罚┤欢衷唬骸翱贾惺?，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蓋遷實欲建設一歷史哲學，而借事實以為發(fā)明。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況，謂：“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保ā蹲孕颉罚┡f史官紀事實而無目的，孔子作《春秋》，時或為目的而犧牲事實。其懷抱深遠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實者，惟遷為兼之。遷書取材于《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等，以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織而成。其本紀以事系年，取則于《春秋》。其八書詳紀政制，蛻形于《尚書》。其十表稽牒作譜，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傳，既宗雅記，亦采瑣語，則《國語》之遺規(guī)也。諸體雖非皆遷所自創(chuàng)，而遷實集其大成，兼綜諸體而調(diào)和之，使互相補而各盡其用。此足征遷組織力之強，而文章技術(shù)之妙也。班固述劉向、揚雄之言，謂“遷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漢書》本傳贊）。鄭樵謂“自《春秋》后，惟《史記》擅制作之規(guī)?！保ā锻ㄖ尽た傂颉罚?，諒矣。其最異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為本位。故其書廁諸世界著作之林，其價值乃頗類布爾達克之《英雄傳》，其年代略相先后（布爾達克后司馬遷約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響所被之廣且遠亦略同也。后人或能譏彈遷書，然遷書固已皋牢百代，二千年來所謂正史者，莫能越其范圍。豈后人創(chuàng)作力不逮古耶？抑遷自有其不朽者存也。

司馬遷以前，無所謂史學也。《漢書·藝文志》以史書附于六藝略之春秋家，著錄者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遷前者，僅百九十一篇）。及《隋書·經(jīng)籍志》史部著錄，乃驟至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數(shù)百年間，加增四十倍。此遷以后史學開放之明效也。古者惟史官為能作史。私人作史，自孔子始。然孔子非史家，吾既言之矣。司馬遷雖身為史官，而其書實為私撰。觀其傳授淵源，出自其外孫楊惲，斯可證也（看《漢書》惲傳）。遷書出后，續(xù)者蜂起，見于本書者，有褚少孫；見于《七略》者，有馮商；見于《后漢書·班彪傳注》及《史通》者，有劉向等十六人；見于《通志》者，有賈逵。其人大率皆非史官也。班固雖嘗為蘭臺令史，然其著《漢書》實非以史官資格，故當時猶以私改史記構(gòu)罪系獄焉（看《后漢書》本傳）。至如魚豢、孫盆、王銓、王隱、習鑿齒、華嶠、陳壽、袁宏、范曄、何法盛、臧榮緒輩，則皆非史官（看《史通·正史篇》）。曷為古代必史官乃能作史，而漢以后則否耶？世官之制，至漢已革，前此史官專有之智識，今已漸為社會所公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著寫傳鈔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搜集，此其二也。遷書既美善，引起學者研究興味，社會靡然向風，此其三也。自茲以還，蔚為大國。兩晉、六朝，百學蕪穢而治史者獨盛，在晉尤著。讀《隋書·經(jīng)籍志》及清丁國鈞之《補晉書藝文志》可見也。故吾常謂，晉代玄學之外惟有史學，而我國史學界亦以晉為全盛時代。

斷代為史，始于班固。劉知幾極推尊此體，謂“其包舉一代，撰成一書，學者尋討，易為其功”（《史通·六家篇》）。鄭樵則極詆之，謂“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xù)遷書，自孝武至于后漢。欲令后人之續(xù)己，如己之續(xù)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虨楸胫?，不能傳其業(yè)?！瓟啻鸀槭罚瑹o復相因之格。……會通之道，自此失矣。”（《通志·總序》）此兩種反對之批評，吾儕蓋袒鄭樵。樵從編纂義例上論斷代之失，其言既已博深切明（看原文）。然遷、固兩體之區(qū)別，在歷史觀念上尤有絕大之意義焉?！妒酚洝芬陨鐣w為史的中樞，故不失為國民的歷史?！稘h書》以下則以帝室為史的中樞，自是而史乃變?yōu)榈弁跫易V矣。夫史之為狀如流水然，抽刀斷之，不可得斷。今之治史者，強分為古代、中世、近世，猶苦不能得正當標準，而況可以一朝代之興亡為之劃分耶？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書為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是故南朝不得不謂北為“索虜”，北朝不得不謂南為“島夷”，王凌、諸葛誕、毌丘儉之徒，著晉史者勢不能不稱為賊，而雖以私淑孔子自命維持名教之歐陽修，其《新五代史》開宗明義第一句，亦不能不對于積年劇盜朱溫其人者大書特書稱為“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也。斷代史之根本謬誤在此，而今者官書二十四部，咸率循而莫敢立異，則班固作俑之力其亦偉矣。

