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呂思勉的“材料卡片”

錢穆先生在《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合刊》中曾說到他的老師呂思勉先生寫斷代史時使用的“材料卡片”，他說：“余又屢去其（呂思勉——引者注）滬上之寓所。抗戰(zhàn)時開明書店曾邀余作國史長編，余介紹之于誠之師，得其允諾。已有分編成書。乃誠之師案上空無一物，四壁亦不見書本，書本盡藏于其室內(nèi)上層四周所架之長板上，因室小無可容也。及師偶翻書桌之抽屜，乃知一書桌兩邊八個抽屜盡藏卡片。遇師動筆，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保ㄥX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合刊》，見《錢賓四先生全集》卷五十一，62-63頁）這段回憶，說的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事，那時光華大學復(fù)校（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軍進入上海租界，為了避免向日偽登記，光華大學停辦，文學院改名文學社，理商學院改名為格致理商學院，以便讓在校學生完成學業(yè)，至抗戰(zhàn)勝利后，光華大學才復(fù)校），租上海漢口路證券大樓的七八兩層用作校舍，學校在八層撇出一間作為呂思勉的宿舍。民國時期的教授生活，今人常有過分美化的想象，讀錢氏的回憶，則呂舍的簡陋情狀一覽無遺?；貞浿姓f的“國史長編”，乃是指呂先生的斷代史系列。大約自中年以后，呂先生便決心以一己之力，撰寫先秦、秦漢、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等六部斷代史，此時《兩晉南北朝史》已脫稿付印，開始撰寫《隋唐五代史》。但呂氏撰斷代史時用的是怎樣的“材料卡片”？錢先生未曾細談。

在呂先生留存的各類遺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撰史時使用的材料，它們被分門別類地包扎好，包裹紙上寫有材料的門類：社會、政治、經(jīng)濟、婦女、生計、宗教、四裔、學術(shù)、文字等等，這里面部分是完稿或未完稿的讀史札記，部分是史料的摘錄或報刊雜志的剪報，其中有一包是撰寫《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的史料摘錄，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呂先生撰斷代史時使用的“材料卡片”。

呂先生的這一包史料摘錄，寫在裁成約17×12.7大小普普通通的草稿紙上，分成“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五小本，都是從正史上抄錄的材料，其中“宋史”一百零四頁，“遼史”四十五頁，“金史”五十五頁，“元史”七十一頁，“明史”八十三頁；總計三百五十八頁（見圖1:五本材料摘錄：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所摘錄的材料都有自定的格式：如“安石上書：五七，5，上”，“五七”表示《宋史》第五十七卷，“5”表示第5頁，“上”表示該頁的正面；即“王安石上書”的記載，在《宋史》第五十七卷第5頁的正面。其他如“雍熙伐遼：十三，1上—— 6下，8上”，“順昌山=桃花源：四百五十八，6上”（《宋史》四百五十八卷《杜生傳》云：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眾爭為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為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fù)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眳蜗壬J為，此段記載，可以與陶淵明所記之“桃花源”相印證，故在“順昌山”與“桃花源”間，畫了個“=”符號）、“高昌國，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共振之：四百九十，4下”等等。所以，這一包“材料卡片”其實都是材料（在“正史”上）的頁碼摘錄。

圖1：五本材料摘錄：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

“材料卡片”分兩類：一類是政治史，如“太祖?zhèn)魈谑录摆w普”“緩攻北漢及遂伐遼”“真宗時遼寇”“仁宗時之遼”“遼夏之釁”“真宗劉后”“郭后之廢”等。呂氏的斷代史上冊是政治史，下冊是文化史，這一類應(yīng)該是寫斷代史上冊所準備的材料摘錄。（圖2：材料摘錄中“緩攻北漢及遂伐遼”一頁）另一類是專題史的材料，分類的題目有：宮室（器用）、宗族、風俗、封建（政體）、宗教、移民、醫(yī)、階級、財政、倫理、錢幣、交通、兵、刑、經(jīng)籍、禮樂、名諱、喪報、水利、史、紀年、美術(shù)、選舉、地理、戶口、婦女、度量衡、賦稅（總）（田）、賦稅（屋）（契）、賦稅（山澤）、賦稅（卝）（礬）、賦稅（役）、賦稅（鹽）、賦稅（茶）、賦稅（酒）（醋）（榷貨務(wù)）、賦稅（商）、賦稅（坊場）、賦稅（雜）、社會、外交、葬埋、實業(yè)（農(nóng)）（漁）（牧）（礦）、實業(yè)（工）、實業(yè)（商）、食、食（倉儲）（漕運）、食（入中入邊）（糴糶）、食（倉儲）（漕運）（市糴）、服、歷法、學術(shù)、職官、區(qū)劃、四夷等等，這些都是寫下冊文化史的材料摘錄。每一專題下，列出的材料頁碼，少則幾條、幾十條，多則上百條。每本材料，都附有“幣價考”，如“宋史幣價考”，共有七頁，摘錄《宋史》上的幣價材料，自第一卷起，到最后第四百九十六卷為止，所記“幣制”“幣價”的材料有六百九十七條（每一個頁碼，即一條材料）（圖3：材料摘錄《宋史》一疊內(nèi)的“宋史幣價考”“錢幣”“賦稅”）。

