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與非洲各國都已經(jīng)不再是革命的代表，反帝反殖民聯(lián)盟的修辭也已在當下失效，文學還能夠再次為我們提供關于“亞非”、關于“第三世界”、關于“全球南方”的想象嗎？我們現(xiàn)如今是如何又該如何進入非洲文學？
《世界文學》期刊2017年第1期推出非洲短篇小說特輯，選譯來自烏干達、肯尼亞、埃及及尼日利亞四國、五位作家的作品，特輯后對當代非洲文學述評中寫道，“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亞非拉’三個字讓遙遠的非洲走進中國……成功地占據(jù)了五零后和六零后的兒時記憶”，然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與非洲卻漸行漸遠。除了三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我們對于那個遼闊大陸上的文學所知甚少……”【1】。
對于非洲文學在中國的境遇，與“所知甚少”同樣呼吁我們思考的是這些“五零后和六零后的兒時記憶”在當代敘述中的缺席，上世紀中葉這場轟轟烈烈的亞非文學翻譯運動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中鮮有提及，亞非作家會議也沒有成為文學史書寫的對象，而今公共話語中的“非洲”與當初那個“憨厚、樸實且親近”的形象也已相去甚遠。在現(xiàn)象層面不斷重返60年代的今日，在中非關系進入新的地緣政治格局的當下，也許正是我們重新展開這段歷史的契機。
冷戰(zhàn)，文學與政治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不久，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美國的“鐵幕演說”拉開了冷戰(zhàn)的序幕。之后，隨著杜魯門主義的興起和華沙條約組織在1955年3月的建立，世界逐漸分化為兩個陣營。同年4月，第一次亞非會議，也就是“萬隆會議”，在印度尼西亞總統(tǒng)蘇加諾和印度總理尼赫魯?shù)某珜抡匍_。已經(jīng)獨立并“一邊倒”向蘇聯(lián)的中國也受邀參加，在會議上，周總理提出“求同存異”，以爭取超越意識形態(tài)的廣泛聯(lián)盟，并且同印度尼西亞簽訂協(xié)議，取消民國時期的雙重國籍政策，來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還有海外華人的顧慮【2】。然而，“冷戰(zhàn)”不僅僅存在于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等領域，文化和文學，作為一個看不見硝煙的前線，在“冷戰(zhàn)”以及之后的世界文化圖景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1955年萬隆會議
作為“冷戰(zhàn)”二元對立中的“一極”，蘇聯(lián)從上世紀30年代就開始增加對文藝活動的影響。1932年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的成立，設立了一種政治與文學創(chuàng)作結(jié)合的組織模式，1934年召開的第一次蘇聯(lián)作家代表大會更是將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樹立為文藝標準，提倡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原則。這種理念不僅在蘇聯(lián)內(nèi)部得以實施，發(fā)展成將文學創(chuàng)作完全意識形態(tài)化的“日丹諾夫主義”，還通過共產(chǎn)國際的活動，對整個左翼文學影響至深。1954年斯大林去世不久，第二屆蘇聯(lián)作家大會召開，會議上確立了黨對文學的領導。周揚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老舍、丁玲作為團員一同參與該會議。1955年，國內(nèi)的胡風整風運動開始。之后隨著中蘇關系惡化，加上“文革”的開始，中國與蘇聯(lián)的交流逐漸減少，并淡出亞非文學運動，而蘇聯(lián)對于亞非作家會議和組織的影響一直持續(xù)到80年代，這包括組織亞非作家會議，評選“荷花獎”和編輯《荷花》雜志。除此之外，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也承擔了聯(lián)結(jié)其他地區(qū)、擴大蘇聯(lián)影響力的作用，邀請一些作家訪問蘇聯(lián)。例如，肯尼亞作家恩古吉（Ng?g? wa Thiong'o）的《血色花瓣》就是在雅爾塔完成，南非作家拉古瑪（Alex La Guma）曾將自己在蘇聯(lián)的經(jīng)歷寫成游記出版。