章學誠曰：“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于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于記注、撰述兩無所取。”又曰：“紀傳行之千有余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文史通義·書教篇》）。此言班書以下，作者皆陳陳相因，無復創(chuàng)作精神。其論至痛切矣。然今所謂二十四史者，其品之良穢亦至不齊。同在一體裁中，而價值自固有高下。前人比較評騭之論既甚多，所評當否，當由讀者自懸一標準以衡審之，故今不具論。惟有一明顯之分野最當注意者，則唐以前書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書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也。最有名之馬、班、范、陳四史皆出私撰，前已具陳。即沈約、蕭子顯、魏收之流，雖身為史官，奉敕編述，然其書什九獨力所成。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風一變，太宗既以雄才大略削平天下，又以“右文”自命，思與學者爭席。因欲自作陸機、王羲之兩傳贊，乃命史臣別修《晉書》，書成而舊著十八家俱廢（看《史通·正史篇》）。同時又敕撰梁、陳、齊、周、隋五書，皆大開史局，置員猥多，而以貴官領其事。自茲以往，習為成例。于是著作之業(yè)，等于奉公，編述之人，名實乖迕。例如房喬、魏征、劉昫、托克托、宋濂、張廷玉等，尸名為某史撰人，而實則于其書無與也。蓋自唐以后，除李延壽《南史》、《北史》，歐陽修《新五代史》之外，其余諸史皆在此種條件之下而成立者也。此種官撰、合撰之史，其最大流弊則在著者無責任心。劉知幾傷之曰：“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又曰：“史官記注，取稟監(jiān)修。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史通·忤時篇》）既無從負責，則群相率于不負責，此自然之數(shù)矣。坐此之故，則著者之個性湮滅，而其書無復精神。司馬遷忍辱發(fā)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諸賢，亦同斯志，故讀其書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見焉。歐陽修《新五代史》，其價值如何，雖評者異辭，要之固修之面目也。若隋、唐、宋、元、明諸史，則如聚群匠共畫一壁，非復藝術(shù)，不過一絕無生命之粉本而已。坐此之故，并史家之技術(shù)亦無所得施。史料之別裁，史筆之運用，雖有名手，亦往往被牽掣而不能行其志，故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蕪累亦愈甚也（《明史》不在此例）。萬斯同有言：“治史者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焉，繼而知其蓄產(chǎn)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zhì)剛?cè)彷p重無不習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于眾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保ǚ桨度f季野墓表》）此言可謂博深切明。蓋我國古代史學因置史官而極發(fā)達，其近代史學亦因置史官而漸衰敝，則史官之性質(zhì)，今有以異于古所云也。

