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筆、竹簡與帛書
春秋末至戰(zhàn)國后，楚文字數(shù)量多，書寫流暢，與毛筆的創(chuàng)制使用是分不開的。西晉崔豹《古今注》說：“秦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得稱于時。蒙恬造筆，即秦筆耳?！薄懊商裨旃P”故事流傳至今，無人不曉。事實上，早在蒙恬之前，楚人就已能造筆，并用毛筆書寫了。從本世紀四十年代以來，湖北、湖南、安徽各地楚墓出土的竹簡、帛書、帛畫、漆器圖案，都是用毛筆書寫和描繪的。1954年長沙左家公山戰(zhàn)國中期楚墓出土了毛筆和竹片、鋼削刀、小竹筒，后三者顯然是和毛筆配套使用的。1957年信陽戰(zhàn)國中期楚墓出土了一件文具箱，內裝有毛筆和其他配套工具。由此可見，戰(zhàn)國后，楚人已廣泛使用毛筆了。
毛筆的使用，不僅使書寫范圍擴大(突破了原來甲骨文和銘文的局限性)、字數(shù)增多，而且在字體上亦有新的發(fā)展。當然，楚文字總體看與中原文字是一致的，但亦有自己的特色。如字體流利，或簡或繁，比較隨便，其字體結構、波勢挑法，已具有“古隸”的特點，后來秦隸、漢隸，正是在楚字與其他地區(qū)文字的基礎上吸收發(fā)展而成的。
楚地盛產(chǎn)竹，故楚人就地取材，對竹進行加工處理，成為人們書寫最簡便的材料，稱為竹簡。自本世紀五十年代初在長沙楚墓首批出土竹簡后，在湖南其他地區(qū)，以及河南、湖北各地也先后出土了大量的竹簡，其中尤以江陵、荊門出土的竹簡最多。大量竹簡的出土，對研究楚國與中國古代政治、經(jīng)濟、文化、軍事等方面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
早在1942年，在長沙東郊子彈庫楚墓中，就出土了一幅帛書。帛書共948字(缺94字)，有三篇，一為《四時》篇，二為《天象》篇，三為《月忌》篇李學勤《論楚帛書中的天象》(《湖南考古輯刊》1982年第1集)。
帛書，即為寫在絲綢品上的文字，是迄今為止所見的我國最古老的縑帛文字資料，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原品1945年流入美國，現(xiàn)國內所見的是帛書攝影件。
二、莊子思想
莊子(約前369-280年)，名周，宋國蒙(今河南商丘東北，一說今安徽蒙城)人，做過蒙地的管理漆園的小官。生活窮困潦倒，曾向監(jiān)河侯(官名)借糧度日。他本來是宋國人，因公元前286年(楚頃襄王十三年)齊滅宋后，齊與魏、楚三分其地，蒙地屬楚，故莊子為楚人。他往來于趙、魏各國間，與楚國關系較深，和楚威王、楚頃襄王都有往來。據(jù)《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載，楚威王聞其賢，派人請他任楚相(令尹)，莊子以“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為辭，堅決拒絕。
莊子著作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作，書名即稱《莊子》。據(jù)《漢書·藝文志》說，《莊子》一書有52篇，現(xiàn)存只有內篇7篇，外篇15篇，雜篇11篇，計33篇。一般認為內篇為莊子著，外篇、雜篇為莊子后學著。因唐玄宗尊莊子為南華真人，故《莊子》又稱《南華經(jīng)》。內容豐富多彩，文字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無論在哲學上或文學上，均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莊子繼承和發(fā)展了老子思想，故歷史上老莊并稱，道家思想又稱為老莊思想。
莊子的故國----宋國，與陳、鄭、蔡等國一樣，春秋后一直是晉、楚等大國爭奪的中間地帶，戰(zhàn)爭頻仍，人民經(jīng)受長期戰(zhàn)亂的禍害。公元前318年(宋君偃十一年)，宋君偃自稱為王，暴虐無道，諸侯皆曰“桀宋”，民眾又在國內飽受壓迫奴役之苦。莊子晚年，宋又亡國。莊子一生生活在如此多災多難的國度里，客觀的環(huán)境不可避免地給莊子思想鑄成深深的烙印。
在宇宙觀方面，莊子繼承和發(fā)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觀點，認為道是“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莊子·大宗師》。)的，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莫知其高，莫知其終”(同上。）這種超越感覺的道，卻是世界萬物的本源，“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同上)，否定了世界有神的主宰，具有泛神論的色彩。同時，莊子又進而認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我即道，道即我，道就成為主觀精神的東西。
莊子思想的可貴之處，是具有樸素的唯物自然觀和辯證法因素。他認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莊子·則陽》)，氣，即物質自然性，故其主觀精神的道，是與客觀自然的氣分不開的。莊子繼承和發(fā)展了春秋后否定天命觀的思想，認為“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氣”(《莊子·知北游》。)，死，亦為客觀自然的事，無君臣尊卑之別，這無異揭示了人的自然屬性，否定了權貴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觀事物都是變化的，“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莊子·秋水》。
客觀事物的變化，則是由于矛盾雙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莊子·則陽》。)]。莊子在認識到客觀事物的變化及其矛盾雙方作用的同時，又進一步認為對立的雙方是可以轉化的，“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莊子·知北游》。）]無疑的，這都是莊子繼承了老子樸素辯證法的積極一面，是老莊思想的精華所在。
但是，由于老子在肯定客觀事物矛盾對立而相互轉化的同時，卻忽略了矛盾轉化的條件和新舊質的區(qū)別，莊子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卻把樸素的辯證法進而引向了相對主義。他認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為??；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莊子·齊物論》。]，世界上沒有是非、善惡、美丑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雙方都自以為是，而以對方為非，實際上沒有絕對的是非。莊子的這種相對主義必然導向懷疑主義，如“莊子夢為蝴蝶”，不知是莊周夢為蝴蝶，抑或是蝴蝶夢為莊周，形象地反映了這種認識論的不可知論和懷疑論。莊子一生飽受戰(zhàn)亂之苦，無法擺脫冷酷無情的現(xiàn)實，故對一切均持懷疑態(tài)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國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現(xiàn)。莊子的相對主義，固屬唯心主義體系，但他覺察到了認識的相對性，指出了物質的不確定性，對后來唯物辯證法的進一步發(fā)展是有啟迪作用的。
與“道法自然”觀相聯(lián)系的，莊子發(fā)展了老子社會政治學說，要求回到“渾沌”世界去，即所謂“至德之世”。他說：“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異，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莊子·馬蹄》。)又說：“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莊子·至樂》。)可見莊子所向往的社會是沒有階級壓迫和戰(zhàn)爭禍害的大同之世，這在當時固屬幻想，但要求恢復“素樸”，即人的自然屬性，人人平等，沒有剝削和壓迫，在人類思想政治史上是有深遠影響的。當然，由于時代的局限性，莊子對這種“至德之世”不可能作出科學的說明，以致主張“絕圣棄知”、“掊斗折衡”，則是逃避現(xiàn)實的消極思想。
正是由于冷酷現(xiàn)實的無情，莊子在人生觀方面又集中體現(xiàn)在所謂“逍遙游”，追求精神上的絕對自由。他在《逍遙游》中說，大鵬的高飛，要有一定的條件，即“有待”，這不能算是絕對的自由；而要真正地達到自由，就要無條件的，即“無待”，這樣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變”，自由自在地遨游于無窮無盡的天地之間，從而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世界。能達到這樣“無待”的人，才算是“至人”、“神人”或“圣人”。莊子的這種“逍遙游”的人生觀，實質是企求擺脫現(xiàn)實煩惱的一種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極遁世思想，在當時社會現(xiàn)實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歸本自然，否定天命觀，擺脫人間的不平等，無疑為人的自我認識，提供了新的啟示。
莊子思想豐富多彩，不愧為我國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屈原思想
屈原的作品甚豐，據(jù)劉向、劉歆父子的核定和王逸的注本，計25篇，包括《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游》1篇、《卜居》1篇、《漁父》1篇。又《招魂》、《大招》2篇，近人也有以為是屈原所作。這些作品，不僅是不朽的詩篇，也同時飽含著屈原豐富的哲學、政治思想。但由于他所作楚辭的影響極其深遠，故其思想反而為后世所忽略。屈原的生活年代，正處于戰(zhàn)國中后期激烈的爭奪時期，故其思想與莊子一樣，亦鑄上了深刻的時代烙印。其一，屈原生活的楚懷、頃襄王兩代，正逢楚國由盛而衰的時期，國內矛盾重重，國外問題尖銳復雜，而國際形勢總的趨勢，則由大國紛爭的局面逐步走向統(tǒng)一，這一特定的環(huán)境，對一個有深邃目光和有遠大政治抱負的思想家來說，必須作出回答。其二，戰(zhàn)國時期逐漸形成的“百家爭鳴”局面，經(jīng)過長期的相互辯難和相互吸收的過程，在文化思想上亦漸呈融合與總結之勢，故屈原的思想紛呈異彩，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表現(xiàn)了其兼收并蓄、博大寬闊的胸懷。
屈原的哲學思想，基本承襲老莊，又兼采北宗稷下道家學說。我們知道，老子創(chuàng)道家學派之后，至戰(zhàn)國后已逐漸演化成南宗和北宗。南宗，即莊子哲學；北宗，即稷下道家，其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管子》中《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和《內業(yè)》等四篇。屈原的本體論就是兼采南、北宗的精氣說。氣化生萬物，即所謂“化不易氣”(《管子·內業(yè)》。)，這是道家氣一元論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因素的基本特征。但北宗又進一步提出精氣說，認為“精”也是“氣”，是“氣”的更微小的東西，精氣就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如《管子·內業(yè)》說：“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比耸怯伞熬?氣)和“形”(氣)相結合而產(chǎn)生的，可見這是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因素的。然而他們又強調“精也者，氣之精者也”，這種精氣又是精神，是人的素質，包括道德和智慧一類的內在美，即所謂“神”或“道”。屈原是一位詩人，并無專述精氣說，卻以文學的手段委婉地表達了這一觀點，顯得更加細膩貼切。如他在《離騷》中吟道：“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薄肮蚍篑乓躁愞o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翳/鳥-羽]兮，溘埃風余上征。”這種“內美”和“中正”(道德)，實際上就是精氣，它能使人離開塵世而上天。又如《遠游》一詩，對精氣說則作了更詳盡的發(fā)揮。作者一開始就說：“悲時俗之迫[阝卮]兮，愿輕舉而遠游。質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上浮”即“上征”，為什么不能上天云游，就是因為沒有“上浮”的“托乘”，即精氣。為什么沒有精氣?作者接著吟道：“遭沈濁而污穢兮，獨郁結其誰語!……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凄而增悲。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币皇恰霸馍驖岫鄯x”，精氣因“污穢”而不愿進來；二是內部原有的精氣，由于內心悲哀，“神倏忽而不反”，也都跑出去不復返了。怎么辦?只有“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即經(jīng)除污穢、凈悲哀、虛靜恬愉的修養(yǎng)，就能“時仿佛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從而復又”因氣變而遂曾舉兮”、“掩浮云而上征”了?？梢?，屈原的精氣說與稷下道家學說一樣，精氣并非抽象的精神實體，而是細微飄忽不定的物質實體。從這點看，是唯物的，但又是模糊的，不徹底的，往往為唯心主義哲學家所利用。不過，作為一個詩人，屈原運用其精氣說理論，開辟了浪漫主義創(chuàng)作的新途徑，在文學史上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則是有積極意義的。屈原在宇宙生成和天道觀方面，也以“問天”(王逸《楚辭章句》認為屈原《天問》就是“問天”之意，因“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的形式，問而不答，以不答為答，對遠古的神話傳說作出了理性的反思。他一口氣提出了170多個問題，涉及到天地萬物、人事代謝，無所不包，思想極其豐富。他大膽地懷疑和否認天命，公開質疑：“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閃爍著樸素的唯物觀的光芒。
從唯物的天道觀出發(fā)，屈原的歷史觀也充滿著唯物主義的精神。他譴責夏啟荒淫無道，“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楚辭·離騷》。）他指責周昭、穆王貪婪無度，不顧國事，“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huán)理天下，夫何索求”?他對楚國的歷史也作出了理性的反思，指出“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勛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楚辭·天問》。)?在一定程度上觸及到了楚國衰亡的要害。
作為一位思想家，屈原在社會政治等領域方面，更立足于現(xiàn)實，探索真理，閃現(xiàn)出特異的光彩。他所處的是各國爭相兼并、人民長期蒙受戰(zhàn)爭禍害而渴望和平的時代，故屈原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一樣，也熱烈希望結束戰(zhàn)爭、迎來大一統(tǒng)的局面。他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要求楚國的君主能像堯舜禹湯文武那樣，來完成一統(tǒng)寰宇的大業(yè)，“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辭·離騷》。）這正如司馬遷所評論的那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史記·屈原列傳》。)這種“世事”，就是以古喻今，希望由自己的祖國來統(tǒng)一各國。屈原的這一思想與愿望，是符合歷史發(fā)展趨勢的，表現(xiàn)了當時思想家所具有高度的歷史使命感。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屈原積極主張修明法度，舉賢授能，實現(xiàn)富國強兵。他在《離騷》中大量援引歷史典故，希望楚國君主能像堯舜禹文武那樣，任用賢能，公正無私，實行德政，以“茍得用此下土”，享有土地，治理天下。他以伊尹、彭咸等人自許，決心為實現(xiàn)這種“美政”而奮斗終生，即使不能實現(xiàn)，亦“將從彭咸之所居”，死而無悔。對外積極倡導聯(lián)齊抗秦，合縱以求自立圖強。他不避辛勞，風塵仆仆，往來于齊、楚間，為合縱抗秦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所以，屈原不僅是一位提出了“美政”方案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導乎先路”奮斗決心的實踐者。
