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張寶艷的一番言論被網(wǎng)友們頂上熱搜。她建議，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起刑點應(yīng)從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調(diào)至十年以上至死刑。據(jù)了解，我國刑法規(guī)定，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起刑為三年，拐賣婦女兒童起刑為五年，綁架罪起刑為十年，拐賣及收買婦女兒童罪量刑明顯低于綁架犯罪。“拐賣婦女、兒童罪是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quán)利、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行為。犯罪過程中，還可能伴有強奸、虐待、非法拘禁、侮辱、毆打、強迫賣淫甚至致人死亡等罪行，更有可能導(dǎo)致親屬自殺、精神失常等后果。但由于量刑相對較輕，使得一些拐賣犯罪分子依然鋌而走險。”張寶艷代表如是說。
筆者突然想起2015年的一件事，當(dāng)時全社會都在呼吁對人販子要加大懲治力度，有個大V偏偏高唱反調(diào)，洋洋灑灑寫出一篇文章在網(wǎng)上散發(fā)，呼吁免除對人販子的死刑，就像那種不學(xué)無術(shù)而又生怕別人戳破他的不學(xué)無術(shù)之人一樣，滿紙摩爾根馬林諾夫斯基盧梭康德洛克福柯，充斥著斷章取義和胡攪蠻纏，用一種高高在上的口吻論述：“人販子風(fēng)險的提高導(dǎo)致了嬰兒價格的上升，從而引發(fā)了更多的犯罪”。筆者讀完之后只覺得手癢癢——不僅僅是想揍這廝一頓，更希望以一位推理小說作家的身份幫他補補最基礎(chǔ)的邏輯課程，于是也寫了一篇文章《清朝為什么不討論“人販子該不該處死”》發(fā)表在報紙上，科普了一個極簡的道理：“犯罪學(xué)認為：犯罪率的上升既取決于犯罪收益的提高，更取決于犯罪成本是否降低，如果犯罪成本過高，再貪婪的罪犯也會有所收斂。”
在張寶艷代表為正義發(fā)聲之際，筆者想再就古代人口買賣案件的審判和刑罰寫一篇敘詭筆記，通過“清朝人口拐賣地圖”來談?wù)劊簽槭裁礋o論古代還是今天，對此類犯罪分子應(yīng)該格殺勿論，而不是淚眼婆娑地奉上一朵勸之改惡從善的白蓮花。
一、誘拐婦女：誘餌驅(qū)驢赴魔窟
所謂的“清朝人口拐賣地圖”，并不是真有其圖，而是清末學(xué)者徐珂在《清稗類鈔》中的描述，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幅清代全國人口拐賣案件多發(fā)之地的圖景。
《清稗類鈔》
“拐帶人口以販賣于人者，凡繁盛處所皆有之?！碑?dāng)時此類案件最高發(fā)的地區(qū)是上海，“蓋華洋雜處，水陸交通，若輩遂得來往自由，肆其伎倆”。既有自內(nèi)地拐帶人口賣到上海的，亦有從上海拐帶人口賣到其他地方的，“其受害者，則以婦孺為尤甚，蓋知識幼稚之故也”。拐進上海的人口，多賣給人家做奴仆，從上海拐出的婦孺，“婦女則運至東三省者為多，小孩則運至廣東、福建等省者為多”。而使用的方法，當(dāng)然是“強力詭計相時而行”，他們把被拐者“先藏之密室，然后賣與水販”，裝進船里再帶進或帶出上海，而船家早已被他們收買，沆瀣一氣地成為這條“生意鏈”上的一環(huán)。更加奇葩的是，本該承擔(dān)打擊犯罪的警察和偵探“非惟絕不過問，甚且從而袒庇之”，原因自然是“蓋得其賄也”。
上海被拐賣的婦女主要來自揚州、蘇州、松江和無錫，這些地方的鄉(xiāng)下女孩“以上海工資較內(nèi)地為昂”，所以來到滬上打工，希望在巨室大戶做傭，于是便有棍騙打著薦頭的招牌，“陽以介紹為名，而導(dǎo)入邪僻之旅館”，先將其奸污再行拐賣。
