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多西方名宿用英文為一位中國學者出版賀壽文集，始于張伯苓，且至今仍很少見。
七十壽，五十年
南開大學創(chuàng)校校長張伯苓（1876-1951）的生平活動與教育思想已得到相當程度的整理與研究，而張伯苓本人及南開系列學校所受的美國影響也已逐漸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但較少人注意的是，張伯苓在接受美國影響的同時，其三次美國之行對西方世界也產生了相當?shù)挠绊?，且其影響深及于美國學界的中國觀。
其中，為祝賀張伯苓七十壽辰而出版的紀念文集There is Another China：Essays and Articles for Chang Poling of Nankai（《別有中華：張伯苓七十壽誕紀念文集》，下簡稱《別有中華》）既是張伯苓對美影響的重要體現(xiàn)，又是近現(xiàn)代中國教育對西方世界產生文化輸出的特殊一頁——標志著西方世界為中國學者編纂賀壽紀念文集的開端。此書之編纂過程，與張伯苓的海外交游亦密切相關，而且展示了一個事實：即使是在那個風雨板蕩的中國，也依然有張伯苓這樣能夠產生世界性影響、得到西方學界尊敬的文化人物。
1946年4月，旅美南開校友為慶祝張伯苓七十壽辰舉行晚宴，參與者有張彭春、嚴仁穎、陳省身、陳序經、老舍等
《別有中華》原版書影
1948年，在中美學界名流的推動支持下，紀念文集《別有中華》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附屬皇冠出版社正式出版，匯集十三位學者的十二篇論文，除胡適外均為對中國、對南開大學有相當了解的美國教授或社會名流。本書出版時，正值張伯苓投身教育五十周年。諸多西方名宿用英文為一位中國學者出版賀壽文集，始于張伯苓，且至今仍很少見。這足以證明張伯苓及其南開事業(yè)的世界影響。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寇炮擊南開，張伯苓四十年辦學心血幾乎被夷為平地。他轉到重慶堅持抗戰(zhàn)，除繼續(xù)辦學外，還坐鎮(zhèn)國民參政會，鞏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日本投降后，1946年3月18日，張伯苓自滬赴美，除治療攝護腺癥外，還得到美國各界名流、旅美南開校友、在美中國名流等的熱烈歡迎。張伯苓在美期間度過七十大壽，并受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張伯苓在美期間，致力于獲取美國資金援助，為南開復校提供支持，其七十壽誕英文紀念文集的編纂，亦與爭取美援有密切關系。本書出版說明即指出：所有營利“皆將獻予張伯苓博士，以重建其殘毀之學校。”
《別有中華》的編纂，前后大約三年時間。
抗戰(zhàn)剛剛勝利的1945年底，張伯苓七十壽誕紀念文集的編輯工作已經正式開始，主持者為張彭春，早期編輯小組有肖特威爾、胡美、孟治等幾位西方名流。
1945年12月，顧臨收到胡美的約稿邀請。胡美1945年12月27日致顧臨信云：“為了慶祝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七十歲生日，他的弟弟張彭春邀請肖特韋爾博士（Dr.Shotwell）、孟治和我成立一個編輯小組，為周年紀念準備一個紀念專集。我要寫的題目是《中國醫(yī)學五十年》，你可以寫《張先生與Y.M.C.A五十年》，介紹張伯苓半個世紀來積極工作為Y.M.C.A作的偉大貢獻。當然你也可以任意選擇寫的題目。”此處篇名皆含有“五十年”，或許此時編輯小組已擬將紀念文集命名為“五十年之新中國”，而最后收入《別有中華》的《近五十年的歷史》等文也可能在此時已經約稿甚至定稿。
所謂“五十年”，即指1895-1945年。這一時段除具有“湊整”的意義外，還代表甲午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時段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過程。張伯苓青年時代參加北洋水師，因為甲午戰(zhàn)敗，痛定思痛，投身教育救國。1928年的《南開大學發(fā)展方案》中也明確指出“南開之創(chuàng)辦與中國之革新，同以甲午之敗為動機”，因此“南開之演化，實吾國革新運動歷史之縮影”，除合乎此處的文集命名外，也早就是張伯苓的夫子自道。