屈原生活在“諸侯并爭，厚招游學”(《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時代，各國國君和權貴爭相招攬士人為自己效勞，故禮賢下士蔚然成風。自孔子起，及至后來的墨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都“待賈而沽”，奔走他國，為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奮斗。屈原則不同，他執(zhí)著地眷戀祖國，至死也不愿離開祖國一步。他在《離騷》、《哀郢》、《抽思》等篇中，熱烈地表達了念祖忠君愛國戀鄉(xiāng)之情，至今催人淚下。如：
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xiāng)。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離騷》)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發(fā)郢都而去閭兮，招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诚钠侄饕娰?，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B飛反故鄉(xiāng)兮，狐死必首丘。(《哀郢》)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至月與列星。愿徑逝而未得兮，魂識路之營營。(《抽思》)
更可貴的是，屈原的念祖忠君愛國戀鄉(xiāng)與恤民思想是密切相聯(lián)的，如“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哀郢》)“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應該指出，屈原的這種念祖忠君愛國戀鄉(xiāng)恤民之情，構成了我國古代愛國主義的基本內容，對我國人民傳統(tǒng)愛國主義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屈原不愧為我國古代愛國主義的偉大奠基者和光輝的典范。
屈原在處世態(tài)度上，也充滿了積極向上精神，表現(xiàn)出了敢于斗爭的高貴品質。他的諸如“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吾誼先君而后身兮，羌眾人之所仇”等名句，至今仍感人心懷，激勵人們不畏邪惡，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為真理而奮斗不息。屈原的這種積極處世態(tài)度，是他的樸素唯物觀與愛國愛民思想的直接表現(xiàn)，與道家的遁世思想、儒家的“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孟子·公孫丑》。)的態(tài)度是不同的，無疑是我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四、農(nóng)家許行思想
許行(約前390-215年間)，楚人，與孟子同時，是戰(zhàn)國時期農(nóng)家的代表人物。據(jù)《孟子·滕文公上》載，孟子在滕國時，許行偕弟子數(shù)十人亦自楚至滕。他與孟子不同，不求高官厚祿，只要求滕文公給一塊土地，從事耕種。滕文公允諾，許行于是與其徒數(shù)十人，穿著麻布衣服，靠打草鞋、編席子為生。儒家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陳辛自宋來到滕，“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梢娫S行倡導的農(nóng)家學說，在當時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其徒眾多，連儒家門徒也棄儒而改拜許行為師。
許行思想，主要見于《孟子·滕文公上》。它記載說：“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歹食]而治。今也滕有倉稟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yǎng)也，惡得賢?’”可見許行的社會政治思想是主張賢君要與民眾并耕而食，一天朝夕兩餐，要身體力行，為民辦事。像滕君那樣“倉稟府庫”，“厲民而自養(yǎng)”，靠殘酷剝削的手段壓榨人民，養(yǎng)肥自己，這樣的國君就算不上“賢君”，是人民所反對的。這是一種樸素的原始農(nóng)業(yè)思想，保存了遠古神農(nóng)氏學說的精神，故許行號稱為“有為神農(nóng)之言者”。
許行從代表貧苦農(nóng)民的利益和要求的立場出發(fā)，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提出以農(nóng)產(chǎn)品與手工業(yè)產(chǎn)品交換、實行“市賈不二”的原則。《孟子·滕文公上》記陳相語：“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二，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谷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憋@然，這是原始農(nóng)業(yè)時期實行以物易物的交換，要求絕對的合理，杜絕偽劣與欺詐。
時至戰(zhàn)國，作為楚國的思想家許行，仍倡導神農(nóng)之說，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歷史淵源和深刻的社會背景的。首先，炎、黃融合，神農(nóng)之說早在江漢流域流傳?！熬癫⒏?、“市賈不二”，歷來成為傳統(tǒng)德政和理想社會的準則而被廣泛地傳播和美化。特別是楚國先祖“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奮斗歷程，當給許行以深刻的印象，故其承繼神農(nóng)氏學說與傳統(tǒng)社會理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農(nóng)家學派產(chǎn)生在楚國，當然就非偶然。其次，楚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不待賈而足”(《史記·貨殖列傳》)，這又直接導致原始農(nóng)業(yè)思想的發(fā)展和理論化。同時，隨著兼并戰(zhàn)爭和階級分化的日趨激化，人們要求社會“均平”合理，反對剝削和壓迫，這又使許行農(nóng)家學說得以深入人心，為各地人民所向往。
許行農(nóng)家思想是當時一種平均思想，他的主張也只是一種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的，但他要求君民并耕、人人自食其力，與同時代儒家孟子所鼓吹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針鋒相對的，在中國思想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價值。許行的“市賈不二”雖也屬于不切實際的價格論，但卻是當時農(nóng)民對不法商人欺詐行為和苛刻盤剝的抗議，今天看來仍有它的積極性和合理性的一面。
五、吳起、荀子思想
吳起是戰(zhàn)國初期政治家、軍事家和法治代表人物。他逃奔到楚國后，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在楚國主持變法。公元前381年，因楚悼王病逝，吳起變法夭折，自己亦慘遭殺害。吳起在楚國時間雖然不長，卻對楚國情況了如指掌，故其變法措施是針對楚國國情的。他提出的“明法審令”、改革世襲制、分封制、打擊舊貴族，就是為了強化以國君為首的封建統(tǒng)治權威，其結果也就加速了封建化的進程。他深入指出楚國人少地多，命令權貴率族到邊境到廣大荒涼地區(qū)開荒生產(chǎn)，就是為了“以所不足，益所有余”，以發(fā)展社會生產(chǎn)，增強國家經(jīng)濟和軍事實力。他倡導“言不取茍合，行不取茍容，行義不顧毀譽”、“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就是在思想領域中向舊意識形態(tài)、舊習俗開火，以確立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統(tǒng)治地位。作為法家吳起，他的光輝的法家思想，最終在楚國政治變革實踐中得以完善，不能不刻上楚國思想的深刻烙印。
荀子(約前313-238年)，名況，字卿，趙國人。他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楚上蔡人李斯是他的學生。據(jù)《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荀子年五十始游學于齊，時約公元前263年左右?！妒酚洝ご荷昃袀鳌份d，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春申君黃歇以荀子為蘭陵令，自此則居楚國，直至病逝。因此，荀子在齊約八年，在楚則約近二十年，故其著述，主要是在楚國蘭陵完成的。
荀子歷游居趙、燕、秦、齊、楚諸國，故其閱歷廣泛，對南北各家思想均有批判吸收，開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正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指出的那樣：“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礻幾]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shù)萬言而卒?！边@種思想上的大吸收大融合，正是政治上由大國紛爭逐漸走向大一統(tǒng)的反映，表現(xiàn)出了一位大思想家政治敏銳性與思想成熟性的特質。荀子思想豐富，涉及到哲學、政治、經(jīng)濟等各個領域，成《荀子》一書，計33篇。在哲學上，他繼承和發(fā)展了我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批判了天命和鬼神述信學說，提出了著名的“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論斷，認為自然運行規(guī)律是客觀存在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命》。）在認識論上，強調“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認為客觀世界是可以認識的。在認識過程中，既強調感覺經(jīng)驗的重要性，又強調思維的重要作用，“形思而神往”(同上)，人能通過感官(“天官”)和大腦(心，亦即所謂“天君”)而認識世界。這樣，荀子既糾正了墨子片面強調感覺經(jīng)驗的作用，又批判了孟子強調“天君”認識事物的唯心主義認識論。在觀察人的自然性方面，荀子反對孟子的“性善論”，而提出了“性惡論”，即所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為了去惡從善，必須“師法之化，禮義之道”，論證了“師法”與“禮義”的重要性。荀子的人性論，強調了善惡之分、性偽之分，忽視了人的社會屬性，從這點看，則是唯心的。在政治上，荀子主張禮法兼冶、王霸并用，提出了“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強國》。)]的觀點。在接受前人經(jīng)驗方面，荀子與正統(tǒng)儒家、道家不同，明確提出“法后王”思想。當然，這種“法后王”仍然含有“復古”思想，但卻是實實在在的效法周文、武王與周公之道，與儒家的“言必稱堯舜”、道家的“小國寡民”乃至“渾沌”世界是不同的，是歷史進化論的思想，對后期法家韓非、李斯等有深刻的影響。荀子的政治思想，表現(xiàn)了新興地主階級生機勃勃、力求建立全國封建統(tǒng)治的強烈愿望。
在經(jīng)濟上，荀子繼承和發(fā)展了儒家的“富民”與“仁政”思想，要求封建統(tǒng)治者實行“平政愛民”政策，以發(fā)展社會生產(chǎn)力，鞏固封建統(tǒng)治。他認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聚[僉欠]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荀子·王制》。)，反對對農(nóng)民進行殘酷的剝削。他從“王者之法，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yǎng)萬民也”出發(fā)，主張“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流，以時禁發(fā)而不稅”、“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同上。)，利農(nóng)寬商，加強經(jīng)濟聯(lián)系與物資交流。他還奉勸“明主必謹養(yǎng)其和，節(jié)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荀子·王制》。)，即在任何時候都要實行“開源節(jié)流”政策，以保證封建國家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
六、科學技術
戰(zhàn)國時期，楚國科學技術得到廣泛的發(fā)展和應用。
楚人天文知法歷來淵博，戰(zhàn)國時期，則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人為了對日、月和五大行星(水金火木土)的運行及其位置作系統(tǒng)的觀測，將其附近恒星分為二十八片(區(qū))，稱之為二十八宿(星)。二十八宿體系的建立，是中國和其他世界文明古國天文學的重大發(fā)展(二十八宿體系，古印度、埃及和兩河流域國家亦有。其中以中國和印度出現(xiàn)較早。)。
二十八宿名稱，最早見于成書于戰(zhàn)國末的《品氏春秋·圜道》：“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薄秴问洗呵铩び惺肌窋⑹隽俗越侵凛F的二十八宿名稱：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牽牛、婺女、虛、危、營室、東壁、奎、婁、胃、昴、畢、觜?、參、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據(jù)《史記·天官書》和《漢書·天文志》載，創(chuàng)立二十八宿體系的，是戰(zhàn)國中期的甘公和石申(《史記·天官書》將甘公、石申夫與楚唐昧并列為“昔之傳天數(shù)者”，故可知為戰(zhàn)國中期人。）石申，魏人；甘公，楚人，或在楚國從事天文學研究的天文學家(《史記·天官書》、《后漢書·天文志》說甘公是齊人；《史記·正義》引梁阮孝緒《七錄》和《漢書·藝文志》說甘公是楚人；《史記·集解》引徐廣說甘公“本是魯人”。故可能原籍在魯，后游歷齊、楚，從事天文學研究。）1978年，湖北隨州曾侯乙墓(戰(zhàn)國早期)出土了一件漆箱，箱蓋上繪有二十八宿名稱和青龍、白虎圖案，可見楚國早在戰(zhàn)國初就創(chuàng)立了二十八宿體系，充分證明楚人從事天文學研究長盛不衰。漆箱二十八宿名稱與石申星名基本相同，與甘氏星名出入較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夏楚文化的異同及其融匯的趨勢。
據(jù)《周禮·考工記》和《史記·天官書》載，可知我國古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為東西南北四組，分別用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龜蛇)來表示，稱為“四象”。漆箱蓋東西兩側分別繪有青龍、白虎，這是四象中的東西二象，南北二象可能由于畫面的局限性，故未繪出。由此可知，二十八宿與四象的劃分是緊密相聯(lián)的，早在戰(zhàn)國初，楚國就廣泛流傳了。
漆箱二十八宿中央，寫有一個巨大的“斗”字，可見楚人重視對北斗星的觀測，以“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jié)度，定諸紀”(《史記·天官書》。）戰(zhàn)國末楚國道家[曷鳥]冠子指出：“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曷鳥冠子·環(huán)流》。)反映了楚人在天文學領域中的傳統(tǒng)成就。
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了一部《天文星象雜占》帛書，據(jù)研究，此帛書系戰(zhàn)國時楚人所著(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帛書畫有二十九幅名稱、形狀不同的彗星，是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關于詳細描繪彗星不同形狀的圖，無疑是一份極其珍貴的天文學研究資料。