肯尼亞作家恩古吉
相較蘇聯(lián)大張旗鼓的文化宣傳，美國奉行的文化政策則完全是另一種模式。正如一位英國工黨內(nèi)閣大臣所講，“好的政治宣傳是看著完全不像政治宣傳的宣傳”【3】。1950年成立的文化自由議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簡稱CCF）倡導文化自由民主、世界和平，卻于1966年被爆出在其成立和運作中受到了美國中情局的指導和資助。該組織在高峰時期在35個國家和地區(qū)存有分支，資助了包括1957年創(chuàng)刊的尼日利亞雜志Black Orpheus，1961年創(chuàng)刊的烏干達雜志Transition，1953年開始在倫敦出版的雜志Encounter等。CCF還在1961年雇用了流亡中的南非作家Es'kia Mphahlele作為非洲分支的負責人，也正是Mphahlele組織了1962年在馬卡雷雷舉辦的英語非洲作家會議(African Writers of English Conference)，邀請了當時幾乎所有著名的英語非洲作家參會。除了對于文學機構的支持，現(xiàn)代主義也被作為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反面在文學藝術中提倡。這一部分是由于蘇聯(lián)認為現(xiàn)代主義是資本主義腐朽文化，從而促使現(xiàn)代主義成為倡導自由和反專制獨裁的代表，另一方面也是現(xiàn)代主義所提倡的藝術表現(xiàn)形式使得作家和藝術家在“冷戰(zhàn)”兩極中間保持中立成為可能【4】。但同時，現(xiàn)代主義與社會現(xiàn)實主義的二元對立，貶低了大量左翼進步文學的文藝性和美學價值，影響了作家在具體文學創(chuàng)作中對政治議題的處理。阿契貝曾在一個講座中生氣地說道，“‘為了藝術而藝術’就是另一坨除過臭的狗屎”（art for art’s sake is just another piece of deodorized dogshit）【5】，否定將文學與政治分離的文學實踐。在美國境內(nèi)，“冷戰(zhàn)”對于大學學科和課程設置也有深遠影響。尤其在英語文學系，在二十世紀中旬流行起來的“新批評”和文本細讀的研究方法，實際上與當時盛行的“麥卡錫主義”和“冷戰(zhàn)”背景緊密相關。文學表現(xiàn)形式和美學研究成為流行，文本本身成為一個自洽的研究對象，而與文本相連的政治歷史批評則被相對淡化【6】。
亞非文學運動
在美蘇冷戰(zhàn)的大背景下，萬隆會議被認為是亞非國家在超越兩極、聯(lián)結(jié)“第三世界”的努力。會議結(jié)束后發(fā)表的《萬隆會議公報》提倡“（一）取得對于彼此國家的認識；（二）彼此文化交流；（三）交換情報”，這被劉禾稱為“萬隆會議人文主義”（Bandung Humanism）。其后開展的亞非作家會議、亞非婦女會議和亞非記者協(xié)會等，都是在此框架下的人文交流。1958年10月，第一屆亞非作家會議在塔什干召開。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席和當時文化部長的茅盾作為代表團主席率領周揚、巴金、丁玲、冰心、趙樹理等近20人的代表團參會。學者王中忱將這次會議和之前的準備置于當時的國際政治語境之中，結(jié)合史料指出中國作家參與亞非作家會議，會場上所應采取的立場、表示的態(tài)度和發(fā)表的言論, 都受到外交部門的指示。在此意義上，參會人員和參會本身即是納入到外交的范疇之內(nèi)。但也如熊鷹所指出的，由于成立初期的國情，中國并未與很多國家建立外交關系，那么中國作家協(xié)會在這些機構中所起到的作用，實際上屬于“民間外交”。不論是民間還是官方，王中忱和熊鷹都把參會作為一種外交形式，將中國作家視為國家的代表。這一方面由會議本身的性質(zhì)決定。在冷戰(zhàn)背景下，這些會議帶有很強的政治性。盡管亞非作家會議和亞非作家協(xié)會與萬隆會議及不結(jié)盟運動息息相關，然而蘇聯(lián)官方，或者說由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領導的蘇聯(lián)作協(xié)在其中起主導作用。蘇聯(lián)對會議的支持延續(xù)之前的共產(chǎn)國際主義傳統(tǒng)，增強了其在亞非的影響力。與此同時，當時剛成立的新中國有很強的外交需求。盡管中國當時已經(jīng)宣布獨立，但是并沒有受到西方主導下的國際體系的認可。因而聯(lián)結(jié)其他國家，取得外交上的認可，才能鞏固獨立的成果。
