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語文學》，沈衛(wèi)榮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348頁，58.00元
在電影《海上鋼琴師》（The Legend of 1900）的結尾，樂器店老板將麥克斯賣掉的小號還給了他，并告訴他“好故事勝過舊喇叭”。毫無疑問，我們的時代的確是喜歡故事的時代。好故事給人帶來的精神愉悅大大超越了人們對某種客觀的、可觸的，然而卻不一定有趣的“現(xiàn)實”的渴求。當人們與生俱來的“背景書”預設了自己所期待的開頭和結尾時，也就無怪一個迎合聽眾的說書先生或者直播網(wǎng)紅能夠輕易地賺取目光和掌聲。在人文學科的領域，“好故事”的宏大敘事和寫作模式似乎早已漸漸地滲透并取代了以科學實證、文本研究為代表的“舊喇叭”。這一古老的樂器吹奏起來是那樣的枯燥乏味、惱人無比，遠比不上那時而驚心動魄，時而感人至深的“好故事”。沈衛(wèi)榮教授新書《回歸語文學》顯然下定了決心，要與這娛樂至上的時代背道而馳，呼吁我們回頭去看看那把語文學的“舊喇叭”。
本書雖然是作者一段時間以來關于語文學的思考的論文解集，卻也不乏作為一部專著的內(nèi)在邏輯。在筆者看來，書中至少討論了有關語文學的三個主題：（一）語文學衰落的學術史；（二）回歸語文學的矛盾與爭論；（三）語文學的具體實踐。這三個部分次第推進，有機結合，為作者所倡議的“回歸語文學”提供了相當?shù)睦碚摶A。誠如作者在前言論述和在結語呼吁的，語文學的衰落并不單單是一種學術方法的沒落，也不僅僅是一種學術流派的消亡，而是一種宏觀而深遠的人文精神的危機，它一方面背離了客觀、實證的科學精神，另一方面也放棄了人類對溝通、理解和相互尊重的追求?；貧w語文學，事實上是要重新發(fā)現(xiàn)這樣一種人文精神，從而倡導一種“語文學式的生活”（living philologically）。
保羅·德曼
第一部分講述語文學衰落史的內(nèi)容主要集中在第五章“語文學、東方主義和美國藏學研究”以及第六章“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視野中的美國本土藏學批判”。保羅·德曼（Paul de Man）、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與謝爾頓·波洛克（Sheldon Pollock）都從不同角度分析了語文學衰落的歷史，這里不必贅述，但作者在本書中所重點討論的美國藏學學史事實上從另一個側面點出了語文學衰落的重要原因乃至根本原因——二戰(zhàn)之后美國霸權的興起。正如作者用大篇幅所闡述的，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早期的東方語文學毫無疑問與歐洲的殖民主義霸權緊密相連。歐洲許多著名學者不遺余力地解讀晦澀難懂的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獻無疑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是為母國的殖民主義背書。因此當我們意識到就連朱塞佩·圖齊（Giuseppe Tucci）這樣偉大的藏學家也是納粹分子時，應該也可以說是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然而，在二戰(zhàn)后在美國的全球霸權體系下，舊式的東方主義在后殖民時代的話語中被無情解體，新的主流話語要求我們在面對東方不同地區(qū)差別迥異的文化時，按照名為“普世價值”實則西方內(nèi)核的原則去處理一切研究對象，將諸如平等、博愛、自由、解放等價值嫁接在香格里拉秘境中的佛教。新的東方主義精神由此而生，也就無怪作者所提出的二十世紀美國藏學研究兩大人物——杰弗里·霍普金斯（Jeffery Hopkins）與羅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所代表的學術傳統(tǒng)“是為了要繼承和傳播行將消亡的藏傳佛教傳統(tǒng)，而不是要對藏傳佛教進入深入的學術性探討”。唐納德·洛佩茲（Donald Lopez）雖對美國學界香格里拉式的學風做出了無情的批判，卻也是因“破而不立”遭到了劇烈的反詰。我們必須承認，二十世紀美國藏學的主流不是語文學式的，它深深地受著這種“普世話語”的影響。