《楚辭》的某些篇章，也留下了楚人有關天文學研究成就的記載。如屈原《天問》：“明明暗暗，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維焉系?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說宇宙陰陰暗暗，渾沌一片，陰陽二氣，化生而成。天如圓蓋，由八根柱子支撐著。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車，圓天為蓋?！笨梢姵说挠钪嬲?，是我國古代最早的“蓋天說”。又如《天問》：“羿焉[弓畢]日?烏焉解羽?”這里說的太陽有烏鴉，就是太陽出現(xiàn)的黑子現(xiàn)象。楚人積累起來的天文學知識是極其豐富的，詩人不過只是以藝術的手法反映出來罷了。
楚人數(shù)學在原有基礎上，戰(zhàn)國時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83年底1984年初，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初古墓出土了大批竹簡，其中重要內容為《算數(shù)書》。此外，還出土了算籌等重要文物(《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85年第1期)。據(jù)后德俊研究，墓主系楚人，漢初降漢，后“病免”在家，其《算數(shù)書》可能為楚人所撰，代表了楚國的數(shù)學水平(后德俊《楚國科學技術史稿》。）《算數(shù)書》是一部數(shù)學問題集，內容包括《分乘》、《增減》、《相乘》、《合分》等。其中《少廣》一節(jié)，與成書于兩漢間的《九章算術》(《九章算術》是西漢后數(shù)學研究的結晶，因它正式成書約于公元一世紀，故有的學者把它列為東漢初的數(shù)學著作。)的《少廣》標題相同，內容亦大體相似。故《算數(shù)書》部分內容為《九章算術》所收進，是早于《九章算術》的一部數(shù)學著作(《江陵張家山漢墓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我國古代醫(yī)藥學的發(fā)展是很早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一些醫(yī)方，均大體流行于戰(zhàn)國時期。其中出土的辛夷、花椒、杜衡、佩蘭等中草藥，在《楚辭》中亦有記載。出土的古尸(女)，手里緊握著兩個絹包，內裝有多種藥物，大多味辛溫。經(jīng)對古尸的病理檢查，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膽石病等疾病，故常服用此類藥物。該墓時間約在公元前160年前后，離楚亡時間不久，故其時醫(yī)藥學當是承襲楚人的。1975年，江陵紀南城內鳳凰山168號墓出土了一具西漢男尸，葬于公元前167年，比馬王堆女尸略早。同時出土的有竹葉椒、姜等藥物。經(jīng)解剖，死者生前患有膽結石、血吸蟲病等疾病，出土的中草藥，可能是生前服用過的此一類藥物。男尸出土時，皮膚肌肉等軟組織尚有彈性，牙齒齊全而牢固，尸體歷久不腐。其重要原因是內棺有約10萬毫升含流化汞等成分的棺液，出土時呈絳紅色。足見楚人既熟諳中草藥知識，又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化學藥物性能。此外，楚地由于氣候溫暖潮濕，楚人還喜愛佩帶裝有佩蘭、香草等藥物的香囊，枕睡裝有辛夷、茅香的枕頭，在室內用熏爐焚燒花椒等含有揮發(fā)油的香料，進行空氣消毒。這是楚地的傳統(tǒng)習俗，屈原在《楚辭·離騷》中就吟道：“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遍L沙楊家灣楚墓出土的陶熏爐、江陵雨臺山楚墓出土的青銅熏杯，就是用作熏香消毒的。至今在兩湖農(nóng)村和城鎮(zhèn)，每逢端午節(jié)，家家戶戶都要掛上菖蒲和艾葉，做成小香囊佩帶在孩子身上，以為避邪去穢、殺菌抗病。
七、文學藝術
戰(zhàn)國時期，楚國文學成就輝煌，主要表現(xiàn)在散文與詩歌。由于散文以《莊子》為代表，詩歌以屈原《離騷》及其他作品為代表，故兩家合謂，人稱“莊騷”(韓愈《昌黎集·進學解》：“下逮‘莊騷’，太史所錄。”陸游亦有“閉門猶得讀《莊》《騷》”詩句。）莊子作為一位博學的哲學家，不僅哲學、政治思想豐富多彩，而且文學藝術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關于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他崇尚自然，對“竊國者為諸侯”(《莊子·月去篋》。)不滿，主張“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天下》。)，以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即能順乎“道”，消除人間一切的罪惡現(xiàn)象。他強調“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莊子·庚桑楚》。，摒棄“人為”，贊美天然。他大聲疾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莊子·秋水》。)他借“庖丁解?！薄ⅰ敖蛉瞬僦邸钡裙适?，闡發(fā)了由“技”進入“道”、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進入“物化”境界，為后來文學藝術崇尚天然之美、創(chuàng)作應重意境等創(chuàng)作原則，奠定了思想基礎。
戰(zhàn)國時代諸子散文文辭生動，寫作技巧成熟，各具特色，而其中尤以《莊子》最為突出?！肚f子》一書，千奇百怪，“寓言十九”，變幻瑰瑋，敘事以明理。如為了說明凡事順其自然，追求“素樸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馬蹄》篇中以馬為例，說馬以蹄踐霜踏雪，舉足能奔跑跳躍，這是馬的本性。伯樂則力加馴化，削蹄燒烙，使馬慘遭禍患，死亡大半，這樣“殘生損性”，就是破壞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又如《徐無鬼》篇中，敘一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郢人鼻端之堊盡去而鼻不傷，宋元君聞之，要匠石也為自己試試，匠石說：“臣則嘗能斫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莊子以此說明自己失去了惠施，與匠石失去那位“郢人”一樣，知遇已不存在，就沒有交談的對象了，只能作抱憾終生、知音難遇之感。像這樣以寓言喻理的故事，比比皆是，無不逸趣橫生，耐人尋味不已。寓言既為喻理，所以它與譬喻手法是緊密相聯(lián)的。《莊子》一書，處處設譬，與寓言相映成趣，構成全書一大特色。如在《應帝王》中以“渾沌”喻純真的萬民，以“鑿竅”喻擾民的政舉。在《駢拇》中以鴨、鶴之腿長短不一，若接長或鋸短，均會令其痛苦，比喻凡事應順乎自然，切不可“殘生損性”。其他如《則陽》中以蝸角觸蠻喻諸侯爭戰(zhàn)、《養(yǎng)生主》中以庖丁解牛喻養(yǎng)生之道、《天道》中以輪扁斫輪喻讀書之法等等，都貼切生動，意趣無窮。
《莊子》在語言藝術上也有它的獨特風格，如卮言、重言、寓言(《莊子·寓言》。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說：“寓言是借敘外物以論本意，托他事以寓己言；重言是借古人之語以證本意，引長者之語以明己言；卮言是隨文生發(fā)以見本意，自然天成以衍己言?！辈⒂?，“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其言[氵光]洋自恣以適己”(《史記·老子莊子列傳》)，想像怪異奇特，描繪細致入微，虛虛實實，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在筆法上和《老子》一樣多用韻，使文章聲調鏗鏘，音韻和諧，充滿了詩歌味和節(jié)秦感。如《[月去]篋》：“故絕圣棄知，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zhí)煜轮シǎ袷伎膳c論議。”又如《天道》：“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qū)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逼渌纭跺羞b游》、《德充符》等篇，無不全篇押韻，錯落有致，一氣呵成，流暢生動。
《莊子》不僅是一部哲學著作，也同時是一部有鮮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筆變化多端，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對后世文學影響很大。魯迅說：“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tài)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魯迅全集》第8卷，第270頁。)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楚國的詩歌源遠流長，至戰(zhàn)國中后期，大詩人屈原在楚國詩歌的基礎上，與哲學思想一樣，融南北夷夏之交，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騷體詩歌----楚辭?！俺o”一名，秦漢間已出現(xiàn)，至劉向收屈原及其后學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集，從此，《楚辭》就成為楚國詩歌總集的名稱。東漢王逸為此作注，是迄今所見最早的楚辭注本----《楚辭章句》。由于《楚辭》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黃伯思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詩2400多字，是我國古典文學中最長的抒情詩。司馬遷說：“離騷者，猶離憂也?！?《史記·屈原列傳》。)班固解為遭憂，王逸解為別愁，說法雖不同，意思卻相通?！扒胖?，乃賦離騷”(《漢書·司馬遷傳》）?？梢姟峨x騷》大約是作者在楚懷王時期受讒被貶離郢都時所作。由于其時君昏臣奸，政治腐敗，國勢日頹，故詩人思前顧后，感慨萬分，一方面尖銳地抨擊了權貴的腐朽沒落和茍且偷安行為；另一方面又闡明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抱負，表達了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忠貞。全詩洋溢著詩人為崇高理想而奮斗的奉獻精神、真摯執(zhí)著的念祖愛國忠君戀鄉(xiāng)的愛國主義感情，也表現(xiàn)了不畏邪惡勢力、剛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峨x騷》在藝術上也具有獨特的風格，主要表現(xiàn)在采用夸張手法與比興手法，是積極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高度結合的杰作。由于它開創(chuàng)了楚辭創(chuàng)作的新途徑，奠定了楚辭的歷史地位，故后人稱楚辭為“騷”，稱屈原詩歌為“屈騷”。從此，“風騷”(屈原的《離騷》和《詩經(jīng)》中的《國風》，系我國古代的重要作品，故“風騷”并稱，代表《詩經(jīng)》和《楚辭》。并行，對后代文學影響深遠。
《九章》包括屈原的九篇詩歌，即《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其內容主要反映了作者兩次被放逐的經(jīng)歷、處境和苦悶悲憤的心情，表現(xiàn)了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和對腐朽沒落政治的極度痛恨。但題名非作者自定，而是后人輯錄在一起的?！毒耪隆返乃枷雰热菖c《離騷》相近，但其文筆則比較樸素，多運用白描手法，感情熾烈，多直抒胸臆，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此外，《遠游》、《卜居》、《漁父》亦表現(xiàn)了對祖國的無限眷戀之情和堅持真理、忠貞不屈之志。故其思想內容與《離騷》、《九章》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否為屈原作品，歷來多有疑問，一般以為是熟知屈原身世的楚人所作。
《天問》是屈原又一首長詩，計370多句、1500多字。這里的“天”，不單指自然界，也包括人類社會。故其所問，涉及自然現(xiàn)象、神話傳說、歷史與現(xiàn)實諸多方面，充分體現(xiàn)了楚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博大精深的特點。通篇詰問，但問而不答，基本上為四言詩，但間或有五、六、七字一句，參差錯落，跌宕有致。
《九歌》本是古代的樂曲，在楚國早已流傳。屈原所作的這組詩歌是借用這一曲名。王逸認為，《九歌》作于沆、湘之間，這一帶民俗信鬼神，喜祭祀，祭祀時必奏樂歌舞以娛樂鬼神，屈原放逐江南時仿這種祭歌形式創(chuàng)作而成(近來多有學者認為屈原作于放逐之前，以供祭祀之用。）《九歌》包括《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等十一篇。除末篇《禮魂》是送神曲外，其余每篇祭一神(聞一多、鄭振鐸等認為，首篇《東皇太一》為迎神曲。見黃壽棋、梅相生《楚辭全譯》注(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版)。
所祭鬼神，包括天神、 地祗和人鬼三類?！稘h書·地理志》說：“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惫是P下的《九歌》，是楚人崇尚巫術之風的直接反映，表現(xiàn)了楚國原始的巫術宗教活動長盛不衰。《九歌》想像豐富，語言精美，充滿浪漫氣息，具有極強的藝術魅力。
另外，《招魂》、《大招》兩篇 作者是誰，說法不一。前者，司馬遷歸為屈原作品，王逸則認為宋玉所作。所招之魂，說法亦不一，除說宋玉招屈原魂外，還有屈原招楚懷王魂和屈原招自己生魂兩說。后者，有說作者是屈原，亦有說作者是景差。
招魂是楚國巫術宗教活動的一種形式。《招魂》想像奇特，鋪張豐富，內容和形式結合得極其完美，是一篇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洞笳小芬彩钦谢暝~，所招之魂，有說是屈原招自己生魂，有說是景差招屈原之魂。其結構、寫法亦與《招魂》相似。
屈原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詩篇光彩照人，開辟了詩人從集體歌唱到個人創(chuàng)作的新時代。他獨辟蹊徑，兼收并蓄，吸收民間詩歌形式，創(chuàng)造了句法參差靈活的新體裁。他廣泛地吸收了民間豐富的神話傳說，發(fā)展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他承繼和發(fā)展了《詩經(jīng)》的比興手法，“寄情于物”、“托物以諷”，富有藝術感染力，所比之物也更具有美學價值。屈原無論從思想品格到創(chuàng)作方法，都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司馬遷說：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史記·屈原列傳》。)
李白在《江中吟》吟道：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魯迅在論及《詩經(jīng)》與《楚辭》時，稱后者：
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儒文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之，然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要》，見《魯迅全集》第9冊。)
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史記·屈原列傳》。)
宋玉，鄢(今湖北宜城)人，生卒年不詳，王逸說他是屈原的弟子。他深受屈原影響，是著名的楚辭作家，后人常以“屈宋”并稱。其作可信的是《九辯》(《漢書·藝文志》記載宋玉之賦十六篇，不可考?！豆盼脑贰份d有宋玉賦六篇，系偽作?！段倪x》載有宋玉作品五篇，亦有學者認為是后人假托之詞?，F(xiàn)在流傳下來的《九辯》，則公認為宋玉所作。
《九辯》模仿《離騷》而作，是一首自敘性的長篇抒情詩。該詩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涼。句法靈活自由，字數(shù)增加，加強了詩歌的節(jié)奏感。《九辯》的這一模仿《離騷》寫作，而又富有藝術創(chuàng)作特色，對后世文學亦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
唐勒、景差當也是屈原之后的楚辭作者。但他們生平不詳，作品也早已失傳了。前述《大招》一篇，是屈原作，抑或是景差作，王逸也說“疑不能明也”，作者是誰，難以確定。