中美文化合作的里程碑
1946年2月，著名的教育家克伯屈亦收到約稿邀請。克伯屈1946年2月12日日記言“開始研究張伯苓的相關材料，準備為紀念他而出的一本書中寫一章”。3月5日又記：“遇到了肖特威爾博士、胡適和張彭春（剛剛從英國返回，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中國代表），我們討論了即將問世的張伯苓一書，之后我們決定將書命名為《五十年之新中國》，副標題為：紀念南開的張伯苓，我認為在書中我敘述的最多，這頗讓我高興?！边@里證明克伯屈、肖特威爾、胡適、張彭春對此一紀念文集早有討論和準備，而此時克伯屈在紀念文集中占據重要位置。
4月，康德利夫致函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斯普勞爾（Robert G. Sproul），建議該校授予伯苓榮譽博士。在致校長函中，康德利夫并言及“將要出版的為紀念張博士七十歲生日的一本書”。
5月，編纂紀念文集的信息在國內稍稍流布?！督逃ㄓ嵲驴?946年5期有《張伯苓擬在美出書》的廣告，言：“據燕大得來消息：張伯苓在美計劃出版‘五十年來中國教育之趨勢’一書，孟祿、杜威、司徒雷登等學者均將著文參加，此巨著卷首由胡適作序，并撰張氏評傳。中美人士僉認此偉大著作，將為中美文化合作之里程碑?！?/p>
6月，胡適所撰評傳英文稿《張伯苓先生傳》（Chang Poling, a Biographical Tribute），與康德利夫（J. B. Condliffe） 《論南開的實驗》（On Nankai Experiment），共同發(fā)表于《中國雜志》（The China Magazine）1946年6月號。稍后合輯成《南開的張伯苓》（Chang Poling of Nankai）的小冊子。隨后，康德利夫應將文章改名為《南開經濟研究所》（The 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6月9日，南開校友在紐約為張伯苓慶壽，相關情況及紀念文集信息得到《大公報》駐美記者丹楓的報道，并先后發(fā)表于《大公報》天津、上海、重慶版。值得一提的是，丹楓即是曾擔任南開中學教員的章巽（1914-1994），他后來在復旦大學擔任歷史地理學教授。通過這份介紹，我們可以看到本書編輯的最初計劃。
《大公報》天津、上海、重慶三版略有差異，以內容最全面的上海版為例，其介紹如下：
著名學者十七人現(xiàn)時正在寫作慶祝張伯苓氏七十壽辰的文章。杜威博士寫序文；蕭德威爾寫中國的和平問題；德根寫五十年來中美派遣學生的經過；休穆寫五十年來的衛(wèi)生運動；吉爾柏屈里克寫“我向張伯苓先生致敬”；霍金寫精神與宗教影響；威爾伯寫中國在美國；何孔伯寫中華民國的發(fā)展；格林寫五十年來的科學進步；奧嘉德寫五十年來的經濟變化；白萊克斯里寫中美外交關系；胡穆爾寫中國對美國圖書館的貢獻；孔德里夫寫南開經濟學院；萊特寫中國的國際關系；司徒雷登寫中國教育的英雄時代；魏納克寫五十年來的中國史；胡適寫張伯苓傳。以上的論文將由蕭德威爾教授編成合訂本，書名為“五十年來的現(xiàn)代中國，為紀念南開的張伯苓校長作。”
此稿譯名多數(shù)為音譯，與通行譯名不無差別。筆者翻譯的《別有中華》中文版對作者譯名重新作了厘定。
相關信息可能是在張伯苓壽辰活動中公開發(fā)布的，應具有相當?shù)目尚判?。與最后刊行的《別有中華》相比較，雖大致相同，但篇數(shù)、篇名、篇次均有不少差異。
8月，胡美的文章也在紐約的英文《中國月報》發(fā)表。中文版由司徒美翻譯，題名為《張伯苓博士與中國醫(yī)藥衛(wèi)生進步五十年》，發(fā)表在1947年1月15日的《華北日報》上。譯者指出：“張伯苓博士在揚名海外的中國學者中是最杰出的一位。其他的學者或則以從事政治，或則以在外國出版著作進行講學而得到了外人的贊賞，而張伯苓博士卻既未曾在政府中得到一官半職，也沒有在外國下過自我吹噓式的工夫。他之所以能夠得到世界——尤其是美國——學術界一致的推許尊敬，完全是因為他自己以中國人的立場辦中國人的教育工作，而有了不可磨滅的成績之故。在一部分看慣了‘學而優(yōu)則仕’的中國學者的外國人眼中，張博士的不凡的操守與抱負是更能引起十分的欽佩的?！?/p>
此后，本書相關編輯情況難以考實，只能得知正式出版是在1948年，時間不晚于本年四月三日，書名也改為“別有中華”。