另一方面，王中忱和熊鷹的討論暗含的背景是國內(nèi)的文學機制，即和蘇聯(lián)相似的作家機構和組織體系。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在周恩來的號召下，成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簡稱“文聯(lián)”），同時，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xié)會在當時北平成立，簡稱為“全國文協(xié)”，成為“文聯(lián)”的下屬機構。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成立了翻譯局，負責譯文的選編和翻譯。1953年“全國文協(xié)”更名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簡稱“作協(xié)”。盡管該組織被定義為自發(fā)性的團體，但是其與政府以及政黨的密切關系，使得作家和組織本身并非也不能完全是個體性的表述。毫無疑問，中國作家代表團在亞非作家會議上，帶有強烈外交目的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實踐了劉禾“萬隆人文主義”中的人文交流，但是這種交流是在國家主導下進行，通常體現(xiàn)在甚至停留于國家層面上。
除此之外，自1956年的蘇聯(lián)“二十大”之后，中國與蘇聯(lián)在外交方面的差別也逐漸顯露。1958年亞非作家會議召開之際，中蘇關系惡化已有端倪。在1958至1960期間，蘇聯(lián)支持亞非地區(qū)的去殖民運動，但強調(diào)與西方社會“和諧共處”，保持現(xiàn)有的世界權力架構，而中國則支持亞非地區(qū)革命【7】。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參與亞非作家會議，聯(lián)結(jié)亞非地區(qū)進行反帝反殖民運動，大力翻譯和在海外傳播毛澤東文集以及被視為宣揚革命的文學文本，經(jīng)常被描述為與蘇聯(lián)爭奪輿論陣地或者劃分勢力范圍的行為。但是，這種表述忽略了非洲作家的能動性，如果從這一點出發(fā)，深入到非洲作家參與亞非作家會議的歷史細節(jié)，那么在中國視角下常被視為國家層面的外交行為中是否存在更復雜多元的互動？
《非洲存在》
1958年亞非作家召開之際，中國已經(jīng)取得獨立，但是，其他一部分參會的國家和地區(qū)仍屬于英法葡殖民地，處于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斗爭之中。這些反殖民斗爭力量也在尋求國際支持，文學作為冷戰(zhàn)的前線之一，也成為喚醒國民意識和民族獨立的途徑，但同時這些去殖民力量是否能完全被歸限于民族國家的框架下還有待討論。1958年參會的塞內(nèi)加爾（獨立于1960年）政治家迪奧普（Majhemout Diop，1922-2007）和作家桑貝內(nèi)·烏斯曼（Sembene Ousmane, 1956-2003），前者在1957年成立了非洲獨立黨，后者1947年從塞內(nèi)加爾偷渡到法國之后，因小說《塞內(nèi)加爾的兒子》（1957）而成名。兩人的作品和政論都曾在巴黎的《非洲存在》（Présence Africaine）雜志上發(fā)表或通過非洲存在出版社出版?！斗侵薮嬖凇酚?947年由阿遼那·迪奧普（Alioune Diop，1910-1980）在包括薩特在內(nèi)的眾多法國哲學家的支持下創(chuàng)立，吸引了包括艾梅·塞澤爾（Aimé Césair, 1913-2008）、利奧波德·桑戈爾（Léopold Senghor, 1906-2001）、理查德·賴特（Ricahrd Wright, 1908-1960）等眾多黑人知識分子供稿，甚至成為了二戰(zhàn)后黑人運動的重要陣地之一。亞非作家會議之后，《世界文學》和《非洲存在》兩個刊物均在1958年著重突出了該會議，《世界文學》9月、10月號推出了“亞非國家文學專號”（1958年9、10月號），《非洲存在》則在十月至十一月的22期上發(fā)表了法語版的《亞非國家作家會議告世界作家書》【8】。除此之外，《世界文學》亦刊登了多首譯自《非洲存在》雜志上的詩歌。如果說《世界文學》作為由中國作家協(xié)會譯文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機關刊物”，帶有強烈的官方色彩，那么《非洲存在》作為一個泛非主義雜志則超越民族國家的邊界，強調(diào)廣泛的去殖民運動上的國際聯(lián)結(jié)。
桑貝內(nèi)·烏斯曼