荀子不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學家?！盾髯印芬粫摾硗笍兀瑢哟吻逦?，行文精煉，辭采繽紛，論點明確，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論說文。但作為一位文學家，其真正具有文學性質的作品則是《成相篇》和《賦篇》?！冻上嗥肥沁\用通俗文學形式來表達作者的政治見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間文學的營養(yǎng)，借助民間喜聞樂見的曲調來傳播政治主張，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嘗試?！顿x篇》則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以“賦”名篇的作品，成為后世賦體的直接源頭。荀子在楚國從事寫作，無疑廣泛地吸收楚國民歌的養(yǎng)料，這是荀子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大特色。篇末附《[亻危]詩》二首，頗似屈原辭賦中的格調，具有較高的藝術造詣，故荀子與屈原被譽為辭賦之祖。
戰(zhàn)國時期，楚國藝術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主要表現(xiàn)在音樂、舞蹈、繪畫與雕刻等方面。
據(jù)屈原《九歌》與《大招》等所載 ，楚國樂器種類齊全，有鐘、磬、鼓、瑟、竽、筆[竹/虎]]、排簫等。這些樂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戰(zhàn)國楚墓出土的樂器實物得到了印證。
鐘(編鐘)，出土完整的有三套，即湖北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一套計65件(戰(zhàn)國早期)、擂鼓墩2號墓出土一套計36件(戰(zhàn)國中期)和河南信陽長臺關出土一套計13件(戰(zhàn)國中期)。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是中外聞名的擂鼓墩1號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編鐘。
曾侯乙編鐘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B05A?外，其余均可供演奏。這64件，包括鈕鐘19件，甬鐘45件。鐘的截面為合瓦形，如同諸夏，但與古代歐洲、印度的鐘截面作正圓形不同。合瓦形鐘，銑邊有棱，對聲振動起著制約作用，聲音衰減較快，所以能編列成組，作為旋律樂器使用。歐洲和印度的鐘，聲音衰減較慢，僅能作節(jié)奏樂器使用。這是中國古代(包括楚國)的鐘的特點，至今仍為人們所欣賞。
鐘與鐘鈞附件及鐘架上，均有銘文，共2800多字。銘文記錄了曾、楚和華夏各國律名、階名、變化音名的相互對應關系。每件鐘都標有音階名，只要準確敲擊，便能發(fā)出與銘文相符的樂音。它以姑洗律為基調(相當現(xiàn)代國際上通用的C大調)，音域寬達五個半八度，中間三個半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演秦多種樂曲，音色優(yōu)美和諧，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個半音的樂器(《曾侯乙編鐘的復制研究》(湖北省博物館編，1984.9)。
磬(編磬)通常與編鐘并出，在曾、楚墓中均有出土，其中亦以擂鼓墩1號墓所出的一套為最好。原有32件，至今完好的只9件。編磬亦有銘文，現(xiàn)殘存的有600余字。鐘銘與磬銘內容相通，為研究先秦樂律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張正明《楚文化史》。）鼓，是楚國民間祀神所用的主要樂器。如屈原《九歌》所載，巫合著鼓點，邊歌邊舞，以娛樂鬼神。荀子《成相篇》包括三首歌，每首開場的第一句“請成相”，就是請準備打鼓而歌唱的意思。故“相”即鼓，“相如鼓，可以手拍之”(朱師轍《答杜國庠論〈成相篇〉很象鳳陽花鼓詞書》(見《杜國庠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三聯(lián)書店，1955年版)。
實際上，在王室和貴族家室中，鼓也是重要的樂器。現(xiàn)見于考古發(fā)掘資料，戰(zhàn)國時期各地楚墓出土的鼓很多，是繼鐘、磬之后最有特色的楚國樂器之一。鼓可分四類：懸鼓、手鼓、建鼓與鹿鼓(張正明《楚文化史》。）懸鼓中以虎座鳥(鳳)架最多，多見于江陵戰(zhàn)國楚墓中出土。它不僅是樂器，也同時是珍貴的藝術品。虎座立鳳，鼓懸兩鳳之間，鳳翹首昂望，虎匍伏在地，傾力負重，三者構成和諧的立體形象美。
瑟，春秋中晚期，湖北當陽、長沙等地楚墓中就有出土，戰(zhàn)國時期，江陵雨臺山、拍馬山和當陽、鄂城、長沙、擂鼓墩1號墓都有出土。有23弦、24弦、25弦的不一。
竽，長沙瀏城橋、江陵天星觀和擂鼓墩1號墓等均有出土。分別為10管、12管、14管、18管不等。
[竹/虎]，僅見于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2件，形狀似笛。
排簫(《九歌》中稱參差)，早在春秋初，河南光山黃君墓就出土了排簫，現(xiàn)見于戰(zhàn)國時排簫，是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2件，各有13管。
琴，楚人善操琴，《左傳》等有關古文獻均有記栽。見于戰(zhàn)國時考古發(fā)掘資料，有長沙五·郵3號墓出土的10弦琴1件，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5弦琴和10弦琴各1件。
另據(jù)《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載：“墨子見荊王，錦衣吹一笙，因也?！蹦颖緛砩袃€非樂，為投楚人所好，亦吹笙?！镀邍肌こ魳贰芬蛾R子》說：“楚笙冠中國?！背斢畜线@種樂器。
從上述可見，戰(zhàn)國時期，楚國既有打擊樂器(鐘、磬、鼓)，亦有吹奏樂器(竽、笙、[竹/虎]、排簫)和彈拔樂器(瑟、琴)等，可謂樂器齊全，洋洋大觀。今天湖北荊州博物館演出的“楚樂”，就是根據(jù)這些樂器，生動地顯示了古代楚國演奏的情況的。
楚國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所以在古代視樂為“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風移俗易”(《史記·樂書)。的氣氛中，楚國音樂亦表現(xiàn)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點?！段倪x·宋玉對楚王問》載：“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shù)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shù)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shù)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shù)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薄断吕锇腿恕樊敒槌?、巴人雜居地區(qū)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們演唱起來，簡直是載歌載舞，場面十分熱鬧。其余歌曲，由于難度較大，人們能演唱的也逐漸減少。這一記載，非常真實地反映了楚國這一音樂之邦，在音樂發(fā)展中，允許夷夏并存，雅俗共賞，從一個側面，展現(xiàn)了楚人的開闊胸懷和融夷夏為一體的開放精神。
楚國舞蹈源遠流長，見于《楚辭》等有關篇章和考古發(fā)掘資料，戰(zhàn)國時期，楚國舞蹈的發(fā)展情況更加明晰可見。首先，由于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在民間早已流行的巫舞，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精神生活的豐富，更具藝術特色。屈原筆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動地反映了巫舞的各個方面。如在樂器伴秦上，前已指出，就有鐘、磬、鼓、竽、瑟、參差(排簫)、[竹/虎]]等多種，其中尤以鼓為主。如《九歌·禮魂》：“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說祭祀大典臨終時，鼓兒齊敲，頻頻舞蹈，情猶未了。鼓雖很突出，但在舞蹈中，鼓與其他樂器是同時敲擊與彈秦的，如《九歌·東君》：“[纟互]瑟兮交鼓，蕭鐘兮瑤 。鳴[竹/虎]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女夸]?！★w兮翠曾，展詩兮會舞?！睋苌獡艄?，鳴[竹/虎]吹竽，鐘聲不斷，“靈”(裝扮神靈的巫)就在眾多樂器伴奏下，翩翩起舞。又如《九歌·東皇太一》：“揚[木包]兮[扌附]鼓，疏緩節(jié)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逡艏娰夥睍?，君欣欣兮樂康?！惫穆曧?，竽瑟齊鳴，各種音調交匯。這里說的“五音”，即周制舊傳的我國古代五聲音階中的五個音級?？梢娒耖g巫舞是很講究樂器伴奏的，舞蹈的氣氛熱烈和諧，場面十分熱鬧。此外，巫舞除了講究音樂美外，還注重舞蹈者本身的裝扮。如《九歌》中有關篇章都記載了男覡女巫們整臉修容，身著華麗服裝，手執(zhí)鮮花，全身散發(fā)出經(jīng)沐浴后的芳香，場面既熱鬧又高雅的情況。在舞姿上，講究曲線律動之美，如《東皇太一》的“靈偃蹇兮姣服”、《云中君》的“靈連[足卷]兮既留”、《大司命》的“靈衣兮被被”等都反映了這種優(yōu)美舞姿的特點?！百儒俊保孳]起舞，輕盈而自若；“連[足卷]”，曲折波動，若云行回環(huán)狀；“衣兮被被”，舞者的衣服如被風吹的那樣，徐徐飄動，可見巫舞在人神交接的氛圍中，若神若人，飄忽不定，顯現(xiàn)了舞姿的典雅與優(yōu)美。其次，民間巫舞既是楚國舞蹈的源頭，所以楚國宮廷樂舞也充滿了民間舞蹈的氣息。在奴隸主專制下，樂舞作為一種程式化了的藝術，它同禮一樣，是受到嚴格限制的。春秋戰(zhàn)國間，隨著禮壞樂崩局面的出現(xiàn)，宮廷樂舞一方面向下擴展，另一方面又吸收民間樂舞，這樣，楚國樂舞就很難劃清民間樂舞和宮廷樂舞的區(qū)別了?，F(xiàn)在見到能反映楚國宮廷樂舞的，一般認為是《楚辭》中《招魂》與《大招》兩篇。從這兩篇看，楚國宮廷樂舞不同于民間樂舞的主要表現(xiàn)在場面要大得多，當然也就要豪華得多。如《招魂》所寫：“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fā)揚荷些。”“被衣服纖，麗而不奇些。長發(fā)曼[髟/前]，艷陸離些?！薄绑纳駮?，[扌真]鳴鼓些。宮廷震驚，發(fā)激楚些?！薄洞笳小匪鶎懀骸岸私游?，投詩舞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绷硗猓捎陔S著各國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國宮廷樂舞中也廣泛地吸收或引進了各國各地的樂舞，成為楚國樂舞的一大特點。如《招魂》所寫：“二八齊容，趙鄭舞些。”“吳[俞欠]蔡謳，奏大品些?！薄班嵭l(wèi)妖玩，來雜陳些?！薄洞笳小匪鶎懀骸按噜嵭l(wèi)，鳴竽張只。”各國各地樂舞同時表演，竟到了“四上競飛，極聲變只”(《大招》)的地步。盡管宮廷樂舞的規(guī)模超過民間巫舞，但它所具有巫舞的內容與舞蹈形式則是基本相同的。再次，無論是民間的巫舞或宮廷樂舞，它都特別講究舞蹈者線條美、律動美。如《招魂》、《大招》多處說到“[女夸]容修態(tài)”、“長發(fā)曼[髟/前]”、“豐肉嫩骨”、“容則秀雅”、“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長袖拂面”、“豐肉微骨，體便娟只”，可見楚人是追求修長細腰之美的，否則舞蹈起來，是不可能達到“偃蹇”、“連[足卷]”的效果的。關于這一點，從所見楚墓出土的文物亦可得到證實。如江陵望山2號墓出土的女俑，發(fā)髻垂肩，面容秀麗，腰細而系帶(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江陵武昌義地6號墓出土的男俑，身材修長，眉清目秀江陵文物局《湖北江陵武昌義地楚墓》(《文物》，1989年第3期)。故從體形看，男女并無區(qū)別，都講究人的體形美。另從著名的《人物龍鳳帛畫》、《人物御龍帛畫》這兩幅帛畫，前者1949年2月出土于長沙陳家大山楚墓，后者1973年5月出土于長沙子彈庫1號楚墓。兩墓均為戰(zhàn)國中期。)看，也是如此。前者所繪一貴婦人寬袖細腰，長裙曳地；后者所繪一男子身材修長，博袍佩劍。1941年在長沙黃土嶺戰(zhàn)國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繪人物漆奩，共繪有11個舞女，其中二人長袖細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靜坐小憩，或一旁觀賞，1人挽袖揮鞭，似在指揮，也全都長衣曳地，面清目秀，體態(tài)輕盈。這件漆奩生動地展現(xiàn)了楚國集體舞蹈的場面，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入戰(zhàn)國后，楚國的繪畫有很大的發(fā)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畫、壁畫與漆畫等。
前面提及的《人物龍鳳帛畫》和《人物御龍帛畫》，是迄今所見我國古代最早的兩幅帛畫，是“早期國畫的雙璧”(張正明《楚文化史》。)《人物龍鳳帛畫》，長31厘米，寬22.5厘米。畫中一婦人側立，高髻細腰，寬袖長裙，雍容富貴，合掌作祈禱狀。婦人頭上，左前畫有一鳳，作飛翔狀；鳳對面畫有一龍，作騰升狀。對此畫，研究者甚多，故其立意，說法不一(郭沫若主婦人祈禱和平說，見《文史論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熊傳新認為是有關宓妃神話傳說的寫照，見《江漢論壇》(1981年第1期)；張正明認為龍鳳呈爭斗之狀，似有祈求善而美的鳳戰(zhàn)勝惡而丑的龍，保護墓主在冥府平安生活之意，見《楚文化史》。此外，還有其他說法。）《人物御龍帛畫》，長37.5厘米，寬28厘米。正中畫一男子，側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長劍，立于巨龍之背。龍昂首卷尾，宛如龍舟。龍左腹下畫有一條鯉魚，龍尾畫有一立鳥(似鶴)。男人頭上方還畫有華蓋一重。人、龍、魚均向左，以示前進方向，連華蓋上的纓絡也迎鳳飄動。整個畫面呈行進狀，充滿了動感。其立意，有的以為表示主人公在冥府仍可象在人世一樣逸樂(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有的則考證為主人公因水而死，其身份為巫劉信芳《關于子彈庫楚帛畫的幾個問題》(《楚文藝論集》，湖北美術出版社出版，1991年12月版)。此外，還有其他不同的解釋。
這兩幅帛畫，基本上運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則略施彩色。畫面布局精當，比例準確。線條流暢，想像豐富，表現(xiàn)了楚藝術譎怪莫測的獨特風格。
另外，江陵馬山1號墓亦出過一幅帛畫，因內容無法辨認，故很少為人提及(湖北荊州博物館《江陵馬山1號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58年)。
楚國的壁畫，歷來以王逸《楚辭章句·天問》為據(jù)。王逸認為，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瑋譎詭，及古圣賢怪物行事”，故屈原《天問》中所問之事，當見于壁畫。江陵天星觀1號墓槨室的橫隔板上，繪有畫。另11幅彩繪壁畫，所繪為菱形、田字和云紋等幾何形紋樣，墓主為邸陽君(湖北荊州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由此可見，王逸說的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有壁畫，當是可信的。
楚國漆器業(yè)發(fā)達，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繪畫，成為我國古代獨特的藝術珍品棗漆畫。見于考古發(fā)掘資料，各地楚墓出土的漆畫很多，如1941年長沙黃土嶺出土了彩繪車馬人物花紋漆奩、1952年長沙顏家?guī)X出土了繪有圖案的漆奩、1957年信陽長臺關出土了繪有狩獵場面的漆瑟、1978年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繪有二十八宿圖案的漆箱和繪有人、物的鴛鴦形盒等。特別令人注目的是，1987年荊門包山2號墓出土的繪有眾多的人、物的漆奩，堪稱楚漆畫中的奇葩，在我國古代繪畫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這幅漆畫，長87.4厘米、高5.2厘米，繪有26個人、4輛馬車、10匹馬、2頭豬、1條狗、7只雁和5棵柳樹。以黑漆為底色，兼采紅、黃、褐、綠諸色，運用線勾平涂等手法，使眾多的人、物組成一幅色彩富麗、和諧別致、生動活潑的富有立體感和動感的組合性畫面。其內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如有“金秋郊游圖”、“春游圖”或“王孫親迎圖”、“出行·迎賓圖”等各種說法(參見郭德維《楚藝術人物形象特點試探》(《楚文藝論集》)。)
