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了輝煌的圣殿，為書加了冕的，紐約要算一處。
書，恐怕是這座超級大都會里，能與悠久歷史發(fā)生關聯的罕有物件。雕塑家愛德華·波特（Edward C. Potter，1857–1923）設計的石獅子，可能比這座城里的其他動物更明白這一點。
用書鍍金的新大陸
波特雕塑過的石頭獅子有雌有雄。雌的兩只酷魅妖嬈，修長著腰身，臥在曼哈頓島靠麥迪遜大道的東36街上，鎮(zhèn)守著身后的摩根圖書館。所謂“摩根”就是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3），聯邦鋼鐵、通用電氣、美國電話電報……美國金融史和實業(yè)史多半都要從這個名字寫起。沒有人不知道他富可敵國，但他自己最得意的恐怕卻是他的藝術收藏和文化教育事業(yè)。大都會博物館一進大門的左手邊就有碑文，紀念他推動大都會博物館的建立，捐贈并出借藏品，還出任總裁長達42年。七十歲時摩根更為自己建成了這座私人藏書樓，僅十五世紀中葉的古騰堡圣經，他就藏有一部羊皮紙版和兩部印刷紙版。
圖1 摩根圖書館圓拱大廳穹頂。（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從獅子身后原初的大門進來，是一個圓拱大廳，繁盛豐滿的壁畫（圖1）華麗麗從頭頂罩下來：中心位置被小天使拱衛(wèi)著的，是“宗教、藝術、科學、哲學”四位女神；東西和朝北的三面半月舷窗，繪有伊利亞特、奧德賽和亞瑟王的史詩和傳奇。整個圖書館被鄭重地定義在了西方古典文明的原點之下。
圖2 摩根圖書館藏書樓，在三層書架上方環(huán)繞著的，是莫布雷繪制的壁畫。
往東，原是摩根的三層藏書樓，和那些整飭滿布的中世紀藏書一樣引人注目的，是由哈里·莫布雷（Harry Siddons Mowbray 1858-1928）受傭繪制的巨型壁畫（圖2）。1906年，在格林威治村的畫室里畫了三年之后，莫布雷將他的畫布裝上了房頂，也成就了這名被姨媽領養(yǎng)的英裔孤兒在紐約的功名。畫面非常歐洲，莫布雷是在巴黎和羅馬學習的十五世紀意大利藝術，畫面洋溢出的文藝復興之風自然在情理之中。喜劇、繪畫、建筑、詩歌、歷史、音樂、科學、悲劇和天文學九位繆斯居高臨下于三層書架之上，旁邊是被她們眷顧的天才大師，比如，寫作了《神曲》的詩人但?。―ante Alighieri）、以《春》和《維納斯的誕生》聞名的畫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文藝復興三杰之一的畫家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建筑家桑加羅（Antonio da Sangallo）、西方哲學的奠基者蘇格拉底（Socrates）、促進了英文標準化的出版家卡克斯頓（William Caxton）、以《歷史》著稱的作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物理學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和讓歐洲人知道了美洲的探險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叭耸侨f物的尺度” ，“重歸文藝復興”的摩根穹頂，洋溢著對人與智慧的無限頌揚，甚至是不加掩飾的炫耀。十九世紀末的美國新貴，對十四至十六世紀新興資產階級文化思潮的這種不厭其煩地復述，自然含有致敬的意味，然而自覺不自覺地，也是在為自身的所謂世俗成功歸因——巨大財富的正當性需要在新大陸，以類似羅馬萬神殿的形式被隆重正名。