拐賣婦女的重災(zāi)區(qū)，還有成都、重慶直至黃州這條“線路”。當(dāng)時這條路上廣有匪徒出沒，與拐賣婦女的罪犯勾結(jié)在一起，為后者充當(dāng)保護傘。拐賣婦女的主要辦法是“釣魚”，讓一個充當(dāng)誘餌的婦女“騎驢游弋村落間”，見有年輕夫婦騎驢并肩而行，誘餌便上前與婦人搭話，“互通名居，佯與殷勤”。等夫婦二人都放松警惕的時候，誘餌會悄悄加快自己跨下之驢的步速，同時與婦人保持交談的狀態(tài)，導(dǎo)致婦人為了跟上她也不知不覺地驅(qū)趕毛驢，“則已與其夫隔遠”。等到看上去似乎迷路的時候，誘餌會勸告婦人不必驚慌，說自己親戚家就在前面，不行的話可以投宿一晚，“遂引至匪所”。進去后，一屋子都是匪徒，他們首先會給婦人“滅恥”——就是用輪奸的方式徹底剪滅婦人的羞恥心，“婦人既被恐嚇，又失身于人，則心漸灰矣”。這時再采用趙高審李斯的辦法，讓某匪徒假裝買家，將被拐婦人帶到一處宅院，“好言問其自來。婦人必泣訴其冤苦”，然后匪徒們將這婦人抓回痛打一頓，過一段時間，再找其他匪徒扮演買家角色，只要婦人敢說自己是被誘拐的，就抓回來再打，一次比一次打得慘酷，直到婦人再也不敢說自己的經(jīng)歷，只承認是自愿賣身，“始令人攜至市鎮(zhèn)賣之，故絕鮮破案者”。
在北京，拐賣孩子的多半是宗師子弟中的賭徒，這幫人往往游博無度，一旦在賭桌上輸個精光底兒掉，便跑到荒郊僻壤，偷個農(nóng)家孩子帶回城里，第二天再在顯要的地方張貼招領(lǐng)告示，說自己在路上撿到孩子，詳述體貌特征，“至農(nóng)家來贖時，則又多方勒索酬金，必取盈而后止”。
相比之下，京城的這類兒童拐賣者簡直稱得上是“仁慈”，因為他們只為勒索錢財，歸根結(jié)底還是要把孩子還給父母的，而在長沙等地，一種名叫“采生折割”的方式則以恐怖血腥的手段對被拐兒童施以慘絕人寰的戕害。
二、采生折割：十不活一造“人犬”
所謂“采生折割”，就是把拐來的幼童用刀砍斧剁的方式毀容換面、折斷手腳，“雕刻”成特殊形態(tài)的“非人”，再驅(qū)使其乞討的可怖做法。近年來隨著國家對此類罪行的打擊力度不斷加大，大城市里已經(jīng)很罕見了，而在筆者的少年時代，北京的街頭和地鐵里還經(jīng)常能見到奇形怪狀的孩子，舉著一只碗在不停朝路人或乘客磕頭要錢的情形。
在清代，采生折割伴隨著人口拐賣案件的高發(fā)，曾經(jīng)在令人發(fā)指的程度上一次次登峰造極。
乾隆年間，長沙城中有兩個人牽著一條狗走過市面，那只狗“較常犬稍大，前兩足趾較犬趾爪長，后足如熊，有尾而小，耳鼻皆如人，絕不類犬，而遍體則犬毛也”。兩人尋了個熱鬧處，讓那只狗表演起來，“能作人言，唱各種小曲，無不按節(jié)”，這可是見所未見的稀罕事，一時間觀者如堵，爭施錢以求一曲。恰好縣令荊某途路過，看了一會兒，覺得不大對勁，便將兩人與一狗帶回縣衙審訊。他先單獨問那條狗“汝人乎，犬乎”，回答是“不知道”，只承認自己平時與那兩人住在一條船上。荊縣令遂對那兩人嚴加審訊，他們承認這條“狗”乃是用被拐來的三歲孩童制作而成，先給孩子的皮膚敷上爛皮藥，等皮脫盡時，再用狗毛燒成灰，涂在血肉模糊的身體表面，同時給痛不欲生的孩子吃各種麻藥或鎮(zhèn)定藥物，等熬過一段時間，“則體生犬毛，而尾出，儼然犬也”。這套供詞已經(jīng)讓荊縣令目瞪口呆，更加慘不忍聞的是，那兩個人承認“此法十不得一活，所殺小兒無數(shù)，乃成此犬”，也就是說，這條“人犬”的后面至少已經(jīng)有九個被拐的孩子死于非命。荊縣令讓衙役馬上到賊船里去搜查，發(fā)現(xiàn)一個箱子里有十幾個木頭人，不是缺胳膊斷腿就是少了兩顆眼球，荊縣令問人販子這是何物？他們說，拐來的孩子，讓他們伸手到桶里去摸，摸到什么造型的木頭人，便按照木頭人的樣子將他們殘害成瘸子、瞎子或者斷肢者，然后再打發(fā)他們?nèi)プ銎蜇び戝X……
乾隆辛巳年，蘇州有個乞丐，牽著一頭狗熊在集市上表演馬戲，那狗熊很大，能寫字，卻不會說話，如果圍觀的人花上一百文錢，可以得到它寫的一紙?zhí)圃?。有一天乞丐外出，狗熊被獨自拘在屋中，有人上門找它寫詩，它寫道：“我是長沙人，名叫金汝利，兒時被這個乞丐及其同伙拐走，先用啞藥啞壞了我的嗓子，又將我剝?nèi)ヒ路υ谥由?，渾身用針刺得鮮血淋漓，然后殺掉一頭狗熊，剝?nèi)バ芷ぃ谖业纳砩?，人血狗血相膠粘后永不脫落，遂成熊形，從此用鐵鏈鎖我以騙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替他賺錢數(shù)萬貫矣?！睂懲旰?，指著自己的嘴淚如雨下。來人大驚，“擒丐送有司”。