除此之外，應當說語文學在美國話語霸權下的衰落不僅體現(xiàn)在香格里拉式的想象上。大眾媒介、市場營銷乃至今天的網(wǎng)絡媒體都一步步蠶食著舊式語文學的生存空間。在長文章無人閱讀、短視頻必須限制在十五秒以內(nèi)的快節(jié)奏社會中，不會有人愿意去翻看一部帶著冗長腳注和翻譯的語文學研究。波洛克已經(jīng)在自己的論述中敏銳地觀察到這一點，他評論道：“對于十九世紀中期那些新興大學中所有的教授們而言，要和今日的文科碩士（Master of Arts）學位要求一樣簡單是不太可能的?！睂W術路徑的“大眾化”意味著能夠精通多種語言、記誦大量文獻的學術精英必須離開自己的語文學書桌，走下實證主義的神壇，而被迫用更為通俗、簡單的語言向大眾講述他們愿意聽的故事。筆者曾在一次和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討論陽明心學的興起時聽他幽默地說道：“如果說《傳習錄》里的內(nèi)容相比前世的理學大大簡單化了的史實說明的不是明朝人變得更笨的話，那就是說更多想要‘成圣’的人在尋求更為豐富的路徑?！睂W術不再被少數(shù)貴族精英所壟斷，成為了人人可以接觸的領域，這固然是好事，但我們卻也必須承認，如今想要在學術上富有建樹而又不愿坐冷板凳的人標志的不是這個時代的錯誤而是正確。這實在是令人無奈的事實。
但是，時代的潮流并不可逆。古典東方語文學的輝煌成就也很大程度上只屬于那個不斷遠去的世代。如果語文學能夠得以回歸，那么它自身必須要做出某些改變。如此便有了語文學應當何去何從的問題，也就是本書第二部分討論的重點。在第一章“文學研究的理論轉(zhuǎn)向與語文學的回歸”和第二章“語文學、東方主義和‘未來語文學’”中，作者系統(tǒng)梳理了現(xiàn)代人文學術史中幾位著名人物對“回歸語文學”的看法和倡議，點出了目前語文學回歸的重大難題——傳統(tǒng)實踐與理論化、學科化之間的矛盾。雖說在傳統(tǒng)印象中，語文學與理論似乎勢同水火，不相兼容，但一旦我們能理解德曼、薩義德這樣的理論家的倡議便是試圖將語文學理論化，那么他們在行將就木之時屢次呼吁“回歸語文學”也就不難理解。正如沈教授所觀察到的，在眾多為語文學奔走的學者中，波洛克顯然是最具成熟思想的一位。他不僅從理論的角度提出了語文學的“三個維度”，還精心為語文學設計了一條“未來道路”，那就是學科化，讓它成為如數(shù)學在理科地位中一般的基礎學科。然而，波洛克的積極樂觀與激情澎湃，他高屋建瓴的設計和天馬行空的論說卻遭到了歐洲語文學家們的尖銳批評。在這些埋頭苦干的學者們眼中，波洛克不過是依然在用文字游戲粉飾自己的理論，對真正的語文學實踐毫無助益。作者援引于爾根·漢內(nèi)德（Jürgen Hanneder）的研究說明，波洛克所念茲在茲的“未來語文學”（future philology）并不是一個褒義詞，反倒是當年維拉莫維茨-莫倫多夫（Wilamowitz-Moellendorff）用來諷刺尼采的一個貶義詞，它意味著一種根本不可達到的、虛無縹緲的理論。因此，如果說語文學需要在將來有任何程度上的理論化，那么這種理論化應該到達怎樣一種程度便成為了我們回歸語文學的最大問題。
在剩下的章節(jié)中，沈教授從自身的研究經(jīng)驗出發(fā)，系統(tǒng)總結了語文學在藏學和佛教學上一些可能的實踐，這也構成了本書的第三重要組成部分。第三章“回歸與文學”討論了佛教史的研究方法；第四章“文本的形成與歷史敘事的建構”分析了藏傳佛教史中的語文學方法。我們從作者的研究中可以發(fā)現(xiàn)，語文學完全可以不局限于一種文獻整理式的枯燥研究，它完全可以不等同于那種尋章摘句和雕蟲小技，它完全可以是一種尋求客觀歷史證據(jù)和作者主觀意見的對立統(tǒng)一的方法和精神。作為當代佛教研究重大巨擘，無論恩斯特·斯坦因凱勒（Ernst Steinkellner）還是辛島靜志教授都不認為文本是研究的終點，它必須服務于更深遠的歷史和哲學解讀。但最終的解讀卻必須又依賴于扎實的文本研究。阿萊西斯·桑德森（Alexis Sanderson）更是明確地提出了“以文本對勘來構建歷史”（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的理論。