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化程度的加深，隨著世界各地經濟和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歷史敘事的空間不斷擴大：從民族國家歷史到區(qū)域史，從區(qū)域史到世界史，從世界史到全球史。一方面，歷史敘事空間的拓展，體現(xiàn)了人類對于宏觀歷史研究的強烈興趣，以及對于宏大敘事的不斷追求；另一方面，歷史研究愈發(fā)專業(yè)化，學者們對于小而專的問題也表現(xiàn)出更大的興趣，他們醉心于探微索隱，在細枝末節(jié)和表象上駐足不前。歷史學家似乎普遍缺乏一種看待和思考問題的長遠眼光，僅僅滿足于近期的事件和短期的效應，歷史學也因而經受著“短期主義”的困擾。由此帶來的一個結果是，人們很難把握和解釋變動不居的生活世界，特別是在面對未來時，由于缺少對重大問題的宏觀考察和反思，人們喪失了應有的洞察力和決斷力。世界史尤其是全球史在近年來的持續(xù)發(fā)展，不僅是對歷史研究中所出現(xiàn)的碎化問題的一個糾正，它同時也表明，從聯(lián)系和互動的角度去研究歷史，是人們認識自我和理解他人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從世界史到全球史
世界史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的出現(xiàn)以及世界史學科的形成，主要發(fā)生在美國，它們與20世紀美國史學界的兩次重要轉折有著密切的關系。首先，二戰(zhàn)的結束及隨后發(fā)生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使西方開始重新審視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逐步認識到后者在塑造當代世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些歷史學家因而強調，必須以一種世界眼光而不是歐洲視角，才能洞察當代歷史的發(fā)展趨勢與本質。正如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在1956年所指出的：“如果我們能夠打破歐洲歷史的束縛，將我們的思想從只關注西方的狹隘視野中解放出來，我們就會做到更好。因為那樣的歷史只會加深我們的偏見，強化我們對自我傳統(tǒng)和價值優(yōu)越性的信念，并讓我們對生活于其中的這個世界的實際權力分配，以及在其中真正起作用的力量產生危險的誤解?！?963年，美國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1917-2016）出版了《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一書，該書突破了傳統(tǒng)世界史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局限，將重點放在了不同社會與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交往與接觸，尤其是技術與工藝的傳播上。一般認為，《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是在全球史觀指導下寫就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給后來的世界史和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范本。
《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
另一次轉折發(fā)生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和全球化的迅猛發(fā)展，擺脫了意識形態(tài)之爭的世界日益呈現(xiàn)持續(xù)交往的圖景。面對這一現(xiàn)實，歷史學家試圖提出一種不同于以往的解釋框架，對過去和現(xiàn)在的人類歷史進行全新的描述。關注世界范圍內不同民族和地區(qū)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成為這一時期世界史研究的重點。與第一次轉折相比，這一次轉折無論在研究方法還是編纂范圍上，都得到了極大的拓展：環(huán)境的變遷、物種與疾病的擴散、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移、帝國的擴張、跨文化貿易、經濟波動、思想觀念和宗教信仰以及文化傳統(tǒng)的傳播等一系列主題都被納入歷史學家思考的范圍。由美國世界史協(xié)會創(chuàng)辦于1990年、杰里·本特利（Jerry HBentley，1949-2012）任主編的《世界史雜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即體現(xiàn)了一些學者在這一研究領域的志向與抱負。