美國版的萬神殿，就是所謂名人堂或者名人墻。人同此心，就像咱們中國人的祖先牌位或者五百羅漢，只要足夠久遠抑或足夠突出，被神化被崇拜的可能性就總是會有的。摩根的這幅環(huán)繞式名人畫墻，連綴出的是相當“舊大陸（old world）”的知識概念。仰望這份“西方正統(tǒng)”名單，不由得想起紐約另一處的一項名曰“巴爾特（Butler）旗幟項目”的所謂“學生活動（抑或運動？）”。巴爾特是哥倫比亞大學最大的圖書館，恢弘的門額上鐫刻著荷馬、希羅多德和亞里士多德等八位希臘哲人的大名。1989年有通識教育學院的女畢業(yè)生，在這份名單之上拉出了四十多米長的橫幅，上書薩福、勃朗特、伍爾夫等女作家的名字，以批評對女性作家的忽視。盡管橫幅很快就被安保拆除了，但這個做法卻延續(xù)了下來。1994年，又一橫幅上墻，這一次獲得了校方的短暫許可，仍舊一列女將，名單略有調整，添加了波伏娃，特別是加上了墨西哥裔的希斯內羅絲（Sandra Cisneros）和印第安人西爾科（Leslie Marmon Silko）等有色族裔。最近的一次，校方的許可是從2019年10月1日到12月16日，這一次的提名還兼及對核心課程缺少有色族裔女性作家的批評。莫里斯（Toni Morrison）和張粲芳（Diana Chang）大名在上，后者據說是第一位在美發(fā)表小說的美籍華裔。
在人和思潮都長著反骨的大學，這樣的事件不足為奇，這樣的質疑也具有啟發(fā)性，特別是在倡導平等多元的當下，“美國文化的源頭究竟何在”確實是個需要深刻反省的復雜議題。這個世界很多地方甚至說大部分地方，還需要高喊性別平等、種族平等；黑人在美國的權利也就是這么不遺余力地喊出來的。盡管這種“硬杠”在邏輯上的疏漏顯而易見，有點類似于去質疑中國古典哲學課程為什么只有孔孟老莊，而不選李清照和張愛玲等女作家一樣。然而，文化和思想究竟應不應該性別“掛帥”？女權主義運動在今天究竟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當智識被刻意地以男女之別來標記的時候，對性別的默認歧視和對人類智慧的再次誤讀，是否也悄然來臨？紐約泛濫著的越來越不容討論的女性 “受害者情節(jié)” （尤其是有色人種、非基督教女性），會不會暗含對廣泛女性的隱蔽洗腦從而以弱者定勢思維的灌輸，造成更深刻的迫害？但這些嚴峻切身的問題，都被事件的“政治正確”這個喧賓奪了主；倒是學生的“有限反思”和校方的“有限寬容”，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歷史本身從來都我行我素，但與歷史相處的方式，卻是一個民族理性的標尺；而苦難歷史重演的頻次，則是一種制度以及所依存的文化是否敗壞的測試儀。
圖3 羅里爾俱樂部《女性著作五百年》特展，海報上方有俱樂部的名字。
靠近公園大道東60街的格羅里爾俱樂部（Grolier Club）成立于1884年，是美國歷史最久、規(guī)模最大的藝術圖書愛好者協會。今年的開年大展是《女性著作五百年》（圖3）。相比哥倫比亞女大學生單列女作家名單的做法，格羅里爾的出手明顯老辣。我很樂于看到第一部由女性撰寫的基于兩千余次助產經驗的產科著作（布爾西耶 Louise Boursier，1642年，巴黎）；欣喜于各類昆蟲的逼真圖譜，知道昆蟲變異研究和教育的開拓者是女性（梅里安Maria Merian，約1718年，阿姆斯特丹）;感慨于《特魯斯自述》供養(yǎng)了曾經是黑人女奴的作者，并照亮了美國廢奴和女性解放的道路（1853年，特魯斯Sojourner Truth，紐約）。
摩根圖書館也似乎沒有另列名單、另掛橫幅的動向，今年冬天更是啟動了耗資逾千萬美金的原建大門的修復工程。在崇尚追新逐異的紐約，這種做派很“中世紀”，守舊、傳統(tǒng)。2019年夏天，紐約公共圖書館總館紀念美國詩人惠特曼誕辰200周年，通過展示同性之間零散的書信和照片，試圖把重點導向“他的名字幾乎成為包容、平等、感性和個體價值等觀念的代名詞”——紐約的展覽往往質量上乘，如果不看導覽詞的話——里面挾帶著不少對世風的逢迎，需要十二分的警惕。我比較懷疑惠特曼的非?！皻v史”和非?！懊绹保瑫且驗樗男匀∠?。好在我穿過六個街口，就看到了摩根的惠特曼紀念展，1855年版的《草葉集》（Leaves of Grass）和《哦，船長，我的船長》（O Captain! My Captain!）的手稿安臥眼前，后者是他1865年為林肯總統(tǒng)所做的著名挽歌。29年前我開始在大學任教，要先做幾年本科新生輔導員，第一次班會我用盒式錄像帶播放了盜版的美國電影《死亡詩社》（Dead Poets Society），片尾的經典橋段就是曾被森嚴戒律管教的高中男生站上課桌，用被啟蒙了的聲音喊出“哦，船長，我的船長”。這是我和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1991級一班的暗號，是很難忘記的個體生命的密碼。