與紀傳體并峙者為編年體。帳簿式之舊編年體起原最古，既如前述。其內(nèi)容豐富而有組織之新編年體，舊說以為起于《左傳》。雖然，以近世學者所考訂，則左氏書原來之組織殆非如是。故論此體鼻祖，與其謂祖左氏，毋寧謂祖陸賈之《楚漢春秋》。惜賈書今佚，其真面目如何不得確知也。漢獻帝以《漢書》繁博難讀，詔荀悅要刪之，悅乃撰為《漢紀》三十卷，此現(xiàn)存新編年體之第一部書也。悅自述謂：“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以副本書?！庇种^：“省約易習，無妨本書?！闭Z其著作動機，不過節(jié)鈔舊書耳。然結(jié)構(gòu)既新，遂成創(chuàng)作。蓋紀傳體之長處在內(nèi)容繁富，社會各部分情狀皆可以納入。其短處在事跡分隸凌亂，其年代又重復，勢不可避。劉知幾所謂：“同為一事，分為數(shù)篇，斷續(xù)相離，前后屢出?！志幋瓮悾磺竽暝?，……故賈誼與屈原同列，曹沫與荊軻并編?！保ā妒吠āざw篇》）此皆其弊也?！稘h紀》之作，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為時際本位，學者便焉。悅之后，則有張璠、袁宏之《后漢紀》，孫盛之《魏春秋》，習鑿齒之《漢晉春秋》，干寶、徐廣之《晉紀》，裴子野之《宋略》，吳均之《齊春秋》，何之元之《梁典》……等（現(xiàn)存者僅荀袁二家）。蓋自班固以后，紀傳體既斷代為書，故自荀悅以后，編年體亦循其則。每易一姓，紀傳家既為作一書，編年家復為作一紀而皆系以朝代之名，斷代施諸紀傳，識者猶譏之，編年效顰，其益可以已矣。宋司馬光毅然矯之，作《資治通鑒》以續(xù)《左傳》。上紀戰(zhàn)國，下終五代（西紀前四○三至后九五九），千三百六十二年間大事按年紀載，一氣銜接。光本邃于掌故（觀所著《涑水紀聞》可見），其別裁之力又甚強（觀《通鑒考異》可見），其書斷制有法度。胡三省注而序之曰：“溫公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擿幽隱，薈萃為書。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逼渌?jīng)緯規(guī)制，確為中古以降一大創(chuàng)作。故至今傳習之盛，與《史》、《漢》埒。后此朱熹因其書稍加點竄，作《通鑒綱目》，竊比孔氏之《春秋》，然終莫能奪也。光書既訖五代，后人紛紛踵而續(xù)之，卒未有能及光者。故吾國史界稱前后兩司馬焉。

善鈔書者可以成創(chuàng)作。荀悅《漢紀》而后，又見之于宋袁樞之《通鑒紀事本末》。編年體以年為經(jīng)，以事為緯，使讀者能瞭然于史跡之時際的關系，此其所長也。然史跡固有連續(xù)性，一事或亙數(shù)年或亙百數(shù)十年，編年體之紀述，無論若何巧妙，其本質(zhì)總不能離帳簿式。讀本年所紀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來歷，其結(jié)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檢為勞，抑亦寡味矣。樞鈔《通鑒》，以事為起訖，千六百馀年之書約之為二百三十有九事。其始亦不過感翻檢之苦痛，為自己研究此書謀一方便耳。及其既成，則于斯界別辟一蹊徑焉。楊萬里敘之曰：“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鄙w紀傳體以人為主，編年體以年為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夫欲求史跡之原因結(jié)果以為鑒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故紀事本末體，于吾儕之理想的新史最為相近，抑亦舊史界進化之極軌也。章學誠曰：“本末之為體，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jīng)綸，不能網(wǎng)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谠铣鯚o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語此。……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保ā段氖吠x·書教篇》）其論當矣。樞所述僅局于政治，其于社會他部分之事項多付闕如。其分目又仍涉瑣碎，未極貫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鈔《通鑒》為職志，所述不容出《通鑒》外，則著書體例宜然。即提要鉤玄之功，亦愈后起而愈易致力，未可以吾儕今日之眼光苛責古人也。樞書出后，明、清兩代踵作頗多。然謹嚴精粹，亦未有能及樞者。

紀傳體中有書志一門，蓋導源于《尚書》，而旨趣在專紀文物制度，此又與吾儕所要求之新史較為接近者也。然茲事所貴在會通古今，觀其沿革。各史既斷代為書，乃發(fā)生兩種困難：茍不追敘前代，則源委不明；追敘太多，則繁復取厭。況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闕遺，見斯滯矣。于是乎有統(tǒng)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創(chuàng)作以應此要求者，則唐杜佑之《通典》也。其書“采五經(jīng)群史，上自黃帝，至于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于事。如人支脈，散綴于體?！保ɡ詈残蛭模┐藢嵤分局髦贿M化也。其后元馬端臨仿之作《文獻通考》，雖篇目較繁備，征引較雜博，然無別識，無通裁（章學誠《文史通義》評彼書語），僅便翻檢而已。