二戰(zhàn)及冷戰(zhàn)后國際形勢的巨變固然是世界史研究興起的根本原因，但世界史作為一門學科的迅速發(fā)展，主要與美國的政治現(xiàn)實、美國歷史學家的努力，以及美國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眾所周知，二戰(zhàn)結束后，出于同蘇聯(lián)爭奪第三世界的需要，美國調整了其外交政策，加緊了與第三世界的合作，學術界也隨之加強了對第三世界歷史與現(xiàn)狀的研究。及至美國參加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普通民眾也有了了解域外文化的需要。這就促使一些歷史學家開始運用全球眼光來看待整個世界，而落實它的有效辦法就是調整美國中學，特別是大學的課程設置，用世界史來代替舊有的西方文明史教學。斯塔夫里阿諾斯對此做過這樣的評論：“這個時候，我感到需要以一種全球視野來開設另外一門課程。這種感覺在朝鮮戰(zhàn)爭期間加強了，當時我們許多學生離開校園前往遠東，但對他們將要面對的國家，卻缺乏足夠的知識和了解?！睆?0世紀50年代開始，經過路易斯·戈特沙爾克（Louis Gottschalk，1899-1975）、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威廉·麥克尼爾、馬歇爾·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1922-1968）等學者的不懈努力，直到1982年美國世界史協(xié)會（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WHA）的成立，世界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大學里得到極大推動。針對這一變化，時任美國歷史協(xié)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HA）主席的卡爾·戴格勒（Carl NDegler，1921-2014）在1985年說道：“即使是最保守的院系，包括那些教職員工人數有限的院系，都表現(xiàn)出一種不斷增長的超越歐美視野的意識?！蓖荒?，密歇根州立大學理查德·蘇利文（Richard Sullivan，1921-2005）教授參加了國會的一場辯論，主題是大學歷史入門課是講授西方文明史還是世界史。參加完辯論后，蘇利文教授總結道：“我預測，傳遞給全國高校的一個基本信息是，有必要，或許是非常有必要考慮用世界史課程來取代西方文明史課程?！豹?/p>
推動美國世界史教學的另一個重要事件是中小學世界史教學標準的頒布。1994年秋天，美國中小學歷史教學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NCHS）在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教育部的資助下，制訂了《全國世界史教學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for World History）。依據這一標準，世界史被分為八個時期，每個時期又配有若干標準，總計39條，內容分別涉及社會、政治、科技、經濟、文化等領域。以第六時期“第一個全球時代的出現(xiàn)（1450~1770年）”為例，其中共有6條標準，分別是：（1）1450~1600年間世界主要地區(qū)的越洋聯(lián)系如何導致全球之轉型；（2）1450~1750年間在全球互通時代里歐洲社會如何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轉型；（3）16~18世紀間大的領土帝國如何統(tǒng)治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qū)；（4）1500~1750年間非洲、歐洲、美洲人民在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密切關系；（5）歐洲擴張時代亞洲社會的轉型；（6）1450~1770年間全球的主要趨勢。世界史教學標準的頒布，不僅為從小學五年級到高中階段的世界史教學提供了基本依據和目標，也體現(xiàn)了美國政府對世界史教學的高度重視，對美國世界史研究的深入發(fā)展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世界史在美國的興起，最初主要是在大學和中學的教學領域。但隨著世界史教學的深入發(fā)展，世界史研究變得更加專業(yè)化和學術化。1999年，美國世界史協(xié)會設立圖書獎，該獎項主要針對并遴選用英文寫作并出版的世界史研究方面的頂尖著作。一些具有國際影響的世界史著作紛紛獲得了該獎項，比如貢德·弗蘭克（Gunder Frank，1929-2005）的《白銀資本》，約翰·麥克尼爾（John McNeil）的《天下之新事：20世紀的世界環(huán)境史》、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xiàn)代世界經濟的發(fā)展》、大衛(wèi)·克里斯蒂安的《時間地圖：大歷史導論》、簡·伯班克（Jane Burbank）與弗雷德里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合著的《世界史中的帝國：權力與差異政治》等，這無疑對于世界史的研究是一個巨大的推動。