1946年6月，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博士學位的張伯苓
1946年張伯苓赴美治病期間與其弟張彭春合影
世界聲譽與中外人脈
就現(xiàn)有資料來看，《別有中華》的編纂，主要得力于張伯苓本人及南開學校的國際影響力。但同時，張彭春的早期工作與在美人脈也起到了相當重要的貢獻，且是紀念文集編纂的最初動力。以下嘗試對紀念文集早期參與者、撰稿者的南開因緣作一初步的考察。
中方三人：
張彭春。
張彭春為張伯苓的胞弟，是當時著名的外交家、戲劇活動家，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歷任南開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教務長、聯(lián)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等，聲譽滿中外。張彭春熟悉海外世情，并很早就意識到擴大國際聲譽對發(fā)展中國文化和教育的重要。1930年代梅蘭芳訪問美蘇兩國，張彭春是重要的幕后推手。同時，張彭春又是紀念文集編纂的發(fā)起者與早期主事者，參與撰稿者多與張彭春有較直接、密切的交往，其不懈努力是文集編纂的重要條件。前文已經引及胡美、克伯屈等人的相關論述。應順帶提及的是，張彭春在張伯苓受贈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方面亦起到重要作用，似可認為張伯苓晚年的國際聲譽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張彭春的支持。遺憾的是，目前所見張彭春相關史料較少，還很難勾勒出其具體運作形式。
孟治。
孟治作為旅美南開校友領袖，與張伯苓、張彭春長期保持密切聯(lián)系。作為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動家。孟治碩士畢業(yè)于哥倫比亞大學，1929年張伯苓在美期間，曾協(xié)助聯(lián)系美國知名人士孟祿、克伯屈、卡特等。1930年起任紐約中國之家和華美協(xié)進社（China Institute）社長，1933年被張伯苓任命為中國教育使團駐美榮譽主席，負責選拔清華學生留美工作，與中、美文化界名流均有深度交往。
張伯苓在美期間，華美協(xié)進社率旅美南開校友祝壽，皆由孟治主持。孟治參與文集編纂，主要工作可能是推動紀念文集的編輯與擴大影響。《別有中華》正式出版后，華美協(xié)進會亦有若干藏書。1948年紐約校友為張伯苓遙祝壽辰時，即將本書贈給楊肖彭等校友，攜回國內。
胡適。
胡適至晚于1922年已與張伯苓相熟，其傳文收錄入《別有中華》時，胡適將該稿更名為《張伯苓：一代師表》（Chang Poling: Educator），字句與初稿稍有異同，并依照紀念文集體例刪去小標題名，改為羅馬數(shù)字標號?！逗m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將修訂稿時間系于1947年。胡適直接參與紀念文集編纂，亦見前引之克伯屈日記，文中明確說明有胡適作序、作傳之事，但書名、撰稿人均有變化，或代表這一時期紀念文集的編纂產生某種變數(shù)，而由以克伯屈為主轉變?yōu)橐院m為主。胡適最終完成的撰稿為評傳，而序言改由司徒雷登撰寫。
國外六人：
肖特威爾（James Thomson Shotwell，1874-1965）。
肖特威爾是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系史教授，曾擔任美國歷史工作委員會主席、國聯(lián)國際文化合作美國委員會主席、聯(lián)合國協(xié)會理事會主席、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等。至晚于1929年東京泛太平洋會議時與張伯苓相識，隨后與南開關系密切。張伯苓獲哥倫比亞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很大程度上仰賴肖特威爾之推薦。1946年4月18日，肖特威爾致函哥倫比亞大學代理校長費肯藻（F. M. Fackenthal），建議授予張伯苓榮譽博士學位，并很快經哥大榮譽學位委員會討論通過。肖特威爾參與紀念文集的編纂，除前引文說明其參加撰稿外，《中國雜志》（China Magazine）所刊廣告亦特指肖特威爾為《別有中華》的主編，足證《大公報》的報道總體可信。但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最終并未收錄肖特威爾的紀念文章，且亦未在任何地方注明肖特威爾的貢獻。