有《通鑒》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斷代之不便矯正過半矣，然猶未盡也。梁武帝敕吳均等作《通史》，上自漢之太初，下終齊室，意欲破除朝代界限，直接遷書，厥意甚盛。但其書久佚，無從批評。劉知幾譏其蕪累，謂“使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史通·六家篇》），想或然也。宋鄭樵生左、馬千歲之后，奮高掌，邁遠蹠，以作《通志》，可謂豪杰之士也，其《自序》抨擊班固以下斷代之弊，語語皆中竅要。清章學誠益助樵張目。嘗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復，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庇衷唬骸班嵤稀锻ㄖ尽罚孔R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后代不能出其規(guī)范。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諸子之意，寓于史裁?！保ā段氖吠x·釋通篇》）其所以推獎者至矣。吾儕固深贊鄭、章之論，認《通史》之修為不可以已。其于樵之別裁精鑒，亦所心折。雖然，吾儕讀《通志》一書，除二十略外，竟不能發(fā)見其有何等價值。意者仍所謂“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耶？樵雖抱宏愿，然終是向司馬遷圈中討生活。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敗，宜也。然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右所述為舊目錄家所指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政書之四體，皆于創(chuàng)作之人加以評騭，而踵效者略焉。二千年來斯學進化軌跡，略可見矣。自余史部之書，《隋書·經(jīng)籍志》分為雜史、霸史、起居注、故事、職官、雜傳、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凡十一門?！妒吠āるs述篇》臚舉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凡十種。此后累代著錄，門類皆小異而大同。以吾觀之，可中分為二大類：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第一類，并未嘗經(jīng)錘煉組織，不過為照例的或一時的之記錄，備后世作者之搜采。其在官書，則如起居注、實錄、諭旨、方略之類，如儀注、通禮、律例、會典之類。其在私著，則或?qū)＜o一地方，如趙岐《三輔決錄》、潘岳《關中記》等?；蛟谝坏胤街袕蛯＜o一事類，如陸機《建康宮殿記》、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楊孚《交州異物志》等?；?qū)＜o一時代，如陸賈《楚漢春秋》、王度《二石偽治時事》等?；蛟谝粫r代中專紀一事，如《晉修復山陵故事》、《晉八王故事》等。有專紀一類人物者，如劉向《列女傳》、皇甫謐《高士傳》等。有紀人物復限于一地方或一年代者，如陳壽《益部耆舊傳》、謝承《會稽先賢傳》、袁敬仲《正始名士傳》等。有專為一家或一人作傳者，如江統(tǒng)之《江氏家傳》、范汪之《范氏家傳》、慧立之《慈恩法師傳》等?；蛴涊d游歷見聞，如郭象《述征記》、法顯《佛國記》等。或采錄異聞，作半小說體，如《山海經(jīng)》、《穆天子傳》、《飛燕外傳》等。或拾遺識小，聊供談噱，如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等。凡此皆未嘗以述作自居，惟取供述作者之資料而已（右所舉例，皆取諸隋、唐兩志。其書今存者希）。

其第二類，則搜集許多資料，經(jīng)一番組織之后，確成一著述之體裁。但所敘者專屬于某種事狀，其性質(zhì)為局部的，而與正史編年等含有普遍性質(zhì)者殊科焉。此類之書，發(fā)達最早者為地方史，常璩之《華陽國志》其標本也，其流衍為各省、府、州、縣之方志。次則法制史，如《歷代職官表》、《歷代鹽法志》等類。次則宗教或?qū)W術(shù)史，如《佛祖歷代通載》、《明儒學案》等類。其馀專明一義，如律歷、金石、目錄，……等等，所在多有然，裒然可觀者實稀。蓋我國此類著述，發(fā)達尚幼稚也。