隨著世界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的空間視野越發(fā)擴大，越來越多的世界史研究者選擇使用“全球史”這一術語，來表達他們的研究目的和意圖，即以全球眼光或視角，考察不同區(qū)域、文化之間交流與互動。一般而言，世界史與全球史并無太大的差異，其共同點都是為了超越西方視野和民族國家視野，強調從大的時間跨度和空間范圍來研究人類歷史中的普遍聯(lián)系。因此，一些研究者都是在并列使用這兩個術語，杰里·本特利就將他所倡導的世界史與全球史并稱為“新世界史”。在2006年《全球史雜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的創(chuàng)刊號上，幾位主編也提到了全球史的當前任務是要解構西方元敘事、超越民族國家界線，并提倡采用比較研究、跨學科研究等方法。這些原則可以看作全球史的一般指導原則，也同樣適用于世界史的研究。
不過在某些語境中，世界史和全球史也有著不同的所指。比如在中國，由于世界史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不包括中國史在內的“外國史”，故全球史比世界史的內涵更為豐富和廣泛，是一種真正將人類所有社會都包含在內的，因而也更為全面和整體的歷史敘事。在歐洲，由于傳統(tǒng)世界史更多地指向20世紀之前的那種極具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的歷史，因此全球史更加強調其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此外，也有學者從空間和時間的角度試圖區(qū)分世界史與全球史的不同。比如，有些學者認為全球史比世界史更強調空間性，因而可以更為貼切地描述近年來歷史研究中所出現(xiàn)的“空間轉向”。另有一些學者認為，全球史特指全球化以來的世界歷史或者僅指全球化的歷史。不論對于全球史的理解和界定有何不同，以及它與世界史是一種延續(xù)還是取代的關系，全球史在今天確實已經超越了文化與國家的界線，成為一種為全球學術界所共同接受的宏觀的歷史敘事。
全球史的多重面向
全球史的流行實際上體現(xiàn)了近年來國際史學的一種發(fā)展趨勢，即從民族史向跨民族史的轉變、從地方視角向全球視角的轉變、從單一語境向復雜語境的轉變。這種轉變的根源來自全球化，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民族國家的性質、歷史研究的空間轉向、歷史書寫的當代價值等問題的反思。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認識到，如果把歷史事件置于一個更大的空間內加以考察，它將獲得民族國家視角或任何地方視角所無法展現(xiàn)的意義和價值。或者，歷史事件在經過多重語境的解析后，將會展現(xiàn)它與更多空間和群體的關系，以及其自身更為豐富的內涵。歷史由此成為一個聚合體，將所有有著不同的敘事、時間能指和意義的個別歷史交織在一起，使之分享共有的空間，相互聯(lián)系、互為因果，但又不彼此同化對方。這種從全球視角對人類過去的思考，或許正如林·亨特指出的，將賦予歷史一種新的目的：去理解人類在一個聯(lián)系愈發(fā)緊密的世界里究竟居于何種位置。
不過，雖然全球史的敘事旨在囊括“全球”，但全球史并沒有一個全球普遍適用的標準版本。每一個國家、民族和文化傳統(tǒng)都有自己對全球史的獨特理解，全球史的內涵和意義因而是多種多樣的，對之的應用可以有著各種不同的目的。正如德國全球史學者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所言：并不存在單一的全球化世界或全球史，人們必須從地方性視角去理解全球史。所謂超越地方性歷史的全球史將毫無意義，相反，全球史意味著從全新的視角去研究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歷史。不僅如此，近年來全球史學者更加認識到，全球史不再意味著以往那種目的論上的決定論或不受地方限制的普遍性，對全球史的研究是為了發(fā)現(xiàn)全球與地方之間相互交織與糾纏的復雜方式，以及在努力超越歷史研究空間限制的同時，去尋找跨越邊界的聯(lián)系。
也正是因為如此，全球史才得以表現(xiàn)出不同的面向。首先，從全球史研究所在的國家或地區(qū)來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qū)對于全球史的研究有著不同的側重點。美國無疑是研究全球史的中心，最近二十年來一直引領著全球史發(fā)展的方向。從早期威廉·麥克尼爾對人類共同體的全景式考察，到后來彭慕蘭發(fā)展到頂峰的全球比較經濟史研究，再到最近由哈佛大學的大衛(wèi)·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耶魯大學的塞繆爾·莫恩（Samuel Moyn）、紐約大學的安德魯·薩托里（Andrew Sartori）等人踐行的全球思想史莫不如此。而對于英國學者來說，全球史研究主要是在以往的大英帝國史的框架中進行的。與傳統(tǒng)的帝國史研究不同的是，全球史視角下的帝國史研究主要是把大英帝國及其殖民地視為一個復雜的權力網絡（network），在這個網絡中，既有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又有各個殖民地之間相互的糾葛，還有大英帝國與世界上其他帝國之間的利益沖突。