春秋末至戰(zhàn)國后，楚文字數(shù)量多，書寫流暢，與毛筆的創(chuàng)制使用是分不開的。西晉崔豹《古今注》說：“秦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得稱于時。蒙恬造筆，即秦筆耳?！薄懊商裨旃P”故事流傳至今，無人不曉。事實上，早在蒙恬之前，楚人就已能造筆，并用毛筆書寫了。從本世紀四十年代以來，湖北、湖南、安徽各地楚墓出土的竹簡、帛書、帛畫、漆器圖案，都是用毛筆書寫和描繪的。1954年長沙左家公山戰(zhàn)國中期楚墓出土了毛筆和竹片、鋼削刀、小竹筒，后三者顯然是和毛筆配套使用的。1957年信陽戰(zhàn)國中期楚墓出土了一件文具箱，內裝有毛筆和其他配套工具。由此可見，戰(zhàn)國后，楚人已廣泛使用毛筆了。
毛筆的使用，不僅使書寫范圍擴大(突破了原來甲骨文和銘文的局限性)、字數(shù)增多，而且在字體上亦有新的發(fā)展。當然，楚文字總體看與中原文字是一致的，但亦有自己的特色。如字體流利，或簡或繁，比較隨便，其字體結構、波勢挑法，已具有“古隸”的特點，后來秦隸、漢隸，正是在楚字與其他地區(qū)文字的基礎上吸收發(fā)展而成的。
楚地盛產(chǎn)竹，故楚人就地取材，對竹進行加工處理，成為人們書寫最簡便的材料，稱為竹簡。自本世紀五十年代初在長沙楚墓首批出土竹簡后，在湖南其他地區(qū)，以及河南、湖北各地也先后出土了大量的竹簡，其中尤以江陵、荊門出土的竹簡最多。大量竹簡的出土，對研究楚國與中國古代政治、經(jīng)濟、文化、軍事等方面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
早在1942年，在長沙東郊子彈庫楚墓中，就出土了一幅帛書。帛書共948字(缺94字)，有三篇，一為《四時》篇，二為《天象》篇，三為《月忌》篇李學勤《論楚帛書中的天象》(《湖南考古輯刊》1982年第1集)。
帛書，即為寫在絲綢品上的文字，是迄今為止所見的我國最古老的縑帛文字資料，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原品1945年流入美國，現(xiàn)國內所見的是帛書攝影件。
二、莊子思想
莊子(約前369-280年)，名周，宋國蒙(今河南商丘東北，一說今安徽蒙城)人，做過蒙地的管理漆園的小官。生活窮困潦倒，曾向監(jiān)河侯(官名)借糧度日。他本來是宋國人，因公元前286年(楚頃襄王十三年)齊滅宋后，齊與魏、楚三分其地，蒙地屬楚，故莊子為楚人。他往來于趙、魏各國間，與楚國關系較深，和楚威王、楚頃襄王都有往來。據(jù)《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載，楚威王聞其賢，派人請他任楚相(令尹)，莊子以“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為辭，堅決拒絕。
莊子著作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作，書名即稱《莊子》。據(jù)《漢書·藝文志》說，《莊子》一書有52篇，現(xiàn)存只有內篇7篇，外篇15篇，雜篇11篇，計33篇。一般認為內篇為莊子著，外篇、雜篇為莊子后學著。因唐玄宗尊莊子為南華真人，故《莊子》又稱《南華經(jīng)》。內容豐富多彩，文字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無論在哲學上或文學上，均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莊子繼承和發(fā)展了老子思想，故歷史上老莊并稱，道家思想又稱為老莊思想。
莊子的故國----宋國，與陳、鄭、蔡等國一樣，春秋后一直是晉、楚等大國爭奪的中間地帶，戰(zhàn)爭頻仍，人民經(jīng)受長期戰(zhàn)亂的禍害。公元前318年(宋君偃十一年)，宋君偃自稱為王，暴虐無道，諸侯皆曰“桀宋”，民眾又在國內飽受壓迫奴役之苦。莊子晚年，宋又亡國。莊子一生生活在如此多災多難的國度里，客觀的環(huán)境不可避免地給莊子思想鑄成深深的烙印。
在宇宙觀方面，莊子繼承和發(fā)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觀點，認為道是“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莊子·大宗師》。)的，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莫知其高，莫知其終”(同上。）這種超越感覺的道，卻是世界萬物的本源，“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同上)，否定了世界有神的主宰，具有泛神論的色彩。同時，莊子又進而認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我即道，道即我，道就成為主觀精神的東西。
莊子思想的可貴之處，是具有樸素的唯物自然觀和辯證法因素。他認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莊子·則陽》)，氣，即物質自然性，故其主觀精神的道，是與客觀自然的氣分不開的。莊子繼承和發(fā)展了春秋后否定天命觀的思想，認為“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氣”(《莊子·知北游》。)，死，亦為客觀自然的事，無君臣尊卑之別，這無異揭示了人的自然屬性，否定了權貴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觀事物都是變化的，“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莊子·秋水》。
客觀事物的變化，則是由于矛盾雙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莊子·則陽》。)]。莊子在認識到客觀事物的變化及其矛盾雙方作用的同時，又進一步認為對立的雙方是可以轉化的，“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莊子·知北游》。）]無疑的，這都是莊子繼承了老子樸素辯證法的積極一面，是老莊思想的精華所在。
但是，由于老子在肯定客觀事物矛盾對立而相互轉化的同時，卻忽略了矛盾轉化的條件和新舊質的區(qū)別，莊子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卻把樸素的辯證法進而引向了相對主義。他認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為??；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莊子·齊物論》。]，世界上沒有是非、善惡、美丑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雙方都自以為是，而以對方為非，實際上沒有絕對的是非。莊子的這種相對主義必然導向懷疑主義，如“莊子夢為蝴蝶”，不知是莊周夢為蝴蝶，抑或是蝴蝶夢為莊周，形象地反映了這種認識論的不可知論和懷疑論。莊子一生飽受戰(zhàn)亂之苦，無法擺脫冷酷無情的現(xiàn)實，故對一切均持懷疑態(tài)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國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現(xiàn)。莊子的相對主義，固屬唯心主義體系，但他覺察到了認識的相對性，指出了物質的不確定性，對后來唯物辯證法的進一步發(fā)展是有啟迪作用的。
與“道法自然”觀相聯(lián)系的，莊子發(fā)展了老子社會政治學說，要求回到“渾沌”世界去，即所謂“至德之世”。他說：“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異，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莊子·馬蹄》。)又說：“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莊子·至樂》。)可見莊子所向往的社會是沒有階級壓迫和戰(zhàn)爭禍害的大同之世，這在當時固屬幻想，但要求恢復“素樸”，即人的自然屬性，人人平等，沒有剝削和壓迫，在人類思想政治史上是有深遠影響的。當然，由于時代的局限性，莊子對這種“至德之世”不可能作出科學的說明，以致主張“絕圣棄知”、“掊斗折衡”，則是逃避現(xiàn)實的消極思想。
正是由于冷酷現(xiàn)實的無情，莊子在人生觀方面又集中體現(xiàn)在所謂“逍遙游”，追求精神上的絕對自由。他在《逍遙游》中說，大鵬的高飛，要有一定的條件，即“有待”，這不能算是絕對的自由；而要真正地達到自由，就要無條件的，即“無待”，這樣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變”，自由自在地遨游于無窮無盡的天地之間，從而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世界。能達到這樣“無待”的人，才算是“至人”、“神人”或“圣人”。莊子的這種“逍遙游”的人生觀，實質是企求擺脫現(xiàn)實煩惱的一種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極遁世思想，在當時社會現(xiàn)實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歸本自然，否定天命觀，擺脫人間的不平等，無疑為人的自我認識，提供了新的啟示。
莊子思想豐富多彩，不愧為我國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屈原思想
屈原的作品甚豐，據(jù)劉向、劉歆父子的核定和王逸的注本，計25篇，包括《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游》1篇、《卜居》1篇、《漁父》1篇。又《招魂》、《大招》2篇，近人也有以為是屈原所作。這些作品，不僅是不朽的詩篇，也同時飽含著屈原豐富的哲學、政治思想。但由于他所作楚辭的影響極其深遠，故其思想反而為后世所忽略。屈原的生活年代，正處于戰(zhàn)國中后期激烈的爭奪時期，故其思想與莊子一樣，亦鑄上了深刻的時代烙印。其一，屈原生活的楚懷、頃襄王兩代，正逢楚國由盛而衰的時期，國內矛盾重重，國外問題尖銳復雜，而國際形勢總的趨勢，則由大國紛爭的局面逐步走向統(tǒng)一，這一特定的環(huán)境，對一個有深邃目光和有遠大政治抱負的思想家來說，必須作出回答。其二，戰(zhàn)國時期逐漸形成的“百家爭鳴”局面，經(jīng)過長期的相互辯難和相互吸收的過程，在文化思想上亦漸呈融合與總結之勢，故屈原的思想紛呈異彩，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表現(xiàn)了其兼收并蓄、博大寬闊的胸懷。
屈原的哲學思想，基本承襲老莊，又兼采北宗稷下道家學說。我們知道，老子創(chuàng)道家學派之后，至戰(zhàn)國后已逐漸演化成南宗和北宗。南宗，即莊子哲學；北宗，即稷下道家，其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管子》中《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和《內業(yè)》等四篇。屈原的本體論就是兼采南、北宗的精氣說。氣化生萬物，即所謂“化不易氣”(《管子·內業(yè)》。)，這是道家氣一元論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因素的基本特征。但北宗又進一步提出精氣說，認為“精”也是“氣”，是“氣”的更微小的東西，精氣就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如《管子·內業(yè)》說：“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比耸怯伞熬?氣)和“形”(氣)相結合而產(chǎn)生的，可見這是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因素的。然而他們又強調“精也者，氣之精者也”，這種精氣又是精神，是人的素質，包括道德和智慧一類的內在美，即所謂“神”或“道”。屈原是一位詩人，并無專述精氣說，卻以文學的手段委婉地表達了這一觀點，顯得更加細膩貼切。如他在《離騷》中吟道：“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薄肮蚍篑乓躁愞o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翳/鳥-羽]兮，溘埃風余上征。”這種“內美”和“中正”(道德)，實際上就是精氣，它能使人離開塵世而上天。又如《遠游》一詩，對精氣說則作了更詳盡的發(fā)揮。作者一開始就說：“悲時俗之迫[阝卮]兮，愿輕舉而遠游。質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上浮”即“上征”，為什么不能上天云游，就是因為沒有“上浮”的“托乘”，即精氣。為什么沒有精氣?作者接著吟道：“遭沈濁而污穢兮，獨郁結其誰語!……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凄而增悲。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币皇恰霸馍驖岫鄯x”，精氣因“污穢”而不愿進來；二是內部原有的精氣，由于內心悲哀，“神倏忽而不反”，也都跑出去不復返了。怎么辦?只有“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即經(jīng)除污穢、凈悲哀、虛靜恬愉的修養(yǎng)，就能“時仿佛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從而復又”因氣變而遂曾舉兮”、“掩浮云而上征”了?？梢?，屈原的精氣說與稷下道家學說一樣，精氣并非抽象的精神實體，而是細微飄忽不定的物質實體。從這點看，是唯物的，但又是模糊的，不徹底的，往往為唯心主義哲學家所利用。不過，作為一個詩人，屈原運用其精氣說理論，開辟了浪漫主義創(chuàng)作的新途徑，在文學史上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則是有積極意義的。屈原在宇宙生成和天道觀方面，也以“問天”(王逸《楚辭章句》認為屈原《天問》就是“問天”之意，因“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的形式，問而不答，以不答為答，對遠古的神話傳說作出了理性的反思。他一口氣提出了170多個問題，涉及到天地萬物、人事代謝，無所不包，思想極其豐富。他大膽地懷疑和否認天命，公開質疑：“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閃爍著樸素的唯物觀的光芒。
從唯物的天道觀出發(fā)，屈原的歷史觀也充滿著唯物主義的精神。他譴責夏啟荒淫無道，“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楚辭·離騷》。）他指責周昭、穆王貪婪無度，不顧國事，“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huán)理天下，夫何索求”?他對楚國的歷史也作出了理性的反思，指出“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勛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楚辭·天問》。)?在一定程度上觸及到了楚國衰亡的要害。
作為一位思想家，屈原在社會政治等領域方面，更立足于現(xiàn)實，探索真理，閃現(xiàn)出特異的光彩。他所處的是各國爭相兼并、人民長期蒙受戰(zhàn)爭禍害而渴望和平的時代，故屈原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一樣，也熱烈希望結束戰(zhàn)爭、迎來大一統(tǒng)的局面。他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要求楚國的君主能像堯舜禹湯文武那樣，來完成一統(tǒng)寰宇的大業(yè)，“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辭·離騷》。）這正如司馬遷所評論的那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史記·屈原列傳》。)這種“世事”，就是以古喻今，希望由自己的祖國來統(tǒng)一各國。屈原的這一思想與愿望，是符合歷史發(fā)展趨勢的，表現(xiàn)了當時思想家所具有高度的歷史使命感。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屈原積極主張修明法度，舉賢授能，實現(xiàn)富國強兵。他在《離騷》中大量援引歷史典故，希望楚國君主能像堯舜禹文武那樣，任用賢能，公正無私，實行德政，以“茍得用此下土”，享有土地，治理天下。他以伊尹、彭咸等人自許，決心為實現(xiàn)這種“美政”而奮斗終生，即使不能實現(xiàn)，亦“將從彭咸之所居”，死而無悔。對外積極倡導聯(lián)齊抗秦，合縱以求自立圖強。他不避辛勞，風塵仆仆，往來于齊、楚間，為合縱抗秦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所以，屈原不僅是一位提出了“美政”方案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導乎先路”奮斗決心的實踐者。