圖2：材料摘錄中“緩攻北漢及遂伐遼”一頁

圖3：材料摘錄《宋史》一疊內(nèi)的“宋史幣價考”“錢幣”“賦稅”

看著這些“材料卡片”，可以想見呂先生治史工作的第一步是閱讀史書、摘錄材料（頁碼），并加以分類、匯編：即一邊讀史書（材料），一邊按照自己設(shè)計的史著結(jié)構(gòu)，將史料分門別類地摘錄、歸類。這包“材料卡片”，大部分都是摘錄材料所在的頁碼，少數(shù)是摘錄起訖的句子。按頁碼去復(fù)核呂先生使用的“正史”，相應(yīng)頁碼上“材料”都是用紅筆圈點過的。還有一些“材料卡片”是直接將“正史”或其他史書上的段落剪貼下來，再加上分類的標題或首尾處寫上自己的分析或評述。嚴耕望在《治史答問》中論述過呂氏斷代史的特色，他說：呂氏的斷代史“每部書前半綜述這一時代的政治發(fā)展概況，后半部就社會、經(jīng)濟、政制、學術(shù)、宗教各方面分別論述。前半有如舊體紀事本末，尚較易為功；后半雖類似正史諸志，而實不同。除政制外，多無所憑借，無所因襲，所列章節(jié)條目雖尚不無漏略，但大體已很周匝賅備，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組織系統(tǒng)加以凝聚組合，成為一部嶄新的歷史著作，也可說是一種新的撰史體裁”。這些“材料卡片”就是嚴氏所說的“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組織系統(tǒng)加以凝聚組合”的最直觀的反映。

材料的摘錄是一項沒有止境的工作，所以“材料卡片”上摘錄的頁碼是不斷有增補的，有許多“材料卡片”是隨讀隨記、隨記隨考，已有讀史札記的雛形，比如有一頁題為《何不食肉糜》（寫于1956年）這樣寫道：

《晉書·惠帝紀》：“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此語或疑其不實，然惠帝之蒙蔽則必不誣矣?！督鹗贰な雷诩o》：“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干臘？”（大定二十六年，第八卷，第六頁上）此語與晉惠帝之“何不食肉糜”可謂無獨有偶。金人之于天祚未必造此語以誣之，則惠帝此語亦未必無也。人君所處之境，與恒人絕殊，故其人之見解亦不可以恒理測度，有衡以尋?！姙椴唤檎咭哉摼?，則反為近于情實也。（見圖4：讀史札記“何不食肉糜”草稿）

圖4：讀史札記“何不食肉糜”草稿

大約呂先生讀到《金史·世宗紀》上有“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干臘”的記載，便聯(lián)想到《晉書·惠帝紀》上有“何不食肉糜”一事，隨即寫下了自己的分析和推論。確實，歷代帝王，多是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民之情偽，一物不知！其所處之環(huán)境，既與常人絕殊，故其人之見解，怎可“以恒理測度”之？此所謂一語破的！而史家的通達與史識，也由此可見。

大致材料有了一定的積累之后，就可以撰寫較完整而系統(tǒng)的讀史札記了。呂先生的讀史札記有一點與乾嘉前輩稍有不同，那就是他的許多讀史札記是分專題成系統(tǒng)的，這在“材料卡片”中已有反映，而他寫的史學論文，實在多是由系統(tǒng)的札記建構(gòu)而成的，如他的《匈奴文化索隱》一文，就由《匈奴為夏后氏苗裔》《匈奴風俗》《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匈奴與中國同文》《五餌》《匈奴人口》等六篇札記組成；《漢人訾產(chǎn)雜論》是由《論古人日食之率及漢代訾產(chǎn)利率顧直》《論前漢賞賜》《論后漢三國祿賜及賜人民》《論漢世贈遺》《論漢世購賞》《論漢世喪葬之費》《論漢世臧盜振恤》，《論漢世賣爵贖罪》《論漢世榖帛之賈》《論漢世馬賈》等十篇余札記組成。其他如《道教起源雜考》《秦漢移民論》等，也都是用這種方式撰寫的。