十足的實力，還是有十足的魅力的；而這種魅力，本質上關乎智性、境界與態(tài)度，而與性別和年代無關。
圖4 弗里克藝術文獻圖書館的閱覽室墻上復制的《圣母瑪利亞、圣嬰與兩位圣徒》。
“我們的船安渡過驚濤駭浪，我們尋求的獎賞已贏得手中。”十九世紀末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成就了摩根，經濟猛進帶來的財富，成為藝術收藏的保障；歐洲經濟的沒落和移民的涌入，也使得文物和人才大量流向美國。馬克·吐溫（Mark Twain）1873年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鍍金時代》，成為美國十九世紀最后三十年的時代代名詞；它不僅是在象征意義上極言美國的財富急聚；而且也在字面意義落實為一種裝飾風格——鍍金時代的美國，室內外裝飾無不以鍍金為能事。老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 1849-1919）是與摩根同處于鍍金時代的實業(yè)家，弗里克收藏館的藝術段位與摩根圖書館也不相上下；屬下的弗里克藝術文獻圖書館的閱覽室墻上，裝飾著羅霍夫（Nicola Lochoff, 1872-1948）復制的意大利阿西西的圣方濟各大教堂中的《圣母瑪利亞、圣嬰與兩位圣徒》（圖4），上面寫著常見的宣教語“無光則盲” 。對于鍍金時代的富豪們來說，這句話多少有些“錦衣夜行”的意味。弗里克的女兒購藏了很多羅霍夫臨摹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大多都是這樣金燦燦的。給圣像描金是出于宗教的虔誠，而它們后來被購藏而用于裝飾，也許卻是由于，文化的自信非黃金就可以飽足，但是沒有黃金則是萬萬不能的。
圖5 摩根圖書館藏書樓入口，大門上方繪有摩根和夫人所屬的白羊座和雙子座。左下方是摩根購藏的古騰堡《圣經》。
盡管新貴們總是有藏不住的傲嬌——摩根圖書館的天穹，繆斯和天才之上是十二星座，而藏書樓入口的正上方則是摩根自己和第二任夫人所屬的白羊座和雙子座（圖5）。據說，摩根第一次走進他的藏書樓，站在他的兩顆幸運星下凝視天花板，曾說：“我原以為這是我的圖書館，現在看來，它是莫布雷的了”。這句話當然可以理解為對畫家畫作的夸贊，然而，新貴的傲嬌之下，對傳統(tǒng)文明的敬畏，也是耐人尋思的。圖書館大門上的亞瑟王，皇冠、寶劍和項鏈都大鍍其金，是摩根授意的夫子自況，還是莫布雷的奉承側漏，不得而知；但亞瑟王畫像的對面，一目了然的，是圣母瑪利亞雕塑頭頂上寫著的：“榮耀歸于上帝”。
圖6 摩根博物館展出的貝多芬活體面部石膏像、G大調第十小提琴奏鳴曲手稿和“生命短暫、藝術長存”手跡。
1907年落成的摩根圖書館，是經濟資本向文化資本的一次轉化。某種意義上，不妨將其視作崛起的“新大陸”鍍金轉型的標本。1924年摩根去世后，其子將圖書館開放，并逐漸建成為摩根圖書館和博物館。2020年是貝多芬誕辰250周年，博物館在底層的一面短墻上，很低調地展示了摩根購藏的貝多芬活體面部石膏像和若干手稿，包括摩根1907年購入的G大調第十小提琴奏鳴曲（圖6）。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的互動，本就是頗可玩味的歷史母題。貝多芬最后的這部小提琴奏鳴曲，為到訪維也納的法國小提琴演奏家洛德（Jacques Pierre Joseph Rode，1774—1830）而作，1812年12月29日洛德首演時，鋼琴伴奏是貝多芬的私教學生魯道夫大公（Archduke Rudolph），當然，魯道夫更需要被提及的身份是貝多芬的贊助人，而奏鳴曲自然是題獻給大公的。摩根購入的是1815年貝多芬與出版商最后議定的版本，這是貝多芬被購入美國的第一份重要簽名手稿。石膏像的下面，展示了貝多芬抄錄并譜曲了的兩行短句“生命短暫、藝術長存”。