相比而言，德國的全球史研究在近些年給人一種異軍突起的感覺，涌現(xiàn)了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馬提亞斯·米德爾（Matthias Middell）、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等眾多有國際影響的學者。全球史在德國的興起，與德國史學界長期以來對納粹歷史的反思、對德國“特殊道路”（Sonderweg）的修正、對殖民歷史的重新認識密不可分。這使得德國歷史學家能夠有意識地跳出民族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的窠臼，用跨國的和全球的思維方式去思考歷史。正是因為如此，德國的全球史研究才有基于其史學傳統(tǒng)的獨到之處。比如，在全球史的敘事方式上，德國的全球史與美國全球史的那種統(tǒng)一的、全景式的描述不盡相同。以奧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為例，作者并沒有采取一種歷時性的線性敘事，按照年代的順序講述一部19世紀不間斷的全球一體化的歷史。相反，作者將19世紀的歷史分成不同的層次——人口的遷徙、生活水平的改善、城市的發(fā)展、邊疆的演進、帝國與全球體系形成、革命的爆發(fā)，以及不同的主題——工業(yè)化、勞動、網絡、知識、宗教等，力圖在每一個分支體系中去展現(xiàn)19世紀歷史的全球性，進而形成一個清晰可辨的、連續(xù)循環(huán)的敘事框架。這樣做的一個好處是，能夠有效地將全球史的普遍性與地方歷史的特殊性結合起來，因為“每一個分支領域都有其特有的時間結構：一個特別的開始，一個特別的結束，還有特殊的速度、節(jié)奏和內部分期”。
《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
其次，全球史的多重面向也表現(xiàn)在對于全球史中“權力”問題的解構上。早期的全球史過于強調全球發(fā)展的總體性和關聯(lián)性，其中所蘊含的一個理論預設是：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人民都是自愿進行交往，主動走向一體。但是，由于全球發(fā)展的不平衡，在某些歷史時期，全球化進程的推動者往往是那些居于權力中心的國家或地區(qū)，它們往往采用殖民主義、戰(zhàn)爭等暴力手段，強制性地將“沒有歷史的人”納入它們所設定的“歷史”中。早期全球史研究中的這種盲目的樂觀主義——其實也是歷史進步主義的一種表現(xiàn)——無疑掩蓋了歷史的公正性。對于這一點，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有著深刻的認識和評價。
全球史取徑也無法因忽視權力問題而遭到批評。在批評者看來,“全球”一詞掩蓋了形塑現(xiàn)代世界的社會秩序與權力不均。某些研究的確傾向于將全球關聯(lián)看作近乎自然而然的發(fā)展過程，而不是認為它們受到了追名逐利的個人和群體的驅動。這些論述在頌揚關聯(lián)性的時候，（通常不經意地）用“全球”掩蓋潛在的權力不均。
就這一點而言，許多全球性的因素并非自然的和自愿的。全球市場的開放，可能更多的是武力和軍事征服使然；普世性宗教的形成，似乎也包含宗教迫害和對異端思想的禁錮。
上述對于全球史的不同理解，以及力圖展現(xiàn)全球史多重面向的努力，實際上是提醒我們要注意全球史的特殊性問題，即每一個國家、民族和文化傳統(tǒng)都有著自己對全球史的獨特理解，全球史的內涵和意義因而是多種多樣的，對之的應用可以有著各種不同的目的。所謂全球史，應當去展示各種地方因素的糾纏，去體現(xiàn)多樣化和多元化的可能。而要更好地理解全球史的特殊性，就意味著我們要重新思考全球史與民族國家史的關系。一般而言，全球史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民族國家歷史的框架，這一點固然不錯，但對民族國家歷史的超越并不是要否認民族史的意義和價值。對非西方國家，尤其是那些有著悠久史學傳統(tǒng)的國家而言，民族敘事依然有其價值：一方面，它通過不斷納入新的現(xiàn)實意蘊而努力與變動中的全球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它也通過對敘事策略的及時調整而嘗試建構不同于西方的全球性過去。
對大多數非西方國家而言，民族國家依然在當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話語中占有重要位置，依然是當下歷史編纂得以展開的重要框架。因此，即便是全球史，其目標也不會完全超越或消解民族國家，而是在一個更大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重塑對民族國家概念的理解。美國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爾（Thomas Bender）在論及全球化時代美國國家史的書寫時指出：“僅僅是為了擁抱全球化的意識形態(tài)和進程，而完全擺脫民族及其意識形態(tài)，對于歷史編纂并無益處。這一做法必然會帶來新的盲目性，甚至有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下述必勝信念共謀的危險，這種必勝信念相信資本主義的當前階段有其合理性?！北镜聽柕倪@段話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全球史與民族國家的歷史并非截然對立，尤其對那些民族意識依然盛行于公共話語層面的國家來說，全球史只有與民族國家歷史攜手共進，才會真正扎根于地方的歷史編纂傳統(tǒng)，更具活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全球史需要吸納更多的地方經驗，而民族國家歷史也需要融入更大的敘事空間中。只有這樣，兩者才有可能更加開放和更具包容性。