不僅是史學論文，呂先生的斷代史著述，實在也是由系統(tǒng)的、專題性的札記建構(gòu)而成。比如他的《秦漢史》下冊第十七章第六節(jié)交通，全文一萬余字，有二十個自然段，如果對它做一番“解構(gòu)復(fù)原”，給每一段擬個小標題，就可得“札記”二十篇：（一）乘車為體制起見，（二）畜牛者多于馬，民間駕車、官家運輸多用牛，（三）宮中用輦，（四）民間多用驢，（五）國家獎勵民間養(yǎng)馬，（六）漢之馬政，（七）漢道路之修治，（八）漢時邊方之道，（九）漢時道旁植樹，（十）前后漢驛法一大變，（十一）私家可置驛，（十二）郵驛，（十三）烽燧，（十四）漢時傳舍，（十五）亭傳之置，（十六）關(guān)梁，（十七）傳信于郡國以符，（十八）水運與海運，（十九）漢世之造船，（二十）僻陋之地少舟船。又如第十九章“學?！币还?jié)，全文約一萬四千余字，可按內(nèi)容“解構(gòu)”成札記二十篇：（一）古今政教之一大變（學術(shù)為士大夫所專有之局破），（二）西漢之大學，（三）漢之三雍，（四）后漢之大學，（五）漢世多孤寒向?qū)W之士，（六）漢世入學者年齡，（七）漢時學校風潮，（八）漢時博士及博士弟子之選頗為重視，（九）漢世學業(yè)多得之在官，（十）學校當重教化，非重學業(yè)，（十一）漢世郡國之學，（十二）學校講教化故最重者為禮，（十三）漢時庠序多講教化而有名無實,（十四）漢時資助吏民之好學者，（十五）漢世良吏多能興學于辟陋之地，（十六）漢世文學之職于郡國教化關(guān)系頗大，（十七）漢世私家教授之盛，（十八）漢儒居官者多不廢教授，（十九）漢興儒學之效，(二十)漢世之游談之風等等。當然，就系統(tǒng)性而言，各章節(jié)也有程度的差異，有些詳盡，有些簡略。《秦漢史》共二十章，第一章為總論，不分節(jié)；上冊有十一章七十九節(jié)；下冊設(shè)八章四十七節(jié)；總共一百二十六節(jié)，也就是一百二十六個專題性、系統(tǒng)性的札記長編。以這種方法來“解構(gòu)”讀呂氏的《中國社會史》《中國民族史》《先秦學術(shù)概論》等著述，都可以看出有明顯的“專題或系統(tǒng)性的札記”的特征。

不論是這包“材料卡片”，還是其他的史料摘錄和札記草稿，呂氏所用的紙張都不講究，有些是剩余的考試紙，甚至還有舊時店家的廣告紙?！安牧峡ㄆ敝杏惺畞眄?，是摘錄在《中國史籍讀法》草稿的反面，《中國史籍讀法》是呂先生為華東師大歷史系畢業(yè)班學生做演講而寫的最后一份講義，完稿于1954年的6月，可見這幾頁“材料卡片”是摘錄于1954年6月之后。然二年前，因《隋唐五代史》的出版受阻，呂先生給開明書店王伯祥先生去信，說“斷代史”的撰寫“截至五代止”（《王伯祥日記》第二十六卷，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版，38頁）。換言之，計劃中的《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已決意不寫了，何以為這兩書而做的“材料卡片”卻仍在繼續(xù)呢？大約這種自幼養(yǎng)成的讀史料、做摘錄的習慣，已經(jīng)成為呂氏不可或缺的日課，成為他的“生活的方式”和“生命存在的標志”了（陳平原：《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原系在華東師范大學的演講，收入張保寧：《文學研究方法論讀本》，陜西師范大學出版2017年版，291頁）。