財富與責任，藝術與聲名，個體與家國，現世與永恒，這些久遠的選題，恐怕并不只是魯道夫大公、摩根和鍍金時代的美國需要去回答?！吧虝骸⑺囆g長存”，出自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公元前四到五世紀的古希臘名醫(yī)，西方醫(yī)師行醫(yī)之前的誓詞就是托希波克拉底之名。良醫(yī)如良相，這位曾將醫(yī)學獨立于巫術和哲學之外的先賢還說了后面的三個警句，“實踐總是危險的，決斷總是艱難的，機緣總是轉瞬即逝的”。太陽底下無新事，面對這張小小的紙片，我一遍遍地念及我在武漢的老母親。庚子年的春節(jié)，自以為已經“厲害（鍍金）”了的“我的國”正在遭遇的，與其說是疫情，不如說是帶著巨大問號的斷喝。
玫瑰色的天穹下
書比人長壽，比人有記性。1348年佛羅倫薩爆發(fā)黑死病，暴斃十多萬人，喪鐘齊鳴。第二年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以這次瘟疫為背景，寫下《十日談》，講述十名到郊外山上的避難者，決定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來捱過瘟疫，最后集齊了一百個故事。這本現實主義短篇小說集，毫不留情地揭露黑暗勢力，遭到帝王、貴族和教會的攻擊咒罵。薄伽丘的頭像安放在摩根圖書管理員格林（Belle da Costa Greene，1883 -1950）女士辦公室的壁爐上，這位傳奇女性從1905年開始穩(wěn)坐于此43年，某個意義上，她才是摩根圖書館真正的掌權人；而紐約頂級文化圈里呼風喚雨的她，為什么會選擇薄伽丘這位講故事的人在她的身后呢？
圖7 摩根圖書館圖書管理員辦公室天頂壁畫。
格林女士的頭頂是芬恩（James Wall Finn）1905年完成的壁畫（圖7）。與莫布雷繁盛中的莊重不同，芬恩似乎要掙脫矩形的框格，他畫的人像都是高貴舒展的；而之所以看得出是芬恩的手筆，緊要的是因為人物背景里，那些讓人過目不忘的，玫瑰色的天空。
圖8 紐約公共圖書館總館玫瑰閱覽室的天頂壁畫。
巡著芬恩的密碼，步行10分鐘，就到了第五大道東42街的斯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大樓，1911年正式落成開放的紐約公共圖書館主館，在2007年至2011年獲贈金融家施瓦茲曼1億美金的贊助修建后，改成了現在這個名字（恐怕要多說一句，他的中文譯名叫蘇世民，在中國設立了蘇世民學者項目。目前已向清華大學捐贈了3億美金，是中國大學收到的最大單筆捐款。文化資本為財富加冕，似乎是紐約富有的傳統(tǒng)）。爬上這座研究型圖書館的三樓，是一個和足球場一樣大的“玫瑰閱覽室”，一抬頭就可以和芬恩重逢。在啟用之時就完成的云天（圖8），索性連人都沒有了，連綿三幅，像奔涌的海浪，翻滾著，翻滾著，翻滾著，鍍著玫瑰色的光芒。這是很紐約的天空，冬日傍晚，東河岸邊，落日余暉下的云彩真是這樣玫瑰色的，在灰藍色的天空上，翻卷著，向著同樣灰藍色的，大海的方向。
我沒有想過，在紐約這座城里，會坐下這么長時間。盛夏或者寒冬，完成了實地調研后，我都會坐在這里，借助館藏整理思緒。眼睛干澀時，仰起脖頸，玫瑰色的天穹，就那樣抒情地撲下來。
這是鍍金時代的“浪漫主義”，氣度是鍍著金的，情懷鑲著玫瑰色的云彩；有著永不枯竭、無所畏懼的勇氣、創(chuàng)造力和實干精神。你若不信，就去比較比較玫瑰閱覽室入口處的壁畫，氣氛和格調截然不同，一下子從天上到了人間。
圖9-1 紐約公共圖書館總館三樓門廳壁畫一《帶著誡碑的摩西》。