屈原生活在“諸侯并爭，厚招游學”(《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時代，各國國君和權貴爭相招攬士人為自己效勞，故禮賢下士蔚然成風。自孔子起，及至后來的墨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都“待賈而沽”，奔走他國，為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奮斗。屈原則不同，他執(zhí)著地眷戀祖國，至死也不愿離開祖國一步。他在《離騷》、《哀郢》、《抽思》等篇中，熱烈地表達了念祖忠君愛國戀鄉(xiāng)之情，至今催人淚下。如：
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xiāng)。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離騷》)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發(fā)郢都而去閭兮，招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诚钠侄饕娰?，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B飛反故鄉(xiāng)兮，狐死必首丘。(《哀郢》)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至月與列星。愿徑逝而未得兮，魂識路之營營。(《抽思》)
更可貴的是，屈原的念祖忠君愛國戀鄉(xiāng)與恤民思想是密切相聯(lián)的，如“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哀郢》)“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應該指出，屈原的這種念祖忠君愛國戀鄉(xiāng)恤民之情，構成了我國古代愛國主義的基本內容，對我國人民傳統(tǒng)愛國主義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屈原不愧為我國古代愛國主義的偉大奠基者和光輝的典范。
屈原在處世態(tài)度上，也充滿了積極向上精神，表現(xiàn)出了敢于斗爭的高貴品質。他的諸如“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吾誼先君而后身兮，羌眾人之所仇”等名句，至今仍感人心懷，激勵人們不畏邪惡，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為真理而奮斗不息。屈原的這種積極處世態(tài)度，是他的樸素唯物觀與愛國愛民思想的直接表現(xiàn)，與道家的遁世思想、儒家的“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孟子·公孫丑》。)的態(tài)度是不同的，無疑是我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四、農(nóng)家許行思想
許行(約前390-215年間)，楚人，與孟子同時，是戰(zhàn)國時期農(nóng)家的代表人物。據(jù)《孟子·滕文公上》載，孟子在滕國時，許行偕弟子數(shù)十人亦自楚至滕。他與孟子不同，不求高官厚祿，只要求滕文公給一塊土地，從事耕種。滕文公允諾，許行于是與其徒數(shù)十人，穿著麻布衣服，靠打草鞋、編席子為生。儒家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陳辛自宋來到滕，“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梢娫S行倡導的農(nóng)家學說，在當時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其徒眾多，連儒家門徒也棄儒而改拜許行為師。
許行思想，主要見于《孟子·滕文公上》。它記載說：“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歹食]而治。今也滕有倉稟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yǎng)也，惡得賢?’”可見許行的社會政治思想是主張賢君要與民眾并耕而食，一天朝夕兩餐，要身體力行，為民辦事。像滕君那樣“倉稟府庫”，“厲民而自養(yǎng)”，靠殘酷剝削的手段壓榨人民，養(yǎng)肥自己，這樣的國君就算不上“賢君”，是人民所反對的。這是一種樸素的原始農(nóng)業(yè)思想，保存了遠古神農(nóng)氏學說的精神，故許行號稱為“有為神農(nóng)之言者”。
許行從代表貧苦農(nóng)民的利益和要求的立場出發(fā)，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提出以農(nóng)產(chǎn)品與手工業(yè)產(chǎn)品交換、實行“市賈不二”的原則。《孟子·滕文公上》記陳相語：“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二，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谷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憋@然，這是原始農(nóng)業(yè)時期實行以物易物的交換，要求絕對的合理，杜絕偽劣與欺詐。
時至戰(zhàn)國，作為楚國的思想家許行，仍倡導神農(nóng)之說，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歷史淵源和深刻的社會背景的。首先，炎、黃融合，神農(nóng)之說早在江漢流域流傳?！熬癫⒏?、“市賈不二”，歷來成為傳統(tǒng)德政和理想社會的準則而被廣泛地傳播和美化。特別是楚國先祖“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奮斗歷程，當給許行以深刻的印象，故其承繼神農(nóng)氏學說與傳統(tǒng)社會理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農(nóng)家學派產(chǎn)生在楚國，當然就非偶然。其次，楚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不待賈而足”(《史記·貨殖列傳》)，這又直接導致原始農(nóng)業(yè)思想的發(fā)展和理論化。同時，隨著兼并戰(zhàn)爭和階級分化的日趨激化，人們要求社會“均平”合理，反對剝削和壓迫，這又使許行農(nóng)家學說得以深入人心，為各地人民所向往。
許行農(nóng)家思想是當時一種平均思想，他的主張也只是一種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的，但他要求君民并耕、人人自食其力，與同時代儒家孟子所鼓吹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針鋒相對的，在中國思想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價值。許行的“市賈不二”雖也屬于不切實際的價格論，但卻是當時農(nóng)民對不法商人欺詐行為和苛刻盤剝的抗議，今天看來仍有它的積極性和合理性的一面。
五、吳起、荀子思想
吳起是戰(zhàn)國初期政治家、軍事家和法治代表人物。他逃奔到楚國后，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在楚國主持變法。公元前381年，因楚悼王病逝，吳起變法夭折，自己亦慘遭殺害。吳起在楚國時間雖然不長，卻對楚國情況了如指掌，故其變法措施是針對楚國國情的。他提出的“明法審令”、改革世襲制、分封制、打擊舊貴族，就是為了強化以國君為首的封建統(tǒng)治權威，其結果也就加速了封建化的進程。他深入指出楚國人少地多，命令權貴率族到邊境到廣大荒涼地區(qū)開荒生產(chǎn)，就是為了“以所不足，益所有余”，以發(fā)展社會生產(chǎn)，增強國家經(jīng)濟和軍事實力。他倡導“言不取茍合，行不取茍容，行義不顧毀譽”、“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就是在思想領域中向舊意識形態(tài)、舊習俗開火，以確立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統(tǒng)治地位。作為法家吳起，他的光輝的法家思想，最終在楚國政治變革實踐中得以完善，不能不刻上楚國思想的深刻烙印。
荀子(約前313-238年)，名況，字卿，趙國人。他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楚上蔡人李斯是他的學生。據(jù)《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荀子年五十始游學于齊，時約公元前263年左右?！妒酚洝ご荷昃袀鳌份d，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春申君黃歇以荀子為蘭陵令，自此則居楚國，直至病逝。因此，荀子在齊約八年，在楚則約近二十年，故其著述，主要是在楚國蘭陵完成的。
荀子歷游居趙、燕、秦、齊、楚諸國，故其閱歷廣泛，對南北各家思想均有批判吸收，開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正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指出的那樣：“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礻幾]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shù)萬言而卒?！边@種思想上的大吸收大融合，正是政治上由大國紛爭逐漸走向大一統(tǒng)的反映，表現(xiàn)出了一位大思想家政治敏銳性與思想成熟性的特質。荀子思想豐富，涉及到哲學、政治、經(jīng)濟等各個領域，成《荀子》一書，計33篇。在哲學上，他繼承和發(fā)展了我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批判了天命和鬼神述信學說，提出了著名的“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論斷，認為自然運行規(guī)律是客觀存在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命》。）在認識論上，強調“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認為客觀世界是可以認識的。在認識過程中，既強調感覺經(jīng)驗的重要性，又強調思維的重要作用，“形思而神往”(同上)，人能通過感官(“天官”)和大腦(心，亦即所謂“天君”)而認識世界。這樣，荀子既糾正了墨子片面強調感覺經(jīng)驗的作用，又批判了孟子強調“天君”認識事物的唯心主義認識論。在觀察人的自然性方面，荀子反對孟子的“性善論”，而提出了“性惡論”，即所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為了去惡從善，必須“師法之化，禮義之道”，論證了“師法”與“禮義”的重要性。荀子的人性論，強調了善惡之分、性偽之分，忽視了人的社會屬性，從這點看，則是唯心的。在政治上，荀子主張禮法兼冶、王霸并用，提出了“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強國》。)]的觀點。在接受前人經(jīng)驗方面，荀子與正統(tǒng)儒家、道家不同，明確提出“法后王”思想。當然，這種“法后王”仍然含有“復古”思想，但卻是實實在在的效法周文、武王與周公之道，與儒家的“言必稱堯舜”、道家的“小國寡民”乃至“渾沌”世界是不同的，是歷史進化論的思想，對后期法家韓非、李斯等有深刻的影響。荀子的政治思想，表現(xiàn)了新興地主階級生機勃勃、力求建立全國封建統(tǒng)治的強烈愿望。
在經(jīng)濟上，荀子繼承和發(fā)展了儒家的“富民”與“仁政”思想，要求封建統(tǒng)治者實行“平政愛民”政策，以發(fā)展社會生產(chǎn)力，鞏固封建統(tǒng)治。他認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聚[僉欠]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荀子·王制》。)，反對對農(nóng)民進行殘酷的剝削。他從“王者之法，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yǎng)萬民也”出發(fā)，主張“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流，以時禁發(fā)而不稅”、“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同上。)，利農(nóng)寬商，加強經(jīng)濟聯(lián)系與物資交流。他還奉勸“明主必謹養(yǎng)其和，節(jié)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荀子·王制》。)，即在任何時候都要實行“開源節(jié)流”政策，以保證封建國家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
六、科學技術
戰(zhàn)國時期，楚國科學技術得到廣泛的發(fā)展和應用。
楚人天文知法歷來淵博，戰(zhàn)國時期，則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人為了對日、月和五大行星(水金火木土)的運行及其位置作系統(tǒng)的觀測，將其附近恒星分為二十八片(區(qū))，稱之為二十八宿(星)。二十八宿體系的建立，是中國和其他世界文明古國天文學的重大發(fā)展(二十八宿體系，古印度、埃及和兩河流域國家亦有。其中以中國和印度出現(xiàn)較早。)。
二十八宿名稱，最早見于成書于戰(zhàn)國末的《品氏春秋·圜道》：“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薄秴问洗呵铩び惺肌窋⑹隽俗越侵凛F的二十八宿名稱：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牽牛、婺女、虛、危、營室、東壁、奎、婁、胃、昴、畢、觜?、參、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據(jù)《史記·天官書》和《漢書·天文志》載，創(chuàng)立二十八宿體系的，是戰(zhàn)國中期的甘公和石申(《史記·天官書》將甘公、石申夫與楚唐昧并列為“昔之傳天數(shù)者”，故可知為戰(zhàn)國中期人。）石申，魏人；甘公，楚人，或在楚國從事天文學研究的天文學家(《史記·天官書》、《后漢書·天文志》說甘公是齊人；《史記·正義》引梁阮孝緒《七錄》和《漢書·藝文志》說甘公是楚人；《史記·集解》引徐廣說甘公“本是魯人”。故可能原籍在魯，后游歷齊、楚，從事天文學研究。）1978年，湖北隨州曾侯乙墓(戰(zhàn)國早期)出土了一件漆箱，箱蓋上繪有二十八宿名稱和青龍、白虎圖案，可見楚國早在戰(zhàn)國初就創(chuàng)立了二十八宿體系，充分證明楚人從事天文學研究長盛不衰。漆箱二十八宿名稱與石申星名基本相同，與甘氏星名出入較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夏楚文化的異同及其融匯的趨勢。
據(jù)《周禮·考工記》和《史記·天官書》載，可知我國古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為東西南北四組，分別用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龜蛇)來表示，稱為“四象”。漆箱蓋東西兩側分別繪有青龍、白虎，這是四象中的東西二象，南北二象可能由于畫面的局限性，故未繪出。由此可知，二十八宿與四象的劃分是緊密相聯(lián)的，早在戰(zhàn)國初，楚國就廣泛流傳了。
漆箱二十八宿中央，寫有一個巨大的“斗”字，可見楚人重視對北斗星的觀測，以“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jié)度，定諸紀”(《史記·天官書》。）戰(zhàn)國末楚國道家[曷鳥]冠子指出：“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曷鳥冠子·環(huán)流》。)反映了楚人在天文學領域中的傳統(tǒng)成就。
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了一部《天文星象雜占》帛書，據(jù)研究，此帛書系戰(zhàn)國時楚人所著(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帛書畫有二十九幅名稱、形狀不同的彗星，是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關于詳細描繪彗星不同形狀的圖，無疑是一份極其珍貴的天文學研究資料。