王培軍君寫有《卡片學問》一文（下文簡稱“王文”），說“《圍城》中李梅亭的卡片箱里，一只只都是小抽屜，拉開抽屜，里面是排得整齊的白卡片，像圖書館的目錄?！@些卡片照四角號碼排列，分姓名、題目兩種?！闭f“此必是借呂思勉事，以為‘惡謔’?！保ㄍ跖嘬姡骸犊ㄆ瑢W問》，見《文匯報》2013年10月24日）“王文”還引上文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合刊》那段回憶為佐證。這個推測也是有道理的。錢先生的父親錢基博先生與呂先生是至交，同在光華大學任教，錢先生或許拜訪過呂先生，或許目睹過呂先生的寫作情形。然后，翻遍呂氏的遺稿，未見有類似“李梅亭”式的卡片箱與卡片紙。不過，早年的錢鍾書先生視呂氏的治史是“卡片學問”有可能是實情。1937年，錢鍾書先生寫過一篇《談交友》，文中有對“卡片學問”多有嘲笑，他說：“時髦的學者不需要心，只需要幾只抽屜，幾百張白卡片，分門別類，做成有引必得的‘引得’，用不著頭腦更去強記。但得抽屜充實，何妨心腹空虛。最初把抽屜來代替頭腦，久而久之，習而俱化，頭腦也有點木木然接近抽屜的質(zhì)料了。我敢預(yù)言，在最近的將來，木頭或阿木林等謾罵，會變成學者們最尊敬的稱謂，‘樸學’一個名詞，將發(fā)生新鮮的意義?！保ㄥX鍾書：《談交友》，見《文學雜志》1937年5月創(chuàng)刊號）錢氏的這一番言論，想必一定是專有所針、是有感而發(fā)，他豈會把治學用不用“材料卡片”與用不用“心”混為一談？在《談交友》一文刊出四十六年之后，即1983年呂氏的幾部斷代史以及《讀書札記》等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再版，呂先生的女兒呂翼仁女士將重印之父親遺著，分送國內(nèi)外學界同人或呂先生的好友，錢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位。是年4月，呂翼仁女士收到錢先生的致謝函（見圖5：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錢鍾書先生寄呂翼仁的致謝信，原信文末），其中寫道：“猶憶曩侍先君，得瞻長德鳳儀，而無知不悅學，未能多請教益，撫今追昔，彌增悔恨。”這幾句話，與其說是客套應(yīng)酬，倒不妨說是錢先生的真情流露（見“王文”），抑或晚年的錢先生對“卡片學問”已改變了看法？

圖5：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錢鍾書先生寄呂翼仁的致謝信

自西方的章節(jié)體傳入并逐漸成為史學撰述的主流體裁之后，傳統(tǒng)的撰史方式已與我們漸行漸遠了。像呂先生那樣老一輩的史學家，之所以還能恪守著這種傳統(tǒng)的方式，自與他們青少年時所受的教學、訓(xùn)練有關(guān)，也與當時的學風有關(guān)。嚴耕望先生稱今日通行的論文體裁為“常行體”（嚴耕望：《治史經(jīng)驗談》，見《怎樣學歷史——嚴耕望的治史三書》，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73頁）。與這種“常行體”相比，由系統(tǒng)的札記建構(gòu)而成的論文著述，不僅有體裁上的差異，也有撰史程序上的不同。在這里，撰史的程序?qū)κ窌馁|(zhì)量具有重大的影響。“札記”體的論文著述，既然由系統(tǒng)的札記所組成，那它的撰寫程序，只能從讀史書、寫札記入手，等到札記有了一定的積累，論文或論著也就水到渠成了。呂先生曾批評當年大學生做論文的方式，他說：“最要不得的，是現(xiàn)在學校之普通做論文的方法，隨意找一個題目，甚而至于是人家所出的題目。自己對于這個題目，本無興趣，自亦不知其意義，材料究在何處，亦茫然不知，……不該不備，既無特見，亦無體例，聚集鈔撮，不過做一次高等的鈔胥工作。做出來的論文，既不成其為一物，而做過一次，于研究方法，亦毫無所得，小之則浪費時間，大之則誤以為所謂學問，所謂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則其貽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保▍嗡济悖骸稄奈覍W習歷史的經(jīng)過說到現(xiàn)在的學習方法》，收入《呂思勉全集》第十二冊，750頁）李伯重先生曾寫有《論學術(shù)與學術(shù)標準》一文，說我國的“學術(shù)著作今天越來越被國際學界視為假冒偽劣而不屑一顧”，文中以宋史研究論文為例，說據(jù)2005年的統(tǒng)計，“近50年來刊出的宋史研究論著總數(shù)多達1.5萬篇，而其中絕大部分刊出在這二十五年中”，這些宋史論文中，“1/3－1/2是完全沒有學術(shù)價值的廢品”（李伯重：《論學術(shù)與學術(shù)標準》，《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三期） 。如果我們把呂氏的史著稱之為“札記”體，那么“常行體”應(yīng)該是“札記”體的“升級版”；有了“札記”體的基礎(chǔ)，再來撰寫“常用體”的論文論著，就能保證著述的質(zhì)量，也不易炮制“假冒偽劣”或沒有學術(shù)價值的廢品了。

附錄

錢鍾書信函原文：

翼仁女士著席：忽奉惠寄誠丈遺著，念舊相存，不遺在遠，既感且憾。猶憶曩侍先君，得瞻長德鳳儀，而無知不悅學，未能多請教益，撫今追昔，彌增悔恨。幸大家能保楹書，復(fù)使流布，俾炳燭余明，稍補平生未足之心，差以自慰耳。上月海外人來示家賓四《師友雜憶》一冊中，有一章述與誠丈交誼，道及大家，殊有情文。亦寓目可惜未錄副也。專此致謝，即頌近祉。 錢鍾書敬上 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