圖9-2紐約公共圖書館總館三樓門廳壁畫二《中世紀的抄寫員》。
圖9-3紐約公共圖書館總館三樓門廳壁畫三《向美因茲議員出示樣本的古騰堡》。
圖9-4紐約公共圖書館總館三樓門廳壁畫四《萊諾鑄排機》。
和鍍金時代的抒情風格不同，門口的四幅是我這一代的國人都非常熟悉的現實主義作品。1940年紐約公共圖書館出版的官方資料顯示，這套壁畫的主題是“文字書寫的故事”，由四幅組成，分別是《帶著誡碑的摩西》（圖9-1）、《中世紀的抄寫員》（圖9-2）、《向美因茲議員出示樣本的古騰堡》（圖9-3）和《萊諾鑄排機》（圖9-4），分別對應著人類文字書寫歷史上的四次重要變革。面對玫瑰閱覽室左手邊的第一幅圖，對應的是在黏土或者石碑上刻寫文字的時期，畫著摩西因為族人不聽勸誡而怒砸石碑的樣子，石碑上是傳說中耶和華親手刻下并送給摩西以告誡以色列人的《十誡》。右手邊的第二幅對應的是人類用毛筆或者羽毛手工抄寫的階段，描繪的是中世紀的僧侶在修道院里，用鵝毛筆逐字逐句謄抄文書的樣子，這在十五世紀中葉之前的歐洲是常態(tài)；背景是戰(zhàn)爭的殺戮場面，以暗示歷史的記錄對人類的警示作用。順時針過來的第三幅，紀念的是西方活字印刷術的發(fā)明，畫面上描繪的是1455年的德國人古騰堡，正在向美因茲地區(qū)議員阿爾道夫展示用活字印刷術印成的《圣經》，阿爾道夫在古騰堡做實驗做得傾家蕩產時資助了他的生活。紐約公共圖書館藏有第一本橫渡大西洋蒞臨美國的古騰堡圣經，因為地位重要且存世稀少而備受矚目，1847年到達紐約港時，海關官員都被要求要向這本劃時代的印刷典籍脫帽致敬。最后一幅記錄的是美國本土在書寫歷史上的貢獻，畫面中萊諾鑄排機的發(fā)明者默根（Ottmar Mergenthaler）坐在機器旁，與《紐約論壇報》的里德（Whitelaw Reid）一起校驗剛剛印制出的報紙；而背景中的報童和布魯克林大橋清晰地交代著這一變革的發(fā)生地正是在紐約。這四幅畫是“命題作文”兼“政府工程”，壁畫家蘭寧（Edward Laning, 1906-1981）設計了草圖，1938年5月得到紐約公共圖書館董事會的核準，1940年4月完工并由市長揭幕。它們是美國歷史上一段非常時期所生產的大量非常產物中的代表。
鍍金時代三十年后的1929年，華爾街股災爆發(fā)，標志著美國陷入“大蕭條”，失業(yè)率飆升至百分之二十五，全球進入二十世紀時間最長、影響最廣、強度最大的經濟大衰退。為提振民心，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實施新政，于1935年至1943年，設立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政府機構“公共事業(yè)振興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1935-1943）”，由政府牽頭先后為八百萬人提供了工作機會，其中就包括資助由財政部主持的“財政救濟藝術項目（Treasury Relief Art Project,1935-1938）”。后者旨在通過公開招聘、審批、撥款等流程，為藝術家提供工作機會。前后有近五百名知名藝術家入選，為聯邦建筑物創(chuàng)作“體現美國風貌和時代精神”的壁畫和雕塑；而這些藝術家所需要的助手和相關勞務人員，則必須在 “聯邦藝術項目（The Federal Art Project，1935–1943）”登記在冊的等待救濟人員名單中選取，這是“公共事業(yè)振興署”直接主管的五個藝術項目之一，涉及壁畫、攝影、景觀設計和手工藝品等各類視覺藝術。