胡美（Edward H. Hume，1876—1957）。
胡美是湘雅醫(yī)院的締造者，湘雅醫(yī)院院長，為紀念文集撰有《醫(yī)學今昔》（Doctors Old and New），蓋本于“中國醫(yī)學五十年”的最初題目而又有所擴充。然胡美與張彭春、張伯苓等之交游關系不甚清晰，為何成為編輯小組最早成員，尚有待于進一步的考察。胡美并邀請顧臨參與文集寫作，書信原文已見上引。
顧臨（Roger S.Greene，1881-1947）。
顧臨長期在中國擔任外交官，在哈爾濱曾與伍連德合作防治鼠疫，后來又參加洛克菲勒基金會中國醫(yī)學考察團，擔任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院校長。于1916年即與張伯苓相識，作為美國羅氏基金團（洛克菲勒基金會）代表來南開學校參觀、訪問，此后又續(xù)有合作。顧臨參加紀念文集撰稿是受胡美的邀請。胡美的命題為《張先生與Y.M.C.A五十年》。Y.M.C.A（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即基督教青年會，全球性基督教青年社會服務團體，1844年創(chuàng)立，1895年傳入中國。張伯苓1918年以來擔任該會之天津分會會長，1920年4月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大會主席。張伯苓與基督教青年會的交往可稱互利，張氏為青年會的中國活動與傳播提供了方便，而青年會也為張伯苓提供了美國資源，為南開學校獲得美國資助乃至贏得世界聲譽均提供了重要支持。胡美具有傳教士身份，以此向同具教徒身份的顧臨命題，或出于這一考慮。但顧臨在協(xié)和醫(yī)學院任職期間，堅持認為不應以宗教活動干涉學校事務，多次抵制洛克菲勒基金會對協(xié)和的宗教施壓，并因此去職。因此顧臨并未按照胡美的建議撰稿，而以介紹中國科學教育的題目表達對南開學校及張伯苓的尊敬，也就極容易理解了。
克伯屈。
克伯屈為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教授，張伯苓在美求學時受克氏指導，后將其教育方法實踐于南開學校。此后克伯屈長期參與南開事務，曾在南開大學被日軍轟炸時發(fā)表講話斥責。然而，紀念文集不僅未按此次討論結果確定為“五十年之新中國”，在結集之后更未收錄克伯屈的相關寫作?？伎瞬谌沼浿卸啻翁峒皩懽鳌坝兴M展”，張伯苓在美期間，二人亦多次碰面會晤。但1946年3月29日日記以后，克伯屈日記中似未再記錄寫作進度，其具體情況及原因猶待進一步的考察。
康德利夫。
康德利夫曾于1927-1929年前后來華訪問，并成為中國經濟學社會員，與南開經濟學家何廉、方顯廷等均有密切交往。據《張伯苓年譜長編》，康德利夫1946年4月29日致函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斯普勞爾（Robert G. Sproul），建議該校授予伯苓榮譽博士。此后，該校生物系教授李卓皓（Chon Hao Li）上書同議，亦出于康德利夫之囑咐。似可認為，伯苓受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榮譽博士學位，當以康德利夫之力為最大。在致校長函中，康德利夫并言及本書，1946年6月刊于《中國雜志》的紀念文章《論南開的實驗》，即最初為紀念文集而撰寫者。及《別有中華》編成，康德利夫的文章更名為《南開經濟研究所》（The 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而收入紀念文集。
司徒雷登。
前引廣告中指出，本書序言最初擬由胡適撰寫。而最終《序言》（Introduction）改由司徒雷登撰寫，可能出于對司徒雷登在美國影響力的考慮。廣告中提及“據燕大得來消息”“司徒雷登等學者均將著文參加”，或許暗示信息源出于司徒雷登方面。若如此，則司徒雷登亦是早期涉及紀念文集編輯的重要人物之一。
以上九人，多兼有學界精英和社會活動家的雙重身份，長期致力中美交流，不僅在文化界頗有威望，亦往往在國際組織擔任職務。又與張伯苓、南開學校淵源較深，交往多在二三十年以上，故能致力促成《別有中華》英文版之編纂與出版。