在1958年的塔什干會議之后，1959年亞非青年會議，1961年亞非作家會議常設委員會東京緊急會議，1962年在開羅第二屆亞非作家會議，1963年亞非作家會議執(zhí)行委員會會議等接連召開。除了會議上的交流，一些非洲作家應中國作家協(xié)會和中國亞非團結(jié)委員會的邀請，到中國參觀訪問。例如，安哥拉（1975年獨立）作家克魯茲（Viriato Clemente da Cruz，1928–1973）參加了1958年的塔什干會議，并于同年的11月和1960年八月訪問我國【9】。他的詩歌“十三陵的水”經(jīng)歷多個語言的轉(zhuǎn)譯發(fā)表在1959年《世界文學》雜志“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特輯中。盡管克魯茲的訪問屬于外交范圍，他與中國的接觸本身就說明位置的不同并沒有減弱雙方的互文和對亞非作家之間聯(lián)系的重視，以及反殖民、反帝國主義框架下增加亞非接觸和交流的努力。這些交流和互動展現(xiàn)出的是我國在亞非交流中的官方色彩，通過與亞非作家的交流來尋找同盟，擴大外交和國際認同?？唆斊澰?966年到北京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之后一直流亡在中國直至1973年去世，在此期間由于文革時期的政治立場他在1967年被迫退出亞非作家協(xié)會，并逐漸被排斥在亞非運動之外【10】。
克魯茲
除此之外，《世界文學》1964年7月刊在“世界文藝動態(tài)和文化往來”欄目曾記錄，1963年年底肯尼亞獨立，1964年肯尼亞作家聯(lián)合會主席加亨格里（Gitu Kahengeri）應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邀請到華訪問。
筆者于2019年有幸在肯尼亞采訪到現(xiàn)年已90多歲高齡的“茅茅”老兵加亨格里，他表示，肯尼亞作家聯(lián)合會這個組織并不存在，這只是為他前去中國訪問專設的理由和身份。在此身份構建的過程中預設了一個與中國相似的政治和文學的關系和組織。這實際上一方面說明了個體在當時的條件下很難有政治、經(jīng)濟條件實現(xiàn)地理空間上的流動，另一方面又體現(xiàn)了個人和國族之間的聯(lián)系有被政治敘述挾持的危險。正是由于亞非交流被定義在外交的層面上，非洲作家也被視為民族國家的代表，其作品和行為內(nèi)化到國內(nèi)的政治宣傳和國族想象，然而，正是在非洲被約化為反殖民和反帝國主義、亞非聯(lián)結(jié)的標志之時，其內(nèi)部的多樣性、異質(zhì)性和參與者的個體經(jīng)驗和命運在這種大背景下被簡化成了符號性的政治能指，甚至其作品的翻譯和展開也被限定在中國語境之內(nèi)，將翻譯文本與中國政治運動相聯(lián)系。
加亨格里（右）和司機。作者拍攝。
1958-1966年的非洲文學翻譯概況
《世界文學》（1959年更名前為《譯文》）作為建國初期唯一出版翻譯文學的期刊，從1953年創(chuàng)刊至1966年?？g介包括詩歌、小說、戲劇、民間故事等不同體裁的非洲文學作品近兩百篇，主要集中在亞洲作家會議之后即1958年至1964年間。除此之外，《世界文學》中還有十幾篇國內(nèi)作家撰寫的非洲文學的評論文章，以及“世界文藝動態(tài)”、“國外書訊”、“文化往來”等欄目中關于非洲文藝最新動態(tài)、中非文壇往來等簡訊若干。《世界文學》在這一階段曾推出多個非洲文學特輯，最早為1957年1月號的“埃及文學專輯”。為迎接1958年11月的第一次亞非作家會議，《譯文》在1958年出版了“迎接亞非作家會議”特輯之后，又在9月與10月發(fā)行“亞非國家文學專號（上、下）”，非洲文學的作品主要集中在9月份的專號上，其中包括“現(xiàn)代非洲詩選”7首詩歌，阿爾及利亞和南非聯(lián)邦的短篇小說以及埃塞俄比亞、西非的民間故事等。此后還有1959年的“黑非洲詩選”，1960年的“覺醒的非洲人民”等多個非洲文學特輯。
《松迪亞塔》
除了《世界文學》期刊之外，這一階段還曾出版非洲文學作品單行本近50種，涵蓋了包括埃及、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喀麥隆、馬里在內(nèi)的16個非洲國家的文學作品。與《世界文學》類似，這些單行本不僅包含小說、詩歌等經(jīng)典文學體裁，也關注民間文學的譯介，如《亡靈書》、《埃及古代故事》以及史詩《松迪亞塔》等。這一時期的非洲文學翻譯不僅覆蓋面廣、體裁豐富，也有一些處于文學生涯初期的重要作家進入中國讀者視野，如最為我們熟知的“非洲現(xiàn)代文學之父”阿契貝（Chinua Achebe），他的成名作《瓦解》（Things Fall Apart,1958）的部分章節(jié)刊載于《世界文學》1963年2月，完整的譯本譯自英國海茵曼出版社的原版，在196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高宗禹譯）。