史籍既多，則注釋考證，自然踵起。注釋有二：一曰注訓詁，如裴骃、徐野民等之于《史記》，應劭、如淳等之于《漢書》。二曰注事實，如裴松之之于《三國志》。前者于史跡無甚關系，后者則與本書相輔矣。考證者，所以審定史料之是否正確，實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端鍟そ?jīng)籍志》有劉寶之《漢書駁議》，姚察之《定漢書疑》，蓋此類書之最古者。司馬光既寫定《通鑒》，即自為《考異》三十卷，亦著述家之好模范也。大抵考證之業(yè)，宋儒始引其緒，劉攽、洪邁輩之書稍有可觀。至清而大盛，其最著者如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趙翼之《廿二史札記》。其他關于一書一篇一事之考證，往往析入豪芒，其作者不可僂指焉。

近代著錄家多別立史評一門，史評有二：一，批評史跡者；二，批評史書者。批評史跡者，對于歷史上所發(fā)生之事項而加以評論。蓋《左傳》、《史記》已發(fā)其端，后此各正史及《通鑒》皆因之。亦有泐為專篇者，如賈誼《過秦論》、陸機《辨亡論》之類是也。宋、明以后，益尚浮議，于是有史論專書，如呂祖謙之《東萊博議》、張溥之《歷代史論》等。其末流只以供帖括剿說之資，于史學無與焉。其較有價值者為王夫之之《讀通鑒論》、《宋論》。雖然，此類書無論若何警拔，總易導讀者入于奮臆空談一路，故善學者弗尚焉。批評史書者，質(zhì)言之，則所評即為歷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學所賴以建設也。自有史學以來二千年間，得三人焉：在唐則劉知幾，其學說在《史通》；在宋則鄭樵，其學說在《通志·總序》及《藝文略》、《校讐略》、《圖譜略》；在清則章學誠，其學說在《文史通義》。知幾之自述曰：“《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tǒng)。其書雖以史為主，而余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蓋談經(jīng)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于時，固其宜矣?！保ā妒吠āぷ詳ⅰ罚╅灾允鲈唬骸胺仓鴷唠m采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之言。……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shù)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于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之儒所不得而聞也?！庇衷唬骸胺?qū)W術(shù)造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保ā锻ㄖ尽た傂颉罚W誠自述曰：“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保ā吨居纭ぷ孕颉罚┯衷唬骸白咀段氖吠x》，中間議論開辟，實有不得已而發(fā)揮，為千古史學辟其榛蕪。然恐驚世駭俗，為不知己者詬厲?！保ā杜c汪輝祖書》）又曰：“吾于史學，自信發(fā)凡起例，多為后世開山，而人乃擬吾于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保ā都視范┳x此諸文，可以知三子者之所以自信為何如，又可知彼輩卓識，不見容于并時之流俗也。竊常論之，劉氏事理縝密，識力銳敏。其勇于懷疑，勤于綜核，王充以來一人而已。其書中《疑古》、《惑經(jīng)》諸篇，雖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謂最嚴正的批評態(tài)度也。章氏謂其所議僅及館局纂修，斯固然也。然鑒別史料之法，劉氏言之最精，非鄭、章所能逮也。鄭氏之學，前段已略致評。章氏評之謂：“其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于諸史之規(guī)矩。”（《文史通義·釋通篇》）又謂：“《通志》例有余而質(zhì)不足以副。”（《與劭二云書》）皆可謂知言。然劉、章惟有論史學之書，而未嘗自著成一史，鄭氏則既出所學以與吾人共見，而確信彼自有其不朽者存矣。章氏生劉、鄭之后，較其短長以自出機杼，自更易為功。而彼于學術(shù)大原，實自有一種融會貫通之特別見地。故所論與近代西方之史家言多有冥契。惜其所躬自撰述者，僅限于方志數(shù)種，未能為史界辟一新天地耳。要之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荀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后中國始有史。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后中國始有史學矣。至其持論多有為吾儕所不敢茍同者，則時代使然，環(huán)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輕謗前輩也。