《楚辭》的某些篇章，也留下了楚人有關天文學研究成就的記載。如屈原《天問》：“明明暗暗，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維焉系?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說宇宙陰陰暗暗，渾沌一片，陰陽二氣，化生而成。天如圓蓋，由八根柱子支撐著。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車，圓天為蓋?！笨梢姵说挠钪嬲?，是我國古代最早的“蓋天說”。又如《天問》：“羿焉[弓畢]日?烏焉解羽?”這里說的太陽有烏鴉，就是太陽出現(xiàn)的黑子現(xiàn)象。楚人積累起來的天文學知識是極其豐富的，詩人不過只是以藝術的手法反映出來罷了。
楚人數(shù)學在原有基礎上，戰(zhàn)國時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83年底1984年初，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初古墓出土了大批竹簡，其中重要內容為《算數(shù)書》。此外，還出土了算籌等重要文物(《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85年第1期)。據(jù)后德俊研究，墓主系楚人，漢初降漢，后“病免”在家，其《算數(shù)書》可能為楚人所撰，代表了楚國的數(shù)學水平(后德俊《楚國科學技術史稿》。）《算數(shù)書》是一部數(shù)學問題集，內容包括《分乘》、《增減》、《相乘》、《合分》等。其中《少廣》一節(jié)，與成書于兩漢間的《九章算術》(《九章算術》是西漢后數(shù)學研究的結晶，因它正式成書約于公元一世紀，故有的學者把它列為東漢初的數(shù)學著作。)的《少廣》標題相同，內容亦大體相似。故《算數(shù)書》部分內容為《九章算術》所收進，是早于《九章算術》的一部數(shù)學著作(《江陵張家山漢墓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我國古代醫(yī)藥學的發(fā)展是很早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一些醫(yī)方，均大體流行于戰(zhàn)國時期。其中出土的辛夷、花椒、杜衡、佩蘭等中草藥，在《楚辭》中亦有記載。出土的古尸(女)，手里緊握著兩個絹包，內裝有多種藥物，大多味辛溫。經(jīng)對古尸的病理檢查，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膽石病等疾病，故常服用此類藥物。該墓時間約在公元前160年前后，離楚亡時間不久，故其時醫(yī)藥學當是承襲楚人的。1975年，江陵紀南城內鳳凰山168號墓出土了一具西漢男尸，葬于公元前167年，比馬王堆女尸略早。同時出土的有竹葉椒、姜等藥物。經(jīng)解剖，死者生前患有膽結石、血吸蟲病等疾病，出土的中草藥，可能是生前服用過的此一類藥物。男尸出土時，皮膚肌肉等軟組織尚有彈性，牙齒齊全而牢固，尸體歷久不腐。其重要原因是內棺有約10萬毫升含流化汞等成分的棺液，出土時呈絳紅色。足見楚人既熟諳中草藥知識，又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化學藥物性能。此外，楚地由于氣候溫暖潮濕，楚人還喜愛佩帶裝有佩蘭、香草等藥物的香囊，枕睡裝有辛夷、茅香的枕頭，在室內用熏爐焚燒花椒等含有揮發(fā)油的香料，進行空氣消毒。這是楚地的傳統(tǒng)習俗，屈原在《楚辭·離騷》中就吟道：“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遍L沙楊家灣楚墓出土的陶熏爐、江陵雨臺山楚墓出土的青銅熏杯，就是用作熏香消毒的。至今在兩湖農(nóng)村和城鎮(zhèn)，每逢端午節(jié)，家家戶戶都要掛上菖蒲和艾葉，做成小香囊佩帶在孩子身上，以為避邪去穢、殺菌抗病。
七、文學藝術
戰(zhàn)國時期，楚國文學成就輝煌，主要表現(xiàn)在散文與詩歌。由于散文以《莊子》為代表，詩歌以屈原《離騷》及其他作品為代表，故兩家合謂，人稱“莊騷”(韓愈《昌黎集·進學解》：“下逮‘莊騷’，太史所錄。”陸游亦有“閉門猶得讀《莊》《騷》”詩句。）莊子作為一位博學的哲學家，不僅哲學、政治思想豐富多彩，而且文學藝術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關于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他崇尚自然，對“竊國者為諸侯”(《莊子·月去篋》。)不滿，主張“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天下》。)，以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即能順乎“道”，消除人間一切的罪惡現(xiàn)象。他強調“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莊子·庚桑楚》。，摒棄“人為”，贊美天然。他大聲疾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莊子·秋水》。)他借“庖丁解?！薄ⅰ敖蛉瞬僦邸钡裙适?，闡發(fā)了由“技”進入“道”、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進入“物化”境界，為后來文學藝術崇尚天然之美、創(chuàng)作應重意境等創(chuàng)作原則，奠定了思想基礎。
戰(zhàn)國時代諸子散文文辭生動，寫作技巧成熟，各具特色，而其中尤以《莊子》最為突出?！肚f子》一書，千奇百怪，“寓言十九”，變幻瑰瑋，敘事以明理。如為了說明凡事順其自然，追求“素樸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馬蹄》篇中以馬為例，說馬以蹄踐霜踏雪，舉足能奔跑跳躍，這是馬的本性。伯樂則力加馴化，削蹄燒烙，使馬慘遭禍患，死亡大半，這樣“殘生損性”，就是破壞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又如《徐無鬼》篇中，敘一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郢人鼻端之堊盡去而鼻不傷，宋元君聞之，要匠石也為自己試試，匠石說：“臣則嘗能斫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莊子以此說明自己失去了惠施，與匠石失去那位“郢人”一樣，知遇已不存在，就沒有交談的對象了，只能作抱憾終生、知音難遇之感。像這樣以寓言喻理的故事，比比皆是，無不逸趣橫生，耐人尋味不已。寓言既為喻理，所以它與譬喻手法是緊密相聯(lián)的。《莊子》一書，處處設譬，與寓言相映成趣，構成全書一大特色。如在《應帝王》中以“渾沌”喻純真的萬民，以“鑿竅”喻擾民的政舉。在《駢拇》中以鴨、鶴之腿長短不一，若接長或鋸短，均會令其痛苦，比喻凡事應順乎自然，切不可“殘生損性”。其他如《則陽》中以蝸角觸蠻喻諸侯爭戰(zhàn)、《養(yǎng)生主》中以庖丁解牛喻養(yǎng)生之道、《天道》中以輪扁斫輪喻讀書之法等等，都貼切生動，意趣無窮。
《莊子》在語言藝術上也有它的獨特風格，如卮言、重言、寓言(《莊子·寓言》。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說：“寓言是借敘外物以論本意，托他事以寓己言；重言是借古人之語以證本意，引長者之語以明己言；卮言是隨文生發(fā)以見本意，自然天成以衍己言?！辈⒂?，“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其言[氵光]洋自恣以適己”(《史記·老子莊子列傳》)，想像怪異奇特，描繪細致入微，虛虛實實，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在筆法上和《老子》一樣多用韻，使文章聲調鏗鏘，音韻和諧，充滿了詩歌味和節(jié)秦感。如《[月去]篋》：“故絕圣棄知，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zhí)煜轮シǎ袷伎膳c論議。”又如《天道》：“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qū)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逼渌纭跺羞b游》、《德充符》等篇，無不全篇押韻，錯落有致，一氣呵成，流暢生動。
《莊子》不僅是一部哲學著作，也同時是一部有鮮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筆變化多端，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對后世文學影響很大。魯迅說：“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tài)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魯迅全集》第8卷，第270頁。)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楚國的詩歌源遠流長，至戰(zhàn)國中后期，大詩人屈原在楚國詩歌的基礎上，與哲學思想一樣，融南北夷夏之交，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騷體詩歌----楚辭?！俺o”一名，秦漢間已出現(xiàn)，至劉向收屈原及其后學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集，從此，《楚辭》就成為楚國詩歌總集的名稱。東漢王逸為此作注，是迄今所見最早的楚辭注本----《楚辭章句》。由于《楚辭》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黃伯思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詩2400多字，是我國古典文學中最長的抒情詩。司馬遷說：“離騷者，猶離憂也?！?《史記·屈原列傳》。)班固解為遭憂，王逸解為別愁，說法雖不同，意思卻相通?！扒胖?，乃賦離騷”(《漢書·司馬遷傳》）?？梢姟峨x騷》大約是作者在楚懷王時期受讒被貶離郢都時所作。由于其時君昏臣奸，政治腐敗，國勢日頹，故詩人思前顧后，感慨萬分，一方面尖銳地抨擊了權貴的腐朽沒落和茍且偷安行為；另一方面又闡明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抱負，表達了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忠貞。全詩洋溢著詩人為崇高理想而奮斗的奉獻精神、真摯執(zhí)著的念祖愛國忠君戀鄉(xiāng)的愛國主義感情，也表現(xiàn)了不畏邪惡勢力、剛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峨x騷》在藝術上也具有獨特的風格，主要表現(xiàn)在采用夸張手法與比興手法，是積極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高度結合的杰作。由于它開創(chuàng)了楚辭創(chuàng)作的新途徑，奠定了楚辭的歷史地位，故后人稱楚辭為“騷”，稱屈原詩歌為“屈騷”。從此，“風騷”(屈原的《離騷》和《詩經(jīng)》中的《國風》，系我國古代的重要作品，故“風騷”并稱，代表《詩經(jīng)》和《楚辭》。并行，對后代文學影響深遠。
《九章》包括屈原的九篇詩歌，即《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其內容主要反映了作者兩次被放逐的經(jīng)歷、處境和苦悶悲憤的心情，表現(xiàn)了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和對腐朽沒落政治的極度痛恨。但題名非作者自定，而是后人輯錄在一起的?！毒耪隆返乃枷雰热菖c《離騷》相近，但其文筆則比較樸素，多運用白描手法，感情熾烈，多直抒胸臆，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此外，《遠游》、《卜居》、《漁父》亦表現(xiàn)了對祖國的無限眷戀之情和堅持真理、忠貞不屈之志。故其思想內容與《離騷》、《九章》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否為屈原作品，歷來多有疑問，一般以為是熟知屈原身世的楚人所作。
《天問》是屈原又一首長詩，計370多句、1500多字。這里的“天”，不單指自然界，也包括人類社會。故其所問，涉及自然現(xiàn)象、神話傳說、歷史與現(xiàn)實諸多方面，充分體現(xiàn)了楚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博大精深的特點。通篇詰問，但問而不答，基本上為四言詩，但間或有五、六、七字一句，參差錯落，跌宕有致。
《九歌》本是古代的樂曲，在楚國早已流傳。屈原所作的這組詩歌是借用這一曲名。王逸認為，《九歌》作于沆、湘之間，這一帶民俗信鬼神，喜祭祀，祭祀時必奏樂歌舞以娛樂鬼神，屈原放逐江南時仿這種祭歌形式創(chuàng)作而成(近來多有學者認為屈原作于放逐之前，以供祭祀之用。）《九歌》包括《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等十一篇。除末篇《禮魂》是送神曲外，其余每篇祭一神(聞一多、鄭振鐸等認為，首篇《東皇太一》為迎神曲。見黃壽棋、梅相生《楚辭全譯》注(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版)。
所祭鬼神，包括天神、 地祗和人鬼三類?！稘h書·地理志》說：“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惫是P下的《九歌》，是楚人崇尚巫術之風的直接反映，表現(xiàn)了楚國原始的巫術宗教活動長盛不衰。《九歌》想像豐富，語言精美，充滿浪漫氣息，具有極強的藝術魅力。
另外，《招魂》、《大招》兩篇 作者是誰，說法不一。前者，司馬遷歸為屈原作品，王逸則認為宋玉所作。所招之魂，說法亦不一，除說宋玉招屈原魂外，還有屈原招楚懷王魂和屈原招自己生魂兩說。后者，有說作者是屈原，亦有說作者是景差。
招魂是楚國巫術宗教活動的一種形式。《招魂》想像奇特，鋪張豐富，內容和形式結合得極其完美，是一篇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洞笳小芬彩钦谢暝~，所招之魂，有說是屈原招自己生魂，有說是景差招屈原之魂。其結構、寫法亦與《招魂》相似。
屈原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詩篇光彩照人，開辟了詩人從集體歌唱到個人創(chuàng)作的新時代。他獨辟蹊徑，兼收并蓄，吸收民間詩歌形式，創(chuàng)造了句法參差靈活的新體裁。他廣泛地吸收了民間豐富的神話傳說，發(fā)展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他承繼和發(fā)展了《詩經(jīng)》的比興手法，“寄情于物”、“托物以諷”，富有藝術感染力，所比之物也更具有美學價值。屈原無論從思想品格到創(chuàng)作方法，都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司馬遷說：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史記·屈原列傳》。)
李白在《江中吟》吟道：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魯迅在論及《詩經(jīng)》與《楚辭》時，稱后者：
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儒文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之，然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要》，見《魯迅全集》第9冊。)
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史記·屈原列傳》。)
宋玉，鄢(今湖北宜城)人，生卒年不詳，王逸說他是屈原的弟子。他深受屈原影響，是著名的楚辭作家，后人常以“屈宋”并稱。其作可信的是《九辯》(《漢書·藝文志》記載宋玉之賦十六篇，不可考?！豆盼脑贰份d有宋玉賦六篇，系偽作?！段倪x》載有宋玉作品五篇，亦有學者認為是后人假托之詞?，F(xiàn)在流傳下來的《九辯》，則公認為宋玉所作。
《九辯》模仿《離騷》而作，是一首自敘性的長篇抒情詩。該詩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涼。句法靈活自由，字數(shù)增加，加強了詩歌的節(jié)奏感。《九辯》的這一模仿《離騷》寫作，而又富有藝術創(chuàng)作特色，對后世文學亦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
唐勒、景差當也是屈原之后的楚辭作者。但他們生平不詳，作品也早已失傳了。前述《大招》一篇，是屈原作，抑或是景差作，王逸也說“疑不能明也”，作者是誰，難以確定。