全球史：新的挑戰(zhàn)和機遇
全球史就像一個無所不包的萬能工具箱，任何歷史學家都可從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對所研究的領域加以重新定位；而任何歷史都可以放入其中加以包裝，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出現(xiàn)在當前的語境中。借用克羅齊的那句名言，說當前一切歷史都是全球史似乎也并不為過。不過，這種全球樂觀主義正在遭受某種威脅。近年來，一股反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全球范圍內興起，且越來越具有政治和文化上的影響力。無論是在美國、俄羅斯、英國，還是在波蘭、土耳其、日本，本民族或本國優(yōu)先的論調此起彼伏。與此前存在已久的反全球化運動不同的是，當前的反全球化運動不是從社會底層發(fā)起的對全球資本主義的不滿，而是從社會中間階層發(fā)起的帶有地方保護主義色彩，且得到政府領導人支持的民粹主義回潮。這股反全球化浪潮從經濟領域蔓延出來，逐漸向思想和觀念領域擴散，對國家經濟利益的吁求，對民族身份的強調，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對曾經被視為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普遍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形成了嚴峻挑戰(zhàn)。這種情況也引起了歷史學家的擔憂，讓他們對建立在普遍主義之上的全球史提出了質疑。
2017年3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全球史實驗室主任，以研究拉丁美洲歷史著稱的杰里米·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在Aeon網站上發(fā)表文章《全球史在今天意味著什么？》，結合當前的反全球化趨勢，對全球史的未來提出了擔憂。阿德爾曼認為，當前全球多個國家出現(xiàn)的民粹主義或民族主義傾向，對全球史的研究構成了一定的沖擊，使其前景不再顯得那么樂觀。阿德爾曼尤其強調，盡管全球史在當前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但依然面臨兩個難以克服問題：第一，在學術語言上過于依賴英語，如果沒有英語的全球化，全球史的展開便沒有可能；第二，在西方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研究非西方的學者仍然占據少數，全球史在實踐上因而難以擺脫西方中心論。
阿德爾曼的擔憂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定的共鳴甚至爭議，在2018年第一期的《全球史雜志》上，倫敦國王學院歷史系的理查德·德雷頓（Richard Drayton）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國際史系的大衛(wèi)·莫塔德爾（David Motadel）發(fā)表《全球史的未來》一文，對于阿德爾曼提出的問題做出了回應。德雷頓和莫塔德爾承認，阿德爾曼的許多批評都是中肯的和正確的。比如，全球史在某種意義上是那些經濟發(fā)達國家的歷史學家的特權，對世界上許多貧窮國家的歷史學家來說，他們依然很難隨意飛往國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和獲取他們需要的檔案材料。此外，在全球史的各項議題中，西方仍然享有優(yōu)先權，因此，當前的全球史研究只不過是將“西方的崛起”這一命題放在全球背景中加以深化。但兩位作者轉而指出，與根深蒂固的民族國家歷史相比，全球史還是一個小而弱的研究領域，它可能需要兩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克服歐洲中心主義的弊病。全球史也不像阿德爾曼所說的那樣，只關注大的結構性的問題而忽視了個人，近來的全球史開始將目光轉向了個人、局外者和下層民眾。德雷頓和莫塔德爾試圖說明，盡管面臨一些困境，但全球史是當前史學研究的中最令人振奮的領域之一，它無疑有著可期的未來。