近半個世紀后，同一譯本又于2009和2014年先后再版，當下對作品的解讀與當時相去甚遠也更加多元，這一事實本身就為我們在更廣義語境中追溯國內(nèi)譯介非洲文學觀念的嬗變提供了線索。另一位值得我們關注的則是上文提到的桑貝內(nèi)·烏斯曼（Sembene Ousmane），他也是這一階段被譯介最多的非洲作家之一，除了《世界文學》上的多篇譯文，他的兩部小說《祖國，我可愛的人民》（1959版又譯為《塞內(nèi)加爾的兒子》）（O Pays, mon beau peuple! 1957）和《神的兒女》（Les bouts de bois de Dieu，1960）也分別在1961年和1964年出版。烏斯曼不僅是塞內(nèi)加爾的重要作家，也是非洲現(xiàn)代電影的奠基人，被稱為“非洲電影之父”，他于1962年至1963年在蘇聯(lián)學習電影，《世界文學》1964年3月刊還專門介紹了烏斯曼的“第一部非洲作家拍攝的影片”。如今國內(nèi)對他的關注側(cè)重于電影，對他的小說如《神的兒女》等非洲文學的經(jīng)典文本以及這些文本在國內(nèi)的翻譯還鮮有問津。
《亞非譯叢》
在更廣義的語境來說，這些非洲文學作品的出版與流通也連接著同一時期國內(nèi)對非洲認知的需要。學者李安山指出，建國后的非洲研究始于1950年代晚期，主要集中在民族獨立運動上，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對國外非洲研究的介紹所占比重很大。這一階段成立了若干奠定國內(nèi)非洲研究的重要機構，如中聯(lián)部直屬管轄下的亞非研究所，北京大學的亞非研究所等，前者的兩份內(nèi)部刊物《亞非譯叢》和《亞非資料》是當時中國學者了解國外非洲研究的主要渠道【11】。這一時期也出版了若干關于非洲的知識普及性讀物，如新知識出版社出版的《非洲地理》 、1957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非洲列國志》等。這些出版物展示了萬隆會議之后，中國對亞非地區(qū)增加了解和知識交流的意愿，但追溯這些文本的來源，會發(fā)現(xiàn)其中許多知識和信息譯自前蘇聯(lián)或者歐洲出版物。同時，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一個大的集合體被講述，內(nèi)部的差別并沒有得到具體的區(qū)分，而是作為反帝反殖民的國際主義代表。不僅僅有關非洲的文本翻譯出現(xiàn)，有關非洲的中文文學也逐漸進入視野。馮振文的《非洲魔術師》在1951年由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出版發(fā)行。作為短篇兒童文學，這篇科學童話將故事背景設置在非洲，通過將各種動物擬人化來描述生物和其生存環(huán)境之間的聯(lián)系，展示了非洲地理環(huán)境的多樣性。1965年海軍文工團話劇團編寫的《赤道戰(zhàn)鼓》在北京公演，支持非洲人民、尤其是剛果（利）的反帝反殖民斗爭。同年，北京人藝編排的話劇、后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剛果風雷》，海政文工團改編自《赤道戰(zhàn)鼓》的舞劇《戰(zhàn)斗，前進！剛果河在怒吼》，都以支持剛果人民反帝國主義、響應毛澤東《關于支持剛果（利奧波德維爾）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聲明》為主題?！冻嗟缿?zhàn)鼓》后由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成電影，并以連環(huán)畫、地方劇、報紙連載等形式的文本出版和發(fā)行。1965年7月10號的《人民日報》還發(fā)表了韓北屏的詩歌“奔流吧，剛果河！看舞劇《剛果河在怒吼》有感” 。除此之外，1965年湖南省民間歌舞團編排的《風雷頌》也以越南、剛果、多米尼加為敘述主體展現(xiàn)亞非拉反帝國主義斗爭。非洲的反殖民斗爭被納入到國內(nèi)反帝國主義的版圖之內(nèi)，增加國內(nèi)對于國家獨立和革命性的國族想象，但同時也被放置在從革命至民族獨立的線性時間線上，地理和時間的重合亦顯露了一種先進落后的歷史判斷。
非洲文學離我們有多遠？
