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三大原則
據(jù)日本通訊社所傳播的消息,日本廣田外相曾對中國政府提出“三大原則”:
(一)取締中國的抗日運動;
(二)樹立中國日本和“滿洲國”的合作制度;
(三)實施由中國日本和“滿洲國”共同防共的政策。
這是日本對中國政府提出的“三大原則”。現(xiàn)在我們站在中國民眾的立場,也應該向政府提出我們的三大原則,以答復日本廣田外相的“三大原則”,就是:
(一)堅決收回東北失地;
(二)恢復革命外交;
(三)恢復民眾運動和言論自由。
先講第一個原則:堅決收回東北失地?,F(xiàn)在大家紛紛鬧著華北問題,好像有問題的就只是華北,好像華北問題是可以孤立地單獨解決似的,好像只要能把華北問題解決了,什么都可以通融,什么問題都可以沒有了。其實我們如肯仔細研究一下,華北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中國在自己的國土內劃出了什么“戰(zhàn)區(qū)”,在這戰(zhàn)區(qū)里,中國的軍隊不許去,而“友邦”的軍隊卻可以任意布置;所以有著這二十二縣的偌大區(qū)域的“戰(zhàn)區(qū)”,是因為有了什么《塘沽協(xié)定》(后來還有所謂《華北協(xié)定》,雖內容未明,中國更受加深一層的屈辱是可以想見的);所以有《塘沽協(xié)定》,是因為中國失去了東北四省,東北四省是華北的屏障,是中國的大門;屏障不保,大門洞開,不但華北的危機永遠不能消滅,即整個中國的前途,亦將永無安全的日子!大家只見著“活見鬼的華北自治運動”,大家只忙著發(fā)通電討伐漢奸殷汝耕(漢奸當然要討伐,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活見鬼的華北自治運動”的胡鬧,漢奸之敢于肆無忌憚,都是因為有了中國不能派自己的軍隊去的“戰(zhàn)區(qū)”做憑藉,而這種“戰(zhàn)區(qū)”之所由來,所以能存在,卻是由于中國未下決心收回東北的失地。北平教育界領袖四十余人,對華北時局聯(lián)名發(fā)表宣言,說“我們要求政府用全國的力量維持國家領土及行政的完整”,義正辭嚴,我們當然表無限的同情,但是我們要知道失了東北四省已經(jīng)是破壞了中國“國家領土及行政的完整”,而且是隨著來的破壞中國“國家領土及行政的完整”的根據(jù)地,所以收回東北失地是解決迫在眉睫的國難的基本辦法;否則華北問題絕無根本解決的可能,而且在華北問題之后將隨著華中問題華南問題,這是必然的趨勢!所以我們倘若不想拯救中國的危亡,什么都不必說,否則必須很明確地主張必須堅決收回東北失地。
我們的第二個原則是恢復革命外交。最誤國的是搖尾乞憐的外交,是自己沒有堅決的立場而只是仰人鼻息看人顏色的外交。帝國主義對于所侵略的國家決不肯因搖尾乞憐而中止,這是很顯然的。革命外交是以民族的解放——爭取民族的自由平等——做堅決的立場。有了這樣的堅決的立場,對于一切外交,必須不違背這個基本原則的才有商量的余地。要達到革命外交的目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聯(lián)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二是公開外交。中國的真正朋友決不是帝國主義,外交策略雖可利用帝國主義彼此間的矛盾,但是同時也須看清世界大勢,聯(lián)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結合真正的朋友,共同奮斗。至于公開外交的必要,那也是很顯然的。以解放民族為中堅的革命外交,必須獲得民眾的后盾;要獲得民眾的后盾,必須讓民眾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到底采用了什么辦法。
我們的第三個原則,是恢復民眾運動和言論自由。中國如果真有收回東北失地以根本解決國難問題,恢復革命外交以力圖民族解放的決心,那末民眾運動和言論自由,便有恢復的絕對必要。中國要從死里求生,是整個民族爭生存的問題,必須由整個民族的大眾共同起來奮斗的,必須用整個民族的大眾力量來作殊死戰(zhàn)的。民眾運動受著壓迫,大眾的力量從何運用?言論自由受著壓迫,大眾成了一大群瞎子聾子,國事雖危迫萬分,他們在報紙上所知道的是平靜無事,或謠傳紛紜,不知所從,大眾的力量又從何起來?
徒然空泛地喊著要“自衛(wèi)”,甚至紛傳要等到華北五省真被拿去,那才必然要“自衛(wèi)”,這都搔不著癢處,都是妥協(xié)的煙幕彈!我們所以要很明確地提出我們的三大原則,堅決收回東北失地,恢復革命外交,恢復民眾運動和言論自由,這至少是我們大眾在目前所應有的一致的嚴重主張,是全國在目前應督促實現(xiàn)的拯救國難的基本原則。
合于這三大原則的策略和行動,便是真有為中國民族爭取生存的誠意的表現(xiàn),便值得我們大眾的擁護,共同奮斗;不合于這三大原則的策略和行動,無論怎樣花言巧語,都是欺騙!
中國政府要接受日本的“三大原則”呢?還是要接受中國民眾的三大原則?中國政府如果是要民眾的,那就應該拒絕日本的“三大原則”,接受中國民眾的三大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