荀子不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學家?！盾髯印芬粫摾硗笍兀瑢哟吻逦?，行文精煉，辭采繽紛，論點明確，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論說文。但作為一位文學家，其真正具有文學性質的作品則是《成相篇》和《賦篇》?！冻上嗥肥沁\用通俗文學形式來表達作者的政治見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間文學的營養(yǎng)，借助民間喜聞樂見的曲調來傳播政治主張，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嘗試?！顿x篇》則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以“賦”名篇的作品，成為后世賦體的直接源頭。荀子在楚國從事寫作，無疑廣泛地吸收楚國民歌的養(yǎng)料，這是荀子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大特色。篇末附《[亻危]詩》二首，頗似屈原辭賦中的格調，具有較高的藝術造詣，故荀子與屈原被譽為辭賦之祖。
戰(zhàn)國時期，楚國藝術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主要表現(xiàn)在音樂、舞蹈、繪畫與雕刻等方面。
據(jù)屈原《九歌》與《大招》等所載 ，楚國樂器種類齊全，有鐘、磬、鼓、瑟、竽、筆[竹/虎]]、排簫等。這些樂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戰(zhàn)國楚墓出土的樂器實物得到了印證。
鐘(編鐘)，出土完整的有三套，即湖北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一套計65件(戰(zhàn)國早期)、擂鼓墩2號墓出土一套計36件(戰(zhàn)國中期)和河南信陽長臺關出土一套計13件(戰(zhàn)國中期)。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是中外聞名的擂鼓墩1號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編鐘。
曾侯乙編鐘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B05A?外，其余均可供演奏。這64件，包括鈕鐘19件，甬鐘45件。鐘的截面為合瓦形，如同諸夏，但與古代歐洲、印度的鐘截面作正圓形不同。合瓦形鐘，銑邊有棱，對聲振動起著制約作用，聲音衰減較快，所以能編列成組，作為旋律樂器使用。歐洲和印度的鐘，聲音衰減較慢，僅能作節(jié)奏樂器使用。這是中國古代(包括楚國)的鐘的特點，至今仍為人們所欣賞。
鐘與鐘鈞附件及鐘架上，均有銘文，共2800多字。銘文記錄了曾、楚和華夏各國律名、階名、變化音名的相互對應關系。每件鐘都標有音階名，只要準確敲擊，便能發(fā)出與銘文相符的樂音。它以姑洗律為基調(相當現(xiàn)代國際上通用的C大調)，音域寬達五個半八度，中間三個半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演秦多種樂曲，音色優(yōu)美和諧，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個半音的樂器(《曾侯乙編鐘的復制研究》(湖北省博物館編，1984.9)。
磬(編磬)通常與編鐘并出，在曾、楚墓中均有出土，其中亦以擂鼓墩1號墓所出的一套為最好。原有32件，至今完好的只9件。編磬亦有銘文，現(xiàn)殘存的有600余字。鐘銘與磬銘內容相通，為研究先秦樂律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張正明《楚文化史》。）鼓，是楚國民間祀神所用的主要樂器。如屈原《九歌》所載，巫合著鼓點，邊歌邊舞，以娛樂鬼神。荀子《成相篇》包括三首歌，每首開場的第一句“請成相”，就是請準備打鼓而歌唱的意思。故“相”即鼓，“相如鼓，可以手拍之”(朱師轍《答杜國庠論〈成相篇〉很象鳳陽花鼓詞書》(見《杜國庠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三聯(lián)書店，1955年版)。
實際上，在王室和貴族家室中，鼓也是重要的樂器。現(xiàn)見于考古發(fā)掘資料，戰(zhàn)國時期各地楚墓出土的鼓很多，是繼鐘、磬之后最有特色的楚國樂器之一。鼓可分四類：懸鼓、手鼓、建鼓與鹿鼓(張正明《楚文化史》。）懸鼓中以虎座鳥(鳳)架最多，多見于江陵戰(zhàn)國楚墓中出土。它不僅是樂器，也同時是珍貴的藝術品。虎座立鳳，鼓懸兩鳳之間，鳳翹首昂望，虎匍伏在地，傾力負重，三者構成和諧的立體形象美。
瑟，春秋中晚期，湖北當陽、長沙等地楚墓中就有出土，戰(zhàn)國時期，江陵雨臺山、拍馬山和當陽、鄂城、長沙、擂鼓墩1號墓都有出土。有23弦、24弦、25弦的不一。
竽，長沙瀏城橋、江陵天星觀和擂鼓墩1號墓等均有出土。分別為10管、12管、14管、18管不等。
[竹/虎]，僅見于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2件，形狀似笛。
排簫(《九歌》中稱參差)，早在春秋初，河南光山黃君墓就出土了排簫，現(xiàn)見于戰(zhàn)國時排簫，是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2件，各有13管。
琴，楚人善操琴，《左傳》等有關古文獻均有記栽。見于戰(zhàn)國時考古發(fā)掘資料，有長沙五·郵3號墓出土的10弦琴1件，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5弦琴和10弦琴各1件。
另據(jù)《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載：“墨子見荊王，錦衣吹一笙，因也?！蹦颖緛砩袃€非樂，為投楚人所好，亦吹笙?！镀邍肌こ魳贰芬蛾R子》說：“楚笙冠中國?！背斢畜线@種樂器。
從上述可見，戰(zhàn)國時期，楚國既有打擊樂器(鐘、磬、鼓)，亦有吹奏樂器(竽、笙、[竹/虎]、排簫)和彈拔樂器(瑟、琴)等，可謂樂器齊全，洋洋大觀。今天湖北荊州博物館演出的“楚樂”，就是根據(jù)這些樂器，生動地顯示了古代楚國演奏的情況的。
楚國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所以在古代視樂為“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風移俗易”(《史記·樂書)。的氣氛中，楚國音樂亦表現(xiàn)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點?！段倪x·宋玉對楚王問》載：“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shù)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shù)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shù)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shù)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薄断吕锇腿恕樊敒槌?、巴人雜居地區(qū)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們演唱起來，簡直是載歌載舞，場面十分熱鬧。其余歌曲，由于難度較大，人們能演唱的也逐漸減少。這一記載，非常真實地反映了楚國這一音樂之邦，在音樂發(fā)展中，允許夷夏并存，雅俗共賞，從一個側面，展現(xiàn)了楚人的開闊胸懷和融夷夏為一體的開放精神。
楚國舞蹈源遠流長，見于《楚辭》等有關篇章和考古發(fā)掘資料，戰(zhàn)國時期，楚國舞蹈的發(fā)展情況更加明晰可見。首先，由于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在民間早已流行的巫舞，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精神生活的豐富，更具藝術特色。屈原筆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動地反映了巫舞的各個方面。如在樂器伴秦上，前已指出，就有鐘、磬、鼓、竽、瑟、參差(排簫)、[竹/虎]]等多種，其中尤以鼓為主。如《九歌·禮魂》：“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說祭祀大典臨終時，鼓兒齊敲，頻頻舞蹈，情猶未了。鼓雖很突出，但在舞蹈中，鼓與其他樂器是同時敲擊與彈秦的，如《九歌·東君》：“[纟互]瑟兮交鼓，蕭鐘兮瑤 。鳴[竹/虎]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女夸]?！★w兮翠曾，展詩兮會舞?！睋苌獡艄?，鳴[竹/虎]吹竽，鐘聲不斷，“靈”(裝扮神靈的巫)就在眾多樂器伴奏下，翩翩起舞。又如《九歌·東皇太一》：“揚[木包]兮[扌附]鼓，疏緩節(jié)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逡艏娰夥睍?，君欣欣兮樂康?！惫穆曧?，竽瑟齊鳴，各種音調交匯。這里說的“五音”，即周制舊傳的我國古代五聲音階中的五個音級?？梢娒耖g巫舞是很講究樂器伴奏的，舞蹈的氣氛熱烈和諧，場面十分熱鬧。此外，巫舞除了講究音樂美外，還注重舞蹈者本身的裝扮。如《九歌》中有關篇章都記載了男覡女巫們整臉修容，身著華麗服裝，手執(zhí)鮮花，全身散發(fā)出經(jīng)沐浴后的芳香，場面既熱鬧又高雅的情況。在舞姿上，講究曲線律動之美，如《東皇太一》的“靈偃蹇兮姣服”、《云中君》的“靈連[足卷]兮既留”、《大司命》的“靈衣兮被被”等都反映了這種優(yōu)美舞姿的特點?！百儒俊保孳]起舞，輕盈而自若；“連[足卷]”，曲折波動，若云行回環(huán)狀；“衣兮被被”，舞者的衣服如被風吹的那樣，徐徐飄動，可見巫舞在人神交接的氛圍中，若神若人，飄忽不定，顯現(xiàn)了舞姿的典雅與優(yōu)美。其次，民間巫舞既是楚國舞蹈的源頭，所以楚國宮廷樂舞也充滿了民間舞蹈的氣息。在奴隸主專制下，樂舞作為一種程式化了的藝術，它同禮一樣，是受到嚴格限制的。春秋戰(zhàn)國間，隨著禮壞樂崩局面的出現(xiàn)，宮廷樂舞一方面向下擴展，另一方面又吸收民間樂舞，這樣，楚國樂舞就很難劃清民間樂舞和宮廷樂舞的區(qū)別了?，F(xiàn)在見到能反映楚國宮廷樂舞的，一般認為是《楚辭》中《招魂》與《大招》兩篇。從這兩篇看，楚國宮廷樂舞不同于民間樂舞的主要表現(xiàn)在場面要大得多，當然也就要豪華得多。如《招魂》所寫：“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fā)揚荷些。”“被衣服纖，麗而不奇些。長發(fā)曼[髟/前]，艷陸離些?！薄绑纳駮?，[扌真]鳴鼓些。宮廷震驚，發(fā)激楚些?！薄洞笳小匪鶎懀骸岸私游?，投詩舞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绷硗猓捎陔S著各國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國宮廷樂舞中也廣泛地吸收或引進了各國各地的樂舞，成為楚國樂舞的一大特點。如《招魂》所寫：“二八齊容，趙鄭舞些。”“吳[俞欠]蔡謳，奏大品些?！薄班嵭l(wèi)妖玩，來雜陳些?！薄洞笳小匪鶎懀骸按噜嵭l(wèi)，鳴竽張只。”各國各地樂舞同時表演，竟到了“四上競飛，極聲變只”(《大招》)的地步。盡管宮廷樂舞的規(guī)模超過民間巫舞，但它所具有巫舞的內容與舞蹈形式則是基本相同的。再次，無論是民間的巫舞或宮廷樂舞，它都特別講究舞蹈者線條美、律動美。如《招魂》、《大招》多處說到“[女夸]容修態(tài)”、“長發(fā)曼[髟/前]”、“豐肉嫩骨”、“容則秀雅”、“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長袖拂面”、“豐肉微骨，體便娟只”，可見楚人是追求修長細腰之美的，否則舞蹈起來，是不可能達到“偃蹇”、“連[足卷]”的效果的。關于這一點，從所見楚墓出土的文物亦可得到證實。如江陵望山2號墓出土的女俑，發(fā)髻垂肩，面容秀麗，腰細而系帶(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江陵武昌義地6號墓出土的男俑，身材修長，眉清目秀江陵文物局《湖北江陵武昌義地楚墓》(《文物》，1989年第3期)。故從體形看，男女并無區(qū)別，都講究人的體形美。另從著名的《人物龍鳳帛畫》、《人物御龍帛畫》這兩幅帛畫，前者1949年2月出土于長沙陳家大山楚墓，后者1973年5月出土于長沙子彈庫1號楚墓。兩墓均為戰(zhàn)國中期。)看，也是如此。前者所繪一貴婦人寬袖細腰，長裙曳地；后者所繪一男子身材修長，博袍佩劍。1941年在長沙黃土嶺戰(zhàn)國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繪人物漆奩，共繪有11個舞女，其中二人長袖細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靜坐小憩，或一旁觀賞，1人挽袖揮鞭，似在指揮，也全都長衣曳地，面清目秀，體態(tài)輕盈。這件漆奩生動地展現(xiàn)了楚國集體舞蹈的場面，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入戰(zhàn)國后，楚國的繪畫有很大的發(fā)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畫、壁畫與漆畫等。
前面提及的《人物龍鳳帛畫》和《人物御龍帛畫》，是迄今所見我國古代最早的兩幅帛畫，是“早期國畫的雙璧”(張正明《楚文化史》。)《人物龍鳳帛畫》，長31厘米，寬22.5厘米。畫中一婦人側立，高髻細腰，寬袖長裙，雍容富貴，合掌作祈禱狀。婦人頭上，左前畫有一鳳，作飛翔狀；鳳對面畫有一龍，作騰升狀。對此畫，研究者甚多，故其立意，說法不一(郭沫若主婦人祈禱和平說，見《文史論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熊傳新認為是有關宓妃神話傳說的寫照，見《江漢論壇》(1981年第1期)；張正明認為龍鳳呈爭斗之狀，似有祈求善而美的鳳戰(zhàn)勝惡而丑的龍，保護墓主在冥府平安生活之意，見《楚文化史》。此外，還有其他說法。）《人物御龍帛畫》，長37.5厘米，寬28厘米。正中畫一男子，側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長劍，立于巨龍之背。龍昂首卷尾，宛如龍舟。龍左腹下畫有一條鯉魚，龍尾畫有一立鳥(似鶴)。男人頭上方還畫有華蓋一重。人、龍、魚均向左，以示前進方向，連華蓋上的纓絡也迎鳳飄動。整個畫面呈行進狀，充滿了動感。其立意，有的以為表示主人公在冥府仍可象在人世一樣逸樂(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有的則考證為主人公因水而死，其身份為巫劉信芳《關于子彈庫楚帛畫的幾個問題》(《楚文藝論集》，湖北美術出版社出版，1991年12月版)。此外，還有其他不同的解釋。
這兩幅帛畫，基本上運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則略施彩色。畫面布局精當，比例準確。線條流暢，想像豐富，表現(xiàn)了楚藝術譎怪莫測的獨特風格。
另外，江陵馬山1號墓亦出過一幅帛畫，因內容無法辨認，故很少為人提及(湖北荊州博物館《江陵馬山1號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58年)。
楚國的壁畫，歷來以王逸《楚辭章句·天問》為據(jù)。王逸認為，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瑋譎詭，及古圣賢怪物行事”，故屈原《天問》中所問之事，當見于壁畫。江陵天星觀1號墓槨室的橫隔板上，繪有畫。另11幅彩繪壁畫，所繪為菱形、田字和云紋等幾何形紋樣，墓主為邸陽君(湖北荊州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由此可見，王逸說的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有壁畫，當是可信的。
楚國漆器業(yè)發(fā)達，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繪畫，成為我國古代獨特的藝術珍品棗漆畫。見于考古發(fā)掘資料，各地楚墓出土的漆畫很多，如1941年長沙黃土嶺出土了彩繪車馬人物花紋漆奩、1952年長沙顏家?guī)X出土了繪有圖案的漆奩、1957年信陽長臺關出土了繪有狩獵場面的漆瑟、1978年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繪有二十八宿圖案的漆箱和繪有人、物的鴛鴦形盒等。特別令人注目的是，1987年荊門包山2號墓出土的繪有眾多的人、物的漆奩，堪稱楚漆畫中的奇葩，在我國古代繪畫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這幅漆畫，長87.4厘米、高5.2厘米，繪有26個人、4輛馬車、10匹馬、2頭豬、1條狗、7只雁和5棵柳樹。以黑漆為底色，兼采紅、黃、褐、綠諸色，運用線勾平涂等手法，使眾多的人、物組成一幅色彩富麗、和諧別致、生動活潑的富有立體感和動感的組合性畫面。其內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如有“金秋郊游圖”、“春游圖”或“王孫親迎圖”、“出行·迎賓圖”等各種說法(參見郭德維《楚藝術人物形象特點試探》(《楚文藝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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