回顧這段歷史，不能否認政府這一系列的干預措施，在大蕭條的危機關頭，確實起到了提振經濟的效用，比如“公共事業(yè)振興署”八年間的項目獲益人數，高達八百多萬；僅“聯邦藝術項目”就維持了大約一萬名藝術家和手工藝者的生計，聯系其所在的家庭，這些項目的人道意義不言而明。然而，政府行為在文化藝術領域的歷史得失，也需要在時間的沉淀后，足夠理性地予以反思?！肮彩聵I(yè)振興署”設立的五個項目都是文化項目，不論是以視覺藝術為核心的“聯邦藝術項目”，還是“聯邦音樂項目”、“聯邦作家項目”、“聯邦劇院項目”和“歷史記錄調查項目”，它們的本質都是救濟措施，而不是文化藝術或者學術研究活動本身，盡管這些項目對于大蕭條之下的文化產業(yè)可謂“輸血急救”，也確實在全國范圍了建設了諸多的文化基礎設施，豐富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通過諸如廣泛的群眾性采風活動收集到前奴隸的口述史等珍貴資料，這些歷史性的貢獻不可忽視。
然而，不論是財政部的“財政救濟藝術項目”，還是“公共事業(yè)振興署”的五大工程，乃至類似的聯邦郵局的“聯邦郵局壁畫項目（United States post office murals，1934-1943）”都由于是政府行為，而不可避免地在動機上，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宣講和政治宣傳動員的色彩；在內容題材上，被限定了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和積極向上的藝術風格，至于個性化的藝術表達乃至當代藝術手法都被極其嚴格的政府審查制度給革除了，以至于像蘭寧這樣的著名藝術家，在紐約公共圖書館這樣典雅恢弘、藝術品位極高的建筑物里，也被束縛住了手腳；四幅偌大的壁畫，多少類似看圖說話似的“教科書”或者“宣傳畫”，拘謹得很。郵局、車站、劇場、社區(qū)活動中心……美國的聯邦建筑里，不計其數的壁畫，其實都出自像蘭寧這樣的大家之手，然而他們都消弭于千篇一律的畫面之后，姓甚名誰已然無所謂了。
圖10 哥倫比亞大學巴爾特圖書館大廳壁畫。
為了達成宣傳的目的，意象的拼湊也就在所難免。哥倫比亞大學巴爾特圖書館的大廳里，代表智慧的雅典娜女神用盾牌擋住煉獄中竄出的愚昧和貪婪；而信仰、科學和藝術的女神則引領著工農大眾升華（圖10）。這幅壁畫的作者薩維奇（Eugene Savage，1883-1978）可謂“公共事業(yè)振興署”的“御用”畫家，畢業(yè)于芝加哥藝術學院，耶魯大學藝術和建筑系的講席教授，絕非等閑之輩。然而，我的神啊，你沒有看錯，畫面的左下角，握著錘子的大胡子就是工人，握著蘋果的禿頭的就是農民；至于眼神，呆滯的就是工農，高冷的就是女神，翻白眼的當然是惡魔嘛。意思是蠻顯豁了，但恕我直言，這樣簡單粗暴的畫面，讓來自擁有“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之“優(yōu)良傳統(tǒng)”之大國的我，也感覺十二分的違和。
雅典娜真是好尷尬啊。
普天之下，政府的錢都不好拿。我們的大學、我們的文化機構，項目制和工程制仍然風行，甚至是唯一的正途。在紐約這個國際大都市的公共文化機構里，每每與不可回避又乏善可陳的現實主義壁畫們面面相覷，我總有非常現實主義的感傷。權力一張揚，個體就消弭，而被權力審查監(jiān)管著的藝術或者學術，還是不是藝術或者還能算是學術嗎？
2019年初的冬雨和今年一樣陰冷，2月我在格林威治村看了場電影《無主之作》（Never Look Away）,有德國制式的陰酷冷郁。雖然這并不是當代德國畫家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傳記片，但影射的痕跡無處不在。1961年柏林墻建成之前，里希特已經從當時東德的德雷斯頓藝術學院的壁畫班完成了碩士學業(yè)，其畢業(yè)作品就是陳列在德累斯頓德意志衛(wèi)生博物館樓梯層的大幅壁畫，大海航行中的舵手和巨幅紅旗是“蘇聯現實主義”風格在“全世界無產階級政權”里開的花結的果，實現了東德教授要求的“文藝要為政治服務”的宗旨。然而，里希特在29歲時還是逃亡西德，并在杜塞爾多夫重新就讀，而西德的教授反復警示他對所謂現代藝術的有樣學樣“這些都不是你”，直到他在真實相片的模糊模擬中，找到了最初的“面對真實、自我和記憶”的繪畫語言，從此步入當代藝術的自由之境。2020年3月大都會博物館布魯爾分館的特展《最后還是繪畫》（Painting after All），以作品為時間軸，展示了里希特藝術靈魂的掙扎與覺醒。在東德壁畫里，里希特是一雙無聲勞作的手；而現在，一幅幅畫作都是高昂著的尊貴倔強的頭顱。