一年內的七篇英文書評
《別有中華》雖為紀念伯苓壽辰而作，并介紹了張伯苓和南開的教育事業(yè)，但內容非常豐富，關乎中國文化、政治、教育等各方面，實際上亦是一本介紹中國的論文集。這在賀壽文集中屬于常例，足以展示張伯苓事業(yè)、學問的博大。此書存世不多，但大陸兩岸及英美學者都頗加關注，并撰有介紹文字。
對《別有中華》的評論、研究、接受，首先是從本書內容出發(fā)，評論書內中國研究論文的水準。這集中體現(xiàn)于1948-1949年間的七篇英文書評，將它作為介紹中國的資料進行評論。故選評此書的多為政治學、經濟學、和外國事務門類的期刊，書評作者身份也頗多元。值得一提的是，選評的期刊中不乏《美國政治學評論》（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世界事務》（World Affairs）這樣歷史悠久的著名雜志。書評提到，本書相較當時許多介紹中國的出版物的更可貴之處，不只是作者陣容的知名與專業(yè)，更因為《別有中華》在當時相當罕見地對二十世紀中國現(xiàn)代革命的各個基本方面作廣泛的介紹，這是當時一般書籍和鋪天蓋地的關于中國的報道鮮有觸及的，評論者寫道：“此前還未有更真實的關于中國的專題研討出現(xiàn)過?！?/p>
對于這部書的價值，各篇書評著重介紹的篇目略有異同。鑒于本書涉及的中國話題之廣與作者專門程度之深，有評論認為“簡短的介紹無法給出恰切的評價”，也有評論認為本書并不是一部面向一般大眾的讀物，而更適合教授遠東現(xiàn)代史的教師、專門研究者或圖書館架藏。
結語：七十年前的“中國價值”
在中國研究的基礎上，進而有對“中國特色”“中國價值”的探討。早期英文書評已發(fā)現(xiàn)本書揭示了中國恒久的價值與貢獻。彼時所謂“中國的價值”，自然是站在英美為代表的西方社會角度，然而聯(lián)想到本書是因張伯苓及南開而起，這種中國教育實踐與“中國價值”之間的微妙關系，今日正可以表明張伯苓及南開教育在當日的特殊意義?？档吕虻摹赌祥_經濟研究所》即給出了更加具體的表述，文中說：“中國有甚多可得于現(xiàn)代化者，世界亦有甚多可希望于一個自由、獨立、強大之中國者。世界不需要另一個美國或者另一個俄國。世界需要一個全新的中國，留存中國特性，同時利用美國與俄國的知識。唯有那時，其他國家方能利用中國經驗中蘊含的智慧，以得裨益。”這段話可以說是對南開“土貨化”理念的精準歸納，也很可能即1928年他對張伯苓所說的“我要寫一些你不便宣揚的東西”。如果這一推論屬實，那么在南開篳路藍縷的初期，它展現(xiàn)的特殊意義已經得到了西方學者的高度重視。
當然，具體到本書，重點內容是對張伯苓個人及南開學校精神的致敬，這在書中胡適、司徒雷登、康德利夫等的文章中即有明確體現(xiàn)。一篇評論說道：“一個人的品質能喚起另一個世界里十數(shù)知識分子的致敬，這可以看做是對他所來自的民族的真誠敬意?！边@無疑是肯定了張伯苓在當時中美交流中的重要象征地位。
張伯苓與南開學校的品質何在？中國學界及南開校友則側重于關注本書所示之南開“公能”校訓。關注這一角度，是因本書雖為英文，但卻在書脊上印“公能”兩個漢字，故令南開校友及校史研究者倍感親切。本書甫一出版，《南開校友》（勝利復刊）即刊載書訊，并以“公能的中國”概括本書宗旨?！豆艿闹袊分赋?，英文書名所謂“另一個中國”，即指張伯苓的辦學理念和政治理想可以造就另一個具備公能精神（Public-Spirited&proficient）的中國。這一關注視角具有濃厚的南開立場，但卻也得到學界的認同——美國學者包華德認為：“紀念集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在混亂的政治軍事事件后面，還存在著另一個中國，富于人情而趨向進步，那才是活生生的重要事實?！睆埐叩牡赖率聵I(yè)與南開學校的艱苦奮斗，正是混亂背后“別有中華”的最好代表。換句話說，本書諸撰稿作者也正是以全面介紹“另一個中國”的方式，致敬張伯苓的生平與功業(yè)，而書評作者和早期讀者也都意識到了這一點。
張伯苓作為一位教育家（而非政治活動家或學者），為何能夠得到西方世界如此的重視？其中意味，頗有值得今日深思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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