在文化作為前沿戰(zhàn)場的冷戰(zhàn)壁壘中，文學交流與政治訴求彼此捆定，并非簡單的后者決定前者的關系，而是前者同樣反作用于后者。因而追溯非洲文學在中國的翻譯，是我們理解這個時期亞非運動、中非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我們今天重新再談起這段歷史并非為了呼喚抽象的“亞非團結(jié)”。一方面，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重訪這段歷史，我們需要注意政治意識形態(tài)裹挾的宏觀敘事所掩蓋的復雜性、多樣性和參與者的個體經(jīng)驗，從而順著這些具體的歷史互動所提供的線索，重新勾勒出其復雜的肌理。另一方面，在當前的地緣政治格局下，我們?nèi)绾卧谥蟹顷P系新的張力中反思和繼承這個遺產(chǎn)，從而打開一個空間，探討它可能給我們當下提供的啟示？
這個問題又將我們帶回非洲文學在中國的境遇。盡管60年代的這一互動過程仍囿于意識形態(tài)和民族國家的框架及知識權力結(jié)構的作用，非洲文學文本的流轉(zhuǎn)、翻譯與接受也受限于當時的國際與國內(nèi)環(huán)境，但中國與非洲文學的互動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路徑，去構建、聯(lián)結(jié)和實踐超越當時政治格局的另一種世界想象。當中國與非洲各國都已經(jīng)不再是革命的代表，反帝反殖民聯(lián)盟的修辭也已在當下失效，文學還能夠再次為我們提供關于“亞非”、關于“第三世界”、關于“全球南方”的想象嗎？我們現(xiàn)如今是如何又該如何進入非洲文學？以何種立場、何種語言進行對話和互動？誰或者在何種層面上來進行這種對話？文學作為當下非洲現(xiàn)實和個體經(jīng)驗的表達，我們?nèi)绾卧诒Ａ羝洚愘|(zhì)性和多樣性的前提下，去尋找主體間性的共鳴？這實際上不僅僅關于非洲，而且關乎我們對自己還有整個世界的定位、描繪和想象。也許這段被忽視的歷史可以提供一個視角、一種參照，去探索對話的多種路徑，想象一個具有更多可能性的未來。
【1】劉雪嵐，《遙遠大陸的文學景觀——凱恩獎所折射的當代非洲文學》，載于《世界文學》2017年第3期，第115頁
【2】Leo Suryadinata. The Rise of China and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7.
【3】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4】Peter Kalliney. “Modernism,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old War”.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76:3, 2015, pp. 333-368.
【5】Chinua Achebe.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London: Heinemann, 1975.
【6】Bhakti Shringarpure. Cold war Assemblages: Decolonization to Digital. London: Routledge, 2019.
【7】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8】“CONFERENCE DE TACHKENT (1 Er. Présence Africaine, no. 22, 1958, pp. 135–137. JSTOR, www.jstor.org/stable/24348481. Accessed 20 May 2020.
【9】【安哥拉】克魯茲，胡克敏譯?！妒澜缥膶W》1959年9月號，pp16-17.
【10】Sun Yuzhou. “Viriato da Cruz and his Chinese Exile: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2020.
【11】李安山，《20世紀中國的非洲研究》，發(fā)表于《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108-129頁。
作者簡介：
袁明清 德國拜羅伊特大學（University of Bayreuth）拜羅伊特非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張麗方 南非羅德斯大學（Rhodes University） 非洲與南南藝術研究項目，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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