光緒丁丑年，有人在揚州城的交場上張設(shè)布圍，買票看“奇形人”，進去之后可以看到五個人：一個男子上體正常，“而兩腿皆軟，若有筋無骨者”；一男子胸間伏著一個嬰兒，皮肉合而為一；一男子右臂僅五六寸，右手小如錢，而左臂長過膝，左手大如蒲扇；一男子有個大如杯子的肚臍，能吸煙，然后從嘴里吐出煙圈；最后的是一個女子，雙足纖小，兩乳高聳，但頷下長著張飛式的一圈胡髯。這五個奇形人引來無數(shù)的觀眾，而官府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他們都是采生折割的受害者。他們在幼年時遭到過怎樣的殘害，恐怕是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的。
三、嘉慶震怒：人形獸性不可容
對于拐賣婦孺這一罪行的嚴重性，我國古代有著清醒的認識，除了對家庭的粉碎性破壞會動搖整個帝國的統(tǒng)治基礎(chǔ)外，對于被拐者的直接傷害有兩點：“一、戕賊肢體，肢體為人所同具，而被拐之幼孩，則肢體輒多戕賊”，為了達到讓他們乞討賣藝的目的，毀傷面目，刖割手足，“橫受鞭笞刀鋸以死者無論矣”；“二、剝奪人格，人莫不各有其高貴之人格，而婦孺被掠，則人格亦被剝奪矣?！庇绕涫悄切D女，基本上被拐后的第一時間都會遭到奸污，在重視名節(jié)的古代，這無疑是把她們的人格徹底踐踏的最最卑劣的行徑。
也正因此，從漢朝起，對人販子的懲處就比照酷刑的最高上限：漢朝是磔刑（砍頭后再將尸體分裂），唐朝是絞刑，元朝也是殺無赦，明朝和清朝對人販子首犯則凌遲處死。尤其采生折割，大清律例列為“不道”之罪，“不道”是清律總則《名例律》中十組最嚴重的犯罪之一，包括殺死一家三口人、支解人和采生折割三種罪行，而在這三種罪行中，采生折割最重，“支解者止欲殺其人而已，此（采生折割）則殺人而為妖術(shù)以惑人，故又特重之”。所以清律明文規(guī)定：“凡采生折割人者，無論已殺，已傷，首犯凌遲處死，財產(chǎn)斷付死者之家，首犯之妻、子及同居家口，雖不知情，一律流放三千里?！边@基本上已經(jīng)是古代刑罰的極限了，但令人難以想象的是，對于采生折割案件的從犯，同樣是斬決，哪怕加入犯罪團伙但沒有任何實際犯罪行為者，也要“杖一百，流三千里”。
《檐曝雜記》
這里來舉清代史學(xué)大家趙翼在《檐曝雜記》中記載的“張良璧案”為例。張良壁是徽州歙縣人，從嘉慶元年到嘉慶十六年，他先后誘拐了十六個女童供他“滋陰補陽”，導(dǎo)致其中的十三個女童死亡，由于他行為詭秘，所以一直沒有被發(fā)現(xiàn)，后來在他再一次實施犯罪時，門沒關(guān)嚴，被一個曾經(jīng)受過他拐騙而僥幸逃生的女童瞥見，“歸語其父母，事遂敗露”。據(jù)《刑案匯覽》記載，安徽巡撫錢楷在判決這一案件時，考慮到張良壁當(dāng)時已經(jīng)年過七旬，照律應(yīng)當(dāng)減等，于是判處張良壁斬決。奏折交到嘉慶皇帝那里，嘉慶氣得差點兒把龍案掀了，在批奏中大罵錢楷“庇護人妖，是何意見”？！然后指斥張良璧“實屬窮兇極惡，人形獸性”！在嘉慶看來，張良壁的所作所為滅絕人性，也就沒有必要因年齡而考慮什么減等，“試思殺死一家非死罪二人即應(yīng)斬決，三人以上即應(yīng)凌遲處死，該犯殘斃嬰孩十余命，豈斬決所能蔽辜？張良璧一犯著即凌遲處死”！同時下旨將錢楷交部議察。
嘉慶皇帝的判決確實“任性”了一些，不過對那十六個受害女童的家長，這確實是“快人心而抒眾憤”的舉措。其實為人、為文的道理是一樣的，立場決定觀點。站在人販子的立場，自然會對這幫挨千刀的體恤同情，而站在被拐者及其家屬的立場，則會堅定地要求對這些敗類嚴加懲治——但國內(nèi)近年來頗有一樁怪事，明明是潛在的受害者，偏偏每次都要站在害人者的立場大放厥詞，貌似公允，其實不過是嘩眾取寵——清代學(xué)者朱梅叔在《埋憂集》中寫一“坐享膏粱”的閑人，突然生一怪癖，就是臀部奇癢，每日非讓家人用竹杖痛打二十下方才舒服，醫(yī)生判斷是飽食終日又無所事事，導(dǎo)致熱毒下注才奇癢難忍、只欠一抽……細細想來，這則筆記真是妙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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