沈教授自己對吐蕃禪宗史、藏傳佛教在中原傳播史的研究更是推翻了從前一直延續(xù)的、對藏傳佛教史以及漢藏關系的錯誤見地，明確了“吐蕃僧諍”等歷史敘事的謬誤。顯然，這些學術突破都必須倚仗扎實的文本研讀能力。假如我們對傳統(tǒng)的、佛教化的藏文史料都不加懷疑地予以取信，我們就會自然而然地相信禪宗的傳承在桑耶寺辯論后就徹底斷絕；假如我們對帶有強烈偏見和中華本位的漢文史料都不加懷疑地予以遵從，那么中世以后的漢藏佛教史就永遠只是一部斷見史，絕不能讓我們公允地做出歷史評價。從這一角度看，我們目前已有的大量學術成果實則已經(jīng)為我們的語文學實踐給出了啟示，指出了方向。
波洛克編《世界語文學》
但筆者同時認為，語文學的理論化一定可以繼續(xù)向更廣更深的層面推進。誠然，想要將語文學學科化，使之成為如數(shù)學一般的學科并不現(xiàn)實，這是由文本的多樣性決定的。舉例而言，藏語文學家和漢語文學家所面臨的基礎訓練并不相同。藏語文學家處理的是佛教化的語境（context），漢語文學家在大多數(shù)情況面對的是儒家化的語境。又如佛教語文學家常常需要運用多語種的翻譯材料，歷史語文學家則往往要具備解讀跨類型材料的能力。然而，一旦我們承認語文學是一種有關文本的理論，我們就可以從多個層面上去抽象處理文本時所要具備的原則，并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訓練語文學家。事實上，這種文本理論的自覺是當代人文學者尤其是中國學者所欠缺的。在波洛克所編著的《世界語文學》（World Philology）一書中有多篇文章論述了早期現(xiàn)代（early modern）東方的語文學史，但我們必須意識到，無論是南亞還是中國的文本實踐都不是一種系統(tǒng)性的理論。樸學、考證學、文獻學無論哪一種名詞都與一種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后的philology有著相當?shù)木嚯x。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杰出學者都在從不同角度實踐著語文學，但我們迄今為止卻并未見到一部系統(tǒng)性指導語文學實踐的中文專著。在筆者看來，如果要讓語文學徹底擺脫工匠式的形象，讓它具有可復制性，就必須實現(xiàn)更廣更深的理論化和抽象化，使它能運用到任何一種語言和文本的實踐上。這種過程的目標應該是形成諸如如下形式的原理：
原理：如果文本A引用了文本B，那么文本A的創(chuàng)作時間比文本B晚。
當然我們必須進一步考慮后人在文本A上篡改、添加的情況，但這并不影響這一原理成立的基本邏輯，正如經(jīng)典力學的原理也有大量不適用的狀況?？偠灾?，理論化的目的應該是使語文學成為一種可以有效指導任意文本研究情形下的工具。它的基礎應該是在抽象層面上的邏輯自洽，而隨后輔之以個人主觀的判斷和抉擇，從而達到主客觀的統(tǒng)一。
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并沒有任何一種已臻完美的語文學等待我們?nèi)ァ盎貧w”，語文學家真正要做的是努力去構建并完善一種能與世上眼花繚亂的各種理論并駕齊驅(qū)的語文學。因此，本書雖然呼吁的是“回歸語文學”，毋寧說是激勵今日之學人“發(fā)現(xiàn)語文學”“走向語文學”，真正形成一種對語文學理論方法的學術自覺。本書的第七章“學術偶像崇拜與學術進步”似就表達了這樣一種愿景。我們不應永遠停留在對過去的懷念中，當今學人自身的精進、反思和批判應該造就我們的語文學不斷深入的理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比祟惐拘缘膶φ胬淼淖非笞罱K不會因為對跌宕起伏的故事劇情的喜愛而被遮蔽。我們不應忘記，《海上鋼琴師》中的樂器店老板之所以選擇相信麥克斯的故事，是因為他聽到我們的小號手用他的舊喇叭吹奏了那首傳奇的Playing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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