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未說老子以前,我們先要問:子是什么?照論語皇疏孝經釋文說:“古者稱師為子”。又是古代對于普通男子的美稱,我們常在古文上看見“吾子”二字,這個子字,大概好似今人的稱先生。墨經里面常有稱“子墨子”的,大概上一子字,是弟子對于他自己先生的專稱,就是說“我們先生墨先生”。但深刻一點說,又可以把子字代作家字一般解說,沒有專門學識獨立見界的,不可以稱家。江瑔讀子扈言說:
“古人著書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一家言,而后可以名之曰子書?!?/p>
這又是何等的尊嚴。但是自來可稱為子的,大概是一種學派。好似今日西洋的“浪漫派”,“自然哲學派”,中國的“姚江學派”,“桐城派”,“陽湖派”。所謂派者,必是表示他學問或思想的一種統系,或一種特性;而所以成此統系成此特性的,當然是要經過許多人改正補充。發(fā)明的雖只是一個人,而完成的卻有多數人。所以孫星衍說:“凡稱子書多非自著”。大都是他弟子記錄師說,而加以補充;或是這一派思想的總集。近人寫經子解題也說:“集為一人之著述,其學術初不專于一家;子,為一家之學術,其著述亦不由于一人。”
我們看看自來中國的子書在中國全部學術上的地位怎么樣?子書又稱為丙部。經類是甲部,史類是乙部,子類是丙部,集類是丁?部。但在荀勖,又稱六藝小說是甲部,諸子兵書術數是乙部,史記是丙部,詩賦圖贊汲冢書是丁部。劉歆為校中秘書,分天下圖書,共為七類——七略——第一類,是輯略;——是邏輯目錄大綱,是一種讀書工具的書——第二類,是六藝略;第三類,是諸子略;第四類,是詩賦略;第五類,是兵書略;第六類,是術數略;第七類,是方技略。漢書藝文志又支配為六略,刪去劉歆的輯略一類。王儉分為七志:一,是經典史記;二,是諸子;三,是文翰;四,是軍書;五,是陰陽;六,是術藝;七,是圖譜。阮孝緒便分為七錄: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技術;六,佛;七,道。直到唐朝,才分為“經”“史”“子”“集”四庫甲部經類,十一種;乙部史類,十三種;丙部子類,十七種;丁部集類,三種。宋明代又分為六閣:第一閣經,第二閣史,第三閣子,第四閣集,第五閣天文,第六閣圖書。以唐元清三朝,仍分“經”“史”“子”“集”四庫。依乾隆四庫全書目錄:經部十種,史部十五種,子部十四種,集部十種。而子書卻永遠占據歷代文化的地位。
我們再看看來自中國子書自身的分析怎么樣?最初論到諸子家數的書,共有四種:第一種,是莊子天下篇中所論列的,有彭蒙,田駢,慎到,墨翟,禽滑厘,老聃,惠施,公孫龍數人;第二種,便是荀子的非十二子;第三種,便是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儒道名墨法陰陽六家——第四種,便是淮南要略的二十篇。這都是沒有統系的零星記錄,偶然見諸子姓名。若要有具體的分列,各以類從的,便是創(chuàng)始在劉歆的“九流”。如何是九流?便是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縱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而小說家,卻在九流以外。因劉歆說:“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所以稱九家。到唐朝又分為十七家:是儒家,道家,釋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天文家,歷算家,兵家,五行家,藝術家,類書家,——目錄之學——明堂經脈家?!t(yī)術——依四庫全書子部,便又分為十四家:是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yī)家,天文算法家,術數家,藝術家,譜錄家,雜家,類書家,小說家,釋家,道家?!裣尚摒B(yǎng)的方法。
照這樣分類法,不但是門戶不清,性質不明;且所謂“卓然成一家言”的意義,也完全失去了。這只因時至中古那科學方法漸漸發(fā)生,如農家醫(yī)家天文算法家等,都該歸納在科學方面,而藝術又當獨立成一類,此外陰陽五行名與縱橫,都不能成家的,因為他們都是巧說豪奪,虛偽迷信,竊取功名于一時——司馬談說:“苛察繳繞”——于社會文化思想學問非但得不到他一點的幫助,反因他而影響于人心,得到愚妄的結果,早該在打倒之列!總括起來說:中國思想界,可以自成一家的,只有“道”“儒”“墨”三家。而釋家又為中古時代外來的思想,與中國固有的儒道思想相溶合的產兒;依傍門戶,支離割裂,不能證實的玄談,我們竟可以不去睬他!
從來說諸子思想的來源,卻有兩種主張:一,是說諸子出于王官;一,是說諸子思想是時代的產兒——王官、如同今日政府中各部總長?!鲝埖谝徽f的,有漢書藝文志——七略——說: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史官;陰陽家,羲和之官;法家,理官;名家,禮官;墨家,清朝之守;——如今日的教育總長——縱橫家,行人之官;雜家,議官;農家,農稷之官;小說家,稗官。而主張第二說的,有淮南要略說:
諸子之學,皆起于救世之弊,應時而興:故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陰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儒學之敝,禮文之煩擾,而后墨者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yè),而后管子之書作;有戰(zhàn)國之兵禍,而后縱橫修短之術出;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謬——而后申子刑名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后商鞅之法興。
這都是拿歷史事實來證明的,比較的可信。古代所謂王官,便是如今的胥吏,只懂得幾種官樣文章,和刻板的例規(guī)。秦始皇焚書坑儒,從此以史為師;那班“學而優(yōu)則仕”所學的,無非是那一成不變的條例官書,決不能產生諸子如許精深的思想。近人章太炎說子學略說:
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為之胥徒?!f文“仕,學也”,猶今之學習行走。是故非仕無學,非學無仕。
照這樣說,既是“無所謂學問”,既是“給事官府”,既是“學習行走”;這是何等粗淺的東西?直是“學衙門”而已,何用為此精深而高超的諸子思想?太炎先生所說的學者,與夫藝文志所說的諸子出于王官,適成其為“仕”的學與道墨儒各家思想的產生,是根本不相干的。從來政府專以愚民為事,莫說講究無治的天道,便是自治的人道,他也不愿給人民知道。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鬃拥脑?,所以被數千年專制帝王所利用,而適成其為吃太牢的“大成至圣先師”了!
“新故相反,前后相謬”,這正是所謂政法家慣弄的手段。他一方面摧殘群眾活力,完成他的國家主義;一方面充野心家的走狗,不恤犧牲多數人的福利,以完成少數人的富貴。這種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狡猾手段,既無學理,又無思想,更無人心!百姓只求和平,被政法家翻弄得不和平,回過身來,反將這不安分的罪名,陷誣在百姓身上。他這相反相謬的罪惡,到何等程度了?秦孝公驅數千萬生靈,而圖一己的安榮,卻使商鞅立嚴法去治百姓,這不但是非學,簡直是非法!——因他是不合天道之自然而違反群治真理的。
歸納起來說:凡是可稱為子,可稱為思想的,都是受時代環(huán)境的驅迫,而求最合群理,有綿密深邃的組織方法,才成為思想,而可以垂之久遠。不但陰陽,縱橫,農,雜,小說,不成其為思想;而名,法,更不成其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