是否可以說，在智性的時空里，成就某一不可替代的理念，可能是人類可以約略傲嬌的時刻？
圖11 紐約公共圖書館總館三樓門廳的天頂壁畫《盜火的普羅米修斯》
蘭寧畢竟是做過美國“全國壁畫藝術家協會”主席的。1942年，他在四幅現實主義壁畫所環(huán)繞的天穹上，完成了《盜火的普羅米修斯》（圖11）。至此，鍍金時代和大蕭條時期的美學，終于握手言和。在希臘神話里，普羅米修斯和雅典娜共同創(chuàng)造了人類，普羅米修斯用泥土塑造人形，而雅典娜則為泥人灌注靈魂和知識。違背宙斯的意志為人類盜火，普羅米修斯付出了被惡鷹啄肝的痛苦，他足夠被人類仰望，用火光引領人，并成為神行走在地上的驕傲。
圖12 紐約公共圖書館紀念建館125周年。大門南側的石獅“耐心”身后，是美神的雕像。
從1895年動議興建紐約公共圖書館算起，今年是該館建成125周年的大慶日子。在這一又二分之一個世紀里，被讀者借閱最多的居然是一本兒童繪本《下雪天》（濟慈，Ezra J. Keats，1916-1983），自1962年出版以來，一共被借出了485583人次。濟慈將城市生活和多元文化引入童書，他把黑人小男孩彼得設定為主人公，在初雪后的四鄰街巷里，捏雪球、滑雪、踩雪水，嘗試著所有沒有做過的新鮮事兒，最后“他抓了一把雪，壓得實實的，放進口袋里，預備著明天還能玩，然后走回溫暖的家。”
讓我們把這個好奇的小娃娃看作是一個朝氣蓬勃的隱喻吧。相較于西安、開羅、雅典這樣古老的城市，紐約在年齡上只能算蹣跚的小童。但她卻擁有也許是世界上最便捷和多樣的圖書館系統(tǒng)，且不說眾多的博物館、研究所和俱樂部都建立有私營圖書館，就說紐約市的三大公共圖書館就下屬公立免費的社區(qū)圖書館220家，其功能接近社區(qū)俱樂部。不論是借閱1875年善富神父翻譯的《瞽牧勸捐》，還是調看富路德夫人捐贈的1931年的北京門神與紙馬，或者就是去借個手提電腦查郵件、翻看最新版的報紙雜志，從沒有被要求出示過任何所謂的“單位介紹信”，不需要解答“我是我”這樣世界級的證明題。我因此熱愛這座瘋狂的城市，甚至認為她因此可以所向無敵，不妨傲嬌于世。
第五大道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大門前，是波特設計的兩只雄性石獅，盛年的沉著的君臨天下的樣子。兩只獅子原來叫做 “阿斯特勛爵” 和 “萊諾克斯夫人” ，借了圖書館創(chuàng)建者的名字；到了1930年，拉瓜迪（Fiorello La Guardia）市長將它們改名為 “耐心” 和 “堅毅” ，鼓勵市民以此等品格去迎戰(zhàn)經濟大蕭條。沒想到2020年初春，新冠疫情從武漢蔓延到了紐約，從3月14日開始圖書館被迫關門至今。 “耐心” 和 “堅毅” 從未有過地寂寞著，抱著書趴著，不響。（圖12）在意外、災禍和宿命降臨時，所謂鎮(zhèn)定，其實是“等待”而不是“期待”，也許不能改變任何事情的走向，但卻大略可以顯山露水，識人知事的。
因為“耐心” 和 “堅毅”的背后，有書。書，不迎不拒、不激不隨。
圖書館大門南北龕閣里各有一座大型雕塑，沒有兩只雄獅那么引人注目。南邊美神的頭頂，是一行安靜的句子：美是永恒的聲音和內在的話語，亙古彌新；而北邊力神的上面，模模糊糊地寫著：首要之義，乃是真相勝于輸贏。
下自成蹊，桃李不言。書亦如是。
2020年2月11日初稿于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沃森圖書館
2020年4月21日修訂于紐約林地公寓
以紀念去不成圖書館的世界讀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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