吾草此章將竟，對于與吾儕最接近之清代史學界，更當置數(shù)言。前清為一切學術(shù)復興之時代，獨于史界之著作，最為寂寥。唐、宋去今如彼其遠，其文集、雜著中所遺史跡尚累累盈望。清則舍官書及諛墓文外，殆無余物可以相餉。史料之涸乏，未有如清者也。此其故不難察焉，試一檢康、雍、乾三朝諸文字之獄，則知其所以鉗吾先民之口而奪之氣者，其兇悍為何如。其敢于有所論列而幸免于文網(wǎng)者，吾見全祖望一人而已（看《鮚埼亭集》）。竊位者壹意摧殘文獻以謀自固。今位則成閏矣，而已湮、已亂之文獻終不可復，哀哉耗矣。雖然，士大夫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故壓于此者伸于彼。史學之在清代，亦非無成績之可言。章學誠之卓犖千古，前既論之矣。此外關于史界，尚有數(shù)種部分的創(chuàng)作：其一，如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其書有組織，有斷制，全書百三十卷一氣呵成為一篇文字，以地理形勢為經(jīng)，而緯之以史跡。其善于駕馭史料蓋前人所莫能逮。故魏禧稱為“數(shù)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也。其二，如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將全部《左傳》拆碎而自立門類以排比之。善用其法，則于一時代之史跡能深入而顯出矣。其三，如黃宗羲之《明儒學案》，實為中國有學史之始。其書有宗旨，有條貫，異乎鈔撮駁雜者。其四，如趙翼之《廿二史札記》，此書雖與錢大昕、王鳴盛之作齊名（見前），然性質(zhì)有絕異處。錢、王皆為狹義的考證，趙則教吾儕以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昔人言“屬辭比事，《春秋》之教”。趙書蓋最善于比事也。此法自宋洪邁《容齋隨筆》漸解應用，至趙而其技益進焉。此四家者，皆卓然有所建樹，足以自附于述作之林者也。其他又尚有數(shù)類書在清代極為發(fā)達：（一）表志之補續(xù)。自萬斯同著《歷代史表》后，繼者接踵，各史表志之缺，殆已補綴無遺，且所補常有突過前作者。（二）史文之考證?？甲C本為清代樸學家專門之業(yè)，初則僅用以治經(jīng)，繼乃并用以治史。此類之書有價值者毋慮百數(shù)十種。對于古籍訂訛糾繆，經(jīng)此一番整理，為吾儕省無限精力。（三）方志之重修。各省、府、州、縣志什九皆有新修本，董其事者皆一時名士，乃至如章學誠輩之所懷抱，皆借此小試焉。故地方史蔚然可觀，為前代所無。（四）年譜之流行。清儒為古代名人作年譜者甚多，大率皆精詣之作。章學誠所謂“一人之史而可以與家史、國史、一代之史相取證”者也。（五）外史之研究。自魏源、徐松等喜談邊徼形事，漸引起研究蒙古史跡之興味。洪鈞之《元史譯文證補》知取材于域外，自此史家范圍益擴大，漸含有世界性矣。凡此皆清代史學之成績也。雖然，清儒所得自效于史學界者而僅如是，固已為史學界之不幸矣。

我國史學根柢之深厚既如彼，故史部書之多亦實可驚。今刺取累代所著錄之部數(shù)卷數(shù)如下：

《漢書·藝文志》 11部 425篇

《隋書·經(jīng)籍志》 81 7部 13 264卷

《舊唐書·經(jīng)籍志》 88 4 部 17 946卷

《宋史·藝文志》 21 47部 4 31 09卷

《通志·藝文略》 23 01部 3 76 13卷

（圖譜在外）

《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 10 36 部 2 40 96卷

《明史·藝文志》 13 16部 3 00 51卷

（限于明代人著作）

《清四庫書目》 2174部 3 70 49卷

（存目合計）

右所著錄者代代散佚。例如《隋志》之萬三千余卷，今存者不過十之一二；《明志》之三萬余卷，采入四庫者亦不過十之一二。而現(xiàn)存之四庫未收書及四庫編定后續(xù)出之書，尚無慮數(shù)萬卷。要而言之，自左丘、司馬遷以后，史部書曾著竹帛者最少亦應在十萬卷以外。其質(zhì)之良否如何，暫且勿問，至于其量之豐富，實足令吾儕撟舌矣。此二千年來史學經(jīng)過之大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