正是出于對這些問題的考慮，近期的全球史研究力圖在一些新的研究領域中去展現(xiàn)全球一體性與地方差異之間的并存關系，這在全球概念史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所謂全球概念史是概念史與全球史的結合。概念史主要考察政治、經濟或文化概念的產生、演變及影響，尤其注重這些概念在現(xiàn)代性語境中所發(fā)生的變化。一般認為，概念史的創(chuàng)始人是德國歷史學家萊因哈特·科塞勒克，概念史也因此成為德國史學對世界史學的一個重要貢獻。近年來，在全球史的影響下，概念史也發(fā)生了“全球轉向”。具體說來，全球概念史關注概念在不同的地區(qū)和文化中的傳播，以及在這一傳播過程中，概念在跨越不同的語境時所發(fā)生的變化，或者概念在進入新的語境時所受到的改造。全球概念史另一個研究的重點是概念的翻譯，這里面涉及較為復雜的問題，比如選擇什么樣的詞匯去翻譯某種外來概念？為什么選擇這一詞匯而不是選擇其他詞匯？在翻譯的過程中，原初的概念是否發(fā)生了變形？以及，如何保證原初的概念和被翻譯后的概念在含義上等值？以“封建”這一概念為例,“封建”是對英語“feudalism”的翻譯。但feudalism所描繪的西方中世紀的社會現(xiàn)實，與“封建”一詞所描述的中國的歷史還是有很大的差異。因此，用從英語“feudalism”翻譯過來的“封建”一詞來描述中國的歷史，會讓人產生很多誤解，也不便于對東西方歷史進行有效的比較。
全球概念史認為，選擇何種本地詞匯去翻譯外來概念，體現(xiàn)了地方文化的主動性和可選擇性，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地方文化對外來概念的改造。全球概念史對于概念迻譯問題的關注，修正了之前普遍認為的翻譯中的話語霸權問題，強調了地方差異的合理性以及地方對于權力中心的反作用。2016年，瑪格麗特·佩爾瑙（Margrit Pernau）和多米尼克·塞克森邁爾編輯出版了《全球概念史讀本》一書，該書的第三部分就詳細討論了概念的翻譯問題。兩位編者指出，概念的翻譯尤其能夠體現(xiàn)概念史的全球性和跨文化的特征，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2018年，荷蘭觀念史學家西普·斯圖爾曼（Siep Stuurman）出版了《人性的發(fā)明：世界歷史中的平等與文化差異》一書。該書考察的是“人性”這一概念在世界范圍內的不同含義和意義，比如，歐洲人、中東的伊斯蘭信徒以及東方人對人性的不同理解，借以說明并不存在一種普遍的人性。作者進而指出，即便是在現(xiàn)代社會，人性的建構也更多地體現(xiàn)了文化上的差異，而非統(tǒng)一。不過，盡管作者否定了普遍人性，但他并不否認“共同人性”（common humanity），而是在書中討論了它的可能性。與這部著作在方法上類似，2018年出版的《現(xiàn)代歐洲的民主：一部概念史》，探討了“民主”這一概念在歐洲的不同國家和文化環(huán)境中的不同含義，涉及的國家有法國、德國、英國、俄羅斯、荷蘭、瑞典、瑞士等，時間跨度從1848年直到20世紀60年代。該書試圖表明，即便在歐洲這種看似具有文化統(tǒng)一性的語境中，地方差異在理解某些重要概念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述對于全球史的新的理解和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已經不再僅僅把“聯(lián)系”（connectedness）和“網絡”（network）看作全球史必然而合理的特征。相反，近來的全球史研究越來越重視“權力”“差異”“摩擦”“碰撞”等與全球一體性相矛盾的因素，因為這些因素也是人類交往中不能忽視的，有時甚至是更為真實的一面。所以，只有同時考慮全球史中的統(tǒng)一性和差異性，才能使全球史更具客觀性和展現(xiàn)多維的樣貌，才能使全球史在經歷當下的考驗后，擁有一個更為光明的未來。
早期的全球史研究重在考察不同文化和地域的交流與互動，旨在揭示人類歷史發(fā)展的總體性，其研究領域多集中在經濟史、社會史中那些體現(xiàn)著長時段和大范圍的社會流動現(xiàn)象，如商品的流動、物種的傳播、大規(guī)模的移民等。近年來，部分地受到新文化史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全球史研究中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動向，主要表現(xiàn)在關注個體的全球性經歷、個體所代表的地方性與全球性之間的糾纏，或者個體在跨越不同的文化語境時所表現(xiàn)出的適應與不適。對全球史中個人或個體的關注，反映了全球史近年來的一些新的變化軌跡：從最初的關注跨洲、跨區(qū)域的宏大敘事轉向關注地方性因素在全球史中的重要作用，進而關注個體的全球性經驗，體現(xiàn)了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的結合?？傊?，對全球史中個體的考察，開辟了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有助于人們認識和理解全球史的多種潛能。
本文摘錄自《當代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 王晴佳/張旭鵬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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